《建元与改元》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7.00，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建元与改元》精选点评：

　　●作者对昭宣之间的霍氏专权以及王莽朝的年号与历法制度（尤其是那个预定了三万六千年中六千个年号的“上戊历”）的论述实在是太精彩！此外作者把《易林》的著作权归给了崔篆而非焦延寿，亦深得我心...

　　●文献学功底太过深厚，只能望洋兴叹，反正我是学不来的。文章锋芒毕露，尤其是陈直先生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为老人家默哀

　　●德勇真妙人也

　　●http://www.zggds.pku.edu.cn/004/讀的論文，從北大中古史中心網站上下的，不知出書 時候修訂了多少。在我看來，辛德勇先生的文獻功底、考據功力在當今文史學界絕對是第一流的，看著很過癮。其文往往如抽絲剝繭一般，通過勾稽史料，將一點小小的線索發揮到極致，常能得出重要的結論。此書也一樣，考索很是精彩。尤其是霍光秉政那一段，就像偵探小說一樣，步步推進，真好。但也是這一段，畢竟史料有限，要作這樣細緻的推進，難免會有許多推測之處。這些推測雖看來合情合理，但畢竟缺乏證據，或許難以服人。辛先生此書吐槽不少，很有意思。

　　●作者大概继承了他的老师黄永年先生的吐槽功力，在书中对陈直先生吐槽毫不留情

　　●好好看了看考据文章该怎么写。

　　●总体而言，这本书（汇集年号相关的论文）还是很有看头的，探究建元与改元背后的历史。作者在书里各种冷嘲热讽也是看点，历代名家也未能幸免。感到极度不爽的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几乎原封不动被搬到《海昏侯刘贺》（该书前半部则来自《制造汉武帝》）。重复出书，令人不耻。尽管书末脚注有提到，但。。

　　●很精彩。写《我读<建元与改元>一篇》。

　　●过瘾，条分缕析，作者的思路非常清楚明白，很具有说服力，但是还是得反思是不是真的那么具有说服力。

　　●草草翻过，不敢细读。题小而征引广博，相当华丽而传统的治史手法，处处展现名门之秀。确为发前人不意又能以小见大之处，建元与改元，确为两汉皇权正统之道，只在求新而立意稍逊，征引历代识变亦未加详解，困于新莽政权之自证，而乏时代之呼应，明其道法源来而乏其流去，又赞丕人物而不敢恭从，故传统之手段往往单论明而泛论稀，故如吕诚之师能造作断代者愈鲜，识见能及吕同辈诸贤者更无。另，中引陶元甘遗著，必有存稿，但大陆浩如烟海的图书馆系统究竟何时能全面自清，不敢求古籍完璧，近代先贤遗稿不亡没战乱，惟祷不付蛀毁。此书与去年所见仇胖徐帅两册风格相近，只是各方面都要高出许多，也算前二者承袭学风

　　《建元与改元》读后感(一)：三年号

　　地节，考证推究可信。太初，佐证资料份量不足，应更多以正史为据。莽新朝年号，得国不正，看王莽就是心虚的人，去周礼中找靠山；地名、官名等不停地改，于年号也是同一心理吧，规律小于随机。

　　是看黄永年老先生的那篇宪宗之死的文章，知道了黄的学生辛教授。黄这篇文章看得人大呼过瘾，辛教授也才气磅礴。

　　《建元与改元》读后感(二)：读《建元与改元》笔记

　　评是评不了的，做一下读书笔记。这部历史学著作从“年号”这一内容非常细小，但意义足够重大的问题入手，通过细致的考证，抵达了经学与历史的高度。

　　核心观点：古代中国，真正主动、积极、有目的使用年号来开启并记录时间，从而赋予纪年以政治意义，是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的。此后，西汉皇帝每隔六年、四年或五年开始进行有规律的更改年号（本书上篇）。汉武帝“太初”改制、汉宣帝“地节”改元，均和当时帝国的政治巨变密切相关，特别是汉宣帝不惜将已经沿用到第六年的“本始”年号倒推到第五年改为“地节”，一定和权臣霍光之死有关（本书中篇）。到西汉后期，随着儒家今文经学观念对帝国朝野的持续影响，年号的改变更是被赋予了更为重大的意义和寄托，直至王莽建立新朝，将“始建国”作为新朝永远沿用的年号，历史上一般认为的王莽“天凤”“地皇”等年号的记录是错误的，实际年号应该是“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本书下篇）。

　　相关背景：这本书最重要的背景，我觉得首先并不是相关的历史知识，而是西汉的经学史。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儒家今文经学的观点和帝国政治的关系：今文儒学在汉武帝时期作为统治工具开始渗入帝国政治；到昭宣时期“王霸杂之”，和帝国传统打个平手；到了元、成、哀、平时期则越来越主导帝国政治，真正成为经学，在西汉皇帝并未十分失德和昏庸，社会矛盾并未激化的情况下，推动了西汉走上“周公模式”的王莽代汉之路。可以说，经学是这一段历史最大的发动机。

　　重要年号之：太初

　　这本书分为三篇，每一篇解决一个关于年号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围绕着一个年号展开。第一篇是论述中国古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用“以年号纪年”。在辛德勇老师看来，首先要理清一个概念，即，什么行为才叫做“以年号纪年”。

　　在对古今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逐步罗列并分析了多种“改元”的现象：一是先秦的秦惠文王、魏惠王，他们均“改元”过，但并没有年号，改元的目的是“以王年代侯年”，也就是说，这两位以前只是公侯，后来称王了，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了，所以改元；二是汉文帝、景帝也改元，但也没有年号，史书上记载的中元、后元，都是后人追记，用来区分改元前后的。同时，这两位改元，是为了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以上这两类，在史学界并没有什么争议。既然连年号都没有，自然也不符合“以年号纪年”的概念。

　　第三种情况，难题在于汉武帝。汉武帝“太初”之前，史书上记载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六个年号，但这些年号，哪个是第一个年号？从古至今，聚讼纷纭。

　　辛老师这本书就针对这个问题展开分析，分别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献寻找答案。比较容易的，是通过《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文献的分析，确定汉武帝每六年改元一次，但均没有年号，到第五次改元的第三年，则对前四次改元进行了追记，也就是后来史书记载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作者进一步发现，在第五次改元之后的第四年，也对第五次改元进行了年号追记，也就是后来史书记载的元鼎；第六次改元的半年左右，又对第六次改元进行了追记，也就是元封。

　　这是作者通过大量史料进行分析，对前人观点进行辩驳的结论。但在辛老师看来，这六次改元虽然均有年号，但都是后来追认的，不是为开启新时代确定的。且年号的体例一致，均带有一个“元”字，除了最初的“建元”外，其余五个都是“元”字加一个当时发生的祥瑞。因此，这第三种情况，也不算是“以年号纪年”。在这前六次的改元期间，年号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只是一种方便后来记录的工具。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以年号纪年？这就是辛老师说的第四种情况，即，赋予改元、年号重大的政治意义，抬高皇帝纪年的重要性（相应降低诸侯王纪年的重要性）。在汉武帝，正是在元封七年，他“改正朔、易服色”，将每年的开始由夏正十月改为正月，发布了《太初历》，同时改元为“太初”。这一系列的举措，标志着改元并确定年号成为了帝国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之一，而且，从太初开始，汉武帝一朝的改元频率从原来的六年一改，变成了四年一改，也是极为重大的政治变化。

　　因此，辛老师的观点是，“太初”改元确立了延续至清朝的年号纪年的基本规则和框架，改元的意义被拔高了，年号的内涵更深刻了。

　　重要年号之：地节

　　在第二篇中，辛老师首先对一些出土文献如边疆的简牍中“纪年超长”现象进行了讨论。所谓“纪年超长”，是说某年某月国家已经改元了，但因为古代通讯手段不发达，一些边远地区不知道，就会继续沿用从前的年号，一般会超长一到数个月。学者可以据此推断一些年号颁布的具体月份。

　　但是，辛德勇发现，汉宣帝的“本始”年号使用的时间太长了，王国维在敦煌汉简中发现了本始六年三月的记录，这是目前发现的本始最晚的实例；而下一个年号“地节”最早的实例，则是居延汉简“地节”二年六月的记录。

　　这就奇怪了，因为正史里记载，本始五年就已经改元为地节元年了。

　　就算再偏远，也不至于拖延一年多，而且敦煌等地并不算太远，而且说不定还有没出土的更晚的“本始”记录或更早的“地节”记录。因此，此中必定有问题。

　　比较佩服辛老师的，正是这一点，他通过大量文献的分析，特别是根据宣帝时期权臣霍光的卒年地节二年三月，大胆的认为，是因为汉宣帝熬到了霍光死，自己真正掌握朝政，于是在“本始六年”追记上一年为地节元年。这才会出现“纪年超长”达一年的现象。

　　其实，很多读宣帝时期史料的读者，都会比较容易的猜到此次改元和霍光之死相关，但是，只有学者才能通过大量史料去证明这个猜想。虽然我个人认为，仅凭改元的时间就确定此事与霍光有关，还不够充分，毕竟不是直接证据，但旁证太多，也不得不予以采信。

　　重要年号之：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

　　在通行的历史教材里，王莽的年号是始建国、天凤、地皇这三个，一直以来，一般读者，包括我，会觉得这就是王莽时期的三个年号而已。但在本书第三篇，辛老师通过大量出土文献，以及对正史里一些语焉不详的记载的推理，结合宋代叶梦得一则相关笔记的再思，发现了一个现象，即，王莽时期的第二、三个年号，在当时是写做“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的，之所以后来没有了“始建国”这三个字，是因为史官的省略加上后人的忽视，随着时间久远，后世连专业学者也误认为就是“天凤”“地皇”了。

　　旁证则是，汉哀帝的年号“太初元将”在史书中常常写作“太初”；汉光武帝的第二个年号“建武中元”则被写作“中元”。这些省略在当时或许不会引起什么误解，可一旦时过境迁，年号的原貌就会迅速被忘记。

　　其他问题：

　　本书的结论虽然看似清楚简单，但篇幅很长，因为需要大量枯燥的考证工作。对此，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金石简牍的态度是不迷信、不盲从，即使有些伪造的金石材料得到了像陈直这样“以金石衡正史”闻名的大牛的背书，作者也毫不介意，对陈直等人不精审的态度进行批评，指出这些材料是如何作伪，令读者觉得真是过瘾和紧张。

　　通过辛老师的分析，也根据近些年的一些事情，我们会发现，事实上，现存许多所谓地下材料特别是金石，伪造甚多，用来对照传世史料，确需十二分谨慎，即使大学者甚或不免。

　　《建元与改元》读后感(三)：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中的各种吐槽

　　买了好几本辛德勇的书，但之前只读过《读书与藏书之间》，并没有很特别的印象。近日读他的《建元与改元》，即刻膜拜！作者读书之博、考辨之精，让人惊异。尤其激动的是那种千回百转的辨析简直令人不忍释卷，而书中对古今中外学者的各种吐槽，太欢乐了，我怀疑作者是不是练了千人斩神功？按捺不住自己的八卦心性，我不得不抄录以吐槽为主的部分内容如下，加以简单的文字说明，以保证自己不要被读书的欢乐憋伤。

　　书中对以金石器物研治古史，采取审慎的态度，对盲目以金石器物治史者多有反省和批评，其中，被批评得最多的，当数陈直。如：

　　吾辈若是援据传世旧砚铭文来研治史事，于审辨真伪这一环节，不能不慎之又慎。就普通文人或是古玩藏家而言，似此伪铭，或许不太容易分辨，但对于今天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来说，像刘敞这样通过年号和官制来拆穿赝品的面目，本来是最基本也是最简单不过的办法，而陈直等人长久以来竟能深受蒙蔽，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第83页第13—18行）

　　昔王国维总结宋人的金石学成就和治学方法，称誉其“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便是将“据史传以考遗刻”看作是“以遗刻还正史传”的必备前提。不言而喻，传世基本史籍，在与金石文字相互印证的过程之中，乃是居于根本性的核心地位。虽静庵先生矜慎若此，间或亦尝为赝造者所蒙蔽，那些因深耽笃嗜而偏恃金石铭文以从事撰述的学者，更容易忽略“据史传以考遗刻”这一首要环节，从而上当受骗，导致学术研究误入歧途。

　　在这一方面，近人陈直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自言其倾心着力之处，在于“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亦即以金石证史，书中搜罗引证古器物与金石铭文，为数甚夥，于研治秦汉史事，自然助益良多，可是，却因未能妥善处理好史传与遗刻之间的正偏主次关系，而对金石材料疏于考核审辨，留存有诸多这一类缺憾。（第241—242页）

　　陈直所说，诚可谓不识高低轻重。（第347页倒数第3—4行）（按：这是批评陈直将年号前冠有“都”字的砖瓦铭文中的“都”解为“都司空令”之省文时所言。）

　　陈氏在民国时期撰著的《摹庐藏瓦》，已经著录过此瓦，并谓一直随身置放，而后来撰著《关中秦汉陶录》，考述同瓦，则谓之曰“科学院所藏”，首尾枝梧若此，个中缘由，也引人思量。（第391页倒数第4—7行）（按：这是在谈到陈直著录的“天凤四年保城都司空”瓦时所言。我怎么觉得话中有话呀！）

　　陈直之外，还有大量学者入围，如：

　　至于沈约能够较袁宏、范晔诸前代撰述者更为准确地记述这一年号，应主要与他们个人素质的差异有关。盖袁宏、范晔辈原本皆浮薄文士，在从事于东京史事撰述之前，都完全没有治史的经验，更欠缺史学家之沉潜谨严。（第291页倒数第1—4行）（按：这段话之后有对范晔、沈约个人素质的分析。）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时划定的三十六郡，是秦代郡级政区设置演变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标准时间断面，从而也是研究秦代乃至西汉时期郡级政区设置动态变化极其重要的基础。针对这一问题，传统的研究路径有两种：一是如全祖望、王国维、谭其骧等，通过勾稽考证《史记》、《汉书》等史籍中的零散记载，来拼凑其初始形态；一是如钱大昕等人，利用《汉书·地理志》所述及的“秦郡”作为线索，来揭示其整体格局。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确认，前者思路完全错误，是根本行不通的；后一种方法，思路虽然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由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存在问题，本来就不足以全面反映这一设置，故所做论说存在着明显的破绽，完全无法弥缝。（第243—244页）

　　清代流传有所谓“会仙左石亶题字”拓片，其刻石时间题作“元光二年十月”，清人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祛伪》中已断然斥为伪刻，陈垣编著《道教金石略》，却反而依据陆书将其赫然列置篇首，即应怀揣与陈直类似的心理。（第100页第2—5行）

　　陈槃一则不痛不痒地评述云，此乃“始建国之号仍沿用不废”，系“以即位初元冠于新历之上”，二则只是说其“旧年号或系或不系，虽当时臣民之书既然矣”，就连洪适等人早已讨论过的究竟是朝廷颁布的正式年号抑或民间“习俗相尚”的用法这一基本问题，都丝毫没有触及，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第307—308页）

　　盖从事历史研究，明学理易而治史事难，具体研治某一史事时，每个人都难免会因偶然的障蔽而陷入认知的盲区。（第56页第8—9页）（按：这是在批评严耕望能辨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文字脱误，却未能发现原因相同的《史记·封禅书》元鼎三年追记年号事的文字脱漏之后谈到的。）

　　与古泉研究者只看钱不论简的情况有些相似，作为简帛研究专家的张德芳以及因闭门研读汉简而触及相关问题的李蕾，则是只论列木简，不管铸钱陶范，研究的视野，同样有很大局限。（第127页第7—10页）

　　在既未对作陈梦家已有研究做任何说明、同时也没有将陈氏《汉简年历表叙》列为参考著述的情况下，号称“以简文为依据”，推定若干改元月份，其结论与陈梦家所说高度雷同。尽管薛英群等人这种论文写作方式，殊为令人费解，不过却可以看出，陈梦家提出的这一研究方法，大体上仍为当今汉代简牍研究者所认可。（第128页第12—17行）（按：开头的“在既未对作陈梦家”中“作”疑为衍字。这是对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合著《居延新简释粹》，简文注释前所写《甘肃汉简的学术价值》一文展开的议论。这怎么有点像是在说该书有抄袭的嫌疑？）

　　书中还有不少很有意思的议论，是针对一些历史人物、现象，或者研究方法而来。如：

　　这些出身微贱的人，因为需要更多仰赖人主，向上攀附，所以才会对其恭敬侍奉，并严厉克制自己的私心和性情，所谓小廉曲谨，便辟侧媚，正是这一类人的共同特征。但神智正常的人谁也不会甘为奴仆，这种人一旦大权在握，必然更能作威作福，满足压抑已久的欲望，这是中国官场上贯穿古今的通例，霍光则可以说是其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第185—186页）

　　加之广陵王体格壮硕，力气之大足以扛鼎，甚至能够“空手搏熊彘猛兽”，一旦触怒龙颜，毋须刀斧手出面，自己就能轻易解决他这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当然没有勇气冒险。（第201—202页）

　　拍马屁本是为升官发财，谁也不想光着头皮去边塞种庄稼地，震怒之下，吓得“从此群臣不敢复言”。（第354页第7—8行）（按：这是写到建武三十年群臣上言光武帝，建议登封泰山，被光武帝斥责，辛氏所作议论。）

　　符命是真是假，彗星是天凤现形，还是恶气降世，信不信由你，心知肚明就是了，但是皇帝老子要自助出行这种门面话，没有哪位大臣会信以为真。（第356—357页）（按：这是辛氏论及王莽下诏准备“自带干粮和行李”巡狩时的议论。）

　　研究历史问题，对出自贩夫贾竖之手的所谓前代金石器物，更应当持以审慎，需要像刘蜕、张策和薛季宣诸人一样，首先充分重视传世典籍所记述的基本史实，而不宜简单地惟“文物”是崇，以为只要在残砖断瓦上搜寻到片语只字，就都可以用来订正金匮石室之书。（第77页第6—10页）

　　在大量伪作的秦汉砖瓦铭文当中，这件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因其几乎无所不假，完全称得上是一件顶级赝作样品。就这一意义而言，其文物价值，不仅不在寻常真品之下，而且还应该再提高一些，方才与其身份相称，至少在研究和利用这一时期的纪年砖瓦铭文时，生生徒徒，不能不永宝其用。（第376—377页）（按：怯怯地问一声：辛老师这段话算是高级黑么？）

　　抄录了这么多，都不是我最为鸡冻的，真正亮瞎了俺的狗眼的，其实在书中第98—99页。在讨论伪造的纪年器物时，辛德勇谈到王恩田编著《陶文图录》著录一陶质“元狩二年八月大司空督造未央宫万岁殿”铭文，其中“大司空”应是伪造者由“都司空”一名编造而来，两者性质和职能完全不同，而且，大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名而来，其改名时间，已迟至成帝绥和元年，在汉武帝元狩二年的时候，汉朝汉根本没有‘大司空’这一官职，又何以会有其人出面‘督造未央宫万岁殿’之事？真是活见鬼的事情”（第99页第14—17页）

　　没错，“真是活见鬼的事情”这一句让整部书刹时亮了！不管你认为这部书在年代学上取得多大的成就，我都会说，那是肯定的，但是，里面不会有一句比这句话更精彩！如果，有一天，我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证中，突然忍不住冒出类似这样的话，我相信，那时候真的是死而无憾了。

　　鸡冻之余，还有小小的快乐，我注意到书中存在几处疏误，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放地赶紧写下来：

　　一、第43页倒数第1行，“司马廷”应是“司马迁”之误。

　　二、第52—51页，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记述，其中有“元朔七年冬”一句。辛氏认为：“‘七年’云云，必定是直接来自当时档册。”（第51页第1—2行）辛氏本来是要以此指出其他学者“存有武帝自登基起即有规律地六年一改元的错误观念。”（第49页倒数3—4行）但在分析之后，却说“这是武帝登基后即固有六年一改元制度的铁证。”（第51页第8行）后面这句话的原意恐怕应该是“这是否定武帝登基后即固有六年一改元制度的铁证”？

　　三、第88页第10行，“汉武帝元鼎六年九年辛巳”应是“汉武帝元鼎六年九月辛巳”之误。

　　四、第123页倒数第7行，“干支纪年之戊申年”似是“干支纪年之壬子年”之误。

　　五、第137页第6行，“缓和元年正月”应是“绥和元年正月”之误。

　　六、第387页第8行：“汉武帝光六年或汉宣帝地节元年”应是“汉武帝元光六年或汉宣帝地节元年”之误。

　　好了，就写这么多！

　　《建元与改元》读后感(四)：转 陈晓珊：《建元与改元》:历史学的本格推理

　　在这瞬息万变的人世间，真实的生活常比虚构的故事更富想象力。经过千百年沉淀的历史更是如此，时空的变迁为往事增加了神秘感，消磨在岁月中的证据让实情更加扑朔迷离。或许在不期而至的某一天，沉睡千载的物证破土而出，指向青史中毫无关联的过客，让早已被人遗忘的旧事再起波澜。

　　这就是历史为人们布下的谜局。它任由朝堂里演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又将真相深掩在宫墙之间。那些破碎的线索散落在人间的每一个角落，直到后世的治史者将它们捡起，拂去土痕与锈迹，片片甄别，拼接，聚合，终于勾勒出原本的清晰模样。

　　《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学的推理世界。面对着时空设下的谜题，开始一段段光怪陆离的破解之旅。而最初揭开冰山一角的，或许就是某个尘封角落里断续的只字片言。

　　百年之前，在一枚敦煌发现的汉代木简里，出现了诡异的“本始六年”。史书中早有记载，汉宣帝的本始年号只使用了四年，这第六年又是从何而来？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天子的年号如同日月轨迹一样权威而精确，一朝改元，天下奉行，没有人会拒不听命，也没必要去刻意混淆。而一旦年号错位，其中很可能就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内情。

　　唐穆宗弑父与北齐高湛杀侄在书中述及的前人作品里，曾有一位唐代赵姓女子的墓志在西安出土，铭文里出现了史书中从未记载过的“永新”年号，钩沉之后，竟带出了千余年前唐穆宗弑父夺位的一段隐事。匆匆改元又反悔的唐穆宗本想将仓促颁行的年号与弑父的往事一同抹去，然而改得了官修的史书，却改不了已然埋入黄土的民间墓志，碑铭中的永新年号随逝者长眠地下，千载之后重现人间，让尘封的遗事水落石出。

　　作者又有一文，讲述北齐皇帝高演壮年早逝，将帝位传给弟弟高湛继承。但几年之后，高湛将高演之子、昔日太子高百年虐杀，太子妃恸极绝食，月余而逝。千余年后二人合葬坟茔重见天日，却发现墓志中太子妃的逝世时间在百年太子之前一年，而高百年的逝世日期也向前提早了几个月。一番研索之后，颠倒的年月恢复原状，事件的原委，竟是因当时妖异频现，高湛为了禳灾杀死昔日太子，而墓志中有意混淆的时刻，也是为了祈求生人平安。

　　错乱的时间顺序，往往是掩藏事实的最佳屏障。生死的时刻，诏令的先后，甚至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都可能成为惑人耳目的迷雾，而真正的事发时间、地点和背后的隐情，却往往被深埋在这错位的时空之中。

　　幸运的是，在这个常以历史为信仰的国度里，关于时间的记载无处不在，它们便成为后人得以解开谜题的契机。这些记载可能出现在官修的史书和民间的笔记里，也可能出现在庙堂的重器和店铺的商品中，还可能出现在墙角的城砖和荒郊的墓碑上。

　　书中自有罗生门

　　在古人留下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关于时间的误导。铜器上的年代铭文可能是决定制造的年份，而非实际铸成的年份;公文里的日期可能是若干年后的追记，并不能视作确凿的现场证据;竹简上的文字可能是掩藏千年的真相，也可能只是古人闲时的信手涂鸦。更不用说商人们有意制造的古物赝品与自撰铭文，更会时时干扰视线，让原本已经纷乱的头绪更加错综复杂。

　　还有那些本应精确无误的年号，也可能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出于事后的追改。譬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汉武帝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就是多年后的重新追记与创造。又因地域辽远，从长安出发的诏令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才到达敦煌，所以边陲小镇出土的文书里，往往会看到滞后的时间记载。而那些本应值得信赖的史书们，或许也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悄然改换原本的模样。

　　在文字流传的过程中，每一个勤奋而自信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成为证据的毁灭者。面对世代相传的史书，阅读者、传抄者和刊刻者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自行修订文中的记载。还有那些整理典籍的硕学鸿儒，习惯批注文字的藏书家，以及希望字句更流畅的书商们，都有机会调整前人的文字，却常在不经意间抹去最关键的线索。

　　所幸在很多时候，传世的文字并非只有一种，此书中被修改的原貌可能保存在另一种典籍中，于是取此书一字，取彼书一句，几相对照，或许也能渐渐勘明事件的原委。

　　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没有先知会预示答案，冥冥中也不会传来神明的天音。证据越多不一定就越接近真相，反而有可能被各种无用的线索误导，走入无法辨识方向的泥沼。主流的声音未必就是真相，那也可能是因袭千百年前的舛错，从而使谬误万世流传。面对纷乱繁杂的线索，惟有靠推理者自己去思考，去推测，去判断，从全无路标的茫茫迷雾中寻出真正的方向，一步步接近谜局的核心。

　　汉宣帝改元之谜的谜底

　　按照之前的惯例，新君的改元周期应该与故君有所不同。既然汉昭帝每六年改换一次年号，那么后来即位的汉宣帝就应该改变间隔，以四年为改元周期。但宣帝即位四年，改元的日子却迟迟未至，直到两年之后，汉家年号才从本始改为地节。然而时空从此移位，本始五年和本始六年在人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地节元年和地节二年。

　　本始年号的最后两个年份，就这样黯然从史书中隐去，有关那几百个昼夜的一切，后来都被追记为地节纪元。所有痕迹似乎都被刻意抹去，仿佛有无法言说的秘密降临人间，让那段岁月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追改年号的那一年，长安城里确是悄悄换了人间。辅政近二十年的大将军霍光病逝，他曾经承武帝遗命，主持汉家内政外交，也曾经主导立帝废帝，先后辅佐三位少年天子，曾用名刘病已的汉宣帝刘询便是其中之一。在霍光看来，宣帝与此前的昭帝并无不同，自己的辅政地位一如既往，因此每六年改元一次的惯例，自然也无需改动。

　　那是一个以纪元为权威的时代，既然连年号都无法更改，天子的威仪也名存实亡。然而本始六年，霍光去世，昔日阴霾一朝散尽，汉宣帝迅速重建每四年更换年号的制度，改元地节，追改之前的本始年号，用隐晦的方式昭告天下，属于刘家的时代重新开始。

　　霍光逝世后三年，霍氏一族尽灭。第二年，宣帝再度改元，号为元康。自此之后，栖身于他人阴影下的岁月与本始纪元一同消去，地节年号伴随刘询走上历史前台。从元康开始，属于宣帝的时代真正来临，他励精图治，成为武帝之后最耀眼的汉家天子。

　　这就是那段消失的时间背后的故事。至于追改年号的真正用意，史书中并不曾明言。名为本始的时光也许是刘询心底最悲怆的岁月，如同每一个胸怀大志，却又必须暂居人下的少年皇帝一样，他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时刻观察着霍光的表情与行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那一年，霍家悄悄联络了为许皇后诊孕的宫廷医官。那一年，来自民间的刘病已永远失去了同经患难的妻子许平君。本始末年的未央宫里，权倾天下的霍光步出朝堂，却看不到自己身后，年轻的汉宣帝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绝决冰冷的目光深入骨髓，寒彻天地。

　　探究谜局背后的世界

　　在关于年代的谜题里，给时间定位并不是探究的尽头，观察谜局背后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终极目标。

　　秦始皇曾经禁止祭祀从西方升起的金星，那是因为平定六国之后，他已从西陲的君王变成东方的皇帝，因此由西方升起的金星不再是守护秦国的神灵，却变成了西方匈奴的护佑者。

　　汉武帝创立年号，看似集神异之大成，同时却削减关东众诸侯王领地，让天子直属的关中地域更加辽阔，而年号的创立，其实也只是树立天子权威的举措之一。

　　两千年前的谜题一旦破解，古人的想法也不再神秘。那些看似怪戾乖张的举动，通常只是在当时的家国困境之中，掩藏在神异外衣下的种种努力。而宫墙里的刀光剑影，朝廷中的怒涛暗流，在给民间带来短促或深远的变化后，也终会化作后世渔樵们的种种闲谈，直到千百年后，锄犁无意间唤醒沉埋地下的往事，让世间从此又多一段传奇。

　　作者授课时曾有比喻，历史中隐伏的线索如同沉睡的彩色精灵，深藏在海底的每一颗神秘水晶球中。每当苦虑终解之时，思路触及之处，紧锁的水晶球豁然开启，苏醒的精灵逐次浮上海面，恍若珍珠连缀成串，辉映于天水之间，昭然白日，华彩流光。

　　这是独属于治史者的推理体验。历史总在不经意间铺设陷阱，又常有意无意将启示送到后人面前。隐秘的往事如同置于暗箱之中，外人虽难以得知其中的纠葛，但箱中藏不住的是天下大势，真正的缘由总会从当事人的施政举措和朝野反应中看出端倪。所以不必遗憾历史常失却真相，因为那真相可能就藏在颁行天下的每一道诏令中，藏在每一片秦砖汉瓦间，藏在每一个百姓的离合悲欢里，成为流传千古的痕迹，纵然上天入地，终究无处遁形。

　　作者：陈晓珊 刊于《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11月06日 10 版）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9-11/06/nw.D110000zhdsb_20191106_1-1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