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是一本由冯自由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4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精选点评：

　　●过分夸大了中山樵的作用，但也确实保存了一些史实。

　　●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如今看来，后半句更是深刻的现实。

　　●掩卷三叹

　　●算是史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者曾任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亲历过辛亥革命前后许多重大事件，从而收集了革命活动中的大量报导、通讯、私人文件和当时党内人士的回忆录，利用这些资料，并根据其对民国成立前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广泛知识，撰写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史及其活动，所述事件皆有所本。《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收入“辛亥记忆”丛书。

　　●忙里偷闲，季风读完

　　●几篇檄文、书信写的还是不错的，此书但可作长编，读起来非常乏味，只有最后汪兆铭的供书写的实在很不错，足可效仿。P107，致公党纲领，二、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六、凡新进堂友须遵守洪门香主陈近南遗训行礼入闱（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是我们大救星）。以今目之，这帮人就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革命与反革命，CP的思想就是凡是反对我的敌人的，就是革命的，凡是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P218，（萱野）“每于战败时，恒以易经及春画两物自娱，大足振作其勇气。”窃以为醇酒胜过易经多矣~勘误：P113，关于“风牛马”，风指的是交配，文用词不当；P360说镇南关之役用的是青天白日旗，后面的法国报道则是红蓝白三色旗；P366马笃山——P367马督山.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读后感(一)：历史不管你死得早或迟——读《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如果你正在热恋，那么你一定想去看看恋人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似乎回到他/她过去的空间，就可以接近他/她过去的时间，在想象中和他/她一起青梅竹马一回。如果你喜欢长江，那么你一定想去看唐古拉山脉的格拉丹东大冰峰——长江的正源沱沱河的摇篮，爱其流而慕其源，这正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冯自由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辛亥记忆”丛书之一，三十二开，四百多页，资料之翔实令人赞叹。冯自由是当时香港《中国日报》的记者，文笔简洁。他当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亲历革命中许多重大事件，亲聆许多革命先行者的叙述。为了写这本书，他光搜集材料就用了二十多年。对被遗漏的功臣他补叙，对被误记的事实他订正，功莫大焉。这样一本书捧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绝对不只是手。这样一本书读完，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已经不像一个旁观者，而仿佛自己就置身在那波澜壮阔的时代之中。

　　书里的故事实在太多，随便找一小段，就比剧本更精彩曲折激荡人心。第二十五章倒数第三节“少数党员之异动”，两百多字，写1908到1909年间，清肃王善耆拉拢安徽的同盟会党员程家柽，想花三万金收买一批革命党员为己所用。程把这事告诉了刘揆一，意思是表面上答应，实际上把钱拿来干革命事业，刘揆一以“不饮盗泉”拒之。这事传开后，大家都鄙视程家柽，程在同盟会内混不下去，只好到北京跟着善耆混了。后来汪精卫行刺清摄政王载沣失败被逮，善耆说服载沣不要处死汪，程家柽在其中就出了很多力（行刺一段第五十一章又有详述，可谓详略相生，前后呼应）。没想到汪精卫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却又成了第一号汉奸。谁是叛徒？谁是英雄？就算是盖棺论定，还得看死在什么时候。“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下士时，若是当时身先死，千古忠奸谁人知。”但历史只对已发生的事实负责，你死得早或迟，那是你的幸运或悲哀，历史不管。我们也不管，我们只管读史。

　　需要提醒的是，本书定名《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谓开国前，是指1895年广州起事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至于1911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则被定义为“开国时”，不在本书范围之内。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读后感(二)：流血与重生之间：读《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流血与重生之间：读《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侯磊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了，清王朝也已经灭亡整整一百年了，时过境迁，是充分反思历史的时候了。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与它之前的多次革命是分不开的。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成功之时，却容易忽略那些更早的革命者。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辛亥记忆》系列，其中另人最为关注的就是冯自由所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冯自由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长期担任孙中山秘书，他的著述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当年的风流人物皆以作古，而事到如今，再翻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

　　深究起来，这番滋味并不好受，因为读罢全书，会发现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比我们想象得要残酷得多。如果稍微做个统计就不难发现，在这部五十一章的洋洋大著中，讲述战役的竟然多达十九章，还有四章讲述爆炸与暗杀，两章讲述牢狱，一章讲述案件，加起来超过了全书的一半。就是其他那些分析革命理论的章节中，也是充满了流血和牺牲。可见，辛亥革命并不是开开大会，组织些地下斗争，最后再打一次全面战争就能够成功的。在敬佩这些革命者英勇无畏的同时，也充满了对千万的人头落地时的唏嘘。

　　孙中山先生先后十次领导武装起义都没有成功，他一次次地在国外流亡，不断地在华人中筹集资金，并且领导同盟会与兴中会，不断地和不同理念的革命派别做斗争。而这其中的众多细节恐怕只有冯自由能讲述清楚了。本书中，从广州起义一直到汪精卫暗杀摄政王，我们常常能看到革命者的无畏：经常是孙中山聚集了几千人，就直接攻打有数十万人口和有数万清廷驻军的大城市，而且往往是人都冲到战场上去了，才发现武器因为被箱子压住，弹药不合适，没有点炮的火捻等等低级错误而无法使用，使得革命军往往赤手空拳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清军。再有是革命者的队伍庞大，人员混杂，使得很多投机者临阵倒戈，给革命者增加了更多的敌人。从军事的角度上，这些多次出现的鸡蛋碰石头的事情并不高明，所以革命的趋势是清政府必然垮台，但在军事上无异于冒了太大的风险。我们最终伤人一千，可代价却不止自损八百。

　　孙中山先生以组织同盟会起家，早起的同盟会都带有些古代帮会的性质，人员也都有些上古狭义之风。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生命，因此在当时多事采用暗杀、爆炸等非常手段，不论成功与否，都要有太多的人为之奉献了。这时的革命者很像古代荆轲刺秦王时的樊於期，他们奉献了自己的头颅，以换得一次进攻的机会。因此，冯自由才在记述了每一次战役和暗杀后，都分析其中成败的原因，并且把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公之于众。

　　全书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气势恢宏，有史家之遗风。作者给每一个细小的事件都加上了小标题，使得那些场景像电影一样映入眼帘。书中还记载了秦力山起义，唐才常起义，革命者在日本成立亡国纪念会，刘思复刺杀李准等容易被人忽略的史实。同时，冯自由还引用了众多革命者的供述、书信，清政府的布告、电文等档案资料，更加忠实地还原了那一次次流血与重生之间的历史。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读后感(三)：“革命”只是个天文学术语

　　看到作者的名字“冯自由”，我乐了。是的，世人都道黄金好，惟有钱财忘不了，自由这个词确实鲜有人去提。与时俱进，自由已然蜕变成挥霍的自由，而不是星体在轨道上运行的自由。

　　正文

　　作者冯自由自述作书的直接动机：“乃观晚近人心变幻，与时俱进，礼仪廉耻，荡然无存，益觉编辑革命史之举为刻不容缓。”本书出版时，才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谈论民国建国前的历史，已是恍然如梦，“白头宫女说玄宗”了。

　　“此乃民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作者疾呼。历史认同感是民族认同感的底色，是国家的根基，况且是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如何看待历史与如何缔造未来，这本来就是同一命题。此后的民国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

　　章炳麟在同年七月作序，这样介绍作者：“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由此可见，这是一本亲历者秉端正谨严态度而作的史书，有其不可夺得的珍贵价值。

　　作者少年时即在父亲的文经商店订交孙逸仙和陈少白两位先生，自兴中会到同盟会，大小数十战役，十之八九知晓，且主持香港《中国日报》，又借“稽勋”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调查，虽然中途因为袁世凯的逮捕有资料散失，确已有三十年的积累。

　　冯自由确乎是书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的有心人。

　　参与和见证革命的日人萱野长知，已然脱离政治去开矿做实业去了，致信冯自由，提出宝贵建议，并预言了这本书将会让故人泉下得慰藉，亚洲纸贵，感慨说：“所说中华革命运动，革命党从事于此，数十年于兹矣。而革命大业得以屹然于世界者，其经过历史，千头万绪，无一非诸同志惨憺经营断头流血之收获物也。”

　　“惨憺经营”、“断头流血”这样的字眼，可谓字字泣血，道尽革命艰辛。

　　史书按时间顺序，断代到武昌起义前，即“民国开国前”，贯穿其中有人物传略，会、盟、组织的来龙去脉，革命风潮，独立运动，重要战役，宣传刊物的来历，革命党与洪门、欧美志士和日本志士关系等，读起来，倒是有档案解密的性质，绝对没有论断在前，框架叙述形式化，索然无味之感，相反，人物栩栩如生，如徐锡麟，如秋瑾，如熊成基，如黄复生和汪精卫，一股血雨腥风扑面而来。

　　徐锡麟被斩首、剖心、烹肝而食；秋瑾曝尸于街，初无敢收葬者。执政者对暗杀者恨之入骨，使的自然是中国文化里头积淀下来的最卑劣、最黑暗的滥污手段。而革命者处心积虑搞破坏，不惜潜伏官场，今天还把酒言欢，明天当面亮枪。心志本来不同，用的也是炸弹、子弹，新学来的高科技手段。

　　革命之激烈，不是红，便是黑，让所有灰色的缓冲地带荡然无存。懵懂学生和熟人老乡，被胁迫去搞暗杀的不乏其人；被认为是出卖了熊成基的无辜者孙竹丹被“用铁哑铃重击其脑，双目凸出而死，后乃割尸数段，盛于箱中，抛弃海上。”此时，即便执政者内有明白人，却是非主流，无力协调。冯煦力就不主张对徐锡麟用私刑，说：“斩首，国法也；挖心，私刑也。”但是，没人听。

　　本书以汪、黄刺杀摄政王，被开明的肃王释放作结。这一点点令人意外的和解，早已无力回天，更无力挽回执政者的合法性继续。汪精卫在入狱后的自白书里，更是否定了“君主立宪”的任何可能性。

　　无疑是当权者不自知的愚蠢、贪婪、横暴、傲慢、自私，又失去了几乎所有成熟、理性的政治智慧的建言和改变的可能，使得身家性命与这一体制一起倾覆，同时使得众生一同历经劫难。

　　至此看来，中华民国无疑是一颗“暴力革命”的果实，而暴力也似乎是革命的宿命本质。

　　惟有承认亚里士多德的话，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也许可以避开这种最底端的人食人的圈套，才能避开革命的极端恐怖的暴力源。当下这种“按下葫芦起了瓢”的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以及突然爆发的中东地区革命无不是这种政治存在和言说存在的长期压抑所致——试想，如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积聚了几百年的力，上千年的力，该有如何凶暴的狂澜？

　　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P31-P33）中考察，“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指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的天体周期运动，不以“新”，也不以“暴力”为特征。“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或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事物的固有秩序。

　　邹容在其《革命军》序言中也说过，“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事实证明，带有“保种”色彩的“驱除鞑虏”，只不过是在中国传统历史语境中的一种政治诉求的表达。当一种高度发达乃至过分纤巧、自成循环系统的文明被武力征服之后，其恢复力在持续遭受压制后转而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破坏力越大，革命越凶暴，也就反衬最基本的恢复力被压制的有多么深切。现实世界，革命也并非只是在到流离失所、鬻儿卖女、无立锥之地的惨烈地步才会发生。革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持续存在和持续积累，各种形式和程度的革命时时在发生——忽视和不能正视革命的存在，不知历史中革命的本质和指向才是最为危险的，更不用说对革命的片面误解，那就是，把手段和现象视为本质与目的。

　　清王朝的积弊深入骨髓，外部强力介入后，政府（君主、王朝）与人民间的对峙陡然尖锐。外部力加速破坏这种脆弱的平衡，末端的改良已经无法医治好这病入膏肓的躯体，况且连这样一点点细微的向好光明也被深沉的黑暗所吞噬。

　　革命结出果实，才是革命，否则只能在史书中被称为“叛乱”或“起义”。不能不说，现在的我们，还在享用这颗“革命”的果实。仁人志士的鲜血，在此确实力透纸背。“革命”果实的珍宝在于，它指向的不是暴力，不是毁灭，而是自由的存在和表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因为这个“枪杆子”指向的不是消灭存在、消灭表达自由，而是建立存在和建立表达自由，才建立起政权，具备合法性。

　　民国的建立，指向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到后来究竟有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双方之力又在怎样地蜕变和纠结自不必说。毋庸置疑的是，革命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古老的、与生俱来的存在，那就是人的权力，言说的自由，政治存在的自由。公平和平等正是暗藏在这个自由之下。也许在形式上还有待探索，但时时处处，不与这个革命本源断了联系才行。

　　革命的最终目的将会执拗地彰显，恢复初衷，恢复那种在自己的轨道上独立运行的星体的——自由。

　　杨栗

　　2019/4/20

　　于北京•果园

　　（原载6月27日《北京晚报》书香周刊 版）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读后感(四)：百年只在瞬息间：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再过数日，就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百年的日子。很可能是由于近年来的“民国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之于影视界仅影片《辛亥革命》“一枝独秀”的惨淡景象，出版界的情形显然要精彩热闹得多。更令人欣喜的是，关于这段历史的书籍，凡是拥有一定受众的，无论是张鸣教授的《摇晃的中国》，还是祝勇的《辛亥年》，抑或是雪珥的《计划外革命》，都早已不再拘泥于教科书式的叙事模式，而是将触角伸向了历史的纵深处，期冀能以更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来解读这场由我们的先辈发动的革新——正是它为我们带来了有史以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至今仍或隐或现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新近推出的不胜枚举的相关出版物中，当年的革命党人冯自由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是一部十分难得的著作。冯身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乃真正的革命元老，其另一部巨著《革命逸史》素为坊间所重视，数十年来流布甚广，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第一手权威资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则成于民国十七年，作者在自序中感叹：“中华民国成于革命党之手，此世人所公认也。今距民国建元十有七年矣，为问四万万人中能言国民创作（意为“创立”——笔者注）之历史者几何人乎？环顾海内外，能答此问者，盖寥落若星辰之可数焉。”正是有感于此，作者才不惜耗费大量精力收集史料，为后人留下了这部传世作品。整部书从革命之动机讲起，除了历数兴中会之成立、苏报案之经过、同盟会之创设、徐锡麟秋瑾之殉难、汪兆铭刺杀摄政王、黄花岗之役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外，还向读者披露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小规模起义。全书还花费较大篇幅梳理了革命党人在欧美、日本、南洋、香港等地的活动。凡对同盟会历史略有了解者都知道，海外活动是当年革命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可惜长期以来，除专业研究者外，公众对这段十分重要的历史只是略有耳闻，完全不知其所以然。这部书无疑弥补了此种缺憾。

　　不过，自革命以降百年来，国人的辛亥记忆，总不免以革命党人的言说为主，视角单一。尤其是自1927年国民党强调一元化统治以后，更是建立了一套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的不可逾越的框架，影响及于今日，这也不能不说是另一种缺憾。幸运的是，独立学者傅国涌先生在今年分上下两册出版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终于结束了这种状况。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的所谓“亲历者”，并非指革命党人，恰恰相反，它指的是非革命党人。这些人中有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和一般官员；有满人，也有汉人；有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有留学生、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也有日后的著名知识分子叶圣陶、吴宓等，还有革命时居住在中国的许多西方人。而所谓“私人记录”，则是指并非意在公之于众的书信、日记以及有较强私人色彩的回忆录。作者之所以选择这类史料，无疑主要是看重了它们的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当然，成书时，作者并非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对大量私人记录进行编排，而是运用自己多年治史形成的史识和对辛亥前后社会氛围的体认，将各类史料巧妙地安排在一个给定的叙述框架中，从整体上呈现出革命前后整个社会的气象。例如，在上册中，作者就精心选取一些极具深意的世相（如彗星、天灾、谣言）以及人们对此的反应，通过对当时各阶层人士生活记录的呈现，描绘出辛亥革命前人心思变景象。下册则以朝廷和民间在革命发生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情势为叙述重点，对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达成南北议和的原因作了解读。简而言之，在作者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未经大规模流血就建立民国，主要乃是由于当时对峙的双方财政状况都极为窘迫，而在当时能为双方提供贷款的西方列强出于种种考虑，在这一历史性关头保持了中立，因而使得南北的议和成为可能。在我所遇到过的各种解释中，上述解读不能不说是令人信服的一种。

　　当然，叙事框架的存在决定了作者必须对材料进行取舍。如何保证这种取舍的准确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随意性，以免陷入“六经注我”的境地，这是非常考验作者功力的。这不仅需要作者收集史料的范围足够广，而且还必须保证在运用史料时，具有面对历史时的诚实感和分寸感，在写作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质疑自己固有的观念。令人庆幸的是，以我的阅读体验来看，这一切傅国涌先生都做到了。身为读者的我们，因此而能有幸读到一部有血有肉的辛亥革命史，在这部书里，辛亥年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纷至沓来，完全打破了以前那类线性叙事带来的抽象干瘪的革命图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作者与我们身处同一时代，因此虽是历史著作，阅读时也能时时感受到作者对于读者当下关怀的准确把握，每当读到会意处，总让人心里暖暖的。

　　《百年辛亥》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书凡50余万字，却不见对史料的任何大篇幅评说。作者自述，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相信，历史就隐藏在各种史料所呈现的细节背后，而这些细节，远不是历史研究者的评说所能涵盖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细心的读者在通读此书后，应该完全能够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不再需要作者的刻意的评说。总之，这是一部充满了细节的很有意思的书，而历史的奥秘有时就隐藏在细节中。

　　英国人丁格尔完成于1917年的《亲历中国革命：1911—1912》是另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有趣的书。在写作本书之前，作者曾以传教士、作家、旅行家、新闻记者身份在中国生活过数年，并出版了《徒步穿越中国：内陆的生活与改革运动》一书。革命爆发时，他的正式身份是上海《大陆报》驻汉口记者，与中国人一起亲历了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以这样的背景来写作此书，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加之他对中国民情本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新闻记者的行文习惯更让整本书读起来生动活泼，配发的数十幅战地照片乃作者亲手拍摄，极富现场感，更使得此书成为辛亥叙事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革命期间他在汉口的种种见闻，为读者勾勒了革命的大致脉络，也详尽叙述了他采访黎元洪、唐绍仪、萨镇冰、胡瑛等名流的经过，这些虽算不上什么秘闻，却也时不时会令人倍感新鲜。比如，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因为黎元洪是被革命党人强行推到湖北都督位置上的，与真正的革命党人总免不了隔膜。但在丁格尔这位革命后率先访问黎的外国记者笔下，他的采访对象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真正的革命领袖。在这位英国人看来，虽然黎之“革命”在开始时是被迫的，但很快他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并作为中国的领袖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当然，任何的历史叙述都会有所偏颇，并且大概所有人、尤其是政治人物在接受采访时都免不了说些漂亮话，更何况他所面对的采访者还是外国人。不过这样的个人记忆至少是鲜活的，作者的中立身份则可以基本保证叙述的可信度。

　　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和革命局外人的身份，决定了丁格尔在大多数时间是以第三只眼来看待这场革命的。作为一名英国人，他期待看到的是，无论中国的时局如何变化，都能对英国的未来产生正面影响；而作为对东方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通，他的笔端却又不时流露出对那一代中国革命者的同情与敬意：“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献出生命的志士及新兴的群体，希望他们为自由进行的斗争将预示着中国公正与正直之日的到来。”百年之后，捧读一名英国人这样的题辞，如何能不令我辈动容？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册），东方出版社2019年8月版。

　　【英】埃德温·J·丁格尔《亲历中国革命：1911—1912》，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读后感(五)：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

　　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

　　——评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杨津涛（启风）

　　刊于4月17日《信息时报》

　　标题取自中华民国国旗歌《青天白日满地红》，发表时更名为《 一部辛亥革命信史是如何写成的》

　　冯自由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亲历过辛亥革命前后许多重大事件。民国建立十多年后，他深感民权落空，自由未成，后半生执著于革命史研究与写作，抛弃革命派系的阿私之见，力求如实记载、公正评价，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革命信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无一字无来历”

　　世人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冯自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父在日本与革命党多有往来，兴中会横滨分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曾来他家做客。当时孙先生问年仅14岁的冯自由：“好读何书？”冯答：“好读小说。”孙再问：“好读哪部小说？”冯答：“《三国演义》。”孙又问：“《三国演义》人物，汝最喜欢何人？”冯道：“孔明也。”孙先生闻说哈哈大笑：“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已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孙中山由此对这个少年颇为赏识，当即让冯自由填写誓约，加入了兴中会。冯自由少有大志，曾在书房中自撰楹联：“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冯自由的革命资历很老，但在民国建立后却并不得志，因而专心著史。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已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但曾经的革命先辈也都日渐凋零。冯自由一来为保存史料，二来为使国人知共和创立不易，以尽“革命党后死者未了之责”，遂写下了这本《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冯自由是兴中会、同盟会最早的会员，长期献身革命；在辛亥革命后又得出任稽勋局局长，负责对革命立功者的调查、褒扬与抚恤工作，掌握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此外，身为革命元老的冯自由，与很多民国政要都是莫逆之交，通过采访故旧能取得第一手的口述史料。冯自由自谓此书“无一字无来历”，绝非妄语。

　　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序的章太炎，与同盟会里的孙中山一系素来不睦，且为人刚正不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全都挨过老章的臭骂，但他却称赞此书，“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正如其所说，无论是兴中会（同盟会）发动的潮州黄冈、镇南关诸次起义，还是光复会（章太炎曾是其重要领袖）策划的安庆、绍兴几回举事，冯自由全都照录不误、绝少偏颇。

　　为读者校正“常识”讹误

　　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冯自由会为读者校正很多“常识”上的讹误。对近代史有些兴趣的朋友想必都记得，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办兴中会，翌年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默认兴中会的会长是孙中山了。其实1895年，孙中山是以自己在檀香山的组织与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合并，才有了后来的香港兴中会。当时或许是出于巩固同盟的考虑，并没有确定会长人选。后来广州起义在即，不能没有一个共同领袖来统筹全局，“众乃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音译），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原辅仁文社和檀香山兴中会隐藏的派系矛盾由此爆发，最终“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退让，结果杨衢云当选。”

　　当然，冯自由在准确表述历史的同时，也不免有意美化了自己的建党领袖。以上事件的真相或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分析的那样，“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既然实力不济，孙中山无论甘心与否，也都只能暂时退让了。

　　“不虚美、不隐恶”

　　冯自由在书中记录了当时兴中会的章程，其中一条很有意思：因为革命事业需要的资金量很大，所以“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具体的集资办法是，“每股科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收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简单说，只要你肯掏钱买兴中会十元一股的“科银”，在革命成功后即能获得十倍的高额回报。在以“爱国之诚”鼓励大家踊跃集资的同时，兴中会的同志们更有漂亮的广告词，“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英大焉，机不可失也。”那意思就说说，花钱买官没准儿就打了水漂，但要是把钱给了我们，就能够包赚不赔了。

　　此外，冯自由还在本书中披露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已属秘闻的史事。在晚清如水火不容的保皇、革命两党在戊戌政变后曾一度谋求合作；八国联军侵华，东南督抚宣布“互保”的时候，革命党人曾试图通过香港总督游说李鸿章，希冀他能附从革命，促成两广独立，建立共和政府。

　　说到对晚清革命史的熟知程度，在当时是无人能出冯自由之右的。同样精晓辛亥掌故的陆丹林在《革命史谭》中说，“党中每有关于党史及调查革命同志履历，必向他咨询，故老同志给他的徽号‘革命通’”。由“革命通”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自然是游刃有余。冯自由在后来所作的《革命逸史》中有十首自题诗，其中一首谓：“元年黍掌稽勋局，晚岁重修革命编。自信董南能直笔，开基功业此书传。”冯氏之所以敢拿董狐、南史两位“不虚美、不隐恶”的古之良史自况，正是因其笔下史书足够地客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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