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欧，存在着太多的巧合。二者服装道具不同，语言各异，却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情节奇迹般相同的历史舞台剧。而在公元4世纪，这舞台剧在亚欧大陆的东岸，又率先开演了。

　　西晋王朝覆亡之后，先后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它们是匈奴建立的后汉和前赵、羯的后赵、鲜卑慕容部的前燕、氐的前秦和羌建立的后秦。而我们将视线转向一个世纪后的欧洲，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前后也有五个日耳曼蛮族建国，它们是西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和东哥特。

　　如果换个角度看，日耳曼便是西欧的五胡乱华，而在“五胡”之中，法兰克人脱颖而出，正如东方的鲜卑拓跋部，成为天选之子。在查理帝国时代，它的版图囊括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而北魏则完成了统一北方的目标。

　　公元486年，日耳曼人的一支，撒利克法兰克人在首领克洛维的领导下击溃了西罗马帝国在高卢的残余势力，占领高卢地区，建立墨洛温王朝。715年查理•马特任宫相后，先后击败各地的割据势力和地方贵族叛乱，重新统一法兰克，并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击败阿拉伯侵略者，并实行采邑制改革，为后来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其子矮子丕平献土导致了教皇国的由来，从而使得教皇具有了世俗统治权，还开创了加洛林王朝，他的南征北战为其子查理曼称霸西欧打下了坚实基础。到了查理曼即位，法兰克成为了统治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多部族帝国。

　　正好100年前的386年，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趁前秦淝水之战败退而四分五裂之际，重建代国，并称王，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迁都平城，次年称帝，是为道武帝。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此后冯太后拉开汉化改革的序幕，490年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北魏达到极盛。

　　在这两个部族登上历史舞台，逐步确立帝国统治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四位深谋远虑的实际统治者，西边是克洛维、查理•马特、矮子丕平和查理曼，在东方，是拓跋珪、拓跋焘、冯太后和拓跋宏。他们在历史上无疑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也正是他们，将两个同样处在原始公社组织解体，奴隶制极不成熟阶段的部族，一步步发展成为疆域辽阔的大帝国。

　　要知道，这两个部族在刚刚兴起时在众多部族中都是极为落后的。

　　但是难道不可以吗？遇到大邑商的小邦周还有扫六合的戎秦，哪一个不是落后的呢？

　　面对如此野蛮落后的部落，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灭亡，要么塑造一个文明的国家。或者换个词：帝国。没错，他们的历史使命便是建立统一的大帝国。

　　当国家建立起来，统治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酬劳安抚跟随他们打天下的弟兄功臣。

　　克洛维的办法是将掠夺来的属于罗马皇室和教廷的土地分封给亲兵、大臣和主教，虽然这一举措没有给克洛维和他的王国带来太大的负担，但还是无形中削弱了他的力量。因此，当查理•马特成为掌权者，一种新的制度应运而生：采邑制。他改革土地分配制度，变无条件赏赐为有条件分封，国王成为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土地所有者。没错，像极了周。同样的，封建制诞生了，法兰克由此成为封建帝国，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而这条道路在拓跋珪那里却走不通。封邦建国，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发明使用，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废除，而汉高祖稍有松动，就酿造了以后的七国之乱。因此拓跋珪只能跨过这一步，直接由部落联盟走向帝国。而他首先做的，是“班赐”，即按照等级和军功赏赐财富，以安定鲜卑各部落。同时，拓跋珪解散部落组织，使鲜卑部民分土定居，由氏族组摆脱变为地域组织，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使农业成为北魏经济命脉，也使政权逐步拜托鲜卑部族色彩，让后继者能挺直了腰杆向野蛮进军。第三步，则是重任儒生治理天下，起用大量汉族知识分子。

　　到了这时，帝国的确立只剩下了最后一步，那就是政权合法性与统治思想的确立。法兰克选择了上帝，而北魏选择了孔子。

　　在法兰克那里，世俗权力与宗教力量一拍即合，教皇为矮子丕平加冕，矮子丕平于754年和756年将拉文纳到罗马的大片土地划为教皇辖区，形成教皇国，史称“丕平献土”。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举行了加冕礼，并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

　　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汉族大臣崔浩的建议下，下诏灭佛，后来又在反复权衡下确立了儒家的最高统治地位，尽管拓跋焘十分崇信道教。而在拓跋宏亲政后，全面改革鲜卑旧俗，以汉服代替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考南朝典章，修改北朝政制，使北魏逐渐获得了汉族的归附，成为与南朝分庭抗礼的大帝国。

　　然而，经过短暂的荣光的两个大帝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分裂。在孝文帝去世不久的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而在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订立《凡尔登条约》，法兰克也一分为三。

　　他们终于失败了。

　　可他们也成功了

　　我们将视线转向这两个帝国的南方。在冯太后体制改革那一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只剩下拜占庭帝国装模作样地戴着罗马的帽子，苟延残喘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临。拜占庭帝国虽然称之为东罗马，但在本质上已然是另一个文明，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事实上，法兰克的出现，给了罗马最后一击，而他的分裂，则造就了三个后来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文明的雏形，这无疑是法兰克最耀眼的文明遗产了。

　　回头再看中国，长江南岸，南朝四百八十寺，也难怪北朝官修史书称之为“岛夷”了。自东晋以降，玄学，清谈，道教，佛教，士族，门阀，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在这些自诩为正统的高门大族手里烂透了，坏透了，酸了臭了，而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已然不能维新，梁武帝的失败就是一例，能依靠的只有外来力量。在长江以北，鲜卑人悄然拿回了华夏正统文明的话语权，在北魏太学生的读经声中，中华文明不仅被保存下来，还迸发出崭新的希望。后来的历史则证明，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又迎来政变，变成了北齐和北周，北周灭掉北齐，北周又为隋所篡，缔造新文明的重担落到了“胡汉合流”的杨坚和他的隋王朝身上。鲜卑的北魏涅槃重生而生出隋，因为他们不仅拥有汉文化的基因，也同样拥有少数民族血统。历史接力棒交到了胡化的汉族政权手中。

　　至此，两个新文明像两个青年昂首阔步站立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他们替代了原来舞台剧上老病的场工，昂扬地拉开了新历史剧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