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金庸已经离开我们一年有余，去年上线的杨照重读金庸的节目，也已经在讲完《鹿鼎记》之后画上了句号。

　　也许你好奇过，讲到金庸，为什么必然用《鹿鼎记》收尾。

　　显而易见的是，《鹿鼎记》是金庸的封笔之作。1972年写完这本书之后的将近50年时间，在创作上还尚有余力的金庸只是对自己之前的作品缝缝补补，再没有新的武侠小说作品问世。

　　但为什么金庸在《鹿鼎记》的后记里如此笃定，自己的武侠世界就到此终结？有人说是因为他已经写无可写，选择用一本反武侠为武侠做结。

　　金庸也如他笔下的高人那样，在他写武侠的20年间，问遍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之后便就此归隐，再不入江湖。

　　尽管我们说到武侠，大多不会第一个想起讲述武林世界走到末路时的《鹿鼎记》，但是这本书里的确承载着偏离武侠、超越武侠之外的太多太多。

　　“那个写时评的金庸，他所看到的是新闻时局同当时中国现实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所看到的、他所关切的、他所在意的中国，他不可能不写进到他的武侠小说里。要写那样的一个中国社会，他就不可能再写过去武侠小说里的那种武侠。”

　　讲述 | 杨照

　　

　　来源 | 《曾经江湖：重读金庸》

　　对于武侠小说，我们一般认为它必然要具备以下三大元素：

　　第一，既然是武侠小说，里面一定要有武功，而且主角要有很高强的武功。

　　第二，主角应该要是一个大侠，大侠需要站在善的那一边，和黑暗势力展开决斗。此外，代表善的大侠还要带领读者，让我们投射在他的身上，由他去帮我们解决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第三，在武侠小说里要有足够重要的大事，才值得让这个大侠运用这么高强的武功去征战、去处理。

　　那这里就用这三大元素回来看、检验一下金庸所写的《鹿鼎记》。

　　1.

　　从历史镣铐里逃脱的魔术师

　　我们先从最后一个条件开始讲起。《鹿鼎记》里面写的绝对都是大事，意思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读《鹿鼎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怀疑说：这样一件事情是个重要的事情吗？需要你们如此你死我活吗？

　　金庸不允许你质疑，他不给读者这样的机会，因为他用的手法之重，在之前的武侠小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鹿鼎记》帮我们叙述了清代康熙一朝重要的史事，而且它就像是带着你去到了历史现场，看到康熙做了什么事，鳌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跟吴三桂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人都在小说里一一登场。

　　可是也就因为这样，这个小说格外难写。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历史的结果已经奠定下来了、是不能改变的。康熙在那儿，你不能让康熙变成不是皇帝；康熙在位61年，你连让它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鳌拜的命运当然也不可改变……历史小说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就卡在那里。

　　而把历史带进来，这绝对不是一个便宜的手法，这是非常大胆的操作。而金庸大胆的程度，我只能用大魔术师哈里·胡迪尼来类比。

　　胡迪尼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魔术师，他最厉害的魔术不是变出任何的东西，而是把自己绑起来，扔进一个不可能逃脱的地方。包括他用手铐把自己反铐起来、身上用绳子绑着放进一个箱子，在外面用铁链锁住，再把这个箱子放进一个灌满了水的巨大水族缸里面。

　　那种情境底下，胡迪尼只能利用他被淹死之前非常有限的时间，解开层层束缚，活着从水箱里逃出来。

　　当我们脑袋里放着胡迪尼的形象，然后再读《鹿鼎记》，你就会明白我们在看什么呢？我们在看金庸他如何一层一层地把自己绑起来，然后在这么高度的限制之下，还能写出这么精彩、这么活泼的一部小说来。

　　他把自己绑起来的第一层——我就照着历史书的内容写历史上的重大的事件。

　　他不在这里虚构，他不给自己任何的自由，说我在这里掰一下，我在那里混一下，金庸就是要写在史书上面记录康熙这一朝发生过的那些重要的事情：杀鳌拜，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这些大事完全依照原来的历史，就这样写，而且把这些大事写作小说故事里面的主要情节。

　　金庸先这样把自己绑起来之后，他还要再给自己更不自由的第二个条件——他选择了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叫韦小宝。

　　没有人不知道韦小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读了最前面的第一册，韦小宝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因为你知道，从任何的角度，以任何的标准，韦小宝不只不是个大侠，他甚至不具备任何大侠资质和成为大侠的条件。

　　2.

　　“一无是处”的韦小宝

　　韦小宝出生在扬州的妓院，他是一个私生子，不知道爸爸是谁。而且他不识字，所以武功秘籍给他也没有用。

　　韦小宝出场的时候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完全不懂任何规矩，身上具备的最大的本事：一个是逃，另外一个是骂人。除了骂人、用下三滥的手法打架之外，他没有任何能力。

　　还有，不要说他不是君子，这太抬举他了。韦小宝满口胡言，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他甚至不觉得人应该要说真话。要知道，韦小宝在妓院里面学到的最大的本事就是耍赖和说谎。

　　你可以想想看，我们一般认为一个人身上最可怕的缺点通通都集合在了韦小宝的身上，这真的已经很惊人了。因为你选择了一个主角，他一站出来的时候，跟任何其它的武侠小说，包括之前金庸自己武侠小说的主角，都完完全全地不一样。

　　金庸喜欢写武林当中那种怪诞的人，这是武侠小说的另外一个传统，只不过这些怪人可以很重要，但他们就只是配角。例如说怪诞的欧阳锋、怪诞的黄药师，金庸也写得很精彩，可非常清楚的是，主角不可能是这样的。

　　你想想看，把郭靖跟韦小宝摆在一起，那算怎么回事？或者把张无忌跟韦小宝摆在一起，能看吗？甚至连令狐冲——他也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大侠——但令狐冲的不规矩跟韦小宝放在一起，也根本不值一提。

　　金庸写过的主角中最有可能跟韦小宝放在一起的，大概只有杨过。

　　但是韦小宝跟杨过仍然不一样，因为金庸让韦小宝一路都是这个样子，而杨过到后来脱胎换骨成为了一个大侠。这里不只是他的武功，而且是他的侠义风范都跟他刚刚出场时那种小瘪三的样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从旧派武侠里翻出新派武侠的金庸，当然了解他自己在做什么，这意味着他断绝了过去武侠小说的另外一种元素，就是大侠成长的故事。

　　杨过、张无忌、甚至石破天，他们都有成长的经历，他们遭遇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那些故事好看，也容易吸引读者。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一个原来不是大侠的人一步一步垫高，让他变成值得崇拜、高高在上的大侠。

　　可是写《鹿鼎记》的时候，金庸也把这个拿掉了，这就等于哈里·胡迪尼又给自己多绑了一道绳子。他打定主意，我不写这个大侠怎样成长。

　　虽然韦小宝出场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可是他就从此只有年岁增加，作为一个无赖小孩的个性的部分是没有变化、没有发展的。韦小宝从头到尾并没有真正地成长起来，就维持原来那个样子。

　　而最重要、也是最奇特的，韦小宝一直维持着不会功夫、不学功夫的状态。武功对于韦小宝来说只是他的幌子，有两种功能：一个是逃命，另外一个是拿来骗女孩子。

　　这样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我们真的不得不问说，他怎么会在武侠小说里呢？这就是金庸还去挑战了“武侠小说里不能没有武功”这一点。

　　小说里出现了很多武功高强的人：陈近南武功高强，天地会的人每一个都身怀绝技，又出现了神龙教，甚至连在皇宫里面，太监跟皇太后都武功高强……可是所有的这些人，在小说里，抱歉，他们必须要绕着韦小宝，才能够发展他们所有的叙述。

　　《鹿鼎记》里有了不起的武功，有具备有这些惊人武功的人。但是小说里最后要写这些大事，主导这些大事、完成这些大事，不是靠武功。

　　没有武功的韦小宝一路经历过所有的这些大事，因为他在，所以使得事情被改变；但是倒过来，他自己却没有被这些大事改变，他一直维持自己原来的样子。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最重要的一点：武侠小说里，一定要有善恶之分。传统武侠小说被写成了一个道德的天路历程，善恶不断争斗，虽然有的时候恶一时盖过了善、恶不断折磨善，但是最后善一定要能够压过恶。

　　可是《鹿鼎记》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善的主角，这个主角他不是一个纯洁的白衣大侠。韦小宝从来没穿过白衣服，他永远要么是过度破烂，要么是过度华丽。而且他过度华丽的时候，比他过度破烂的时候要多得多。

　　3.

　　成功的少年骗子背后，是畸形的权力来源

　　我们要知道，金庸一边办报，一边写时评，一边写武侠小说，所以在他的每一部武侠小说里面，多多少少都反映了那个时候的政治的局势，《鹿鼎记》也不例外。

　　比如为什么要在《鹿鼎记》里把主角韦小宝写成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因为金庸深受上世纪60、70年代时代背景的刺激，于是把当时“只要服从、永远革命，就能受到社会抬举”的现实，刻意在韦小宝身上反映了出来，甚至讽刺这件事情。

　　所以读《鹿鼎记》，有一种特别的读法，就是对读一本20世纪经典的英国小说作品，它的时代跟《鹿鼎记》相差不多。作者是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戈尔丁，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蝇王》。

　　《蝇王》的故事是写一群少年他们流落到了荒岛，没有大人，所以失去了原来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底下，少年们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威廉·戈尔丁就写了，没有完成社会化的这些青少年，他们那种内在可怕的邪恶。

　　金庸没有写到这么极端，可是面对当时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非常奇特的青少年现象——青少年的血腥暴力形象，他有他自己痛心的反省，所以他就写在小说里。

　　另外，他不只是要写时事小说，离开了当时的局势，他仍然写出了更恒长一点的政治小说。

　　首先我们把《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明教，到《笑傲江湖》里面的日月神教，再到《鹿鼎记》里面的神龙教这三个组织串联起来。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夺权的组织在三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性格，这是其中的一种政治面。

　　另外，金庸他还描述了中国式的政治的基底。在《鹿鼎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或许用反过来的方向问，会更清楚——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才会让一个从妓院里面出来、只会招摇撞骗的孩子，可以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而且横行霸道？他凭借的是什么？

　　一定程度上是四个字，“狐假虎威”。韦小宝一个小孩有什么好怕的？他走到哪里，他明白自己背后有康熙、有陈近南，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还明白一个秘密所能带来的权力。

　　韦小宝最厉害、最坏的一招，是东听一个，西听一个。这里听了，他就拉到那里卖给别人，再从这个人手里换来另外一个秘密，去卖给另外一个人。

　　例如说他偷听到了皇太后跟海大富所讲的关于顺治皇帝的秘密，就拿着秘密去跟康熙讲；等到康熙跟他交代了什么，他再把这个秘密变形之后去吓皇太后……这样来来去去。

　　所以，金庸设计了这么复杂的秘密情节，想要用来做什么？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让韦小宝象征了中国社会最畸形的权力来源。

　　这个权力并不是来自于你有多大的能力，而是你装出来你有什么样的靠山。靠山是关系，所以更重要的是不只你有关系，而且你懂得适时适地去炫耀你的关系，并借此取得更多的、更大的权力。

　　这是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如此黑暗的社会基底。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基底下，没有人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没有自尊心，都是靠着可以拉拢谁、依靠谁、拿谁来威胁谁，来决定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因为你这个人是由你的关系来决定的。

　　4.

　　韦小宝是另一个阿Q吗？

　　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相对黑暗的描述，也就必然牵涉到了国民性。我们可以这样讲，金庸在这方面并没有真正完全离开《阿Q正传》，没有离开鲁迅。

　　他在写《神雕侠侣》的时候，借由杨过碰触到了阿Q和阿Q精神。后来他用别的方式，主要是透过对于小龙女的爱情，让杨过得以摆脱身体里面的那一份阿Q性格。

　　可是到了韦小宝，韦小宝其实也有很多阿Q的地方，只是他没有让我们那么样地讨厌。金庸也没有用鲁迅那么尖刻、那么嘲讽的方式来写韦小宝，他给了韦小宝一些正面的性质。

　　可是，这并不表示鲁迅所看到的中国民族性当中的一些黑暗，反映在他笔下阿Q身上的这些性质，金庸可以遗忘掉。他只是没有把韦小宝写成一个阿Q，但是他把阿Q身上许许多多的东西分散来写，写在了这个神奇的故事里。

　　韦小宝厉害的地方，是他知道在这个国民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如何去运用最黑暗、最卑鄙、最猥琐的这一面性质。

　　从这个角度来看，《鹿鼎记》所谓的“反武侠”，不只是讲韦小宝不是一个英雄人物，更重要的是这本书里写出来的环境是刚好跟武侠、武林相反的。

　　武侠跟义气有关，而所有正面的素质在《鹿鼎记》的小说里都改头换面，用一种相对黑暗的方法写出了在武侠对面的这个社会。

　　包括像陈近南，本来是武侠小说当中应该要有的英雄主角，可是在《鹿鼎记》里，就连陈近南都是权谋的，他必须要借由权谋去安排青木堂堂主出去了之后，所引发的严重的内讧——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当然，最高的权力在宫廷里，所以只要牵涉到宫廷，没有人要这种英雄人物，没有人要义气。每一个英雄人物在这本小说里不会有好下场，没有好结局。

　　再换另一个角度来看，《鹿鼎记》所揭露出来的国民性其实相当黑暗，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不会那么沉重，这又要感谢韦小宝，因为金庸把韦小宝写成这么有趣的一个角色。但其实很多时候，他的很多个性跟做法，应该是要让我们觉得不安的。

　　《鹿鼎记》必须要写得很有趣，正因为金庸他要写的最底层的是国民性，所以他知道如果写得既庞大，又黑暗，又沉重，90%的读者保证不会想看，所以他就故意选择了这样一种笑闹、轻松的方法，用韦小宝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呈现这个故事。

　　5.

　　嬉笑怒骂中，是严肃小说的内核

　　《鹿鼎记》的故事写完了，金庸自己清楚，他离开了武侠很远很远。金庸在后记里，一方面提到说，有人说这不像是金庸写的武侠小说，这不是历史小说吗？但是接下来还有这么一段，金庸在后记里低调地宣告《鹿鼎记》的地位，他说：

　　“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是我们知道金庸没有真的抱歉。他清楚这中间的关键差别在哪里，也就是类型小说或者是娱乐小说，跟严肃小说、纯文学小说中间的差距。

　　绝大部分的娱乐小说都是建立一个主角，主角就是英雄，意味着阅读的过程当中，它要读者把自己投射在这个英雄的身上。你觉得这个英雄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就像你自己经历的一样，你就觉得很过瘾。

　　而在《鹿鼎记》小说里，金庸也在讽刺这样的一个关系。写在哪里呢？写在康熙。康熙每一次听到韦小宝讲他的经历，就很像我们作为类型小说的读者一样，读着读着、听着听着就觉得说，这好像是我可以去做的，好像是我要做的，这是我在做的事情。

　　但是什么叫做严肃小说？为什么严肃小说它的地位比较高？因为严肃小说不必然用这种方式写。这是金庸的用意，他明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认为《鹿鼎记》是跟什么样的小说放在一起的。

　　同样在这篇后记里，他说：“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你看，他指的就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必然性，所以把韦小宝写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换另外一个方向看，你没办法把韦小宝写到别的社会里去。

　　更重要的是金庸非常明白，到了《鹿鼎记》，他在做什么。他用表面的武侠形式、非常轻松笑闹的口气，写一部严肃的小说。利用嬉闹、捣蛋的韦小宝，金庸要写的是背后非常黑暗的中国国民性的检讨。

　　对于中国社会的批判，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鹿鼎记》了不起的地位与成就。

　　6.

　　以武侠写反武侠

　　到这里就明白了，《鹿鼎记》是以武侠写反武侠。为什么这样？

　　一个理由，那个写时评的金庸，他所看到的是新闻时局同当时中国现实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所看到的、他所关切的、他所在意的中国，他不可能不写进到他的武侠小说里。要写那样的一个中国社会，他就不可能再写过去武侠小说里的那种武侠。

　　第二个理由也同样清楚，写时评的金庸，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把他挡在武侠之外，只写时评的。

　　一直在写武侠的金庸，这个时候也有一种动力。他把武侠写到任何其他武侠小说的规律规范都被他打破了，他不愿重复自己去遵守这些武林的规则。他不断地打破的过程当中，打破到武林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被他打破，所以写出来就变成了一个反武林了。

　　所以金庸明白地说，这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他知道他自己不可能继续写武侠，继续写那也不会是武侠了。他的企图、他的见识、他的关怀，这个时候都已经远远超过武侠小说所能容纳的。

　　他在武侠小说上挑战自己所开发出来的每一个面向，到《鹿鼎记》都推到了最极端：完全不应该当主角的人当主角，武侠跟历史直接写在一起，一个武侠的好坏善恶的价值观彻底混同了……

　　本来这就是他过去写武侠小说的重要的动力，他要找别人不会写、别人没有写过的写法，一部一部不断地写，一部一部不断地突破自己。

　　到这个时候，基本上能够走的路都被他走绝了，他就写不下去了。不只把自己的路给写绝了，他也写尽了这样一个脉络系统底下的中国武侠小说的其他可能性。

　　读金庸小说，其实是不断地破坏我们读其他武侠小说的乐趣。我们读其他武侠小说的乐趣，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小说提供给我们的是读者跟作者之间非常坚固牢靠的默契。

　　作者知道读者想要读到什么样的东西，作者就把读者预期要的东西写在小说里，让你可以一路读下去。读得很快，又读得很轻松，这是一种低度满足。我本来就想要读一些，我本来就预期我会看到很多熟悉的东西，我也的确就读到了这些熟悉的东西。

　　可是读严肃的小说，它带给你的是高度的满足。高度满足的意思是挑逗你的好奇心——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我没有猜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对我来讲完全陌生的，吓我一跳，逼着我去想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这样，为什么发生了这样。这个时候我们阅读的满足感更高了。

　　读金庸，一部一部的小说一路过来，他一直在追求更高度的满足。于是读金庸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回头再去接受其他武侠小说所给你的那种低度的满足。

　　《鹿鼎记》不只是写完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它是写完、写断了读者能够继续享受其他武侠小说的机会。除非你不读金庸的武侠，你读完了金庸武侠小说之后，太难了，真的不用试了，你回不去了，你没有办法回去要求武侠小说只要给你低度满足。

　　另外也太难了，你怎么可能再找到一个像金庸一样的作者，因为真的就是百年不得一遇，非常高度的天分，加上时局的各种不同条件凑在一起才出现的金庸。金庸小说写作的技法，放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经得起考验。

　　尤其是到了《鹿鼎记》，他把《鹿鼎记》写完了，他停笔了，我们应该高兴，至少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不管你怎么追溯中国武侠小说的起源，我只能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也就是金庸修订完了《鹿鼎记》40年之后，武侠小说的结局句点在哪里？仍然是明确的。

　　你可以不管武侠小说如何开头，但你知道，武侠小说最后的结尾在金庸的《鹿鼎记》。

　　我知道这句话说得很满，可能也得罪了很多后来写武侠小说的人，但我只能够如此诚实地跟大家报告，这40年来，我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可以挑战、可以改变到目前为止我所认定的这一句断言——《鹿鼎记》结束，中国武侠武林的传统也就跟着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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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杨照一起重读金庸

　　配图：《鹿鼎记》《鹿鼎记2：神龙教》

　　编辑：荞木

　　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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