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是一本由(日) 王柯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精选点评：

　　●其實被大家公認為此書精華部分的第七章到結語這部分之前在港中大王柯三書中都有差不多讀到過，第一章到第六章總以為還是單薄了點，不過考慮到王柯本身就是治近現代的也無可厚非。

　　●堪比教科书式的对中国中心-边缘整合跨越千年的梳理，尤其七章之后新疆建省诸章最佳，为作者专长所在。前年台北寻书，政大社版皆已售罄，而今讶于可在陆再版。作者诸书，无一不心系一个多民族中国的边疆整合，从过去到未来功过是非辨析，众思想资源屡为挪用与再造，难以真正摆脱重重困境，而对故土深彻关怀溢满纸面。前三本著作都在香港出版无缘内地，转眼已入日籍，不免唏嘘。虽未直接引用新清史作品，但论述清多元帝国模式时，内亚-中原思路仍颇为明显，这而这也是洞悉向现代国家转型时刻种种症结之源的关键切口。

　　●古代史部分尤其先秦比教材还教材，不知是不是出版年代太早问题，建议这部分左转找胡鸿。。。。这么教材化的一人，14年都能有问题，田实在堪忧。。。。。顺便汉化大法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两星半

　　●能出就功德无量

　　●王柯本行毕竟还是近现代史，古代史的内容总觉得差点意思

　　●新疆部分有启发。

　　●有种两头粗中间细的感觉

　　●层层盘剥之后剩下的都是盈盈于耳的伟大文化和尘嚣甚上的同化论了。

　　●天下，多民族一中心，德礼为序；少数民族入主，多元帝国，二元体制，分治催生民族意识；国际政治背景下，新疆建省成为建设多民族国家的尝试。民国至共产党部分很有意思，前者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建构，显然是受“天下观”影响，而共产党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政策演变，则是去适应斗争形式。

　　●去年某四的时候端媒刊载了一篇王柯关于近代中国nation论的文章，颇具启发。这本书延续了将民族视作国家/共同体的构成因子而非主体的思路，以“天下”国家的概念还原近代国家理论诞生前的一种认知方式。将是否遵循“礼”以及是否认同文化作为拓展权力结构的合法性手段，同时多民族的认同又反过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第一章对“五服说”的反驳，以及第八章对新疆行省意义的重建比较有价值，其余章节车轱辘话多了些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读后感(一)：天子惟德

　　本作一如孙隆基般贯通之风，开篇即发大哉问，分章一过二十五史，力求通解于天人之际，于今方炽之新清史，亦有烛照也。底色似近Fairbank之冲击回应说，毕竟成书廿年，关照天朝处，缺乏政治理论前沿工具，说服力差强人意，有心人可参看葛兆光老师的《宅兹中国》，辅助理解。当然，老书再版，主题、论述仍不脱线，作者下力之深可知也。

　　肖晋兴的封扉设计淡然精炼，略方书形，恰如其分，为本作加分不少。

　　ug 3 处：1.P73-4，“睡虎地”误为“睡地虎”；2.P110，第2行，石勒建朝为“后赵”，非“后秦”；3.P193，倒数第3行，1859应为1759.

　　另一处商榷，P226，倒数第5行，“陕甘回民起义”之称似与史实不符，建议改为“陕甘回乱”。

　　施展什么水平，一善写综述之网红，还在封底推荐，安能不使本作失色乎？建议再印时删除。

　　阅于南京先锋书店。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读后感(二)：心得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历史文化的国家,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自己想象和建构世界的秩序图像,即集宇宙天道秩序,人文政教为一体的"天下"体系.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将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根源追溯到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追溯到在这种认识之上的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以及为了遵守这种契约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个人—共同体—社会—国家四者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权威与权力之间、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在这 一宏观认识的基础上，作者梳理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脉络、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演变。王柯此书清晰梳理了中国统一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脉络，指出了“天下”观和“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分析了历朝“因俗而治”多元化行政体制的利弊，认为清王朝在新疆实行的“分治”政策是近代民族问题的直接成因。此书对我们认识今天的民族关系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迪。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读后感(三)：一本好书的重要启发（含剧透）

　　中华文明发展一直伴随着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从匈奴、突厥、契丹到满清入关，最终形成如今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背后根本动力就是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塑造力、感召力。中华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以民族集团为标准，而是重视接受和具有何种文化。当一个民族接受中华文化之后，其民族身份就成为“华夏”。民族融合特别是游牧民族融入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化体系，始于文化继而到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呈现文化制度上的儒学化、政治制度上的中华王朝化、经济形式上的定居农业化。中原王朝皇帝同时也是边疆民族领袖，实施间接统治同时不干涉其内部事务。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实行直接统治，中国化融合总体顺畅。相比之下，新疆地区由于清廷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未能形成国家意识和文化认同，损害中央政府治疆成效，也使得民族问题遗留至今。近代以来，中国天下观和朝贡制度开始遭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冲击。清廷针对英国俄国在新疆渗透破坏，被迫调整治疆策略，改藩部制度为行省制度，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改民族隔离为民族融合，开启了中国建设近代化国家的进程。孙中山提倡中华民族观念是对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尝试和实践，代表着对中国传统天下思想和朝贡体系的扬弃。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读后感(四)：读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以“新疆建省”为标志，将“中国”的国家建构形式划分天下国家与民族国家的阶段。

　　在按照历史时期顺序介绍天下国家时，本书思想大概不出前人所论，只是以“三重制”国家的划分更加清晰的描述了先秦至唐的大概的天下思想，尤其是指出，天下思想的自我中心，不是中国与四夷的关系，而是天子与其统治下的多重型天下的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问题时，作者指出德治思想与天命思想，是胡人政权接受与进入传统天下体制的重要部分。

　　唐后面临征服王朝的问题，作者以多元型国家与唐前做了区分，特别是对于清的“藩部”体制的意义：建立围绕在汉人周边的异民族统治曲，且将二者隔离，从而起到压制汉人的作用。作者将新疆建省看做清政府向近代民族国家体制迈进的一个标志，同时指出新疆建省与当时的海防塞防争辩，都是清政府面临帝国主义的危局下的一种自保意识，俄国与英国对于新疆地区的染指，是清政府最终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建省的重要因素。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中共的民族政策，作者着重区分了概念的内涵，指出了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前后变化甚至“矛盾”的原因，也明白区分了中共前后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的话语内涵的转变。

　　其实作者对于唐前的天下国家民族观念的描述都没有脱离“文化本位”即“夷狄入中国道，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思想。但是在对于明清汉人的描述中，却发现，这种文化本位观念却让位于地域本位观念（即非居中国之地，即不能算作中国之人），因此明末清初的汉人极度的排满情绪，显然他们并不认为满人汉化即可以算作中国人。

　　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二者的转变，在我看来，这个意识的转变关键点在宋——而作者恰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宋的民族观念，只字未提。宋，乃是最讲求华夷之辨的时期，而宋人极度排斥北方辽金等异民族政权是中国正统的观念，因此文化本位的华夷观开始让渡于地域本位的华夷观，而带着这种转变意味的宋明理学又是直接影响元明清汉人的思想。不管怎么说，作者将宋排除出去，在这样一本著作中是很不合适的。

　　此外，开始于元的土司制度，经过明朝的深化，已经将生活在“中国”范围之内的异民族纳入到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土司制度相较于汉唐的羁縻制度，无疑具有更深的中央政权治理的意味，随着土司制度的深化与改土归流，明人或许已经不将西南的少数民族视为化外之地了，而是中央统一王朝直接管理的一部分。因此其华夷观自然取消了文化本位的观念，而将有明确聚居群落的辽东满人，北部蒙古人视为夷——国内华夷杂处的消失，促进了地域本位的华夷观。

　　又，作者在梳理“维吾尔”这一统一民族名称时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他们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共同的民族集团（页190），此处与王明柯先生关于羌族的自我认知的叙述相似，王明柯先生指出，“学者们创造了羌族”（《蛮子、汉人与羌族》（三民书局，2019）页99），都是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潮流下，在政权或者学者的影响下，才完成了自身对于本民族的身份认同。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读后感(五)：视角独特，惜乎前松后紧

　　今天读完【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1版1印，32开精装343页，定价59元。本书原名《中国，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本书的主旨精华似乎是书名中的“到”字，即全书的第七、八两章所述之“变”。作者围绕“新疆建省”这一事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也就是在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千年“大变局”的情形下，传统的治理“天下”的方式必须作出果断的革新，才能顺应新形势的需要，也就是作者所谈的，从“天下”型的国家治理方式转变为新型的多“民族国家”型的治理方式，从而为“中国”的近现代转型造就了制度性的开端。从这一点来看，作者眼光非常独到，亦有类似于黄仁宇之《万历十五年》作品之意境，自然，《万》书为伏线千里，而本书则为中国处于内外交困、雷鸣电闪之际，给读者带来的感受却为不同。

　　此书珠玉在前，然是否迫于出版形势，给人以阅读节奏混乱的感觉。前面近200页谈及古代中国形成之“天下”观，并无甚新意，甚至还有数出论证有引喻失义之憾，所引史料与结论并无特别严密之逻辑关联，比如： P59第二段“促使“中国”周边地区民族集团.....向“华夏”转变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华夏集团的膨胀，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扩张”，“这种华夏集团的膨胀，并非是华夏集团通过对其他民族集团的强制同化，而是被同化民族集团的主动“归化”而实现的。” 这段论述个人颇不赞同。统一的华夏集团可能不会强制其他民族集团的同化，但是在分裂时代，出现数个文化相同而政权彼此不相容的华夏集团时，各个华夏集团为了提升自己集团的稳定性和势力，也会通过强制手段对其他民族集团进行同化，“改土分流”，如孙吴对山越的搜刮和刘宋等南朝对洞蛮的征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三国志 陆逊传，诸葛恪传等）。早期华夏也有大量的强制性同化（征服），如频繁出现的征戎、征夷等。秦国的强盛，也是穆公时期采取东守西并策略，向西“辟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区域性的大国。作者的这一说法，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了。

　　再如： P124最后一行“当然也有一部分汉人对胡人政权抱有“偏见”，并抵抗过胡人的侵略”。此句论述简直大谬，可谓是线性史观的明显表现。抵抗异族的侵略怎么能说成是由于“偏见”呢？难道就是因为胡人最后取得了胜利，并进行了汉化，所以对侵略的抵抗就变质了？抵抗时如何有这种“必然会失败，失败了也许是好事”的宿命感呢？此论过于不堪了。后续好几处都出现类似的史料与史论完全不匹配，观点空泛无据的地方，作为严肃作品，有点过于随意了。 再举一例：P125北魏孝文帝无意中感叹“江南多好臣”，手下大臣李元凯立即讽刺以对：“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此处标点应为分号）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作者得出结论是“李元凯认为，比起供职于南朝的汉人士族来，出仕于北魏的汉人士族要优秀得多。”不知道作者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要么是李元凯卖弄词句，拍孝文帝的马屁；也可以理解为为北魏胡汉群臣打抱不平，怎么也不能看出来是在单单说明出仕北魏的汉人士族更加优秀吧。下一句作者谈到东晋王族在遇难时，也愿意避难于胡人政权地区。作者想借此说明胡人政权比起南方刘宋政权更有文化吸引力，可惜这一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后世的高欢名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 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何以为国？”（《北史 杜弼传》）

　　127作者言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建立政权，......，同时还在于证明了“中国人”完全可以接受任何能够体现“天”之“德”的、能够建立并维护中华秩序的政权，而不论其统治者是何民族集团出身。这段话也是不值一驳的谬论吧？

　　133作者言在与异民族集团的关系问题上，中华帝国表现出来的宽容程度，实际上也是衡量与对方之间亲近关系的标准。即中华帝国对对方越加宽容，就说明中华帝国认为自己与对方之间关系越疏远。然后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唐王朝对羁縻府州不征税，然而对于那些脱离羁縻府州移居到中国内地来的非汉民族居民，政府就要按照向汉人征收税额的一半向他们征税。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唐王朝对羁縻州府不收税是因为看不起他们，觉得关系不够亲密吗？移居到内地的关系就是亲密所以要征税？哪有这样的道理？收不收税，完全取决于帝国的力量（尤以军事和文化力量）的最大辐射范围，在力量边缘，控制力下降，自然不可能征税；而在帝国内地，控制力远远大于边塞地区，当然也就会征税了，所以征一半，也是有部分考虑到没有归化的“边缘”部分的因素。

　　第六章《大一统帝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本章谈及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与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的差异性。设立土司制度而非羁縻府州，作者看到了土司制度实施下边陲地区（以云南为例）与中央关系更加紧密，中央实现了对其进行“有效统治”。然而，作者却并未深入地考察二者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经济史的角度进行辨析，如元明清时期边陲区域的经济发展受到中原核心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高于唐宋时期了。正是经济开发的逐步朝边缘发展，边陲地区越来越多的受到中华文化（汉文化）及经济发展的推动，这种推动力既对边陲经济起到促进开发的作用，同时也代表着中央政权进入边陲地域，正如吹一只不规则气球，最先膨胀的是气球本体，越吹到后面，气球边缘的那些部位也会膨胀起来，尽管与核心区域存在着圈层发展差异，但是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因素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对边陲地区的统治模式的改变，即从羁縻州府变成土司制度，以及进一步进行更加深入的制度性更迭。

　　从第七章开始，作者利用史料辨析了清政府统治下的汉文化部分与非汉部分治理策略的不同及其原因。有卓见地提出了在中央政府中六部和藩部并存的双重政治构造的特点，清朝皇帝既是中国（文化）的皇帝，也是其他民族政治同盟的盟主。满清统治者一方面对汉民采用压制异见、吸纳风流以取得汉人的顺从，从而获取“正统”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始终对汉人高度警惕，利用其他民族形成对汉民族的压迫态势，以高超的统治权术自始至终保存自己治权的牢固性，直到王朝崩溃也未尝改变。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满清统治者的政治策略之精、警惕性之高可见一斑。但是作为2019年的修订本，读者若可以参考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对照阅读，可能一时瑜亮，更见深入。

　　从第七章开始全书渐入新意，可惜前面浪费了200页谈了好多的没用的话。p214作者谈到清王朝通过“藩部”制度将满蒙藏疆结合起来，对内地汉人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作用。但是作者也少谈了一个方面，即汉人社会为满清王朝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也使其在这个政治同盟中显得底气十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清王朝更像是一个具有高超政治手腕的政治“掮客”，颇有大英帝国那种游走欧洲大陆各强权之间而游刃有余的风范。 同页作者谈到鉴于以上原因，清王朝有意识地阻止了维人吸收中华文化，对建设维人的“中国人意识”造成了妨碍，也给后续政权带来一系列的困境。这个解释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果只是责怪清政府没有“先见之明”，却又有失偏颇，再度踏上线性史观的道路上去了。另外，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新的变量加入到这个局势之中，如英、俄以及后来苏联的影响，这哪里是区区一个刚刚从古代制度逐步适应近代世界的古老国家所能预知的呢？

　　247作者谈及1884年后清政府废除了在新疆的军府制度而建省，建省后九位巡抚只有一位（第七位）为满人，地方官吏也为汉人者居多。然在此问题上，作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以后的20年后，随着镇压成功，以及洋务运动不断发展，汉人势力已远非乾隆时代可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疆权力版图才大量出现汉人的身影。而这种情形，绝非出自清朝统治者的自愿，而是随着情势变化，作出慎重考虑力量对比后的“情非得已”的反应，并不是满人对汉人势力观感有什么改变。这一点也是应该指出的。甚至到武昌起义以后，仍有满人提议清除朝中的汉人势力代表——袁世凯，当然，那时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了。

　　289第九章作者论述了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思考过程，从“小中华”，即单一民族建国的思想发展到“大中华”，即多民族共同建国的思想。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两种过程正好截然相反，建立“小中华”就需要分割和收敛，建立“大中华”则需要包容和开放。其实似乎可以这样说，“小中华”的建立是基于集聚反满力量的基础阶段，待到完成这一使命后，自然会上升到提倡“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概念之上，前者是手段，而后者才是反满革命的最终目的。作者提出，“从逻辑上看，打倒了”天子“，”天下“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而现状却是多民族共存不可忽视、难以更改，“大中华”的建设也就自然而然地取代了“天下”的概念，成为新的民族凝聚象征。然而，作者也提出，这一口号绝大多数时候是占据主体地位的汉族提出的，“在周边的民族集团中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这个观察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本书编印中也出现几处印刷、校对等错误，兹列于下：

　　34 《明堂位》想象的天下图中，天子背后为“斧”，查应为“斧依”，p32最后一段引《礼记.明堂位》载“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作者是否此处句读有误，断句成“负斧、依南乡而立”，造成制图错误。若是如此，则作者似乎有犯了第二个错误，把“南乡”当作名词短语而非“南向”来理解了；亦或是单纯漏字问题。存疑。政大版此图也是一样。

　　70第四段“闵中郡”应为“闽中郡”

　　75第二段表述不严谨。“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崩溃，刘邦做了新王朝的“皇帝”。按前206年刘邦灭秦，然而后续的4年楚汉相争取得胜利后才于前202年称帝。

　　70第四段:秦始皇相信了方士“灭秦者胡”的说法，......此处既加引号则应为引用原文，而《史记》原文为大家熟知的“亡秦者胡也”。

　　84第一行（匈奴）“于当年秋天攻占太原后又夺得晋阳”，误。按匈奴夺取晋阳为第二年冬。

　　101表1“故臧”应为“姑臧”

　　146第二段“元号”通常应为“年号”。“元号”现为日语。P150最后一段也有二处。

　　148 与辽对峙的不是“南宋”而是北宋。

　　总体而言，此书观点明确、独到，可惜开头冗长无力，中间精彩，结尾语焉不详、匆匆而过，若把前面200页内容进行整合，重点落脚在近现代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演变的话，会不会给全书一个“豹尾”的感受呢？鉴于大环境，这个设想估计也就是设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