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乔治·普莱斯传》是一本由[以]奥伦·哈曼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假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4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乔治·普莱斯传》读后感(一)：【品·鉴】既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

　　关于“利他主义”，我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试图为阅读本书增加一些助力。通过阅读，我发现了不同的人对纯粹的利他主义的真实存在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都旗帜鲜明，有缜密的逻辑支撑。这说明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一般我们理解的“利他主义者”，是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他人的人。如果利他的行为包含了对任何形式的回报的期待，那么就不再是利他，而是利己。假设一个场景，一个人冒着被淹死的风险去洪水中救陌生人。针对这个场景简单的把不同的看法分为两类的话，一类人会认为这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因为情况紧急，且风险极大，而救人者没有时间去思考救人的风险和后果，就已经有所行动。这是在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换取他人的利益。另一类看法是，就算当时救人者没有去思考过救人可能带来的名誉或者物质上的好处，他这样的行为本身是与他成长所处的文化环境，受的教育有关。而这些文化中会宣扬舍己救人是伟大的行为，正面的行为。因此救人者是在受到这样的影响的基础上，认同并且希望自己做到这样“正面的行为”，才会去主动救人的。即使当时没有思考，但是潜在的影响已经存在。

　　对于这样的两种看法，我倾向于后一种。因为我认为人类的发展离不开文明的传播与传承，这也是区别我们和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文明人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他的文化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而且他也或多或少会愿意依照人类共同的标准行事，来获得社会认同。但是我也承认后一种想法比较功利，不太让人“舒服”。毕竟大家都乐于见到一个没有自私之心的圣人。

　　在书中有提到一些会帮助其他伙伴的动物，以此来证明自然界中利他行为的存在。我认为，动物与人可以分开来看。动物的之间的利他以基因的传递为最终目的，而人类之间的利他则与道德有关。但是，假如深究下去，动物的利他是否一定是在提高一个群体相对另一个群体的适应性之上？一个人是否真的有本性的善良？这个问题就会如书中所说的“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用科学进行有意义的研究的问题，另一类是在科学范畴之外的问题。”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它们区分开。

　　在我看来，乔治的科学研究是在把“利他主义”从第一类问题的角度进行探索，而他身体力行地去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是在从第二类问题的角度实践自己的想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乔治提出的公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他亲自的探索成果来看，他毫无疑问失败了。他所帮助过的无家可归的人依然无家可归，酗酒的人依旧酗酒，没人有所改观。

　　不过我并不相信他的行动全是徒劳。尽管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否定过自己的做法，认为自己对别人的帮助反而是害了他们，因为他并不能真正的长久的帮助别人。但是我相信他做过的事情一定是有意义的，即使是把自己的房子与流浪汉共享一个晚上，给与他们一个晚上的温暖和善意，都有意义。与其纠结他的动机是否是真正的利他，不如想想他的行动，至少在行动上他创造了价值。一个人死后留下的,不是自己得到的东西, 而是曾经给予过他人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段话，在回首乔治的一生时，就像“当我们听完一曲音乐时，我们的脑海中总会萦绕着各种挥之不去的想法。这些想法既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我想这句话似乎代表了我对乔治的一生的看法，也是我对纯粹的利他主义以及人生的看法。他的一生做过很多事情，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就，也在一些地方做了错误的选择，最后他死了。而纯粹的利他主义要么存在于理想当中，要么有条件的存在于现实当中，要么就并不是真实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有问题的存在，但它们都“既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乔治·普莱斯传》读后感(二)：【品·鉴】“我应该走了，去见我的造物主。”

　　

利他主义是一种无私地为他人谋求福利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有时甚至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为别人开门，也需要利他者消耗一定的时间与精力。而在另一个极端，当一个人救助别人的生命时，常常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安全承受极大的风险。 ————《利他之心》

读完这本书，利他这个概念，仍然是一个令我迷惑的概念，就像乔治·普莱斯，仍然是一个令我迷惑的人一样。

　　普莱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傲慢的化学家，一位清醒的经济学家，一位不安的工程师，还是一名预言家？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的话

　　他留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方程，而他的数学推演帮助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理解了利他主义的源头。

普莱斯公式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这意味着它不仅可以解释基因的进化，也可以解释其他形式的非遗传进化，后者主要基于外成性或行为性因素的传递。普莱斯公式不仅能够表述选择如何同时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还对选择机制给出了重要甚至全新的解释。除了利他行为以外，普莱斯公式还可以解决其他问题。目前科学家已经用普莱斯公式解决了许多问题，包括繁殖价值、进化流行病学问题、遗传项目、人类文化的进化、流氓基因、减数分裂驱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学等。我们对普莱斯公式进行的思考越多，它就越可能帮助我们理解更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然而，以上这些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这场为了了解利他行为的谜题而进行的探寻，我们究竟又能学到什么呢？

　　书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国家主义、贵格教友派教义、圣公会教义、马克思主义、自然主义，有人信仰战争和欺骗，有人则坚信人性纯洁。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科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创造科学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科学研究者的背景、历史、家庭、教育、政治立场、宗教信仰、脾气性格，都会对他们的研究产生影响。想要理解科学，我们必须既关注科学，也关注科学以外的东西。当我们没有办法将可以用科学进行有意义的研究的问题与在科学范畴之外的问题之间的界限划分请出的时候，往往就会爆发出尖锐的矛盾。

　　人类试图破解利他主义的生物学谜题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如果这个故事只教给我们一样东西，那就是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地质科学上的“原教旨主义”。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天性都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类的大脑确实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器官。在这个意义上，生物学上的利他主义和心理学上的利他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和联系，两者都可以从进化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虽然我们的大脑是进化的产物，但这并不是人脑最有趣的特点，也不是人脑最独特的特点。进化赐予我们的天赋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塑造我们生活的道德冲动，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事实，它都成立。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乔治认为，《圣经》中说的窄门是指诚实地面对自我认知，“承认自己内心最深处的自私的欲望”。人应该对自己诚实，这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他比以前更自私，也开始用更轻松的方式看待事物。“请以德报怨，并为我祈祷。”在信的结尾乔治写道，“上帝会帮助自助的人。”

　　1975年1月5日至6日凌晨的某个时刻，乔治自杀身亡。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他为何自杀，但是他的生和死一直在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启迪，他的行为就像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让我们看到理性的局限和灵魂的深刻相遇的那一点。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乔治·普莱斯传》读后感(三)：《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

　　人类思想史上先后出现了几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其中就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在神学教义依旧束缚学术研究的19世纪上半叶，在基于自己的航海经历和思考之后写成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小心翼翼地向神创论发起了挑战。尽管很快便引起巨大争议，甚至一度让达尔文及其追随者臭名昭著，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尔文和进化论逐渐被证实，并最终进入教科书，成为我们今人的常识。

　　毫无疑问，作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主要体现，《物种起源》这部划时代巨作再怎么称赞都不为过。而经过赫伯特·斯宾塞加以凝练，后来为达尔文认可的“适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观念，更是老少皆知。不过，尽管达尔文研究了生物界的种种现象，揭示出了物种进化的规律，但是，他并没有穷尽一切知识，长期困扰他的一个问题就是，适者生存背景下，物种是极端利己的，可自然界存在大量物种内部的利他现象，这该作何解释呢？

　　其实，利他现象不止困扰着达尔文，还困扰着其他进化论者，比如比尔·汉密尔顿、乔治·C. 威廉斯，以及《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的主角，乔治·普莱斯，尽管普莱斯很难用进化论者进行定义。比起达尔文、汉密尔顿这样的专家，普莱斯不仅在名气上显得逊色，而且愈发地被人遗忘，然而，正是普莱斯提出了著名的协方差公式，让长达一百多年的自然界利他谜团得到妥善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免会好奇，普莱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促使他最终提出了这一公式？

　　乔治·普莱斯于1922年出生在纽约一户殷实的家庭中，他的父亲在灯光照明业成绩不凡。然而，随着父亲的英年早逝，普莱斯一家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顿，直到母亲勇敢地撑起了家。普莱斯很早便学会了帮家人分担生存的重负，后来顺利考取了哈佛大学。大学期间，普莱斯主修化学，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他对生物学有异常的兴趣，尽管他的卓然不群让人印象深刻。普莱斯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并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过论文，然而，他的荣光到此为止，晚年的他选择过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他既帮助街边的流浪汉，又让自己成为了流浪汉。普莱斯到底是谁？为何他最终过上这样的日子？

　　在《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中，作者奥伦·哈曼为我们留下了一张普莱斯的极矛盾的素描：他一方面胸怀大志，希望做出一番事业，另一方面他不断将自己推入深渊，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作者哈曼看来，普莱斯的身上融合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持久争论，并左右着普莱斯的选择与生活。然而，尽管对普莱斯格外着迷，但哈曼不拘泥于探讨普莱斯其人，还将美德的自然起源、利他主义与进化论的关系放置在舞台中央，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的条件。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的原理，世界上“应该只存在赤裸裸的残酷竞争”，然而，放眼浩瀚的自然界，可以发现各种各样“降低生物适应性的行为”，比如雄孔雀的长尾巴、长着不易用于战斗的角的鹿、一生辛勤却终究无后的工蚁，等等。如果说一两个例外往往证明了规则的普遍性的话，太多的例外则有动摇理论根基的潜在风险。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错了吗？不是适者生存，而是善者生存？抑或自然的“智慧”深刻到有待继续揭示？

　　在攻克利他主义谜团的努力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进化论学者，包括前面提到的汉密尔顿和威廉斯，以及罗纳德·A. 费什尔、J. B. S. 霍尔丹，他们提出了种种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利他现象的起源，比如群体选择、基于基因的个体选择，性别选择等等，尽管乔治·普莱斯就其资历而言显得业余，可他的视野和敏锐都让他脱颖而出，他苦思冥想钻研出的协方差公式，证明了进化其实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进行。换言之，先前彼此对立的各派学者可能都是对的。

　　就这个成果而言，普莱斯足以在进化论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令人迷惑的是，他的兴趣不久便转向了经济学，仿佛他正试图开拓另一领域。此时，普莱斯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从前的科学至上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基督徒，并将利他主义美德运用于日常生活，帮助伦敦街头的流浪汉。尽管这让他原本就苦不堪言的生活愈发窘迫，可普莱斯不以为意，我行我素，甚至不断进行道德的更新，追求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善人，直到最后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某种程度上，普莱斯是一个思想和现实中的流浪儿。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无数领域感兴趣，却终究没能（兴许他也无意）成为任何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以至于很长时间内湮没无闻。他既无比渴望安慰与良善，又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因此给千人留下了千种印象。不管怎样，是他选择开启的这种生活，也是他选择终结的，他活过、思过、爱过，他精彩，他问心无愧。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乔治·普莱斯传》读后感(四)：我们需要去证明利他，而不需要去证明自私

　　之所以会翻开这本书，是因为书名和图书的装帧，但让我看下去的原因却是乔治普莱斯这个人，他谜一样的人生。

　　我比较认同一位老师对一些书的态度，在他看来一些读物对入门读者是不够友好的，是需要编辑来做【导读】才更有助于读者去阅读的，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参考了这篇文章，我以为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这本书的导读来看。

　　【普莱斯公式及乔治普莱斯的详细介绍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0187628/】

　　由编辑给出导读，并不是想要给读者降智，而是通过这样一种行为，让书被更多人看见，接受和阅读，实现盈利目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存在自私动机的“利他主义行为”，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们去给新婚的小夫妻随礼，看上去是在祝福他们新婚，但实际上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份礼金会如数或加额返回到我们的手里，作为我们生活的启动资金，这也是一个看上去利他但实则并不是的案例。

　　我们去做一些善良的事，说到底是为了自己可以在某日得到偿还，而这种自私的想法常常被我们抛到脑后选择无视，以至于我们误以为——人是天生善良的。单纯就个人体会而言，我的生活里没有纯粹的利他主义，大多时候我们只是把利己这一目的隐藏的比较好。

　　乔治普莱斯是一个不被熟知的人，他用前半生的学识去证明了【利他主义不存在】，而他却用后半生试图去推翻这样一个已经被自己证实了的结论，尽管他最终用生命为代价，被现实狠狠地教训了——利他不会得到善终。

　　但是我们不是普莱斯，无法去理解，救助流浪汗，自杀，乃至留下身后的“圣人”之名，到底是不是他所求。比起利他主义到底是什么，是否存在，我更希望自己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普莱斯其人。

　　为什么要去试图推翻自己的结论，让不存在的东西存在，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利他主义真的是一个幻想，自私才是人的本质，我们所做的一切看上去友好可亲的事情，本质上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基因最大化，那么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虚无，我们所为之努力的，不过是另一双无形之手于千万年前就安排好的。这种用尽全力也只是他人棋局之下的一颗棋子的无力感，任你如何抗争，都是一盘死局。

　　普莱斯想推翻的，到底是利他主义不存在这个结论，还是自己人生的死局。

　　既然人生是虚无，那么生存的意义又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利他主义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活着。“利他”是神圣的，而自私是龌龊的。如果是这样去看待人，看待周遭，那么确实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了。

　　但如果自私本身就是在利他呢？

　　好好打理自己的人生，接受良好的教育，关照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别人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已经做了最利他的事。至少在一些事情上，这样的观点也是成立的，我们都说“管好自己”，可是实际上能做到的人却并不多。

　　一开始我以为这本书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会犹如天书看不懂，但就像我在群里说的，除了看不懂的地方，我都可以看懂，这个看懂意味着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理解一本书，理解普莱斯的人生。

　　我这样的读者，一定不是作者预设的理想读者，因为我除了为普莱斯感到唏嘘，为书里的内容感到大开眼界外，我所持有的念头是不如就按照基因印刻在我们身体里的自私本性去做每一件事。

　　而在这之后，我更关心的不是利他主义是否存在，而是自私的尺度在哪里。我们需要去证明利他，而不需要去证明自私，光是想到这个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必要去勉为其难地乐于奉献。

　　优胜劣汰物竞天择，达尔文或许无法解释一些生物之间的利他主义，但是对于99%的生物而言，这一结论是适用的。这本书的看点不仅在于普莱斯的一生多么的跌宕，也可以启发到我们去思考自己的生活。

　　“乔治已经45岁了，他想要成名，但他一无所成”，这句话出现在第八章末尾，而下一章就是普莱斯人生的另一个新阶段，世界需要疯子，世界是由疯子在推动的。

　　这样看来，我也要推翻自己的结论，利他主义或许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利他，究竟是利的哪个他呢。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乔治·普莱斯传》读后感(五)：译者手札|跃入虚空——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文：鲁冬旭

为什么阿米巴虫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全同伴？为什么负责放哨的瞪羚会在狮子出现时上下跳动、冒着生命危险警告其他瞪羚？

　　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利他行为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降低生物适应性的利他行为怎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保存下来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达尔文之后的无数学者展开了上天入地的求索之旅。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英国生物学家。

　　他出生贫寒，10岁辍学，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贫民窟，一路登上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最顶层。他25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此后一直是备受尊敬的学界泰斗。他是达尔文的狂热信徒，自诩“达尔文的斗犬”。因为他攻击对手时太过凶猛犀利且“否认自然中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 ”，他的敌人形容他是“魔鬼的门徒”。赫胥黎认为： “在有限和暂时的家庭关系以外”只有赤裸裸的残酷斗争。他相信人性本恶，道德只是人类为克制本性而发明的“人造人格”。

　　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他出生显贵却憎恶自己的阶级，放弃贵族继承权投身革命。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生活的主题是贫困、流亡、犯险、颠沛流离、逃避追捕、在监狱里服刑，但他从未放弃善意与信念，始终倾尽所有地帮助战友。他的“互助论”认为：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主要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竞争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的竞争，而同一种生物内部主要是互相援助。他相信人性本善，只要回归动物状态就会自动找回道德和善意。

　　有趣的是，赫胥黎和克鲁泡特金都认为自己是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虽然他们对达尔文理论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反。

　　在科普读物中，科学家往往是一群千人一面的平面人。他们个个少年早慧，长大勤奋刻苦、奋斗终生，最后终于不负众望地摘下了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如果世界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在这本书里，科学家们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固执、狂热、甚至是偏颇和愚蠢——是的，甚至是偏颇和愚蠢。

　　赫胥黎和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的理论进行了几乎截然相反的诠释，原因之一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脾气性格截然相反。在一个冷酷无情、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全靠自己从贫民窟爬到社会顶层的赫胥黎只看到竞争，看不到互助。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政府亲王” 克鲁泡特金只看到互助，看不到竞争。或者说，他们都在选择性地看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那些模式化的科学故事常常让我们忘记：创造科学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 即使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绝对“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者的背景、历史、家庭、教育、政治立场、宗教信仰、脾气性格都会对他们的研究产生影响。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孜孜不倦寻找利他起源的学者如何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而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这是一幅相当立体、丰富、有趣且给人启发的画卷。但这本书真正超越一般科普著作的地方是，作者还以颇具文学性的笔触书写了每个人的痛苦和脆弱。

　　一生信奉马尔萨斯式竞争的赫胥黎晚年陷入了无法排解的抑郁，因为一个他回答不了的问题始终折磨着他：如果永无止息的残酷生存斗争只是为了让几百万年后的后代获得一点点生存上的优势，那么无时无刻不为此承受痛苦的我们又得到了什么报偿？赫胥黎在痛苦中死去。按照他的遗愿，他没有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厅的达尔文墓旁，而是葬在寂静的家族墓园中。他的葬礼上无人宣读颂词。

　　而在海外流亡了41年的克鲁泡特金终于等到了革命爆发的那一天。数千人聚集在彼得格勒火车站前欢迎他回国。列宁亲自接见了他。他相信俄罗斯获得了新生。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希望很快被失望取代，一切仿佛和沙皇统治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同。1920 年 3 月 4 日，克鲁泡特金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

“劳动者的情况实在非常悲惨，我必须把这一点告诉您， 因为我认为做出这样的证言是我的职责。这里的大部分劳动者都在饿着肚子……如果目前的情形继续下去，‘社会主义’一词将很快变成一种诅咒。”

　　他至死也没有等到列宁的回信。他的葬礼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最后一次大型集会，那片国土上很快将再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赫胥黎和克鲁泡特金，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似乎就是燃尽了一生的热情却在幻灭中死去。

　　是的，每一个遗传生物学家或每一个达尔文主义者都必须面对一个“终极”的问题：利他主义为何存在？

　　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一个“终极”的问题：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有一位天才为世人回答了前一个问题，却无法为自己回答后一个问题。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乔治·普莱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一个难以捉摸的怪人。他曾参加过曼哈顿计划，是前途无量的化学家，却突然“自毁前途”地放弃了学术界的工作。后来他研究过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济学、数学、物理学、进化理论……他总能很快在新的领域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却又会很快失去兴趣彻底放弃这个领域。他在《科学》杂志上和超自然主义者进行过论战。他出过名也出过丑。他当过科普作者，干过莫名其妙的工作，把个人生活搞得一团糟。他五花八门的行动既像是试图改变世界的壮举，又像是自我中心的炫耀性表演。他痴迷自由意志问题，想找到一条玻意耳式的人性定律，他对进化很感兴趣。但在这一切躁动与混乱之下仿佛隐藏着一种信念，一份奇怪、固执、自我的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一定要找到属于他的真理。

　　最终，乔治一边研究进化问题，一边从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了狂热的基督教徒。他发现了一个能解开利他之谜的优雅方程，却已经不再有兴趣发表自己的结果。他离开了学校的办公室，露宿街头，把所有时间、财产和精力都用于帮助街头的流浪者。没有人知道他想要什么，也许这是一个关于利他主义的身体力行的实验。可他的实验似乎证明无私只会带来更多绝望。在他试图帮助过的所有流浪汉中，没有一个人最终戒了酒，没有一个人回到家人身边，也没有一个人改变了生活方式。乔治在贫病交加中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通常译完一本科普著作我会有种解谜的快感，就像读完侦探小说终于知道凶手是谁的那种快感。但这本是个例外。乔治的方程确实解开了利他主义的谜题，他告诉我们自然选择在基因、个体、群体等不同层面上同时作用，是以自私行为和利他的行为会在自然界中复杂地同时存在。可这个伟大的答案既没有挽救乔治的生命，也没有解开他灵魂的谜题。混乱和空虚的迷雾似乎并未散开，他做的一切仿佛毫无意义。

　　我仍然说不清乔治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是怪人？是疯子？是探索真理的殉道者？是现代版的快乐王子？也许这些元素在他身上复杂地同时存在。我也说不清科学究竟有没有彻底解决利他主义的问题。也许如作者所说：

“纯粹无私的善意存在于科学不能触及的地方，比如在人类高高飞翔的灵魂深处，那是不可知的地方”。

　　但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就意味着乔治·普莱斯、赫胥黎、克鲁泡特金还有书中提到的许多其他学者想弄清的其实是一个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用毕生热情追求的是对岸那盏永远不可能到达的绿灯。也许这才是他们痛苦的源头。乔治选择死亡是因为他终于无法再前进，只能纵身跃入那片虚空。

　　但只要看过他们留下的那些思辨的文字、那些优雅的方程和倾注心血的著作，谁也不会说他们的人生是虚空中无意义的挣扎。不，他们的共同点并不是燃尽了一生的热情却在幻灭中死去。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热诚、真挚、无怨无悔地用生命追求过自己相信的真理。他们向着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断前进，就算那目标永不可及。那种追求本身就是意义。

　　科学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那种追求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神秘、最有灵性、最超凡脱俗的东西。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乔治·普莱斯传》读后感(六)：一个利他主义者的葬礼

1975，一场葬礼

　　1975年1月22日，伦敦，一个萧瑟的雨天。

　　一群人冒雨匆匆走进了称不上宏大华丽的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教堂内部的装饰十分朴素，简单的条凳、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这些陈设让整个教堂看起来像一间平淡无奇的教室。很快，这群人将会跟随灵柩走完一段短短的路，来到东路上的一块墓地。此处有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坟墓，这就是死者即将安息的地方。

　　一个胡子稀疏的中年男人拖着脚步走过石塔下一扇沉重的木门。他的鼻子因过度饮用威士忌酒而红通通的，他的眼睛因疲劳而有些肿胀。这是一个多次入狱、贫穷且不太走运的人。一个大脚趾从破了洞的球鞋里露出，没有修剪的长指甲上满是污垢。斯莫奇从来就不是命运的宠儿，在他的一生中，乔治是唯一一个真心关怀过他的人。

　　留胡子的男人走进教堂，他的身后跟着4个流浪汉。这几个来送逝者最后一程的人是逝者最后的伙伴。几个流浪汉都裹得严严实实，他们身上穿戴的毛衣和围巾都是从垃圾桶和收容所里捡来的。虽然衣服很小，且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丢掉的东西，但是在刺骨的严寒中，能有点儿衣物御寒已经很不错了。有几个人穿戴着乔治好心送给他们的袜子和皮带，另外几个人的裤子和大衣是用乔治慷慨赠送给他们的钱买的。

　　几位伦敦大学的遗传学家尴尬地坐着不说话，当这群流浪汉走过他们身边时，其中一个流浪汉含着眼泪喃喃地说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圣人。”这群流浪汉走向教堂前部放置棺材的地方，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刺鼻的尿骚味。

　　教堂里一共有10个人，可能是11个。一个阴郁的故事就这样走向了阴郁的结尾。

　　在教堂的前部，站着两位世界一流的进化生物学家，他们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两个默默较劲的竞争对手。“乔治把基督教精神看得过重了。”艾普斯先生说道。因为死者的家人都不在场，艾普斯先生代表贾斯汀殡仪馆主持整个仪式。“有点儿像圣保罗。”比尔·汉密尔顿轻声说道。他的声音虽然小，却并非听不见。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闻言咬紧了嘴唇。接着是一片静默。

　　为了研究利他主义，乔治·普莱斯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了英国伦敦。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现在，他死了——他亲手杀死了自己。

进化论，一个谜团

　　虔诚的教徒相信，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赋予了人类道德；而宗教怀疑论者认为，是哲学孕育了人们心中的道德。但是，达尔文的理论使得这两派人都必须重新检视道德出现的时间点。

　　这位进化论的开创者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道：“了解狒狒的人，对形而上学的贡献会超过洛克。”这句话仿佛预示着日后即将发生的事情。

　　承认这一点就像承认犯了谋杀罪一样。

　　如果真如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在18世纪末写的那样，地球是如此古老，“我们找不到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结束的征兆”；如果就像达尔文说的那样，地球上的生命是经过亿万年的时间逐渐进化而来的，进化的过程不是一架一直向上的梯子，而是一棵不断分支、成长的大树；如果行为和意识与肌肉、羽毛、爪子、尾巴一样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如果以上这些说法统统成立, 我们便无法继续相信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类所独有的。

　　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达尔文没有提到上帝；而在《物种起源》第二版中，为了照顾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达尔文写道：“生命......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寥寥几个或单个类型之中。”

　　不管生命是不是由造物主注入的，美德都不可能是由人类发明的。美德的形成早于《圣经》，更早于哲学，美德的出现时间事实上比亚当和夏娃更早。

　　在某只无辜昆虫的腿上，或是在一阵适宜的风中，为什么阿米巴虫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全同伴？沿着阿米巴虫用自己的身体建起的“茎”，它们的同伴也许能从食物匮乏的地方爬出去，来到营养丰富的新环境。为什么在整夜的捕猎结束之后，吸血蝙蝠愿意将自己吸取的血液嘴对嘴地喂给同伴，将自己辛苦获得的营养分享给同一群中本次捕猎不太成功的其他蝙蝠？为什么当狮子出现时，负责放哨的瞪羚会上下跳动，冒着生命危险警告其他瞪羚饥饿的捕食者已经逼近？

　　以上这些现象与人类的道德标准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种种善良的行为究竟有没有自然基础？人类的种种美德是否与阿米巴虫、蝙蝠和瞪羚的利他行为来自同一个源头？

　　利他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谜。

　　从达尔文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完全违背进化论的基本论点，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果自然界真如进化论所言是一个残酷的竞争战场，那么无论是在海洋、天空、沙漠还是热带雨林中，都只应该存在赤裸裸的残酷竞争。那些降低生物适应性的行为怎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保存下来呢？究竟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这是达尔文主义者必须解决的一个谜题。

　　于是，自达尔文开始，人们展开了一场试图解决利他主义谜题的求索之旅。这场求索之旅涉及的范围极其宽广：从航行在南部海域的小猎犬号，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宫廷，再到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室；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课堂，到美国国会大厦的参议院听证会；从印第安纳州的草原，到巴西的热带雨林，再到牙买加的群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到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示威现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言，到圣公会宣言；从贵格会的反战行为，到纳粹的异端邪说。

　　有些人相信，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所以人类永远无法突破动物性的限制；而另一些人则相信，人类的智力赋予了我们超越动物的独特品性。有些人拥护原始传统的回归，有些人却为了让人类文化脱离原始传统的束缚而不断奋斗，还有一些人的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但他们也知道原始传统和高级文化之间的融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以上每一类人都采取了热诚和有力的行动，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有些时候，他们会直接将自己的是非观定义为人类的“本性”。因此，直到现在，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也还未结束。

　　在达尔文死后150年，人们仍满怀热情地继续着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

乔治·普莱斯，一位幽灵

　　真正的无私行为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工作者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研究角度五花八门：从经济学到生物学，从数学到哲学，从进化论到神学再到基因学。然而，由于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比无疑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这些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发现，要解决上述难题实在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

　　在这场寻找利他主义自然源头的旅程中，我们也许看到了一段色彩斑斓、异常复杂的求知过程，也许拥抱了许多惊人的原创科学成果，以及见证了戏剧化的人物和事件，但是，一条重要线索却始终缺失——这一点直到目前仍然没有改变。

　　这条重要的线索，就是乔治·普莱斯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悲剧的死亡结局。

　　乔治·普莱斯是一位被世人遗忘的美国天才，普莱斯出生于纽约，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他一生颠沛流离，曾被哈佛大学录取，晚年却流落街头，最初是一位四处漂泊的无神论化学家，最后却变成一位笃信宗教的进化学家和数学家。他追求利他主义的根源，身体力行，广善布施，临终却被世人遗弃，最终长眠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一处不具名的坟墓中。

　　进化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普莱斯可以用很多标签来概括，他似乎在他关注的每个领域都有所贡献，但他从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对感情，他也称不上专一，两个女儿很少受到父亲的关爱。在人生之末，普莱斯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财产和爱都给了街头的流浪者，两手空空的他亲自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从参与曼哈顿计划到发现解释利他主义的公式，从无家可归到彻底的绝望，普莱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利他行为的谜题。

　　如果我们把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比作一幅绚丽多彩的挂毯，那么当我第一次把乔治·普莱斯这条线索织入这幅挂毯时，这件艺术品马上就变了样，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色调和光彩。

　　在用达尔文的伟大理念去探索利他主义的谜题时，乔治·普莱斯看到了许多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当探索善意的本质时，其他研究者往往在各个层面上把不同的生命组织结构对立起来—基因如何纵容个体的利己行为，个体如何颠覆群体，一个群体如何与另一个群体顽强不懈地进行斗争。然而，只有乔治·普莱斯这个孤独的局外人看出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以上所有行为都是同一个方程的一部分。

　　乔治·普莱斯的这一认识想必是在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灵感瞬间获得的，这一认识上的深入将永远改变我们对生命进化过程的看法。如果说自然选择是一幅光辉宏大的画卷，那么在这个戏剧化的瞬间，这个毫无名望、未受过专业性训练、漂泊异乡、孤独失意的人瞥见了画卷的全貌，感受到了画卷的恢宏和伟大。

　　乔治·普莱斯一边写出那个优雅的方程，一边隐姓埋名地走上街头—真的是走上街头—把那个方程展示给全世界。

　　为什么有人会为陌生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到底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

　　乔治·普莱斯用他的一生解开了进化论中的一大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