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紫红丝绒的大幕缓缓地垂下来，把沉雷暴雨、生离死别，把难解难分的戏剧矛盾，统统都遮住了。结束了，漫长的、艰难的、有声有色的人生历程，浓缩在两个半小时之内走完了，闭幕了。被戏剧力量所震撼的观众，经过了几秒钟的沉默，突然醒悟过来，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陈局长舒展了一下有些酸麻的身躯，准备站起身来，陪同身旁坐着的国外戏剧大师翰斯先生和夫人走上台去，和全体演员握手、照相，祝贺演出成功。望着那还在缓缓摆动的大幕，一刹那间，陈局长突然想到自己也已经到了“闭幕”的时候，也许今天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以省文化局长的身份坐在显赫的位置上看戏，然后再引人注目地走上台去扮演戏外戏的主角了。这个主角，他已经当了许多年。自从大军渡江解放了这座省城之后，他就留下来当了省文化局长，甚至在动乱的十年中，省文化系统的批斗会上他也是“主角”。后来，官复原职，又继续当他的局长。在他的管辖之下，从话剧、歌剧、地方戏，一直到木偶、杂技、曲艺，每台重要节目，几乎都要由他来审查，拍板。每逢会演、调演，也总是由他来授奖。有首长、外宾来看戏，当然也是他陪同。几十年来，他已经习惯了看戏、谈戏、发指示、接见、照相，习惯了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在花花绿绿的演员的簇拥中，以领导者持重的姿态，温和的笑容，和他们一一握手，并且颇为内行地一一指点着那些他所熟悉的演员，评论他们的成败，或是问一问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习惯了，这一切都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环境、气氛、节奏、旋律中，他感到充实、愉快，充满了生活的乐趣和工作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却就要结束了。根据党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决定，他即将办理离休手续，离开这个当了三十几年的文化局长的位置，让位于比他年轻的李副局长。也许下一次的这种场合，扮演他的角色的就将是李副局长了。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是不是丢不下手中的权力？放不下身上的架子？担心随着权力的失去会失去一切？不是，他们心自问，决不是。对于党的决定，他是坚决拥护、坚决执行的。他懂得，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他纵使能够活到一百岁，也不可能当百岁局长。到那时，他耳朵听不得，眼睛看不得，嘴说不得，腿动不得，偌大一个文化系统，他气息奄奄地躺在病床上怎么指挥？他记得刚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才只有三十几岁，完全是个青年人。而现在，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近几年，他明显地感到精力、体力、耐力下降，开会久了便有些昏昏欲睡，在为翰斯先生举行的宴会上，竟然还中途出来上了趟厕所，好似“一饭三遗矢”，英雄气短了。就像这台演员，三十几年也换了好几茬了。当年演四凤的小姑娘，现在演鲁妈都嫌老了。花开花落，春兰秋菊，各占一时，规律如此，又有什么办法？但是，人可以老，党不能老，事业不能老，就像河床里要流着活水，血管里要流着鲜血。陈局长对这一切，完全是看得清、想得开的，所以他不等上级来“个别谈话”、“做工作”，就明确表示要离休，并且提名由年轻、懂行、能干的李副局长接替他的文化局长和党组书记职务，只待省委正式批准，他就可以“交班”了。这形势，无须宣讲已是人人明白，在他今天登台的时候，团长、导演和演员都比平时对他更加尊重，一口一个“老局长”，像给他送行似的，颇有一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味道。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也对他们格外地情重，握手的时间拉长了，分量加重了，以往只和主要演员握手，今天连站在边上的“龙套”也都照顾到了。好像即将离开自己的部队的指挥员，他对机枪手、爆破手、司号员、船工、马夫都充满了同样的恋恋不舍的感情。直到从剧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他还沉浸在这种感情之中，滔滔不绝地对陪坐在桌旁的马秘书一一细数着每一个演员的成长史和今天在表演上新的进步。

　　小汽车沿着江滨路行驶，街上行人很少，车开得飞快。他让司机开得慢一点，深情地从车窗中眺望江城的万家灯火，倾听江水拍岸的涛声，就像当年第一次来到这里似的，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他好像第一次发现马路旁边两排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浓阴在路灯下是那样绿，绿得醉人；画屏山垂在江面的倒影是那么美，美得像诗。三十几年了，他竟然没有一次能抽暇细细地领略一番。以后，以后就有的是时间了。

　　二

　　回到家里，已近午夜时分。

　　像往常一样，马秘书先跳下车来，搀他下车，回手关上车门，嘱咐司机明早来接局长开党组会的时间，然后扶着局长走进宿舍院门。像往常一样，马秘书的妻子刘玉芬已经给局长准备好了夜宵，等在那里了。自从老局长重新工作以后，这已成了惯例。局长老伴已死去多年，儿女又不在身边，家里也没雇保姆，一个人住着空空旷旷的宿舍，同院的马秘书夫妻便自动管起了他的家务琐事。好在刘玉芬已经提前退休了，搭把手的活儿也不算什么。每逢看戏、开会回来得晚了，刘玉芬总是要为他准备一份夜宵的。

　　“今天的戏散场晚了点儿吧？您一定饿了。”刘玉芬递过碗筷，关切地说。

　　“哦，是吗？我还觉得挺早的呢！”陈局长拿起筷子，夹了一撮他所爱吃的盐水煮笋丝。这时，他才注意到，饭桌上比平时多了几个菜，而且还摆着一瓶以“清、香、醇、纯”著称的“四特酒”，面前的杯子里已经事先斟满了。#p#分页标题#e#

　　他端起杯子嚼了一口，望望刘玉芬说：“咦，再拿个杯子，小马也一起喝点嘛！”马秘书顺从地坐在他的旁边，端起刘玉芬递过来的酒杯，轻轻地抿了一点。马秘书向来是滴酒不沾的，局长的夜宵，也从来不陪。今天，算是第一次破例了，也许是出于服从的习惯，或者是为了照顾老局长的感情吧。

　　半杯“四特酒”落肚，陈局长便觉得一股清香从口腔到肠胃，从脑际到心胸回荡蔓延。他虽然酒量不大，但也是经过场面，品尝过许多名酒的。好酒并不使人麻木，会饮酒的人也并不在于“一醉方休”，而是细细品评其中韵味。现在，不知为什么，陈局长从“四特酒”中突然感觉到一种“饯行”的味道。也许是马秘书和刘玉芬出于对行将卸职的老局长的崇敬和留恋之情吧，连夜宵也为他加备酒菜了。想到这里，他那微微兴奋起来的神经又不免揉进了一种莫名的惆怅。

　　“往后，您就用不着再这么熬夜了。七十多岁的人了，离了也好。”果然，刘玉芬一开口就落到这个话题上，她说的“离”了，就是指的离休。说着，还唉地叹了一口气，“你说是不是？”她问马秘书。

　　“哦，哦。”马秘书说不上什么，手里的筷子在饭桌上划来划去。

　　“我看也是离了好。”陈局长解开了上衣纽扣，让从江边吹过来的风驱驱身上的汗气。接下来，他本想谈谈离休的意义，话到嘴边又觉得那些在文件上、社论上都阐述得清清楚楚的话无须再说了，和他们扯扯家常吧。他离休之后，从两家的关系上看，不是远了，而是更近了。他用不着起早贪黑地每天去局里上班，刘玉芬也不必为他准备夜宵了。反过来，他还可以帮他们做点什么呢。这些年，他欠他们的情也太多了。

　　“唉！”刘玉芬又是一声叹息，苦笑着说，“您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可从来没有这么想啊！我是怕您闲下来过不惯了呢，要是他陈奶奶活着，老两口还能……”刘玉芬话说了一半，看见马秘书在朝他摇手，她发现自己又触及了老头儿的痛处，哽咽下不说了。

　　陈局长的心里咯噔一下，手中的酒杯放下了。刘玉芬说的陈奶奶，是指他那死去了十三年的老伴——按照孩子们的称呼叫她“陈奶奶”。一想起她，什么酒也不能浇灭他心头的悲痛和忧伤。

　　三

　　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十三年前，她倒下了，倒在病床上，弥留之际艰难地呼唤着他的名字。而他，却被关在“牛棚”里，有家难归。晚期的肠癌折磨着他那三十年前患难相知、三十年来荣辱与共的妻子，而守在病床前的却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儿女，只是无亲无故的邻居刘玉芬，刘玉芬是机床厂的一名铣工，祖上三代贫农，横竖什么也不怕，敢于凭着工人阶级、革命群众的身份向文化局专案组的人大喊大叫，据理力争：“共产党的政策管不了你们文艺界吗？管他是不是黑帮、叛徒，也总是个人！罪该砍头也得让他和亲人告个别吧？”他该怎么感谢刘玉芬的拔刀相助啊！由于她的哭闹，专案组竟恩准了他和妻子见最后一面，尽管是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解之下。

　　他本然地站在床边，看着艰难地呼吸着最后几口空气的妻子，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你过来，过来……”妻子的声音低得几不可辨。

　　他挪动了一下伤痕累累的腿，扑通跌倒在床边上。

　　他死命地抓住妻子干枯的手臂，像是要竭力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专案人员威严地立在那里，其中的一个大声说着：“有话快点说，时间到了！”“出去，你们出去！”刘玉芬疯狂似地闯进来，朝专案人员吼叫着，“留点儿德行吧！临死还不让人家说句私房话？”天晓得是怎么回事，“鬼怕恶人”，专案人员真的被她镇住了，他们退了出去，但是有言在先：只给三分钟！三分钟，多么宝贵的三分钟啊！他紧紧地抓住老伴的手，恨不得一口气说完一辈子的话。

　　“你……承认了叛徒？”老伴的声音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没有。”他说，眼里忍着泪。突然，他嚎啕哭了出来，伏在老伴的胸前说，“不，我想承认了算了，好让他们放了我，给你……送行。孩子们也能落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老伴的手在推他，虽然没有力气，但他分明感到是在推他。她闭着眼睛，闭着嘴唇，像死了一样。不，她没有死，她在积聚最后一点气力。足足有半分钟之久，她突然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看着他，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不能……感情用事……拿原则……做交易啊！”她死了，就这样死了，这个参加过渡江战役的女战士死在她亲自解放的江城，直直地睁着眼睛、紧咬着牙关。

　　是的，她死在这里，那张床，就摆在现在放饭桌的地方。他被押走之后，老伴的后事，一切都落在刘玉芬和小马身上了。一定是费了很大的艰难吧？尽管他们事后并不愿表白，他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陈局长觉得一腔热血涌上咽喉，仰面一口咽下了杯中的苦酒。气氛变得沉闷。刘玉芬后悔自己多嘴，惹得老头儿伤心。

　　“四特酒”没有尽兴，陈局长再也无心饮了。他让刘玉芬收拾了桌子，嘱咐他们早些休息，说自己也累了。

　　刘玉芬和马秘书唯唯诺诺退了出去，轻轻给他带上了门。

　　四

　　夜深了。陈局长躺在床上，其实一丝睡意也没有。刚才，他想早些躺下，只是不愿在部下面前失态，不想重提那已经成了过去的往事，也不想用语言来表达对于曾经在危难之中给予他莫大帮助的刘玉芬夫妇的感激之情。#p#分页标题#e#

　　然而，这种感激之情是无法混灭的。现在，抚今追昔，陈局长的心中升起一股对于这一对心地善良、工作勤恳的夫妻的愧意。这些年，自己可曾对他们有过什么关怀帮助吗？没有，一点也没有。似乎自己天生就是局长的身份，而人家，理当就该为他无偿、无限、无条件地服务似的。小马夫妻俩工资低微，上有老，下有小，紧巴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他们的老人是哪一年死的？养老送终作了多少难？他一点也没有过问。还有他们的孩子，插队之后都怎么安排了？刘玉芬是为了让大儿子顶她的班才不得不提前退休的，退休之后把陈、马两家的家务都揽在身上。小马呢？小马给他当秘书也好几年了。可是，这几年，他当的岂只是秘书？打扫办公室、提开水、沏茶、陪他看病、拿着皮包跟他开会、扶着他上车下车，甚至他每天的早点都是小马买好了放在饭桌上。简直像个公务员！局里的人也真的这样半开玩笑地叫他“局长勤务兵”。按照陈局长的本意，当初把小马从行政处调上来当秘书，是想让他抄抄写写，起草个总结、报告之类。哪知小马没有这方面的本事，掂起笔来沉重得很。记得有一次，他叫小马到剧团了解剧目安排，剧团的领导仔仔细细地做了半天汇报，小马竟然连一张纸都没记满。原来，当人家汇报到《窦娥冤》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个“窦”字怎么写，憋得满脸汗，后边的汇报都忘了听了。偏偏陈局长让他在几位副局长都参加的会上汇报一下，又是把小马憋得满脸汗，结结巴巴地说了个“豆、豆、豆芽菜”！有人提醒他，是不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小马认真地把记录本摊开：“不是小白菜，您看，是豆芽菜嘛！”开会的人都凑过去看他的记录，见那上面真的画着一根大脑袋、弯脖子的豆芽菜！结果，小马的洋相风传了全文化局系统。从此，陈局长就不再难为他，扬长避短，让他干点力所能及的吧。而小马虽然自惭形秽，工作却仍然一丝不苟，不习不懒，不过整天奔忙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唉，唉！小马不小了，四十七八，奔五十的人了，还给他当个勤务兵。陈局长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注意培养小马的工作能力，给他的肩膀上加点沉重？怎么没有给他个学点业务专长的机会？是不是自己太自私了？只顾使用方便就误人青春，真的把他当成一匹温驯的小“马”了？难道让小马当一个终身秘书吗？而且，自己即将离休，能让小马继续再给论年龄比他还小的李副局长——将来的局长当“勤务兵”吗？想到这里，他心里十分不安，发觉由于自己的疏忽留下了一件棘手的事。他觉得惭愧，自己刚才对那些演员的依依不舍之情都超过了小马，而小马，才是他最该挂牵的一个人哪，我走了，留下他怎么办？他感到自己还没有到卸掉肩上的担子、交出手中权力的时候，就像在战争年代夜晚出去查哨的时候，他不能丢下任何一个哨位，哪怕是离任前的最后一晚，也不能。

　　天亮的时候，小马仍然和平时一样，为他买好了早点。车来了，小马拉开车门，搀着局长上车。

　　陈局长第一次轻轻地推开了马秘书的手，笑笑说：“搀我干什么？像个勤务兵似的！”车子开走了，陈局长心情舒畅地挺直了身子，从车窗里扫了一眼推着自行车走出宿舍大门的马秘书，从心里漾起了一缕笑意。昨天彻夜不眠，他把全局的干部名单在脑子里反复排了好几遍队，终于有一个满意的打算：论年龄、党龄、工龄和政治表现，小马完全有资格做新班子的办公室主任人选，而由陈局长亲自提出这个方案，也决不会有任何人反对，今天上午的局党组会议上，他将提出这个设想。

　　五

　　谁能料到呢？他的发言刚刚结束就遭到了李副局长的反对，反对得那样坚决，话又说得那样委婉：“老马同志的确是一位好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然而，作为统筹全面工作的办公室主任，他缺少一个根本条件：工作能力。几年来，马秘书实际上连秘书工作也不能胜任，只是像同志们说的那样，是一名‘局长勤务兵’。对此，包括我在内的几位主要领导都不闻不问，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现在再把更重要的担子压在他肩上，就更加不负责任了。干部的更新不是论资排辈、轮流坐庄、拔苗助长，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尽管，我充分理解和充分尊重陈局长的感情……”感情！多么圆滑而又尖锐的语言，他使用了这个一针见血的字眼：“感情”！陈局长果然大动感情了；我还没下台呢，你就敢于这样了，那我怎么能把小马扔到你的手里？他想慷慨陈词，为小马再次呼吁，但是，说什么呢？说在他饮“四特酒”的时候想到的一切吗？

　　写于1984年

　　（发表于《女作家》1985年第3期。收入霍达小说集《魂归何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