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最后十年》是一本由林贤治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4.00，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鲁迅的最后十年》精选点评：

　　●鲁迅的一生都在战斗，白话文由他的手走向全国，无怪乎他一个月拿两百大洋工资。他是中国人的一座精神丰碑，上面刻满了苦难和坚持，尽管习惯了战斗脾气不太好，容易跟人对着干，“批判”别人，但说来谁还没个毛病呢？

　　●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谈鲁迅，是有价值的。

　　●去年从万圣书园背回来的，一直没读，前几天整理书柜翻出来了。客观来讲，书名有点问题，与其说是“鲁迅的最后十年”，不如说是“鲁迅所生活着最后十年间里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在谈论鲁迅，不如说是借着鲁迅的名字谈论那个时代（也有今天时代的影子）。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本不能算鲁迅研究的，但作者胜在有视野，即使这也是文人的视野，文人的语言。

　　●羽戈有文，对此书批评中肯

　　●表面上讲的是鲁迅的最后十年，实则是借鲁迅的名义讨论自由、人权、审查制度、专制和改革等等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好的题目，但放在一起难免有相互掣肘的感觉，讲鲁迅没讲清楚，讲政治哲学也没有讲透。林贤治的文章很值得一读，对理论、对历史都有极清晰的把握，可惜是文人而不是学者。

　　●我是谁？奴隶还是自由人？

　　●在书店看的，确实一开始和想象中不大一样。QAQ奈何我比较肤浅看不了太多党政的东西

　　●原来是十年前的书再版呀！这本书里的很多地方让我直怀疑，为啥没有被阉割，难道是很多地方讲专制腐败独裁都声明了在讲国民党的缘故吗？大先生死后被称为名族魂，我想，这个民族的魂里，哪里有一点鲁迅的味道？

　　●文不对题

　　●写得好乱，主题很模糊。

　　《鲁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一)：在地狱出口的边缘

　　借与朋友的一次聊天，谈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

　　鲁迅对林贤治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一个研究对象，因为经历了文革，他有着极强的代入感。而中国，正是从鲁迅的最后十年，也就是1927年开始，因蒋介石上台，而堕入地狱。文革是地狱最底层，它的结束，算是中国开始慢慢朝地狱出口爬。

　　写《鲁迅的最后十年》的世纪之交，也正是中国爬到地狱边缘的时期，他站在地狱出口处对于地狱入口的审视，是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我们的时代，在这个仍然潜伏着重重危机的时代，或许这不一定是最好的最专业的鲁迅解读，但这一定是最有意义的鲁迅解读。

　　总是从林贤治对鲁迅的这种孜孜不倦、唠唠叨叨的描绘中，感受到他的语重心长。忽而又想起前段时间听说，一位知识分子，也是我敬重的一位老师，因为看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丑陋痛苦得活不下去。而林贤治这本书中的鲁迅，又何尝不是置身于地狱的最低层，在百鬼围困之中坚强地活着！战斗着！我想，林贤治的解读，更多的是在塑造鲁迅的品格，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缺少这种东西，任凭天才也可能是人间一大祸害。

　　（先写到这，以后温习一遍再补全）

　　《鲁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二)：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

　　或许读鲁迅那么久还不知道他究竟要救什么。我想我仍是不理解鲁迅的，但这也是我们读鲁迅必须要知道的。他的救国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救国吗，是在维护主权还是人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是什么。鲁迅的反抗，林志贤引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话说，“反抗行为本身也会赋予我们一种内在的张力，快感或者慰藉……我们的反抗会使我们感到，我们并不是环境的牺牲品。”即是如此肯定反抗本身的意义，他仍在引言中反问，斗争的无效性，不免使人们又多出另一种折磨，就是——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读鲁迅，除了反抗本身，还有什么别的价值？此类问题，都是读鲁迅要解决的。 林贤治自鲁迅的最后十年切入，结合历史背景，将鲁迅放到当时的语境中来理解他的思想，并参考众多政治学、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观念，从鲁迅对民族、国家、主权、人权等总体概念的谨慎性看法来观其清醒的认识。这样的角度无疑是与我们以往多将鲁迅作为文学家来分析他作品的文学性、内容等相异的，且更能触及鲁迅的思想本质，给我的启发是，要真正理解一个人，看他的作品只是一种方式，如何去理解他所处的环境及思想氛围、所受过的何种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极为重要。 除此，书中分析的，鲁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值得特别提出。“从事启蒙工作，把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递给社会，挑战强权，反对专制，教育大众，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根性，使民魂得以发扬，这是为鲁迅所确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是，他认为，真的知识分子，又必先使自己在社会运动中受到教育、批判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不在有没有足够的先进的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不在能不能救社会、救大众，而在于他是否有平民的而且民主的品格，独立的而且自由的思想，外化到行为即是平等待人，亦不迎合外界，这是关乎怎么救、救什么的问题。鲁迅的所救，即是在“为社会的自治、多数和差异而斗争”。 全书最后写，“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周围的世界，从来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大火；它是属于灵魂的，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体的实践性而非群体的事件性。时间的迁流可以改变和抹杀世间的许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点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只是燃烧，燃烧，一次又一次地从覆盖中升腾起来，在黑暗和深寒中显示出初始的意义。”鲁迅的反抗即使不能成为燎原之势，但他在影响个体，改变个体的精神，如果个体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就有变好的可能。

　　《鲁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三)：谈些花边

　　回到鲁迅，也是一种惰性

　　绍兴人“新谱系”

　　鲁迅在1930年给章廷谦的一封信中写道：“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下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

　　斗起兴致的鲁迅着实火力难挡，而且就信中来看，也颇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味。在一般绍兴人看来，这般“好勇斗狠”是难以理解的。前几天和一个老绍兴人聊天，他的结论是绍兴人胆小、怕事，两只船在水面上撞上了，一句话不说，各自撑着竹篙离开，待已经够不着人了，相互才开始骂，且隔得愈远，骂得越狠越响亮。今天在另一绍兴老人那里，又得了所谓历史文化上的验证：绍兴出师爷，何故？人聪明，但怕担责任，于是更愿意选择站着不腰疼地说说话。

　　当然，他们所不能理解的绍兴人，除了鲁迅，还有徐渭——一个曾用巨锥刺耳，以椎碎肾囊的人。他们构成了绍兴人里伶仃的“新谱系”。然而有趣的是，在绍兴的地方性纪念碑里，正是他们，如同浮在这座江南小城上空的两张怪异的面孔，冒犯着更悠久的温文尔雅和谦逊有礼。

　　为什么好斗？

　　林贤治先生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关于鲁迅的斗争提了一个有益的问题：鲁迅的存在，其价值是否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如果说，鲁迅前期尚有少许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光，但越到后来，就越苦涩，越发觉难以转寰，几近成了文坛公敌。

　　在《扣丝杂感》中，鲁迅有一段包围新论：“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身边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使他变成傀儡。外面的人看不见他的本相，所见只是包围者制造的幻形而已。此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这个道理百姓也懂，总以为上头是好的，全是下面的人在瞎搞，于是仰赖明君，纷纷去告御状。鲁迅为此思考了两种“包围脱离法”：一是猛人自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二是广泛接触，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可结果仍是回到老路。由此宣告了明君政治，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专制独裁的破灭。

　　胡适参照欧美，提出宪法和人权，算是求制度出路，被鲁迅斥之为“好政府主义”，是依附着政府的“想做权势者”。鲁迅认为欧美之强，既不是物质主义，也不是宪政主义，而是在具有充实的“内部生活”和“个性尊严”的个人。事实上，一味追求完好的个人而怀疑制度，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或许也是鲁迅政治观念中颇可商榷的地方，因为土壤总还是不够。然而希望之所以不断绝，乃在于排除法的不穷尽，然而排除法的负面累积依然是巨大的内伤。

　　须知，鲁迅当时遍眼所见，人是奴隶，制度是吃人，中国一直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周而复始。胡适照搬欧美的一套制度，更多是在学理上讨论“人应当如何治理和生活”，而忽视了“人实际如何治理和生活”。因此，在鲁迅看来，出路唯在立人。

　　“立人”是鲁迅最热情的，也是最受挫的事业，一辈子斗争下来，几乎看不到希望，又不得不更用力地斗下去，这便是苦处。初到上海时，钱杏邨批评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眼光仅及于黑暗”，这两点倒确是鲁迅特质，鲁迅所有的斗争都是在警惕那些可能把时代拖回老路子去的人、观念和手段。而这恰恰也是鲁迅斗争极为有效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文化的旧基因在知识分子中浸淫得太深了，稍一松懈，就不不自然露出破绽来。

　　鲁迅研究的时代对表

　　鲁迅从当时的各种被孤立，到死后成为神坛，确如林贤治所说是“生于 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甚至鲁迅的好斗也因此成了巨大的标识——尽管更多地是出于误解。大批的鲁迅研究者，也包括本书作者林贤治，都惯于争做鲁迅的好学生。但相较于那些不断将鲁迅形而上学化和提纯化的研究（这其中的陈词滥调也组成了某种浩瀚的“南腔北调”集），《鲁迅的最后十年》至少是做到了把鲁迅放回他的时代去理解。这是有益的，鲁迅的最大价值也正在于他是一个同时代的作者：“坚守对自身时代的凝视”。

　　在“与鲁迅同时代”和“同时代的鲁迅”之间，存在一种有关鲁迅的今人对表法。近些年，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盛行的民国“审美”和类徐志摩、林徽因式的民国“浪漫”。这些小清新、小美好，一俟放到鲁迅，尤其是鲁迅杂文面前，很快就会被荡涤一空。在当下中国，鲁迅作为一种反拨和一种祛魅，也总是显得有效。但鲁迅的有效和简单回到鲁迅是不等同的。在鲁迅之后，“中国空间”已经发生了更广阔、复杂和深刻的变化，如果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仍直接用鲁迅来理解当下，无疑是一种新惰性，它的意义不在于说出了什么，更在于遮蔽了什么。

　　事实上，“与鲁迅同时代”被理解得过多，“同时代的鲁迅”又被研究得太少。单就文学层面来说。一直以来，国内研究者对鲁迅鲜明的文学身份一直没有很好地厘清。即使在鲁迅专事杂文写作的时期（最后十年），他仍创作了别出心裁的《故事新编》，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仅有的对中国远古神谱的一次大面积回应，它原本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鲁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四)：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于21世纪

　　记2019年6月16日读书会

　　《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最后十年》

　　杨：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可以，虽然谈论的对象是同一个人，但时间不同。周作人在半监禁的情况下，他的文字读来奇怪，不像是弟弟在写哥哥，文中称：鲁迅，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封神的伟大人物，周作人试图做的是还原的工作，将他向人的方向还原，通过少年，青年时代的种种际遇看他的选择。现在读周作人觉得好，好在哪里？首先鲁迅是一个人，有其家庭背景与性格；多年后写的文字仍有温情存在；“鲁迅的笑”一文是另一种鲁迅的形象，并非横眉怒目；说的是约稿，实际是不得不写，是一种曲折、迂回的情感态度。

　　读书要结合语境来看。

　　也与周作人本人的文章追求有关，极其克制，带有涩味。

　　林贤治是谁？

　　至少是一个好人，什么是好人，不是道德上的好人，而是可以去阅读去了解的人，起码他的三观是对的。他是从什么角度去谈的？鲁迅的最后十年，一般我们都是四平八稳按时间往下写，十年间发生了什么，怎样去应对。而林贤治则从点去写，站在当代自由主义的框架中，从思想史的层面去写。为什么到晚年了鲁迅还一个都不宽恕，还原了他当时多面受敌的处境，结合西方的政治哲学，看鲁迅作品与其相呼应的地方。

　　林贤治还是很喜欢鲁迅的，鲁迅喜欢看有插图的书，至少在文本的形式上与鲁迅的相呼应的。他所谈的问题有极强的现实性，放在当下很难出版。“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于21世纪”漂亮而意味深长的断语，说明我们现在还需要鲁迅。两位作者所写的都有想说而不能说的迂回曲折的内容。也通过他的学生、论敌来了解鲁迅的时代、环境、社会。在心里雕刻出鲁迅的形象。

　　浅：歌谣。

　　蕊：高考作文中对鲁迅的大量引用。鲁迅活在21世纪是什么样子？在我们这里是一种样子，在其他人那里又是一种样子。鲁迅变了没有，我们变了没有？期待闰土、水生那样的孩子。

　　杨：这种引用建立在对鲁迅的了解仅知道他是周树人。即使在当下，鲁迅的地位仍是尴尬的，我们知道他了不起，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了不起。鲁迅周作人自听过章太炎的课后，表达上出现了变化，不用宋元以来夹杂口语的语言，而是用更早的，其中有一个转化的问题，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相通之处。语感的问题，觉得写得不好是没有确立一种书面表达的语感。

　　昕：家离三味书屋不远为什么还迟到，与鲁迅为父亲的病奔波有影响。重复写得片段：发表的完整性；较在意的经历。有主见、刻苦，不从主流观念入手的形象。《鲁迅的最后十年》风格严肃，提供了历史事实，知道鲁迅为什么坚持战斗的外部条件。

　　杨：提到“重复”。56年的写作，为什么不对鲁迅的思想进行阐发，是一种迂回的叙述策略，颇懂“春秋笔法”，能讲的是极其有限的。“受命委托”的文章是有所要求的。两次试图打架的事，可见其性格。

　　浅：质疑：从鲁迅的青年时代看鲁迅是如何成为鲁迅的。按其所读的书不足以使鲁迅成为鲁迅。其变故、经历也起作用。

　　杨：“博尔赫斯如何成为他自己”：时间、地点、事件对作家的影响。写文章不能只靠自己心中的语感、本能去写，看看高手怎么写的。鲁迅天生的敏感、激烈与我们当下的阿Q，自我消解不同。“一个人怎样成为他自己”。

　　浅：生活经验而非阅读经验使其成为作家。如：东北作家群。

　　杨：写作至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要呈现外部的客观现实（荣格），一类是呈现主观的内部的精神。直接把个人经历放到写作中并非是一个人能写出来东西的原因。

　　杨：是什么让他们写出了好的作品？首先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读书是要先有“看到”的能力，在此前提下，才能进入操作层面，作家无法把握城市文学，乡土文学发展较好。

　　怎么开始写，怎么去写好。是两个层面。当代文学比不过现代文学：对自我的不断重复，精神半径小。鲁迅这一代人为什么能写得不一样？受传统文化浸润过，且看中国的视角是非中国化的。读佛经看到的是唯物论，从古代典籍看到的是中国的吃人，少年时代是看不见这些的。一个大作家首先是一个好读者。

　　杨：陀氏：我希望我能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

　　苦难的书写，下半身书写，不能让苦难本身成为被观看，被炫耀的事物。要写革命文学要先成为革命家。要成为诗人根本性的问题是怎样开始写诗？按浪漫派的说法，“天分”是承认有些人对文字有天生的驾驭能力。所谓的天才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首先要知道有“诗”，什么是“诗”，怎么去培养那一点点的天分？用自然科学去培养逻辑思维。天才都是生成的。

　　莎：鲁迅的伟大变得具体起来。

　　杨：鲁迅有其日常生活。

　　在当时并未确立起新的婚姻制度，用现在的婚姻制度去评判是不公平的。还原到语境中去看，有传统的与非传统的东西。

　　不能用事后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未形成的价值观，人们的价值观一致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

　　亚：与预期不同的写法。超前的政治观、社会观。在鲁迅的文字中很少能看到他的孤独，但能从别人写他的文字中看到别的细节：慈爱、战斗者孤独的形象。胡适与鲁迅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态度为什么不同？

　　杨:许多人其实对新月派不了解。鲁迅身上奴隶的成分少，看到封建的文化秩序中“吃人”的传统，“五四”失败的原因，横向移植西方文化，并未深入下层。本质上鲁迅坚持对大众的启蒙。在中国近现代

　　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个人的价值被集体代替。“新月派”诗人成为高级幕僚。胡适提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鲁迅说“暗暗地死”，许多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再谈别的更是空中楼阁。要借助复杂的历史背景来了解。知识分子间的内战，更好的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与裂变。

　　浅：留学欧美的偏右、保守派，因法国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已经进入安稳期，留学日本的激进，因日本处于动荡期，有封建、农业国家向现代化国家发展。

　　西方讲三权分立，但不论是左派或右派都会攻击政府。

　　胡适等人对国民党的幻想，是源于“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胡适与他周围的人又不太一样。关于鲁迅，有许多史料我们不知道，他和左联也并非同路人。

　　莹：《风筝》中折断风筝的人不是鲁迅。

　　杨：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能从中读出深情的暗涌。

　　董：评价鲁迅的自私？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杨:鲁迅从传统文化中学习的事表达方式而非思想底子。在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反对讲忠孝礼仪。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倡传统文化是好还是不好？在我们有了自由以后再去挖掘传统文化，是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考虑的。

　　也可以说是自私，但这种自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如何去界定。说话，作出判断不要耍流氓。胡适这一代人有感时忧国的情结，现在则是政治无意识，不谈国事。

　　坚持读书看电影听音乐，在空闲的时候写点东西。

　　这是一个人一生中少有的能安静读书的时间，即使再忙也要写一写，是整理、交流、切磋的过程。

　　相关书目及电影：

　　《铁西区》王兵

　　《拯救与逍遥》刘晓枫

　　《1950年婚事》马步升

　　《论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亨利·梭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