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上落下，在黄色路灯的映衬下，很美，很宁静。单薄的父亲站在雪地里，定格在那，直到母亲强硬地将他拽回屋。—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74个故事 —

　　一

　　父亲长得很帅，大家都说他像梁朝伟，尤其是那双眼睛。我孩童时期的愿望，就是以后能嫁给一个像父亲这样的男人。

　　23岁那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打我记事起，父亲每天清晨都会拎着一只大铁桶，到房后的猪圈去喂猪。我常常屁颠地跟在父亲后边，看着猪圈里几头嗷嗷待哺的猪。那是他从家具厂下岗后，用来养活我们家的收入来源。

　　每到过年，父亲把长成的大猪卖了，有时也会杀一头在家门口卖肉，卖完剩下的留给自己吃。那时日子过得紧巴，父母却从没亏待过我们，过年一定会给我们添置新的衣服。逢年过节，饭桌上也有荤菜。

　　到了2004年，父亲34岁，我们这开始盛行养殖，尤其是养猪，好多人靠这个发了家。父亲跃跃欲试，想把家里的小猪圈扩大规模。和母亲多番商量，他们决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承包一块地，打算盖一个新猪圈。

　　那段时间，父亲满心欢喜地画图纸，买材料，请工人，还找来专业人员在猪圈门口打了口井。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猪圈会成为父亲抑郁症的根源。

　　猪圈开始动工，很快就大致成型。外公特意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其实父亲心里是不乐意的，外公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喜欢对一切事情指手画脚。在他的认知里，他的话就是真理，不容反驳。况且外公一直瞧不上父亲，觉着他没本事，挣不着什么钱。

　　从外公来的那天起，母亲就一直小心翼翼地在父亲和外公之间周旋，想尽办法，避免他俩正面接触。

　　二

　　接连下了好几天雨，新猪圈不得不停工。

　　重新开工后，工人们发现刚修的猪圈漏水，房顶滴下的雨滴将新砌的水泥地面砸出了一个个坑，中间通道损坏尤为严重，甚至还出现墙面渗水、屋顶掉渣的情况。

　　有工人向父亲反应，这是外公为省材料，在工人和水泥时添加石子造成的。为此，父亲和外公大吵一架，当场摔东西，转头回了家。

　　我们姐弟三人在家里玩，父亲怒气冲冲地走进来。一进门，父亲直接瘫坐在沙发上，整张脸都写满了愤怒，一声挨着一声地叹气。

　　我从未见过父亲这样，呆呆地站在一旁，不敢上前。外公和几个工人紧接着也快步走进来。眼见着外公径直走向父亲，扯着他的胳膊：“走走走，去看看，去看看，看看那猪圈修成什么样子了，还能用吗？”

　　父亲依旧瘫坐在沙发上，任由外公如何拉扯也不起身。几个工人也帮着劝说父亲，突然间，父亲冲着天花板大喊：“我不行了呀，我办不到，我弄不好了呀！”

　　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比一声尖锐刺耳。

　　那年只有九岁的我，面对父亲，脑海里只冒出两个字：疯子。

　　父亲在田里干活 | 作者供图

　　新猪圈的损毁严重，几乎全部需要返工。之前的工程投入了家里所有的钱，返工是不可能的。

　　而这次失败，意味我们家从此一贫如洗。

　　从那天起，父亲每天都蒙着被子在床上睡觉，不吃饭，也不说话。他像是在心底建造起一道厚厚的围墙，我们进不去，他也不愿出来。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2005年的春节，我们家没有出门走亲戚，而是所有的亲戚上门来看我们，准确地说，是来看父亲。

　　他们三三两两或是成群结队，就像在单位开会，聚在我家客厅里，七嘴八舌地为父亲的病献计献策。

　　讲道理行不通，就用针扎，拿水泼，想尽一切办法让父亲从床上起来，哪怕只是坐起来。但父亲依然坐在那，一动不动。

　　外公在大家的吵嚷声中大喊：“都别管他了，让他去死吧！”

　　我走过去踹了外公一脚。外婆见状猛地拉了我一把，怒斥道：“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连你外公都敢踢！”

　　我愤怒地瞪着眼前这些人，红了眼眶。

　　三

　　年后，母亲强拉着父亲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中度抑郁症。确诊后，父亲开始尝试自杀。

　　那一年的时间，母亲不仅要承担家里所有的活计，照顾我们姐弟三人，还要随时看着父亲，防止他自杀。

　　每次出门，母亲都会藏起家里所有尖锐的东西——不只是刀，还要把父亲偷偷买的安眠药换成维生素。

　　出门时，母亲交代我们：“看着点你爸，他起来走动，你们就跟着他，听到了吗？”我们几个孩子只能木讷地点头。

　　在此期间，外婆不止一次跟母亲提过离婚的事。外婆还交代我们，父母离婚后，都不要跟父亲。

　　渐渐地，我也有些讨厌父亲。他永远是一副颓废、厌世、毫无生机的样子。因为他的存在，家里的氛围变得格外压抑。我开始不愿意回家，放学后找各种理由在外面逗留。

　　在我心里，我是瞧不起他的。

　　家里度过了昏暗的一年，年末的一个晚上，被父亲逼到崩溃边缘的母亲，歇斯底里地将他从床上拖起来，又将父亲推到院子里，大声喊着：“你不是想死吗？你去死吧！就当着你孩子的面，你死给我们看！”

　　年纪尚小的我们跟在母亲的身后哭喊：“妈妈不要，妈妈不要！”

　　那天外面在下雪，天气很冷。穿着一条秋裤的父亲，耷拉着脑袋，浑身颤抖，一言不发的任由母亲数落。在床上躺久了的他，像是没有了骨头，绵软无力，任由人处置的样子让我很想上去将他打醒。

　　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上落下，在黄色路灯的映衬下，很美，很宁静。单薄的父亲站在雪地里，定格在那，直到母亲强硬地将他拽回屋。

　　没有办法，为了让父亲好起来，母亲决定迷信。她从很远的地方请来了神婆。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母亲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神婆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袍来了，脖子上挂着一串大到夸张的珍珠项链，十个手指甲涂成血淋淋的红色。她拎着一只黑色皮箱，身后还跟着一个老太婆，说是她的助理，神神叨叨的。

　　母亲将她们引到偏房。一番窃窃私语后，神婆动笔在纸上写下一串符号，让母亲拿去烧掉。父亲刚好起身上厕所，撞见了她们，他一脚踢翻了地上的火盆，嘴里骂骂咧咧的，不知道说了什么，像是一头被惹怒的豪猪。

　　神婆见状，吓得躲到了偏房，假装和助理说话。母亲从偏房里探出头来，摆了摆手，示意在角落围观的我们赶快走开。

　　傍晚，神婆离开时带走了厚厚一榻钱，父亲的病却没有好转。

　　此后的两天，像是一种无声的反抗，父亲选择绝食。

　　母亲下了一碗面条，哭着求父亲吃下去。她像是哄一个襁褓里的婴儿，轻声细语的，甚至是低声下气。

　　可无论母亲怎样哭劝，躺在床上的父亲都不为所动。

　　最后，母亲哭不动了，就那样捧着那碗面条，在父亲的床前坐着，眼神空洞地盯着床前的白墙，很久很久，久到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父亲终究还是心疼母亲，他坐了起来，给母亲擦了擦眼泪，哭着吃下那碗凉掉的面条。

　　我在门缝中偷看到了这一幕，一瞬间，身体里的血都热了起来。心底响起一个声音，不知道是母亲的还是谁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母亲对父亲说：“你既然都起来了，还把火盆踢倒了，为什么不把神婆打跑呢，这样我们还能省下那笔钱！”父亲抬头看了母亲一眼，暗淡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笑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开始和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讲大道理。母亲说：“看，你爸现在好了，开始给你们讲道理了，都好好听。”

　　“好了”，就意味着曾经坏过。

　　这一年，生活在父亲阴影下的我和姐姐，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在这件事情里，我惟一庆幸的是，当时弟弟还年幼，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有一阵，父亲跟我说话，我都爱搭不理。父亲倒也没有多说什么，连一句苛责的话都没有，只是悻悻地走开。

　　四

　　又过了两年，父亲和母亲重新选了一块地，盖了一个新的养殖厂。这次他们不再养猪。先后养了兔子和羊，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父亲不敢再在这条路上执着下去。毕竟他还有三个子女要养活。他与母亲反复商量，决定响应国家号召，承包土地。

　　经过多方走访，父亲在隔壁镇上承包了100亩地。如此大规模的种植，为了保守起见，父亲选择种最为保险的粮食作物：玉米和小麦。这次承包是跟人合伙的，那个人名叫李峰，和父亲的关系不错。

　　父亲在决定种冬瓜前种的玉米 | 作者供图

　　父亲虽然有点小心眼，干活确实是一把好手。他心细，活细。所以一开始，两个人合伙，说好由父亲指挥，李峰也爽快同意了。

　　磨合中，父亲发现李峰这个人，不仅不会干活，还懒，并不像平时看起来那样踏实稳重。李峰同样对父亲有着各种不满。整个农忙时期，两个人闹过一些不愉快，好在还维持着表面的平和。

　　真正的矛盾爆发是在粮食打下来后。李峰觉得父亲瞒着他多分了一些，去找父亲理论。父亲一开始还很耐心地跟他解释，但李峰全程都臭着一张脸，越说越过分。丝毫没有想要讲理的意思。

　　父亲的脾气也上来了，两个人干脆撕破脸大吵起来。当时李峰的老婆小玉阿姨身体不舒服，在我们家输液（母亲是乡医），听到争吵声后，母亲连忙帮她举着吊瓶，赶了过去。

　　“这是单子，你自己看，是不是这么多钱！我多拿你一分钱，我把头割下来给你！”两人赶到时，父亲满是无奈地对李峰说。

　　李峰瞪了父亲一眼，拿起桌子上的单子，看了看，慢悠悠走回到桌子边，坐下来，耍起无赖：“谁知道这个单子是不是真的，当时卖粮食的时候我又没去！”

　　父亲怒了，猛地一下冲进厨房，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把刀，“砰”的一下，重重摔在了李峰面前：“我把刀给你放在这儿，我他妈的今天要是跟你说了一句假话，我就让你砍了!”

　　李峰应是被父亲吓到了，他没想到一向温和的父亲会做出如此举动，坐在那里呆了半天。

　　突然，李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面色铁青。小玉阿姨见状不对，扯着吊瓶快步上去，一只手抓住李峰的衣领，另一只手扬起就给了李峰一个耳光：“李峰，你坐下！你怎么跟咱哥说话呢？啊！”

　　李峰执意说钱分得不对。父亲还想理论，被母亲拦了下来。最后还是母亲和小玉阿姨达成一致，由小玉阿姨出面签字，算作合同结束。

　　父亲当即到镇上的银行取钱回来。李峰点完钱数，黑着脸离开了。

　　这件事后，父亲决定单干。我们俩家从此也不再有往来。他又在饭桌上跟我们讲大道理，和任何朋友交往都不可以扯上金钱，否则再铁的关系都会变质。

　　很快，之前的包地合同到期了，父亲转战另一块地。这一次，父亲决定种植经济作物：冬瓜。每逢节假日在家，父亲要求我们姐弟三人到地里参加劳动，说是让我们体验生活，知道挣钱不容易。

　　有时父亲斥责我们娇气，不会干活，母亲会跳出来：“我的孩子们可不能算是娇气，他们从多小的时候就开始下地，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怎么能算是娇气？”父亲听后不再言语。

　　我知道，父亲对我们心中有愧，在我们面前讲话总是少些底气，有时明明很生气，却强忍着不发火。似乎这样做，是对我们的弥补。

　　可我看着这样的他，却只有心疼。

　　五

　　在包地这件事上，父亲赌上他全部的希望与尊严。农忙时，外婆来帮我们，看到在地里忙成陀螺的父亲，喃喃道：“你爸啊，真快成铁人了！”

　　可基于在学校政治课上学到的市场规律，还有我的第六感，对于父亲决定种冬瓜这件事，我心里总是隐隐感到不安。

　　之所以决定种冬瓜，是父亲打听到去年有一个人种了50亩冬瓜，收成时赶上市面冬瓜紧缺，价格大幅度上涨，最高涨到了每斤1块钱。这在当地简直闻所未闻。

　　那一年，那个瓜农净赚将近150万。第二年，几乎所有土地承包都转战冬瓜，期待大赚一笔，父亲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

　　我想过阻止父亲，但看到他兴奋准备着：买种子，买肥料，上网查资料，还专门跑去跟人请教种植经验。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不出所料的，那年冬瓜价格持续走低。收购商趁机囤积居奇，将冬瓜按照个头、长相分为三六九等。

　　母亲指着地里的冬瓜对我们说：“个头大的，细长圆滚，没坑的是一等瓜，每斤一毛一；个头稍微小一点的，品相还可以的二等瓜，卖7分；剩下的就是三等瓜，个头小，品相不好，瓜身凹凸不平的，基本倒贴给人家。”

　　那些明明个头也大、长相也好的瓜，仅仅是因为被烈日晒出一个指甲大小的白斑就被定义为三等瓜。

　　“唉，这个看脸的社会，连冬瓜都不放过！” 我感叹道。

　　母亲笑了笑：“所以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千万不能做这个！又累又不挣钱！”

　　到了第二年，冬瓜的价格虽有上升，但仍然不高；第三年，价格比前两年高出很多，按照这个价钱，那一年的收入会是前一年的两倍。

　　偏偏在那一年，我们家的瓜地生了虫病，打了多少虫药都不见好。眼瞅着到收瓜的季节，地里却瓜容惨淡，几乎是全瓜覆没，

　　父亲思考了一个晚上，痛定思痛，决定拔秧。

　　六

　　到了第三年，父亲还是坚持种冬瓜。我们时常调侃，父亲都快嫁给冬瓜了。

　　种植冬瓜是一份繁累的工作，几乎需要每天浇水。传统的漫灌代价太高，为此，父亲在地里安装了喷灌。即使这样，他也要每隔两三个小时到地里换一次管子。

　　冬瓜长成后，摘收过程才是最让人崩溃的。

　　搬运冬瓜 | 作者供图

　　第一年种植时，没有经验，面对着100亩的冬瓜地，大家都一筹莫展。正值盛夏，太阳毒辣，我们戴上草帽、口罩、还有手套，换上长衣长裤，下地摘瓜。

　　冬瓜的个头很大，最大的重达50多斤。我和姐姐摘起来实在是有些吃力，父亲就安排我和姐姐在里边摘，递出去给外边的弟弟，由弟弟将冬瓜一个个运送到边上的地垄上，等待装车。

　　我们淌进冬瓜地里，弯下腰，翻开上边的叶子，寻找成熟的冬瓜。找到后，左手按着瓜身，右手提着它的根茎，与瓜身垂直90度向上猛地一拉，冬瓜就被摘下来了。

　　我的力气不够，需要把整个冬瓜抱在怀里才能站起来，即使身上穿了外套，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些小刺透过衣服扎到肉里。虽然不痛，但是很痒很麻，像身上爬满了虫子。

　　到了晌午，日头爬到正当空，每个人都筋疲力竭。衣服、裤子、头发都紧贴在身上，红通通的脸蛋像是烤熟的地瓜，干活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母亲这时要回去做饭，父亲继续在我们前头忙活着。

　　我站起来，伸展伸展腰肢，看看父亲，又看向身后走过的路，一个上午，我们不过挪了50米。四周一大片绿色，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条在海里迷路的鱼，撞上了一大片望不到头的海草，必须略过它们每一根，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想着想着，我噗嗤笑了出来。

　　姐姐重重地拍了我一下：“你不干活，在这儿傻笑什么？”

　　我笑得说不出话，摆了摆手，她轻轻推了我一下，蹲在地上，假装抱怨着：“不干了，我要罢工！”

　　弟弟见状也跟着大笑起来。烈日当空的大中午，我们三个站在冬瓜地里，闹了有十多分钟，像三个傻子。

　　冬瓜摘好后，接下来是装车。大的、圆的装下边，长的装边上。冬瓜被一层层摞起来，装得高了，弟弟会爬上车，父亲在下边将重达几十斤的冬瓜抛给他，弟弟会在空中接住。

　　整车冬瓜装完后，差不多有3米高。父亲和母亲开车40分钟，到隔壁镇上的冬瓜厂去卖。

　　一车上好的冬瓜，卖完也不过百十块钱。

　　有一天，记不得因为什么事，父母都不在，留我们三个在地里干活。我们仨速度奇快，几个小时的功夫，一整排冬瓜都被摘光了。

　　左等右等，也不见父母回来，索性我们三个自己装车。弟弟将车开到地垄边上，我和姐姐合力将地上的冬瓜一个个装进去，尽可能摆放整齐、结实。

　　汗水从草帽里流出，在睫毛上滴下，又累又热。我们配合密切，一气呵成，一车快装完的时候，父母回来了。

　　母亲感叹道：“哎呦，这三个人今天辛苦了，值得表扬！”

　　父亲也高兴，说：“走，今天带你们下馆子！”

　　我们找了一个小饭馆，一人吃了一碗凉皮外加一个肉夹馍，狼吞虎咽的，吃得格外满足。

　　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开学后，冬瓜的价格还是没有上升的趋势，父亲舍不得高昂的人工费，就自己干。

　　在诺大的冬瓜地里，父亲一个人摘瓜，一个人装车，一个人开车去卖。每天不到5点钟起床，一直到太阳落山，天黑透了，才肯回家。

　　中午，实在是累得没力气，父亲就在道路旁树荫下铺一个编织袋，小憩一下接着开工。他一个人独自忙活将近两个月，整个夏天最热的时候，他都在地里摘瓜。

　　“知道吗，你们三个自己装车那天，你爸晚上在被窝里偷偷抹泪，他说他的孩子太懂事了，他很心疼，也很惭愧，他觉得对不起你们。”

　　当我动笔写到这一段时，眼泪止不住地流，为了平缓自己的情绪，也为了不打扰到图书馆的其他人，我起身到校园里转了10分钟。

　　很快，又到了收冬瓜的季节，我们姐弟仨还在外求学，回不了家，不能帮父亲一起收冬瓜。

　　想起去年摘瓜的时候，一个邻居路过：“老刘，开始收了啊？”

　　“哎，收了，带一个回去吃啊！”

　　“不了，下回吧！家里还有呢！”

　　“行，吃了来拿啊，都是自己人！”父亲站在冬瓜地里憨憨地笑着。

　　作者游鱼，在读研究生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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