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的老房子，就有一个回族邻居，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老太太。她是整个弄堂里唯一的少数民族。那时我家在42号三层，她住41号底楼灶披间隔出来的一个小屋里。那屋子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一张大床和紧挨着的方桌就去了一半。我都不记得有没有衣橱矮柜这些必备的家具。所有的平面，比如那方桌的台面上都堆满了东西；三面墙在视线所及之处皆是空瓶罐、报纸和鼓鼓囊囊扎紧袋口的塑料包，几乎无法辨认这些家什底下是靠什么给撑起来的。

　　因为居住条件恶劣，老太太一年四季天天坐在自家门外的靠背藤椅上，夏纳凉，冬暖阳，旁边用矮凳当茶几搁了茶杯手帕和一个小收音机。我出门上学时她就已经端坐着喝茶，边上的收音机在放早新闻。看到她，得问好，不然她就记着并且向我家里人告状，说我没礼貌。同样，放学回来她还那么坐着，喝着茶或者吃东西；胖胖的、慈祥的脸，向弄堂口看着人进进出出，有时会主动招呼人家说话，有时就等着像我一般大的小孩给她请安。

　　石库门老房子是容不下社恐的。白天，除非家里没人或者要做些私密的勾当，从上到下房门皆是不关的。不然，大白天关门闭户，把楼道的光源隔断，是刻薄且神经不正常的表现。住顶楼的回来，打进门起从张家到李家挨个招呼，彼此逢迎着一路上去；出门，则是李家到张家，八面玲珑一脸堆笑地下去。只有吵过架的，才被允许免了这番虚礼。但赦免期也就一个礼拜吧。再不和好就有人来调解，调解也不成，那么有条件的必须置换房屋，总之不能坏了气氛。所以，我大概认识这条弄堂里三成的人，我爸妈认识七八成，我外婆没有不认识的。

　　远亲不如近邻，越近越亲。因此，尽管我们家是汉人，我外婆是“在礼堂”出身供着观音的居士，而“在礼”这两个字本意指的基督教会；我们和隔壁楼下灶披间里从南京某天主教会学校毕业并且留校做过音乐老师会唱中文版平安夜的虔诚的穆斯林老太太，阴差阳错地非常亲厚。有时候，外婆会把翠文斋买的点心分一些给她，人家也会回赠一包蜜枣什么的，一派和谐的你浓我浓。

　　可其实，穆斯林老太太是火爆脾气直肠子。有一次我妈妈下班回来，在门口被她绊住，听她讲了一件极气愤的事情。老太太和4X号有户姓汪的关系蛮好，常去她家看电视噶三湖。那天汪家送她一包无锡脆饼。老太太回家吃了一块发现根本不脆，分明回软了。顿时不开心。“我直接拿着那包饼去还给他们的。我告诉他们，送人东西趁新鲜送。新鲜的时候不舍得，放软了，我可不要的！”这个新闻在晚饭桌上说开，外婆倒是挺欣赏这位邻居，“只有赤子之心的人才会这把年纪还如此直截了当。”饭后，老爸考我，“你外婆用‘赤子之心’，你觉得妥当否？”我…………好像还没有学到这个成语呢！

　　在41号附近所有的小孩从学会走路和说话起就被这位回族女门神教育着尊老爱幼，看到长者（最关键就是看到她）要问候。等读了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毕业旧式里弄搬迁，我大概已经给这老太太晨昏定省了十几年。她保持着老年人的古怪作息——夏天晚上12点她一个人在弄堂里打太极拳，凌晨就寝，六时早起。上午炒一大碗油光锃亮的蛋炒饭，等10点多太阳一出来，她便回屋开好风扇睡回笼觉。下午三四点起来烧晚饭，接着就在门口椅子上喝茶乘凉与人闲话到夜深，熬不过的都作鸟兽散或者直接搭个躺椅在弄堂里睡了，她又以一套太极拳给这天画上圆满的句号，周而复始。

　　她的作息决定了我们总能够碰上，我得乖乖喊一句“阿婆好”。她会很开心，会给我看她的蛋炒饭是放了三个鸡蛋炒的。可是她有严重的糖尿病。我渐渐长大后，觉得这样不妥，和她讲——不能这样吃。她总是嗤之以鼻。她觉得她的糖尿病是因为营养不够才得的。老太太有很多歪理，也有很多故事。我从暑假里抱着半只西瓜坐小板凳陪她一起纳凉听她讲她的那些事儿，到我自认为是大人了，她颤颤巍巍把茶杯手帕挪到椅子上，腾出当茶几的矮凳给我坐着听我讲学校里和外面的事儿。我问她——如果你遇到拉什迪会怎样？她大概从早新闻里听到过对他的通缉令和那本《撒旦的诗篇》。我其实和她一样也就从新闻里得知那本我压根没看过也不晓得讲什么鬼的书和通缉令。可我就是要卖弄一下。结果，她非常严肃地说“我要扇他两记耳光！”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回答。我以为她是一个叛逆的穆斯林。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做礼拜，她在那么小的屋里根本没可能完成一天五次祷告和净身。她还是一个跟着外国神父和修女读书的穆斯林。我刚学了Silent Night的那个新年，就边跑着调边哼给她听。这是亲切的旋律，她淡淡的眉毛像新月一样因高兴而拱起一个夸张的弧度。她不会英文也有可能会过一点都忘了，她用中文和声“平安夜，圣善夜……”唱完一段，她跳过后面有些模糊的词儿，直接讲起了少女时代的经历。在学校里学会弹钢琴，后来教音乐。再后来抗战开始，神父如何帮助她们逃到上海，栖身于租界的阁楼。这是惊心动魄的历程，可惜多年以后我并没记下很多。我只记得她对于南京大屠杀要拍成电影，却没人想到采访她有点生气“我就是那个时候逃出来的人啊！你说他们为啥不采访我？算了，不稀罕！”

　　她一本正经说，我憋着不能笑，一笑她会以为我不尊重她的一手资料，那就听不到后面的事儿了。她因着这段经历而有了许多国外的朋友，当年的神父老师，一起从南京出来的学弟学妹有跟着出去避难的。这些朋友在早年依然顽强地给她写信。她告诉我她有很多漂亮的圣诞卡和外国邮票，都是这些再不曾谋面的亲人寄给她的。可最终也慢慢散光了，不仅人散了，连东西也没了，给她的侄子和侄女们“统统骗走了”！说到这里老太太又很生气，连带着我也生气！我那时候开始集邮，我也想要漂亮的外国邮票啊。而且以我两的交情，我觉得我肯定可以分到几张，如果她还有的话。我忘了自己是不是使了什么小心机，反正老太太后来真的请我进屋，从那破烂堆儿里找出一沓信笺。并没有看到她曾夸口的贺卡，不知道是一起给骗走了，还是这本就是她年纪越来越大的子虚乌有。我翻着一个个再普通不过的信封，大部分邮票都被剪了。没剪掉的也全是烂大街的。我慢慢看着，她在旁边絮叨那是哪个姐妹写给她的，她们曾经有多要好。我莫名地联想起这学期课外阅读的一篇文章——《看不见的珍藏》，心里有一点点难受。我翻到最后几封信时，发现一张很漂亮的中国邮票，画着西厢记的美人。我有点迟疑和不好意思，但我还是开了口——这个能送我吗？她点点头“你喜欢就拿去吧。”我小心翼翼地把邮票剪下来，又帮她把所有的信都归整好，重新放回靠墙的角落。

　　这些原本留着准备在未来哪天老了，不如意了，可以拿出来读上一段的宝贝，除非余生再有个一肚子心眼的丫头抱着侥幸来搜宝藏，恐怕是不会被想起了。垂垂老矣，能回味的只剩下散落在脑海里的些许星芒。老太太终身未嫁，又和本家亲戚不对付。然确实有几个提到过的要好姐妹在腿脚还活络的时候常来瞧她，送这送那。这是她的骄傲。

　　老太太不是一直这样窘迫的，她年轻时，按她的原话“一个人住一个大前楼呢！”石库门房子的结构原先是供给独门独户的人家。前后两个门。前门连着小院儿，进去是客厅，我们叫客堂间。穿过去，后面是通向卧室的楼梯，过了楼道穿廊才是厨房连着后门。夏天，前后门敞开，只拦上腰门防个君子，厅里垂下竹帘就有了凉快的穿堂风。家里的小猫伺机前后疯跑玩耍顺便看住不要有耗子进来。那时候底层客堂的挑高相当于现在的一个LofT，即便于南方的梅雨天也不会发霉返潮。从底层到二楼当中都夹了一个半层，对面开，一面是储物阁楼，另一面是俗称的亭子间。正方形十个平米上下，给家里的小大姐（就是佣人）住。上二楼就有朝南的大间——即前楼，那是家里的主卧。再往上二楼半和三层的结构基本就如此复制。石库门经历战乱和许多事情后，很少有一户独住。要么主人穷了，把好的房间租出去；要么统一调配后变成72家房客，全国各地这个院那个楼最后的下场多半如此。

　　因为抗战从金陵到上海，那时的她腹有诗书，做体面的工作，一个人租得起顶好的朝南前楼。她有钱的时候也豪气，从不吝啬。一道的姐妹，相好的朋友，谁有困难她都大方资助。她拿着一个月相当于普通人家两三个月的收入结果却没存下什么钱。然后脾气又一贯的赤辣火爆，不断的磕碰中，砸了洋行的饭碗。去教书，和同僚也不对付。去幼儿园，她不肯给汉人的孩子喂饭，那股猪肉的气味她受不下去。最后，到生产组做裁缝。她似乎也知道，再吵下去，怕是世界之大也无安身立命之地，才收敛了些许。生产组都是一个街道里的家庭妇女，大家知根知底，也懂回回有民族政策，惹不起。终于，她在这个小作坊里光荣退休了，她的人生也从前楼落幕到了灶披间。

　　手头一有退休工资，她的跋扈劲儿又起来了些。谁在公共厨房烧红烧肉了，她嘀嘀咕咕骂一阵；谁家在楼上掸灰，她登楼理论；谁不和她打招呼，她一笔笔记着；谁对她好送她东西，她手头再紧也要回个礼，不让人看轻。比如我外婆每次给她什么，她隔几天必要悄悄塞我几颗糖或者拿一只橘子让我边吃边和她讲话。

　　上高中后，功课越来越忙，和她说话的次数渐次少了。她也越来越衰老，邻居们说老太太该八十多了。脑子也更糊涂，怕鬼，总说房间里闹鬼，有狐狸精做法。有一次街坊的小伙子（也是她看着长大的），拉着她的手送她进屋，把那些塑料袋啦、报纸啦都替她收拾一番，告她屋里清清爽爽什么都没有。她安稳睡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叨叨着闹鬼。大家慢慢也都习惯了她的糊涂。她高兴时，大家还是有说笑；她犯糊涂了，就把居委的干部拉过来听她举报这个和揭发那个。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们整个弄堂的拆迁。几十年甚至有一辈子的老邻居们都将各奔天涯。老太太是孤老，年纪太大又是回族，享受了特别的照顾。在离我们老房子十多分钟的另一个弄堂，给她找了一间大前楼，连家具都是现成的，居委出了志愿者帮她打扫和搬家。我们都替她高兴，可是她却不乐意——“我告诉你们我不去的！那屋子是狐狸精住的，那些家具都是妖精变出来的。”

　　我们家在那年冬天搬走了。父亲在春节前去老房子附近的市场买年货，顺道回去看看。他看到老太太还一个人坐在门口的藤椅上，于是又绕回那爿还营业中的翠文斋买了点心，送过去。她成了最后的钉子户。后来听讲，在推土机到来前，街道干部连哄带拽把她终于带去了那间说好的前楼。她安顿了两年，血糖完全无法控制，又没人照顾。据说最后下不了床，饿极了就抓几把糖吃，在八十八岁那年寿终。

　　我外婆比她小几岁，也是八十八岁没了。外婆落葬在郊区的公墓里，而它旁边就是上海近郊唯一一家回民公墓。在几年以后的一次家庭扫墓聚餐中，不知谁挑头儿说起老房子的事儿，又提到大家都认识的那个回族老太太。我妈说，“不晓得她后来葬在哪里，怪可怜的。”小姨给外婆墓地选址的时候去旁边回民公墓打听过，上海仅此一家，如果是回民就都藏那儿。这顿饭的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去回民墓看看，如果能找得到就给老太太一起扫扫墓。我们在饭店门口买了鲜花，往回走到一墙之隔的回民墓地。我们一行男的没有白帽，女的没有头巾，看门的问我们做什么。我们说想给从前的邻居扫墓，她是穆斯林。门卫很热心，拿出整本的册子，和我们一起一行行一个个找过去，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叫洪厚生的名字。我们把名册几乎翻了两遍，最后只好作罢，把那束花留在了墓园。

　　门卫大叔比我们更沮丧，“她要是回回，她肯定是葬我们这儿的，怎么会没有呢？”这种“肯定”是很渺茫的奢望。一个孤独的老太太，走的时候可能没人会关心她的信仰。完全不会像《穆斯林的葬礼》中写的那样，在弥留之际阿訇给她祷告，在落葬时有同宗的兄弟替她抬棺，用三十六尺白布裹住埋体，还要亲人跳下拉赫（放棺材的坑儿）去试坑。

　　她要是泉下有知，依她的性格，保不准作怪发怒。但也可能一笑了之。就像她扬言要给拉什迪的耳光，在我们的多次舌战和不断探讨人生的意义后，她也同意没必要太较真，只是觉得“人要放尊重。尊重一切东西，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接受的你不接受的。”

　　那么如果这样，埋在拉赫里还是烧成灰抑或漂向大海，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