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讲史：革命》是一本由马勇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勇讲史：革命》精选点评：

　　●就我一人觉着粗制滥造，不知所云么

　　●于史学研究，我是外行。不知马老师在学术界的地位，有观点很可贵，但论据更重要，做史学还是要严谨些吧。系列拜读完，感觉最有收获的是四篇序言。

　　●树未倒猕猴已散

　　●过分强调理解和善意，书里用了大量“感动”“真诚”和“大约”“也许”这样的模糊化情绪化词语，这不是小说是历史，怎么知道这个政治家是真诚的呢？

　　●作者以最大的善意解释各方人物的行动。清廷被迫采取的措施都对，但都慢了半拍，最后断送一个王朝。

　　●诡异的评论

　　●从庚子事变到清末新政，再由预备立宪到后来的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在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关键人物的法术势的纵横捭阖以推动历史的变革，且来还原西太后与光绪，载沣与孙中山、袁世凯的本来面目，还原被意识形态遮蔽和道德评判绑架的历史。

　　●内容就是《1911年中国大革命》这本书。

　　《马勇讲史：革命》读后感(一)：革命

　　《革命》，马勇著，新星出版社，2019年2月第1版。马勇读晚清史之四。这是四本书里最厚的一本，因为涉及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化，各方合力的复杂因素太多。感觉作者稍美化了袁世凯、黎元洪、慈禧、恭亲王等人，这应该跟作者的性格有关。看得出，是带着温情在写作，尽量把激烈的事写得温和一些，尽量把变化归结于客观因素而非人的主观因素。自己看很多书时都不由自主同情弱势一方，比如看日美战争竟然希望日本也能赢一次，看德苏战争竟然希望德军能攻下莫斯科，看晚清时竟然希望清帝不要退位。看晚清史这十几年，真是只有“无可奈何”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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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勇讲史：革命》读后感(二)：带着怀疑的眼光看

这部书整体还是不错的，对于不太懂历史的我来说语言平实易懂，又有丰富的细节，读来津津有味，对反思现实有启发。但也存在一个问题，里面部分内容是作者论文的引用，这本无可厚非，但引用的不完整，导致意思差了很远。比如第一章第一节讲孙中山投靠李鸿章不成，从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直觉看就非常突兀。但读了作者的论文《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个政治史的解读 》之后就发现，实际上是只引用了作者论文的前半部分，没有引用后面，而孙中山投靠失败只是失望，后来的绝望、转向革命则主要是甲午战争的影响。这个不大不小的失误不得不让人怀疑作品的质量，是否是所带学生拼凑老师论文形成的作品。所以有必要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立论不扎实之处需要再补充其他资料。

　　《马勇讲史：革命》读后感(三)：清末的“尬舞”——读《马勇讲史（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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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尬舞”

——读《马勇讲史（四）：革命》

（一）“尬舞”

【以下故事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荣幸】

周六下午，住在天潢小区的一帮年轻人如同往常一样来到小区边上的一个街边公园跳舞。这处场地，在小区还没建成之前就已经有了。那时，这些年轻人的爷爷辈就开始在那里聊天、运动，他们的父辈就开始在那里聚集、玩单车甩尾了。后来，天潢这个远近闻名的高档小区建成，这处空地也被相应改造成公园。早上，小区的老年人在这里打太极；上午，小区阿姨买完菜在这里聊天，小孩子也在这里骑车、嬉闹；下午，就是这帮年轻人的天下了，他们用舞蹈、滑板和单车在这里尽情挥洒汗水，宣泄荷尔蒙；傍晚，一帮小区里的大妈接续了他们的热情，整齐、质朴又略显拘谨的广场舞舞姿，给高冷的高档小区平添了几分地气。这么说吧，在这帮年轻人眼中，这处街边公园就是他们小区的延续，是只属于他们的“禁脔”，是不允许他人，特别是和他们年纪相仿，又特别是一样来跳舞的年轻人踏足的——这不，他们给自己舞团起的名字就叫“唯舞独尊”，透着那么一股霸气、倔强。因为他们自认带动了这里的风气（广场舞大妈的舞姿里甚至都有被他们潜移默化后的影子），也在这里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尊重（围观的人群不时对他们的表演给予鼓掌和欢呼，更有一些半大小子在向他们请教时尊称“老师”，这更是他们这些在学校被归为“渣”字辈人物想都不敢想的尊崇）。

今天下午的情形就有点不一样了。不知道哪里来的另一帮年轻人——衣服上印着“街头革命”字样——他们的穿着、打扮比“唯舞独尊”更为前卫、时髦，他们也看上了这处街边公园，也想到这里跳舞。开始时他们和“唯舞独尊”有点低声下气地商量，“哥们儿，一起玩儿呗。”在遭到断然拒绝后，他们又提出，“不然场地大家轮着用吧？”，还是拒绝，“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街头革命”不干了，“这是开放场地，又不是你家，讲先来后到是没错，但你们玩那么久了，也该轮到我们了。再说了，你们跳的那啥舞，也太Low了，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啊。”话说到这份上，显然问题不能单靠嘴皮子解决了。围观的吃瓜群众中飞出一句：“比比呗，看谁跳得好就给谁用，我们当评委。”这个建议甚好。“唯舞独尊”自忖，这是我们的主场，我们“深耕”小公园好几年了，这里的大哥大姐、叔叔婶婶和小屁孩们都看惯了我们的舞步，甚至我们还引领了这方圆几百米的风潮，我们怕啥？“街头革命”感到这个建议正中下怀，要的就是对比。你们那舞步太落后了，在这小区附近显摆显摆还可以，我们兄弟中可是有几只“海龟”的，我们的舞步才是代表街舞的最新潮流和发展方向。只要给我们舞台，保证把你们赶下台。于是乎，一场精彩的街头“尬舞”开始了。

音响打开，一阵融合了“孔雀传奇”+“十月奇迹”+霹雳舞节奏的音乐中，“唯舞独尊”打响了主场保卫战。显然，作为在主场进行的比赛，他们思想上是有一定的包袱的，因此，他们比平日里卖力了许多，还不时耍上几个高难度，赢得人群的阵阵喝彩。主场队员志得意满，在Ending中喘着粗气向挑战者抛去“不服来战”的眼光。客场队员胸有成竹地上场，一打开音响，一连串急促的电音节奏就让围观者精神一振，眼光中充满对新奇事物的期待。果不其然，完全不同以往的舞姿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hiphop、breaking、popping，还有鬼步，什么新潮来什么——果然让人耳目一新，和看惯了的东西是不一样。虽然这帮新人的有些动作过于花俏，危险程度颇高，但看来就是养眼，就是酷炫。就这样，几轮较量下来，“唯舞独尊”感觉有点不对劲了：给他们的掌声和喝彩让人感觉更多属于“习惯性”和“礼貌性”，且渐渐稀拉；而围观者给“街头革命”的掌声与喝彩则越来越热烈，越来越由衷，局面渐显一边倒的形势。更要命的是，“唯舞独尊”在现学现卖“街头革命”的一些舞步，并且博采众长恶补了一些最新的舞蹈元素后，依然不能挽回颓势。毕竟，观众的口味和喜好已经改变，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的燕却不再归来。就这样，在连着几个周末的“尬舞”失利，无法挽回观众评委后，“唯舞独尊”怀着无限眷念和不舍，放弃了街角公园这个他们曾经的领地。

【The End】

清末立宪派（君主立宪制）和革命派（民主共和制）对社会变革方向以及掌控社会变革主导权的争夺，和上述两个青年舞团因场地争夺而展开的“尬舞”，在情形上是极其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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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跷跷板”

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日甲午战争、戊戌新政、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俄国革命等中外事件刺激下，立宪派和革命派在中国政治体制必须做出重大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及民众诉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落实的途径及最终目标上存在差异，甚至是反向而行。二者的关系，可用“反向竞争，互相鞭策，此消彼长”来概括，而在具体表现上，马勇先生更用“跷跷板”来生动、形象进行比喻，相当准确。

——至于吴禄贞几个人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倾慕和探究，也不必过多阐释，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革命和改良在1906年之后的中国其实就是个跷跷板。革命高涨了，肯定意味着改良出了状况，而状况一定是朝廷又遇到根本障碍改不动了。这时，许多稍怀激进情结的中国人都会倾向于革命。而一旦朝廷化解了改良的障碍，改良又进入常态了，革命也就没戏了，革命也就低潮了（第242页）

就此问题，马勇先生在书中多有论述：

——袁世凯的政治危机感一方面来源于各地立宪运动的不断高涨，他不希望清政府被各地立宪运动牵着鼻子走，被动进行，而主张主动进行，这样才能掌控时局。另一方面，袁世凯的危机感主要来自体制外的革命压力，以为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虽然还没有进入社会中心，但是清政府如果不能主动改革，那么这股革命势力和革命思潮迟早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议题和中心力量，清政府只有主动立宪，主动变革，才是消弭革命的良药。毫无疑问，袁世凯的这个认识是真切的。

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奋斗，确实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股不容继续忽视的重要力量。尽管革命党也曾因清政府的新政、预备立宪等政治改革的开启而一度陷入低谷，但最终却因为清政府无法有效推动这些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总是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止步不前，因而又往往为孙中山的革命，为革命党人势力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和空间，于是有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力量的大集结。（第58页）

——慈禧太后、光绪帝之后建立的“后权威时代”政治架构，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相对弱势的摄政王和他的执政团队，相对弱势的中央权力建构，都是那几年民主政治蓬勃发展的外在因素。当然，这对大清国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中国人的思路、情绪都被调整到了清帝国主导的政治变革上了，毕竟革命的阴影、威胁，都因立宪运动风起云涌而在逐渐消解了。如果不出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当君主立宪完全实现时，大清国的政治安全也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对清帝国而言。然而对于革命者来说，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顺利发展，蓬勃发展，其实真的是一种威胁，革命在清政府宣布要立宪了之后一直向下滑，到了1911年初，革命实际上已经处在危机之中，革命队伍严重萎缩，人心涣散，前途渺茫，除了孙中山、黄兴等已在清廷挂了号的老牌革命家无法加入政治变革的主流中，许多原本处在革命的非主流地位，或原本并不坚定的革命者，纷纷离开了革命转向了改良，加入立宪运动的主流中。（第116页）

——当吴樾事件发生后，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清政府，支持清政府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走下去，谴责革命党人不应该以革命恐怖手段去绑架政府绑架人民，不应该用这种手段去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君主立宪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前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革命渐渐边缘化，革命者的队伍在日趋萎缩，更多的知识青年投身于政治主流，参加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中去了，只有那些意志坚定的革命领袖仍在坚持革命立场。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他们不得不如此的选择，因为他们中出于各种原因无法介入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或者早被朝廷打入另类打入政治异己，而他们又无法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说无法转身投靠朝廷，于是这些革命者只好在海外继续坚守，静以待变。（第120页）

——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顺利进展，革命党人就愈加孤立，同盟会内部失望情绪就必然蔓延，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款欷太息，相视无言，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会怎样，革命与改良的竞赛就这样初见分晓，改良成了中国政治的主导，革命日趋边缘。

为了拯救革命，也就是为了坚定尚留在革命阵营内部那些人的信念，孙中山于1910年3月向黄兴建议在广州再举行一次规模稍大的起义，以打消革命队伍内部的消极情绪，让大家相信，革命尽管目前处于低潮，但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的思想已开，从今之后，我们革命党人只需要考虑革命计划，坚定革命信心。（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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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好立宪的，怎么变革命了？”

客观地讲，革命并不是清末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使把清中期的白莲教起义、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串联在一起，也是如此。构成清末历史主线的，是改革、改良或者维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洋务运动，肇成所谓“同光中兴”，再经甲午战后短暂的百日维新，庚子事变后的推行新政，光绪、慈禧辞世后遽然加快的预备立宪，构成一条时快时慢、断断续续，但又路线清晰、方向明确的社会发展主线。应该说，清廷的改革由被动而主动，由消极而积极，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行性都很强烈。以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预备立宪（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是真诚、认真且审慎的。它既有发动集思广益，明列每年的实施计划，又有实地考察、借鉴成例，还有局部地区的先行先试，并在压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一再压缩预备立宪的时间，平心而论，若假以时日，使计划得以实施，则大清的政局及社会面貌将有极大改观。

吊诡的是，就在大多数人都在憧憬立宪后大清国国富民强的美好景象，并为之努力时，最后竟是“革命”取代了立宪，走上前台，夺得时代话语权。而可堪玩味的一个历史细节是，作为清廷和袁世凯派出的和谈总代表，唐绍仪在谈判中竟表明支持共和而非君主立宪（第321页、331页）。

讲到清末由立宪到革命的丕变，用“瓜熟蒂落”和“水到渠成”这两个词语来概括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而且，革命这个“瓜”，还是被一段时间以来立宪运动所造的势给催熟的；革命的洪流，则正是在立宪运动为它挖好的渠道里流动。总而言之，革命沾了立宪的光，搭了立宪的便车，摘了立宪的桃子。

为什么会这样？通常的说法，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皇族内阁的成立，断了政治精英对前途和权力的念想；二是收回全国铁路干线的路权，国进民退——可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现实中表现为赤裸裸的与民争利——直接伤害了“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称“中产阶级”比较直观，但实际上是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社会阶层，或者说民间资本）。两个昏招并举，在政治和经济上切割了自己的同盟军，使形势遽然转向。以至于武昌一场小规模的士兵哗变，产生骨牌效应，进而葬送了大清王朝。

当然，除了以上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由立宪到革命的转变，通常还有诸如袁世凯有预谋地施压、诱骗清室退位，从而攫取革命果实的说法，以及马勇先生在书中分析的，满清贵族因为争权夺利，内部不团结以致无法形成合力捍卫君权的说法。

关于立宪到革命的转变，不妨听听马勇先生有什么说道。他从“温情敬意看历史”角度提出的一些观点，其实是很让人信服的：

——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一直比较倾心于革命党人组织的历次武装起义，不管这些起义给社会给百姓带来怎样的后果，总是以为这些暴力活动就是好，是对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打击。其实，转换一下讨论问题的角度，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讨论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是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被赞美不被认同的东西当做正义加以赞美。中国历代圣贤对于革命并不完全反对，就像孙中山所发掘出来的理由，中国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正义事业，中国革命是要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那么当现存政府愿意进行脱胎换骨的改良变化后，革命者的合法性是否继续存在呢？从这个意义上反观清朝最后几年的革命、民变，其实还是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也不能一味鼓吹暴力鼓吹武装起义鼓吹造反。（第144页）

——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革命者流血牺牲的结果，如果没有清政府主导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立宪党人的坚持和反水，凭借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边境一带继续发动暴力攻击，说句实在话，真的不知道革命的希望在哪里？（第143页）

——在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与会党的合作，其实很像后来的“代理人战争”，即同盟会负责筹措资金，提供武器装备，提供军事顾问方面的支援，而会党提供基本的人力，于是这些在名义上由同盟会、革命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就这样发生了。由此，起义的结果在起义筹备时期就大体注定。革命党是要制造影响，会党是为了金钱，为了维持它那规模庞大且日趋庞大的众弟兄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至于革命党方面也当然很清楚，能够筹到多少钱，就能够做到多少事，起义的结果，一般说来，革命党领袖特别是孙中山心中都有数。（第148页）

——清廷的政治变革已有上十年的历史了，自从1901年开始新政，走走停停。又经过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总算有了一个目标和行动日程。然而自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1908年相继去世，朝廷权力重心出了问题，政治改革的步伐就一直不太顺畅，尤其是进入1911年之后，政治改革进入深水区，然而两个最具关键性和全局意义的改革出台，终于粉碎了国内外一切善良人的幻想。（第221页）

——湖北革命党早就有利用混乱局面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瑞澂奉命率湖北新军赶赴四川，武昌空虚，于是，革命党人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就将整个局面彻底改观。（第196页）

——在某种意义上说，武昌首义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场军事哗变。如果一定要说这场哗变与其他哗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场哗变有着非常诱人的政治诉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军人哗变总是那些鸡零狗碎的借口。湖北哗变新军的政治诉求就是政治变革，而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变革还不是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政治，而是孙中山和同盟会一直在宣扬的民主共和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甚至是要推翻满洲人所建立的也是他们所服务的大清国。（第204页）

——立宪党人之所以在责任内阁出台前的几年间那么热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为清廷政治统治最有力的支持者，其实是因为这些立宪党人作为当时中国中产阶级的代表，就是要通过政治变革分享权利，然而清廷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成为皇族内阁成为太子党的集合体，这不能不让立宪党人彻底失望，由此也就注定了武昌首义原本只是一场军人哗变，为什么能够很快演化为一场政治革命，而且能够获得成功。（第206页）

——换言之，如果不是立宪党人已对清廷政治变革失去信心，如果立宪党人还坚定地站在清廷一边，那么即便湖北新军占领了武汉三镇，甚至占领了整个湖北，纯粹的军人政权不可能持久，更很难成功。然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立宪党人已经彻底失望，他们闪身而退，不仅抛弃了清廷和清政府，而且在事实上成为革命党人、湖北哗变新军的同盟，从法理上、政治上给武昌首义者以巨大支持。这是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第207页）

* * * * *

绿荫场上，临近终场哨响，一名本应以司职防守为主的后卫，在得球后闪转腾挪，冲刺、急停、变向、过人，使劲浑身解数，带球来到对方球门前。也许是长途奔袭耗尽了他的全部体力，临门一脚竟射偏了，他也哀然地倒在草地上。随着三声长哨响起，比分无情地定格在0：1。在为胜利者欢呼、祝贺的同时，我们也不应遗忘失败者的努力与付出。

（20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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