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是一本由徐贲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5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精选点评：

　　●人手一本的好书！篇篇短小精湛，微言大义，娓娓道来，振聋发聩

　　●说公民社会普及读本可能有点过，但生活无处不是社会、政治、法律的镜子。就如书中那句“风浪可以短暂改变船的行驶轨迹，但无法改变其内部结构”，所以有怎样的公民就有怎样的政府，这也正是公民社会的意义。每晚睡前读几篇，断断续续读了2个月，好久没读这么大部头的了。

　　●米国是怎么做的

　　●翻翻

　　●仅仅从徐贲描述的课堂讨论来看，中美大学的差距就很明显。

　　●都不再仅仅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生活秩序、陶冶人的情操的崇高事业，更是一种进行投资牟利、可作利益换算的技术和工具。

　　●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本通实之书。

　　●徐贲的时评集。在诸多类随笔中，最为缺少的便是这类的公共随笔。这些内容本是教育的一部份，可在中国如今却只能教育之外才能获得。公共生活是人逃避不了的选择，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律，思考这些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来是应该高中或者大学应该接受的常识性教育，结果到现在在看。

　　●所谓随笔的一种拼凑式合订本书籍。话题广逻辑也合理，较为客观符合事实。但是总觉得观点本身有严重的海外华人色彩。只是表面性的一种陈述和稍浅的理性分析，就事论事的背后其实是美国文化的一种熏陶。作为闲时翻看读物还算合格。如能连续翻阅完也算是难得的耐性了。借鉴某种文化和体制，是向往，也是期望。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读后感(一)：北京汉阅传播？

　　北京吉版图上有限责任公司发，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专栏时评集结而成。美国是面镜子，这到底是在丑女臭美，还是在整理仪容？有点作者说得很好，人文应该是又文又理的。我们这些所谓的文科生，缺的最多的恐怕就是科学的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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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读后感(二)：[转]杨俊国:读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法国作家纪德在《地粮》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我读徐贲的书就有这样被摘掉白内障的感觉。他独特的视角和睿智，在许多习焉不察的现象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从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中发现问题，使我们反省到自己的“盲视区域”。例如，为了证明某种“优越性”，有人手里扬着一份《参考消息》：你看，外国人都在说我对，你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对？徐贲告诉读者，这种“很普通的有选择取证”，颇能忽悠单纯善良的读者。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吉林出版集团，2019年）是徐贲的一部随笔集。这本书收录了174篇短小精悍的随笔，发端于日常生活，观照的是“这里”和“现在”，却都关乎公共生活长久而普遍的知识和道理。

　　徐贲 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谙熟中国社会，又知晓西方文化。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却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这当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兴趣，实则与他终生抹不去的记忆相关联：“与我离开中国前的生活经历有关。从我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在经历着一种以暴力、恐惧、谎言维持的生活。”如果按法国学者福科所谓“怀抱天下型”的知识分子与“务实专微型”的知识分子的区分，徐贲当更接近于前者。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充满了忧患意识，国家之念萦绕于心，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obsession with China”（感时忧国）。徐贲许多文章都与公共说理有关。在他看来，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来保障群体的公共“幸福”，它的伦理导向是鼓励美德，它的价值内涵是维护尊严，它的理智状态是推崇真实，它的智慧传统是接受教训。

　　不妨信手摘引两个断片，与朋友读者一起思考：

　　“‘不高兴’背后的教育失败”

　　社会非理性教育的可怕和灾难性后果在于，它不只是霸道、武断和非理性、强梁；而且是它根本就对说理及其必要公共生活作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这使得理性和非理性的分辨、区分都成为多余。

　　“不要把说理当成了诡辩”

　　教学生言不由衷地辩论，首先就违背了公共话语必须具备的伦理条件：有“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就算是他们成功地为“可以杀人”、“专制比民主优越”、“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做了辩护，并且“说服”了对方和听众，那也只是进行了成功的说谎，而成功的谎言又会对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应该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然而，正如萨氏所区分的“圈内人”（insiders)与“圈外人”（outsiders)，在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已然成为诺诺的“圈内人”，那种敢对权势说真话的“谔谔”之人早成为稀缺资源。审视我们身边的校园：法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甚至德育等专业，都不再仅仅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生活秩序、陶冶人的情操的崇高事业，更是一种进行投资牟利、可作利益换算的技术和工具。

　　徐贲先生的书，诸如《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都曾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关注。附带提及一句，《尊严》一书，在北大出版社那里拖了三年多，最后因为终审官读了“觉得浑身不舒服”给拒稿。徐贲的文字干净、流畅，读来有一种和老朋友在林中散步或灯下聊天的感觉，与那些故作高深、晦涩难懂的“论文”形成鲜明的比照。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读后感(三)：最大的宣传美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

　　没有人不懂，教辅和儿童好读物。唯一的毛病是太无聊。

　　忘了哪篇：

　　读过奥威尔《1984》的读者一定都记得他对某种语言如何对人洗脑，使人思维能力萎缩的描述有深刻的印象。奥威尔特别关注公共语言的退化，因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语言的模糊和模棱两可往往不是因为缺乏语言能力，而是因为对某些东西需要隐瞒和欺骗，“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远离政治‘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而政治本身则是谎言、遁词、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积聚。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

　　奥威尔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社会“总的氛围恶化”上，同时把语言的退化的最大的始作佣者认定为不诚实的政治语言，应该说是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他正确地指出， “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一旦公共语言进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改变也就变得越加困难了。

　　14学术剽窃和电子警察

　　”如报告、总结、汇报，是否也都应该拿到T服务里去过一过呢？这类程式化的写作充满了套话和陈词滥调，一定会被T服务检测出很高的’抄袭程度‘“。

　　对！我多次半愤怒半压抑地（也许有哭腔）就因为这种抄袭任务（大学几乎没有不是这样任务的实验报告）不想继续读了，也问过国内好学校的其他人，还问了文科如何。母亲苦劝我要软一软，太硬要吃亏。我考虑的时候，都是浮现母亲的心脏不好和泪水，到今天我已经变得非常不堪了。

　　这个警察也可以说是思想的，上帝是思想警察。

　　25学生没有伦理能力，最好只让其抄写律令。强迫少年学生进行”深刻检查“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反而会起到训练他们说谎的效果。

　　何止说谎，说谎已经成了律法和常识！谁要不，谁就反动！我早就成了全校人眼里的反动哲人，要不是在今天，谁在70s看到我，每日不得拿菜刀照顾我几次？！”美国的个人和公共道德以养成习惯为主，辅助以他们能理解的初步说明。中国目前道德教育正好相反，学生还没有养成起码的道德行为习惯，却已经会把冠冕堂皇的道理说的一套一套“。

　　93美国针对宣传的民众启蒙运动，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宣传分析学会。人们容易受宣传影响的原因有三：1其日常语言中许多次会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容易被人利用，在事实和模糊的感情之间建立不必然的联系；2他们对自己不够自信，为了让自己不在人前显得无知，便匆忙接受一些现成的结论；3其为了保持自己的心理优越感，容易接受他人利用，特别是种族、民族问题上。

　　美国政教分离做得很好，端赖美国国父们。今天如果不是分离的，美国人绝不是这样理性一些，而是把他们信教的无脑性暴露无遗，只要看看他们的宗教表现就能看出了，很多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他们弄得跟闹剧和血腥斗场一样。奇怪的是林肯是他们最喜欢的总统——林肯最喜欢达尔文，很无神论，马克思也很欣赏林肯。作者老说无神论无责任感，纯属扯淡，几乎篇篇能扯文革就来文革，作者几乎已经不太接触中国人了，这样幸福的人屡屡爆出老处女的样子是很招人眼球的。文革虽坏，然而一神论也五十步。世界最坏的两种东西，第一是极权，第二就是一神教。

　　非常无聊的一本书，我竟然花了10小时看完了，全为了了解美国，这些其实也是陈词滥调，没有太好的文化批评。可惜元旦休息换不了书。作者怎会如此无聊！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读后感(四)：好的公共生活源自健康的公共话语

　　看过一则有趣的视频短片。一位韩国教师刚刚准备体罚学生，教室里其他孩子纷纷掏出手机，对准即将发生的“暴力事件”，老师悻悻然放弃了武力。

　　据说韩国的层级观念非常严重，教师体罚学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短片中的教师害怕的自然不是自己的行为被手机记录下来，而是害怕学生们将记录下来的视频放到网上，尤其是放到微博上，因为这会使自己的行为面对全社会的检验。这条视频虽然是一条广告，却用让人解颐的方式，将网络的力量表现出来。自从有网络，尤其是有微博这样快捷的分享方式之后，关注与转发都成为巨大的评判力量，任何一个偶然的行为，都有可能通过无数次的转发和评论，成为公共话题。评论作为一种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哪怕只有寥寥140字，都可以阻止那位教师的个体行为，甚至可能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将落后的师生关系为之一变。

　　对于中国的网民来说，微博的这种力量并不陌生。实际上，最近这两年来，很多社会化的事件都因为微博的力量，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与讨论。拿最近北京遭遇内涝的事情来说，正是由于网友不断在微博上传各种图片，在传递真相的同时，也推动了关于城市下水道建设的讨论，随着话题的逐渐深入，还延伸到诸如特殊时期的士如何收费等等方面，虽然这些讨论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它们对未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应该是可以提前肯定的。然而，遗憾的是，对于中国的网友来说，微博所滋生出来的网络公共空间里，最熟悉的恐怕还是各种“不按套路出牌”，各种语言暴力，各种将有意义的公共讨论引入歧途的情绪释放。方韩大战是这样，不加V将方舟子“驱逐”出新浪微博的论战也是这样。这些负面的现象，都在提醒我们，关于“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尤其“什么是好的网络公共生活”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从这个角度，徐贲早在2019年出版的文集《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在微博几次大论战之后，反而比刚出版时有了更重要的价值。作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这本文集中的很多文章都是以自己在教学中遇到的事情为引子，将自己当时的处理，美国社会对此的基本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娓娓道来，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健康的公共生活的画卷。

　　以文中《不要把说理当成了诡辩》为例。作者的朋友(这位朋友应该是国内高校教师)参加了一次新闻系辩论，发现两队学生其实是抽签取得论点，因此有些学生其实是在为自己内心并不认可的观点辩护，他的朋友说这种辩论“从头到尾全是诡辩”。徐贲由此引发，指出这种辩论使得说话者不再“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而且非此即彼的话题设置，往往会产生出并不具备公共辩论价值的话题，围绕这些话题进行辩论，已经违背了公共话语最基本的伦理条件：有“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也就是说，公共话语作为公众的话语，“它的基本要求是理性、逻辑和常识判断”，并不是以“打倒”别人为目的。虽然没有明说，徐贲几乎是把中国人热衷辩论，当成了说理精神丧失的起点之一。

　　这里还牵涉到语言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这几次微博大论战中看到的，各种加V用户裹挟着自己的粉丝，不断用超出健康讨论的语言，粗暴地彼此辱骂，甚至发展到线下约架，直接走向“武器的批判”。如果他们觉得对手的思想败坏了语言，让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和对方多说几句，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从他们口中发出的粗暴的语言，同样也会败坏他们的思想。很多人似乎觉得只要是参与公共讨论，用什么语言并不是问题。然而公共话语中遵守必要的底线，这也是公共精神最基本的体现。对于中国的大部分网友来说，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公知来说，如果他们觉得各类网络论坛是值得珍惜的公共生活空间，也许从约束自己的语言开始，放弃犬儒心态，坚持在每一次讨论中都保持温和理性的态度，他们理想的网络环境才会最终出现。

　　发表在香港《阳光时务周刊》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读后感(五)：“冷漠”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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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近代中国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公共生活集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化的开始。不过它首先是一次源自具有浓重的民族利益自觉的运动，而且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如果放在今天关于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的讨论里，那它也一定不上档次，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开始。但这还不是这次公共生活最致命的地方，其实它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悲哀，那就是它的热情背后潜藏着中国民众普遍的冷漠和无知。1920年，罗家伦在纪念这次运动时曾经沮丧地说道，“商人不同我们表同情，工人不来帮助我们，农民不来同我们携手，……闹来闹去，什么“爱国”、“救国”的责任，还是我们学生一界担任吗？”

　　1935年，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分析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时说，“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除了林语堂外，其实有很多接受了西学教育的文人都曾经表达过国人不喜欢过公共生活的担忧，人们甚至就根本不知道有公共生活这回事。就像我们曾经不知道有外国，所以不知道有外交，同样因为我们不知道有社会，所以也就不知道有公共生活。随着经济的崛起，今天的国人已经不再是鲁迅或者林语堂笔下因为无知而冷漠的民众了，他们也开始在寻找，寻找除了国家和个人之外的另一番生活世界，那里有公开和理性的辩论，有和平和自由的集会。但是，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情，按照徐贲先生的说法，那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的养成。在《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一书中，他用了174篇短文，以美国为蓝本，对美国的教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思考，为我们做了一次关于如何过“好的公共生活”的公民教育。这些文字通俗而理性，阅读此书就仿佛是在他美国的课堂里。对于还没有习惯现代生活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堂不可错过的课程。

　　其实不仅是中国，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担忧公共精神的消失，那些坚持正义的孤胆英雄同样也面临找不到知音的尴尬处境。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这样感叹说，“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的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残忍行为”。而在著名的《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桑内特却也在担心公共生活趋于形式化，“如今，公共生活也变成了形式的义务”。可见，所谓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其实并非那么理所当然，它必须在一代代艰苦的历史实践中学习与传承。2019年7月29年，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一次召开的会议中发表讲话，要求在互联网中公开所有官员的薪酬。这次讲话是源自加州贝尔市官员“特高薪酬丑闻”而作出的反应。据悉，这位“丑闻市长”的年收入高达787637元，而这座洛杉矶郊外的贫困小城，一共不过4万人口，而17%的人口还处于贫困线以下。消息出来后，全州哗然，人们感到震惊。但是，在分析这次事件的原因时，人们也发现，在一次关于市议员工资涨价的投票中，4万人的城市，投票人数不过400人。徐贲说，“除了官员的贪婪，民众自己的政治冷漠也难辞其咎”。的确，民众越是冷漠，公共生活也便越是腐败。

　　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时，往往能轻易发现冷漠对于公共生活造成的巨大危害，但是造成民众冷漠的原因却并非那么容易能找到。在徐贲先生174篇文章中，没有那篇文章单独提出来特别从哲学或者政治学的角度讨论此一问题，而他在序言中讨论的却是关于“如何从事公共生活写作”的问题。不过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大概能总结出以下几点造成民众“冷漠”也是造成公共生活衰落的原因，一是政治的极权和不宽容；二是世俗化带来的犬儒主义；三是公民教育的阙如和失败。在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里，人们没有反思和独立思考的机会，无法阅读和聆听额外的声音，想象力无法自由的驰骋，所谓的公共生活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徐贲在书中多次提到的法西斯统治，奥威尔《1984》里的可怕情景，说得就是这个问题。另外，这个时代过于早熟的市场文化带来的犬儒主义也是徐贲担忧公共精神衰落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丧失崇高理想和信念，追求功利和投机而不关心其他，所以他在书中讨论了很多关于荣誉，年轻人的理想和职业选择，宗教生活等事件。再有就是公民教育的缺席，这一点造成人们无法用理性的话语对话，无法体会作为基本的人权观念，比如徐贲提到的中国对于所谓“中国不高兴”的讨论，以及人们把人文教育做成精英教育的错误认识。

　　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推行所谓的“铁血政策”，带领德国通过战争逐步走向统一，一时权倾朝野。而德国人在这位强势统治者的羽翼下也走过了一段“被包办”的“美好时光”。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包办”也让德国人丧失了获得民主生活教育，并学会如何过“好的公共生活”的机会，为日后德国人“政治的不成熟”埋下了伏笔。一种生活方式的培养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只有生活的实践本身才是培养“好的公共生活”的最好老师，这种教育需要的是“放手”，而不是“包办”或“娇纵”。关于美国的公共生活，徐贲没有给出一个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的概念化定义，而他的经验却也让他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对广大公民具有教育作用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徐贲 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版。

　　刊发于新京报 2019.2.26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