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神一直躲闪着，突然间他抬起头，看到了我手里的约束带，眼里满是惊慌。我心里瞬间一沉。要坏事。—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73个故事 —

　　一

　　高考那年，我的分数不高不低，家里商量来商量去，没一个结果。

　　不知道是哪个“有经验”的叔伯说了一句：“要不去学护理吧！”

　　我爸按着大腿低头思考半天，最后肩膀扎起来一耸，叹了口气：“就去学护理吧，好歹有口饭吃。”

　　当时我对护理没什么概念，跟高中同学说起报考专业时，他们大多调笑我：“护士啊，那是女人干的活，你去当个医生不好吗？”我嘻嘻哈哈地顶回去：“哟，你以后上医院可别碰到我。”

　　调笑归调笑，但作为一个男生去读护理专业，还真是不那么好受。

　　我们那一届的护理专业录取120来号人，分成两个班，算上我，总共就3个男生。

　　报到那天，一堆女生站成一排，我跟另一个男生站在另一边。我俩硬挺着人群的眼光，心想着等最后一个哥们来了就好了，三个总比两个强吧。

　　等到最后，那哥们也没来。后来听说，他为了不读护理专业，直接回去复读了。

　　因为护理系的男生少，我跟另一个男生被分到和药剂专业的人住一个宿舍。其实我心里还算有些安慰，起码有个伴。只是没想到，我们住进去不到一个星期，这个哥们就找关系换了专业。

　　哥们搬走那天，对我说：“听我句劝，想转专业就趁现在，能找人就快找人吧。”

　　由此，换专业的想法便一直在我心里，蠢蠢欲动。我写了一份申请，正犹豫着要不要递上去，系主任主动来宿舍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专业就剩你一个男丁了，你再走了，那就很难看了啊。”

　　系主任背靠着床边的柜子，眼睛有意无意地瞟向我放在桌子上的转系申请，没有再言语一句。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转系这事大概是无望了。

　　就这样，我成了我们那届唯一一个男护士。

　　不过男护士好就业倒是一个事实。大四实习时，班里的女同学都在抓紧时间做简历，跑各种校招会，而我却早早接到几家医院的面试通知。更有甚者，直接把电话打到系主任那里，想早早把我“预订”。

　　护士的工作大多以身体为基础，例如翻动病人、搬运医疗器材，都是体力活，一个男护士能顶几个女护士。况且男护士没有女护士的生理期、产假，只要没有原则上的问题，医院大都是来者不拒。

　　对男护士需求较大的科室，无非急诊、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精神科。这些科室所收治的病人，大多病情严重，没有自主配合的能力，需要护士有较强的体能。

　　考虑到精神科的男同志稍微多一点，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去我们当地最大的精神专科医院，成为了一名精神科护士。

　　二

　　去精神科工作前，我对精神科的印象停留在电影场景里：昏暗的走道，几缕斑驳的光线，走道尽头都是目光呆滞的人，他们在暗处，毫无目的地左摇右摆，身影忽明忽暗。

　　父母没有干扰我的意愿，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挑的。虽然心怀恐惧，但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做事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

　　新护士上岗前，需要先在医院的每个科室轮一遍，才能正式上岗。

　　一般的精神专科医院，大致分男病区跟女病区，又根据病种不同，分成情感障碍、青少年、老年等各种小病区。由于是专科医院，没有综合医院的内外科急诊等科室，我的轮转便集中在几个主要的病区，接触的大多也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刚开始轮转，还没有师傅带，像我这样的新护士，只能做点粗浅的工作。比如每天的日常护理、清扫、简单的巡视。类似比对医嘱、清点药物、接受病人等“精细”活，我还不能插手。

　　轮转了9个月，我一直在各个科室干些不费脑子的活，本身我也算身强体壮，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简直是轻轻松松，我也乐得清闲。

　　我甚至想着，精神科的活也不过如此，没我一开始想的那么坏，在这儿一直干下去也不错。

　　直到我轮转到老年病区。

　　老年病区的住院患者的护理工作相对繁杂，人手也紧缺一些。护长那天对我说：“反正你迟早要干，不如现在就练练手。”

　　我没多想，接了一个老阿公的护理工作。老阿公是一位偏执型分裂症患者，在按时服药的情况下，能够大致配合我的工作。但他的病情比较严重，总以为我们给他的药是毒药，每次都要连哄带骗才愿意吃药，有时候稍不注意，他就把药往窗户外面丢。我只好耐着性子，一直盯着他吃下去才能离开。

　　有一回，我让他药，他直接吃了，没让我多费一句话。我惊喜地说：“阿公，今天乖喔。”

　　就在这时，他一把将床头的痰盂拉过去，迅速将含在嘴里的药吐了进去。紧接着，他两手端起痰盂，一股脑地倒在我的身上。

　　我气急了，大吼一句：“放下来！”

　　他可能是被我吓到了，反而更加激动，将痰盂奋力地砸到我头上。瞬间，我眼前一黑，瘫坐下来，手却下意识地死死抓住他的手，生怕他再做出什么事。

　　同事们及时赶过来制止了他。我的额头被砸出一道口子，周边乌青一片。我妈听说后从单位赶来，看到我的样子，她忍不住哭起来，一遍遍地跟护长说：“哪有这样的？他还什么都不会，怎么能护理这种病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换了衣服后，身上还是一股散不去痰盂味，吸一口气都感觉要吐。

　　让人更加难过的是，老阿公的家里人随后也找上门来，二话不说就要转院。他们指责医院不负责任，派一个还没正式上岗的新人来护理。出了事，谁都负担不起。我当时不在现场，听到后却哑口无言。

　　大家都说，他的家人这么着急转院，是怕我们索赔。而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来这里上班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

　　三

　　在家休息没几天，我咬咬牙，想着再试一段时间，便又去上班了。

　　没多久，医院把我正式安排在男病区的情感障碍科。报到第一天，科室领导给我找了一个师傅：甘哥。

　　甘哥在这家医院干了有7年，人际关系极好。每天上班下班，甘哥走在路上，每遇到一个人，都会跟他笑呵呵地打声招呼。

　　“小甘，今儿来得早啊！”

　　“甘哥，下班啦？”  

　　遇到甘哥，我十分窃幸。不管是吃饭还是打球，他都叫上我。有时候甘哥的烟瘾犯了，就拉着我说：“走，跟哥冒儿一根去。”一点师傅的架子都没有。

　　我这个人对电子的东西十分迟缓，对医院的系统一直摸不到头脑，经常对自己负责的患者病历一头雾水。每次整理病例，其他同事都处理好了，就剩我这里几项拖了进度。

　　甘哥也不恼，陪着我在电脑前一项一项地教，他说：“你不要怕别人说你，也别害羞什么都不问，谁不是这个时候过来的。”我有时搞到大半夜才弄完，他也就陪我到大半夜。

　　跟甘哥上夜班时，他会从家里带来做好的饭菜，分给我们几个年轻护士吃。吃多了，大家都有些不好意思，但甘哥总说：“吃吧吃吧，你们嫂子做的多得是，放心吃。”

　　在甘哥的带领下，我对自己慢慢有了信心。然而，这份工作要做的事情，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说没我经历过的那么平淡。

　　正式的精神科护士，特别是男护士，有一个必须要经历的工作——“抓”病人。

　　一般情况下，综合医院出车接病人，都是家属或者患者自己打120，然后医院派车，准备好一些必备工具，再去把人接回来。但精神病人在急性期，几个人都拉不住，除了采取强制措施送到医院，基本没有别的办法。

　　当时快到中秋，天气转凉，病房也比往日安宁。

　　那天，下属的精神防治中心打来电话，说在城东小区有一个小伙子躁狂得厉害，要我们出车去把人弄回来。

　　可能是电话里没说清楚，急诊派了三个护士跟司机去接人，到了现场，他们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病人正拿着刀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死死抵着门，谁靠近就拿刀挥舞着要砍人。带车的组长报警，请求警察配合抓人，但是小伙子的母亲不同意警察参与，说：“给医院打电话就是去治病的，让警察抓人算怎么回事。”那位母亲态度很强硬：“你们敢抓他，我就去告你们。”

　　现场陷入了僵持。组长没办法，只好给医院打电话请示再派人。

　　科室里只有甘哥一个资格比较老的护士，他也不含糊，拍了拍我，再叫上在场所有的年轻男护士，坐上另一辆车便出发了。 

　　四

　　我们赶到时，病人已经累得抵不住门，瘫坐在门口。那把刀就压在他屁股下面，漏出一个刀柄。

　　病人的母亲一直在跟警察争辩，不准他们靠近她儿子。甘哥找组长询问情况，组长摊手说：“要不回去吧，万一砍到人怎么办。”

　　甘哥摆了摆手，说：“我先去看看人，把人留在这里也危险，孤儿寡母的。”说完，甘哥慢慢走过去，靠近小伙子又缓缓蹲下来，指着自己的工作牌，对小伙子说：“我是护士，不是坏人。”

　　我的身体一直紧绷着，注视着小伙子的肢体，害怕他突然伸手去拿刀。眼见着甘哥坐下来，用温柔的语气说：“跟我回去好不好，你妈妈也跟着，我那里暖和，这里多冷啊。”

　　小伙子突然委屈起来：“妈欺负我，不让我吃饱，我不要她去！”甘哥伸手搂着他的肩膀，说：“好，那你跟叔叔回去，不让妈妈跟着。”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点了点头。甘哥把小伙子扶起来，对我眨眼。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拿起约束带往小伙子走过去。（这样的患者在运送途中一定要约束，不然在车上躁狂起来很麻烦。）

　　小伙子跟着甘哥往我们这边走，他的眼神一直躲闪着，突然间他抬起头，看到了我手里的约束带，眼里满是惊慌。我心里瞬间一沉。

　　要坏事。

　　小伙子挣脱出甘哥搭在他肩上的手，冲到门口捡起刀，接着往我的方向冲过来，一边冲一边喊：“老子捅死你！”

　　我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吓傻了，挪不开步子。甘哥冲了过去，两手将小伙子拿刀的手抓住，用腿把他绊倒，拿身体死死地压住了他。

　　我回过神来，赶快扑上去，协助甘哥按住小伙子的手。其他的护士和警察也冲了过来，我们废了好大的力气，才将小伙子彻底制服。

　　把人押上车后，我这才发现甘哥的手在流血。他的大拇指被刀划开了一道口子。我看着组长给他处理伤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甘哥拿脚拐了一下我，说：“咋了，还不好意思啊，傻愣的，不知道跑啊，站在那里给人砍。”

　　我心里很是自责，如果我不犯这样的错误，甘哥就不会受伤。

　　甘哥又拐我了一下，接着说：“没事，我第一次出车还不如你呢，以后多来几次就好了。”

　　五

　　跟着甘哥学习半年后，我终于可以独立当班了。

　　第一次上完夜班，我回家连着休息了两天，再去接班时，发现本该跟我交接的甘哥没有来。

　　我拉住接班的同事，问他：“甘哥去哪了？”

　　他的神情有些闪躲，考虑了好久，才说：“甘哥昨晚出事了。”

　　这句话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同事把我拉到一边，像是要避开什么：“昨晚的事，给一个病人打死了，领导不让人乱说，你也别瞎说。”

　　一时间，我无法接受这件事，在原地愣住。

　　甘哥死了，被病人从后面用棍子打死的。

　　当天，甘哥夜班巡房后，一个人坐在值班室。值班室没有隔离门，他一边整理病历一边戴耳机听歌，却没注意到后边来了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拆了桌子的一条腿，照着甘哥的头，一棍子打了下去。

　　从监控里看到，甘哥挨了一棍子后，人已经晕晕乎乎了，一直往后伸手想挡住什么，病人又补了几棍，直到甘哥不再动弹才停手。

　　当班的女护士听到动静，从病房赶过来时，甘哥已经没气了。

　　事后，医院没有通知甘哥的家里人，直接把人拉去火化。甘哥的老婆跟父母赶到医院，哭了一场，一定要医院给个说法。

　　由于事件发生时，甘哥戴着耳机，没注意到身后的情况。负责调节的领导一口咬定甘哥负主要责任，医院只负次要责任。

　　至于那个病人，他被关在单独病房里，用约束带绑着。谁也不能判定他打人时，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的，无法判定他是否有法律责任。

　　病人的家人处于半放弃的态度。医院跟警察一直在尽力联系他家里人，毕竟精神病人犯了法，监护人需要负责任。然而他家里人就一个态度：赔钱没有，要不你就抓他去坐牢，要不我们就换家医院。

　　嫂子希望医院按照甘哥现在的工资，按25年赔付，但医院只愿意一次性给10万。大家心里都清楚，这10万根本抵不了甘哥这条命。

　　我想为甘哥做点什么，在科室里说：“咱们一起凑点钱，先给甘哥家里应急一下。”没几个人应和我。主任干脆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呵斥道：“这个现在是你能解决的事吗？你不要胡搞瞎搞！”

　　不久，嫂子举着甘哥的照片，决定去北京上访。

　　那时刚过完新年。单位领导专门找到我，劝我跟着院务办的唐主任，一起去趟北京，把上访的人劝回来。

　　院领导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很是拿派，他用手指敲着桌子说：“阿甘带过你，也就跟你师傅一样，你也不想他不能安稳入土吧。”

　　我人微言轻，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做什么。他继续说：“你跟老唐去一趟，跟他家里人好好说，他们提出的要求，院里会尽量满足，人先回来再说，这样搞，大家都难看。”

　　从开着暖气的办公室出来时，屋外的寒气激得我浑身一颤。

　　事后，院长特意塞给唐主任2万块钱，说：“该吃吃该喝喝，先把人劝回来，辛苦了。”我知道他是害怕，怕甘哥老婆不松口。

　　我跟唐主任到了北京，甘哥老婆见到我们，听说医院答应了条件，没多说什么，愿意跟我们回来。

　　回去的路上，嫂子在车上一直在哭，她对我说：“我哪里是为了钱，老甘死了换回来这些钱，我愿意出十倍把他的命换回来。”我心里难受，替甘哥不值，却也说不出安慰的话。

　　从北京回来后，我毅然向医院递交了辞职申请。

　　离开精神科快一年了，以前的同事跟我还保持着联系，经常约着一起打球、吃饭。只是，他们鲜少再提起甘哥。

　　我偶尔向他们打听科室的情况，大家伙也不会瞒我，好的坏的都讲给我听。

　　谁升了护长，谁被病人打了，谁被家属刁难了。每每听到他们这些遭遇，我都忍不住想问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干这一行？”

　　后来有一次喝多了，我搭着某个前同事的肩膀，大声说：“病房里有什么好待的呀？跟我一样出来多好。”

　　那哥们听完狠狠地灌了一口啤酒，说：“走？我一开始也想走，但是现在，走不了啰。”

　　“有什么走不了的啊，谁需要你啊？”我有些气急败坏。

　　大家伙都沉默了，这个哥们认真看着我说：“有人需要我。”

　　我有点发愣，想起甘哥，拿起酒杯，独自闷了一大口酒。

　　作者走水，康复医生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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