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宫恩年，是2019年8月7日、也即那场造成北京市死亡近百人的“7.21”骇人暴雨后的一个下午。算不上是约定，只是听朋友介绍说，宫恩年这个人非常厉害，治疗骨病特别是股骨头坏死是一绝，在国内外很有名气，在患者中口碑甚佳，你值得认识一下。我答应了。于是，我的那位挚友，也是宫恩年的挚友，便做了这次穿针引线的安排。

　　那一天，我早早起来从天津赶往北京，动车的速度非常快，半个小时就到了北京南站。但北京南站到宫恩年的医院还有很远一段路程，需要先坐地铁而后再转公共汽车。我知道宫恩年医院的大致方向，但不知道具体换乘的车次和车站，所以到了朋友那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我们吃过午饭后，又聊了一阵天，大约在下午三点50分钟左右，去了宫恩年的办公室。朋友说宫恩年下午四点上班是个铁定的规律。果不其然，4点，宫恩年准时而至。这个标准的山东汉子和有着三军仪仗队经历的军人，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五官俊秀而端庄，身材修长而精神，只是觉得眼前的他更为清瘦和干练一些。宫恩年走进办公室，热情与我们打完招呼，便说“你们等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医院的事情”，便匆匆离开了。我心里想，他可能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会很快回来的，因为这里有客人等他。谁知道，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回来。这时，我一边听着朋友介绍宫恩年和他的医院的情况，一边心里嘀咕：虽然说你宫恩年是个骨科高手，技术级别已是三级，享受正军职军官的待遇，但架子是不是有点忒大了。明明看到我们在办公室等你，怎么就不能快点回来，让客人如此静坐久等呢？

　　朋友似乎看出我的不安，打算为我释疑。于是他停下其他话题，轻轻问我：“你知道宫院长现在干什么去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他去安排明天的手术了。这是他每天下午上班后的第一件事。他要和手术组的人员一起，对明天准备做手术的人，一个个检查，一个个分析，一个个研究预案。每个环节都非常细致，非常认真，要求极为严格。正因为他对患者的情况做到了了然于胸，又有各种预案应对，所以每个患者的手术过程，都完全在他的预判和掌控之中。这么多年来，他为成千上万患者做了手术，患者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手术难度极大，甚至丝毫之差便可危及生命。但他始终得心应手，驾驭自如，把手术做得出神入化，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大小失误。”

　　朋友的话顷刻使我释然：一个把患者的利益看的至高无上的医生，一个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患者身上的医院院长，有什么可挑剔的呢？他是那些患者的责任医生，明天就要为那些患者操刀手术，而手术的成功与否，将决定患者的疾病能否治愈、身体能否康健、命运能否转折、家庭生活能否幸福……这在患者和他们家属的心中无疑是天大的事情。我也曾经是一名患者，是一名患者家属，曾经面对为我和为我亲人治疗的医生，因而我知道那些即将走向手术台的患者及其他们的家属对医生的期盼之心。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世界上所有患者，都希望自己的人格得到医生的尊重，都希望自己的病情受到医生的重视，都希望治疗过程顺利安全而不发生意外，都希望遇到仁心醇厚、技艺高超、妙手回春的医生，都希望自己的治疗有一个好的结局。此时此刻我真切感到，来这里住院治疗的患者，让宫恩年做手术的患者，真是幸运和幸福：他们想到的宫院长为他们想到了，他们想不到和做不到的，宫院长也都为他们想到和做到了。由此，我也更加理解：为什么在医患纠纷成为社会的一个棘手问题、甚至为此而不断引发命案，许多医生和医院为此而疲于应付、惴惴不安的时候，宫恩年的医院里为什么始终无“风”无“云”，医患之间那么互爱互敬、鱼水情深！

　　在和朋友对话之余，我不断打量着宫恩年院长的办公室。这间房子面积不大，摆设也极为简单。最显眼的物什，要算房厅中间那张比一般办公桌大出三、四倍的紫色的桌子了。桌子前端一字儿并排放着5部白色电话机，电话机旁是一叠叠的文件与病案——他的责任和忙碌在这里一览无余。在办公室门口两边墙上，悬挂着几幅照片，其中一幅是他本人的：一袭军装，神清气爽，春风英姿，充满阳光——这张照片我记不清在哪个刊物上见过，大约它是宫院长的最爱吧；其中另一幅，是他与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的合影。照片已经有了些岁月，因为照片上的他们比现在年轻些。朋友介绍说，迟浩田上将不仅与宫恩年是同乡，更是宫恩年事业上的激励和指引者。宫院长是一个非常有品德、讲孝道、知恩图报的人，他对自己的父母孝顺至极，对家乡和亲人情深意重，对所有支持和帮助过他的人念念不忘，更是把迟浩田上将、谷善庆上将、孙毅中将等一直关心和辅助他成长的尊者作为自己的恩师，时刻铭记于心。

　　我们正说着，宫院长大步流星的回来了。他没有向我们做任何解释，只是站在他那阔大的办公桌前，望着我们笑笑说：“你们看，我这院长当的很累吧。明天要做的那些手术，情况都要弄清，各种事情都要安排好，事关病人安危，一点都马虎不得”。然后，他坐下接了一个电话，又打了一个电话，站起身看看表说：“晚上正好有个朋友来，咱们一起吃个便饭，有话就到桌上聊吧”。 说完，他走向办公室门口左侧衣帽柜前，以军人特有的快捷，把军衣换成便装，带着我们下楼而去。我想，这样也好，到饭桌上去谈，氛围更为宽松、交流也更为自由一些。

　　然而，到了我寄予无限希望的饭桌上，宫院长的表现再一次令我失望了。不管如何引导，他总是避而不谈自己的事情。所幸，那天饭桌上有一个他的朋友的儿子——一位刚刚考上哈工大国防生、正准备去学校报到的学生——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并不是那个学生善谈——他在吃饭前后除了敬酒时说了几句话外，其余时间都静默无言——而是宫院长对年轻人、特别是对他看得上、有成才希望的年轻人所特有的关爱和希冀，使他在整个吃饭过程中一直在为这个年轻学子进行激励和引导。而正是这种激励和引导的话语，使我们从另一途径走进了宫恩年的内心世界。

　　他对那位学生的一席寄语，内容几乎涉及到青年人应当注意和把握的方方面面，可谓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用心良苦。他对那位学生说：”你现在才19岁，又考上哈工大，说明你有实力，也说明你努力了。但上了哈工大以后，不能懈怠。要准备再奋斗10年到20年。在30岁至40岁这个年龄段，只能讲付出，不能讲索取。等将来有了业绩，有了成果，自己什么也都有了。理想和前途是靠奋斗实现的，是靠吃苦挣来的”。在谈到如何选择学习标准和事业目标时，他形象的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我左手里有一块红薯，右手里有一块鹅卵石，你选择哪一个？你如果选择红薯，能够把红薯煮熟烤香，也算是本事，但不是大本事，这样的事几乎天下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你只有选择鹅卵石，能够把鹅卵石煮熟烤香，引得人们垂涎欲滴、大饱口福，那才是大本事，才是事业上的真正成功者。”在说到青年人的社交问题时，他以现身说法说：“你不要看我是一个医生，一个拿手术刀的人，但我的社交面很广，许多医学界的名家我认识，许多其他圈里的名家我也认识，这不仅因为我是医生有这个优势，更主要的是我愿意广交朋友。我觉得，人是社会的人，只有在社会各界多交朋友，才能更好的了解、理解和融入社会，把握住社会脉搏和动向，更好的在社会的大海中游泳。”他进一步说：“一个人不管能力大小、财富多少，但对别人，对社会，一定要有诚意、有爱心，只有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力能所及的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生命才有价值，生活才有意义。”在谈到如何看待金钱时，他指着自己浅蓝色的上衣说：“我这件衬衣，已经穿了7、8年了，有的地方已经坏了。”说到这里，他放下手中筷子，用双手把衬衣领口向上拉直，让我们看着说：“原来领边由于磨损都断开了，按道理是可以换新的了，但我觉得这件衬衣其它地方都还很好，纯棉的穿着也舒服，扔了很可惜的。于是我就把领子反过来继续穿，这样子不是很好嘛！”他沉思了一下又说：“以我现在的收入，还买不起一件衬衣吗？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笔钱该不该花，花的有没有价值？该花的钱，就是花得再多我也不心痛。挣钱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消费吗？但是对于不该花的钱，或者可花可不花的钱，就一定要控制，不能乱花钱，因为那个钱花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花钱，即使是一分钱也是浪费，也不应该！”

　　他的通席之言，显然都是对着那位学生说的。但他所讲的道理，却使我们在场的每个人感触良深，受益匪浅。此时，如果是一个不认识宫恩年的人在场，听他讲的那番道理，一定不会猜想他是医生，而会认定他是一个根底很深的社会学家或教育学家。因为他讲的问题，不仅对那位青年学子具有很强的针对与前瞻性，更让人吃惊的是，他把道理讲的那么贴切、那么形象、那么生动、那么深刻，让人大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那天的那个晚上，我真要感谢那位学子。正是由于他的到场，才给我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使我能够走进宫恩年的内心世界，溯本追源的明白：宫恩年的“厉害”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能够从一个乡村娃子、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个名动京城内外、在国际上也负有盛名的骨科大家；他为什么能够对患者那么情深、那么挚爱，把患者的尊严和幸福看的比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更加重要；他为什么能够在不少人倾慕和热衷于“下海潮”、“捞钱热”和迁居外国的时候，却坚定的抵制物欲，拒绝诱惑，把建功立业于军营、扎根生长于祖国大地作为自己的坚定选择；他为什么能够在众口称颂、花环锦簇的环境中，始终头脑清醒、神清气定、目不旁骛，永远把不懈追究事业的更大成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这一切，都能够在那天晚上他对那位学生的寄语中找到答案。

　　当然，更好、更完整的答案，是他的历史，是他的一个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