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4日，马年的最后一天，羊年的除夕。且不管在远离中国的阿拉伯海湾，科威特的油田烈火熊熊，伊拉克的“飞毛腿”和美国的“爱国者”号在空中频繁地对打，我们这儿的年还是照样过，而且还要过得好，过得祥和、热闹、红火。

　　谢老的夫人连日来忙于采购，年货已经备齐。海参、鱿鱼已经提前发好了，鱼翅已经早早地炖上了；鸡和鱼都是活的，养在那儿，等待宰杀；肉是到屠宰厂买的鲜货，冻肉一律不要。当然还有应时蔬菜、蘑菇冬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单等除夕之夜开宴，一连吃上它五天。全家老小的后勤总司令，如今处于极度疲劳而又极度兴奋的临战状态。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兴冲冲地携了娃娃来，借此良机不投资净赢利地搜刮一通。娃娃们尤其兴奋，如今的“压岁钱”价码越来越高，已非灯笼气球或者几块钱就可以打发的，他们的目标是“任天堂”、“小天才”，一帮子小将以“魂斗罗”的气概向老祖宗杀将过来……“好，好，爷爷尽量满足你们！”胖胖的谢老坐在书房里的安乐椅上，用短而粗的手指梳扰着自己硕大的脑袋后边一圈儿稀疏的白发，对绕膝的外孙内孙有求必应，但也提出了一个并不难做到的交换条件，“看你们谁先跑到楼下把爷爷的报纸和信件取来？我这儿重重地有赏！”“我去，我去！”娃娃们争先恐后地跑了，如同百米赛跑夺魁。

　　谢老慈祥地笑了，他等待着他们归来。

　　谢老今天的心情还算是挺好的，尽管多多少少有些不安。

　　谢老在位的时候，最怕的是过年。那时候他是省文化厅的厅长，决没有现在这么清闲，大年三十还能待在家里，居家团聚、含饴弄孙。

　　当年的此刻，他恐怕是在剧场的排练厅里。准备春节上演的戏，从剧本开始他就得把关，政治上不能出纸漏，艺术上还要精益求精。一遍一遍地排练，一句句地修改，改得编、导、演、服、化、道人困马乏，老厅长心力交瘁，到最后还是一百个不放心。

　　当年的此刻，他也许是在电视台的演播厅里。一年一度的文艺晚会，不但要在省内播，还要送中央台，如同和兄弟省“打擂”，要打出新水平、高水平，全省的荣辱在此一举。节目当然也是他审了又审、改了又改的，但还要千叮咛万嘱咐：直播时，临场发挥不许走板，机器不许出故障，多机拍摄、现场切换不许“穿帮”，字幕不许出错别字……老厅长把心都操碎了！不，当年的此刻，他也许正驱车奔走于这座省城的大街小巷。省里有那么几位知名的老作家，有那么几位知名的老画家，有那么几位知名的老表演艺术家，都是“省宝”。逢年过节，领导同志要一一登门拜望，以体现党的温暖、政府的关怀。不消说，这都是谢老的事儿。他是全省文化界的首领，不亲自到场，这温暖、关怀就显得不够，也显得谢老本人不礼贤下土。这么东一家西一家地跑着，谢老觉得自己就像舞台上一个人演几个角色的“连赶三”，又像民间艺人一个人操作多种乐器的”十不闲“，搞得神经紧张、手忙脚乱。他不免要感慨：自己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论资格比他们老，论级别比他们高，论官阶还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为什么非要我去拜他们而不是他们来拜我？唉，唉，别人看我这顶乌纱帽还眼红，岂不知真是大家的”公仆“呢！如果年轻些，倒也不怕；如今廉颇老矣，实在无力为”仆“了，不如早日去职！两年前，谢老办了离休手续，不再为”仆“，回家当逍遥自在的老太爷了。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省文化厅没有他，戏照样演，电视照样播，逢年过节，照样有人通宵达旦地审查节目，严格把关，也并未误事。那几位“省宝”级的老作家、老画家、老演员，照样有人去看望，报纸上还为此登几幅照片，电视上播几个镜头，“省宝”们依旧精神矍铄、宝刀不老、底气十足，说着和过去一样的感谢“温暖”和“关怀”的话，只是被感谢的已不再是谢老了。他从报纸上、荧屏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奶奶的！谢老愤愤地想，你们的成名，哪一个不是我捧出来的？如今你们照旧大红大紫，我这个浇水培土的“公仆”倒被人遗忘了，这公平吗？不平归不平，他这满腹的公理或者婆理倒没地方讲去。因为他一不会写小说、报告文学，二不会画竹子、兰草，三不会唱黑头、花脸，想再跻身于文化人之中，也难。于是谢老发愤图强，要著书立说。把几十年来在各种场合做的报告，以及审查节目的意见、与文化名人的谈话、对文化工作的指示，仔细搜寻原始记录，整理润色，编成一册，也有几十万字，送省出版社。出版社碍着老厅长的面子，当然顺利通过，还说了些“传世经典”、“洛阳纸贵”之类的恭维话。岂知一征订，新华书店哪里肯要这些过时的讲话稿？印数总共只凑了五百册，不能开印，只好作罢。那令人不愉快的消息传来，谢老仰天长叹，一言不发，闷闷地睡了三天。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谢老记不清是宋朝哪个老家伙说过这样的昏话，现在细细品味，倒正是心中那说不出的滋味！谢老不知该怎么打发余生了。练气功？他一肚子尽是气！跳迪斯科？他在位时最反对的是那玩艺儿，总不能自打耳光。打牌下棋？桌面上的兵来将往、争权夺利，只不过是游戏而已，他不屑为！他惟一有兴趣的是开会，是出头露面，可惜再没有那种机会了！过去他最怕的是过年，现在倒盼着过年。因为只有一年一度的春节，他才有机会让人们意识到他的存在。#p#分页标题#e#

　　按照本省的惯例，每年的除夕夜要在省委大礼堂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出席的有党、政、军领导，各方面负责人，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宴会的盛大豪华，不消说海陆八珍应有尽有，比之北京的“国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终因是地方性的，谦虚一点儿，称之为“省宴”。当然应邀来此赴宴的人们也并非好酒贪吃，最重要的是标志着一种规格，一种身份，能吃上“省宴”的，都是本省名流。省电视台要播出新闻，省报要发表消息，还开列一个长长的大名单，凡上了名单的，均光耀门媚，连妻侄小舅于，远亲近邻都要把那张报纸四处炫耀，如同登上了皇榜。后来“廉政”之风盛行，“省宴”的开销压缩，先是改为四菜一汤，后来又改得只剩清茶一杯，没什么吃头儿了。可是人们的兴趣未减。“省宴”毕竟是省宴，这杯茶，不是拿钱能买得来的！因此，每年的春节将至，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便早早地像过筛子似地编那份大名单了，该增谁，该减谁，悄悄地进行；无权决定这一切的人们也在悄悄地等待：且看今年的本省名流将是怎样的阵容？不消说，谢老当年在位时，年年的“省宴”必是座上客。文化界哪怕只有、个名额，这个人也只能是他。因此他稳坐在那把固定的椅子上，也并没有感到受宠若惊，反而觉得一会儿鼓掌，一会儿碰杯，还要插空儿向文化界那些老家伙们一敬酒，这些客套繁琐而又累人！直到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感觉不同了，这才懂得珍惜一年只有一次的“省宴”。自己什么都不是了，还能坐在这里，说明省委、省政府没忘记他的功劳苦劳疲劳；和文化界的熟人见面，也表明他虽不在位了，而地位却没变！那些人倒也懂事，别看现在再也用不着向他“请示”、“汇报”什么了，在“省宴”上一见，还是毕恭毕敬，一口一个“老厅长”，亲热得了不得。尽管这“老厅长”的“老”字暗含着“过时”的意思，但毕竟没有明说。怎么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不管怎么说，我谢某人在本省仍然是个少不了的人物！如此这般，他去职以后已经参加了两度“省宴”，这在他寂寞无聊的生活中注入了一股生命力，似乎支撑他熬过三百六十五天的只是每年的最后一天的这杯茶——不，这顿“省宴”。

　　这一天又到了。好几天以前，他就盼着那大红的请柬寄来，理发、刮脸，让夫人为他烫好礼服，以保证除夕夜整整齐齐、精精神神地前去赴宴。可是，每天邮递员给他家的信箱送来的却都只是报纸和一些寻常信件，惟独不见那份请柬。那是一个大大的素白信封，打印着他的地址姓名，落款是一行醒目的红字：中共××省委员会。和一般的信件放在一起，那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他是决不会漏掉的。而且由于姓名住址邮政编码打印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误投。按照常规，这封信应该提前三至五天寄到，可是，今年为什么迟至今日还望眼欲穿而不见踪影呢？不要急，也许它已经到了，就躺在楼下的信箱里呢！谢老沉住气，稳坐在安乐椅上，等待去取信的外孙内孙们上楼来。

　　来了。那帮子娃娃为了“任天堂”和“小天才”，你争我夺、吵吵嚷嚷地跑进爷爷的书房，把当天的报纸和信件送到他的手上。

　　谢老先不管海湾战争，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省报和《参考消息》放在一边，急切地检看那几封信。一封是远房侄儿从边疆寄来的，大概仅仅是拜个年，不看也罢；一封是什么“老年人健身协会”寄来的，想必连拆开看一看的必要都没有；一封是煤气公司寄来的，不外乎是煤气调价之类，无须理它。再看，没有了，再没有第四封了。真的没有了吗？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谢老的脸色变了。这是怎么回事？娃娃们充满期望地看着爷爷，等待他“重重地有赏”，甚至还互不相让地争功：“是我拿到手的！”“是我第一个跑上楼的！”“是我递给爷爷的！”谢老没有信守他的庄严许诺，把“任天堂”、“小天才”的事儿丢到脑后了。他虎着脸，厉声问：“你们没有漏下一封信吗？一封重要的信！”“没有呀！”娃娃们抢着回答，“信箱里都掏空了，爷爷不信，自己去看！”谢老双手支撑着安乐椅扶手站起来，真的要去亲自看一看。他不相信楼下没有他正等待的那封信。不可能！娃娃们毛手毛脚，心不在焉，说不定恰恰漏掉了那封至关重要的信，或者是在赛跑中失落在楼梯上也说不定。

　　他亲自下了五层楼，打开他家的信箱，伸手反复摸了个遍，没有。再仔细察看四周的地下，也没有。他不放心，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如扫雷般地搜索前进，直找到自己家门口，没有，还是没有！踏进家门，谢老的脚步突然沉重了。

　　回到书房，无力地跌坐在安乐椅上。嘴里气喘吁吁，心里七上八下。这么说，这份请柬今年是肯定收不到了，今晚的宴会也就肯定赴不了了。也许，是邮递员误了他的大事，这封信明天才能到，但那还有什么用呢？马后炮！备忘录！废纸一张！今晚，他没有请柬，总不能去做不速之客，何况门卫认票不认人，没有请柬根本进不了省委大礼堂。

　　但是，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呢？比如说，也许他的名字被从大名单中筛选掉了，从今以后，他就不再是本省名流了！想到这里，谢老那颗经受了七十多年锻炼早已从心所欲不逾矩本应该古井不波宠辱不惊的心脏突然乱了章法，扑通扑通折腾起来。难道是他在离休之后无所事事的这两年中还犯了什么“错误”不成？抑或是他在无意中得罪了哪位掌权的人物？也许是今年又有一些后起之秀需要增补，“省宴”人满为患，只好淘汰他这位可有可无的元老？无论是哪一种可能，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沉重打击。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曾经雄心勃勃的人，到了风烛残年，最需要的不是生活上的照料，而是精神上的安慰，现在，难道连这一点象征的荣誉都要被剥夺了吗？唉，唉，人一旦失去了权，也就失去了势，人们谁也用不着你，就会对你不屑一顾，吝啬得很，什么也不肯给你了！谢老不知道他该怎样向夫人、子女解释他今晚不去赴宴的原因。当全家齐集客厅观看没有他参加的“省宴”新闻时他如何面对荧屏？今晚在“省宴”上相互碰杯的名流们如果发觉没有他谢某人，将怎样猜测议论？春节之后他一巳遇见那些人，又何颜以对？失意的悲哀笼罩了谢老，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在喜庆的除夕如此沮丧。老百姓在旧社会把春节称为“年关”，那是出于对催租逼债的惧怕，出于对春节期间一家老小吃不上一顿饺子的穷愁，出于对来年生计的无望，过年如同过关。谢老少年时代从小商之家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以后官居高位，对此并没有真切的体味，谁知到了迟暮之年才突然懂得了过“年”即是过“关”！娃娃们看到爷爷发怒，不敢再邀功请赏，吓跑了。谢老独坐书房，觉得自己像卡在文昭关过不去的伍子胥。天快黑了，窗外的爆竹声从零敲碎打渐渐稠密起来，将在今天午夜达到火爆热烈的高潮。这一切，都已与谢老毫无关系。反而吵得他更加心烦意乱。唉，穷极无聊的小市民！放什么炮，过什么年？如果……如果根本没有这个春节，也就没有了“省宴”，省却了谢老的麻烦，那倒好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谢老虽老，还没有老糊涂到闭眼不看事实的地步。全国全省全城的人照样过年，省委大礼堂照样开宴，只是他受冷落罢了。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使谢老熟知了一条真理：无论风云怎样变幻，浪涛怎样险恶，都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事到如今，他也决不能自暴自弃，不能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虽兵败如山倒，也要闯过华容道！“年关”过后，他还要做人呢！那么，“华容道”在哪里呢？就在自己手里！随着窗外的爆竹声趋于热烈，他的心倒平静下来。他想：即使是最坏的可能，他被从大名单中“淘汰”，这也只有拟定名单的极少数高层人物知道，外人不可能参悟天机，他自己就决不能扩散影响，还要极力抹平它、消除它！而且……他又想到：也说不定事情并没有这么糟糕，也许请柬果真是在投递过程中出了问题。那么，因故而不能出席“省宴”也不算丢了多大的脸面。如果是这种情况，没有及时收到请柬的恐怕不止他一个人，有祸大家分摊，天塌砸众人，也就心安理得了。#p#分页标题#e#

　　于是他想打个电话给往年在“省宴”上碰到的熟人，打听打听情况。

　　那么，问谁呢？老作家、老画家、老演员都不便问。因为那些老家伙不受年龄限制，越老越值钱，都是“通天”人物，任何时候都漏不下、万人人家都收到请柬而惟独没有他，他该多难堪？作为曾领导文化界几十年的老领导，不能让这帮老家伙小看！排除这些文化圈子里的人，打外围战，他想到了韩老。韩老在位时是省立大学的党委书记，资历、级别都和谢老仿佛，所扮演的角色也差不多：搞政治的把他们看做是搞业务的，搞业务的把他们看做是搞政治的；外行眼中的内行，内行眼中的外行。这个绕口令大体概括了他们的主要特点：挂了一辈子帅，抓了一辈子业务，成果都是人家的。自己呢？一直到离休，一没有专业职称，二没有学术著作，船到码头车到站，完了。现在没有了官衔，彼此连称呼也不便再使用过时的“谢厅长”、“韩书记”，只好互称“×老”。自己还安慰自己，徐特立不也是称“徐老”吗？董必武不也是称“董老”吗？虽然官阶比人家差得远，但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字！省立大学前党委书记韩老一辈子都是个方方正正的人，到现在还是一套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丝合缝，满口马列主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和谢老一样，也是以往每次“省宴”上必到的人物。那么，且问问他！谢老翻开记着常用电话号码的本子，查到了韩老家的号码，拨了好几次都拨不通。心想也许人家那边儿正打着电话，不妨待会儿再打。岂料刚放下，电话却嘟嘟地响起来。

　　他拿起话筒：“喂……”“谢老吗？”对方是一个低沉而缓慢的男声，好像就是他要找的韩老。

　　“韩老啊？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到！”谢老沉住气，极力使自己显得镇定而略带诙谐。

　　“咳呀，老弟！”对方笑道，“您比我还小三岁呢，怎么就已经如此耳背了呢？听不出来吗？我不是韩老，敝姓萧！”“噢，是萧老！”谢老不无歉意地连忙更正，尽管那句“耳背”让他听来刺耳。因为萧老也非寻常人物，以往在“省宴”上碰过几回杯的。

　　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对方的形象。一位干瘦于瘦的老头儿，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枯瘦如柴的手和你握手的时候，总是抓着你的腕子，好像在为你切脉——这位老先生是本省有名的老中医。像他这种人，一不是共产党员，二不是政府官员，谈不上什么政治不政治，却又是个打不倒的政治人物，经常出头露面的新闻演员。其实原因很简单：他的存在对谁都没有危害，谁上台都得找他看病，都想靠他益寿延年。只要他活着，就不会从“省宴”的大名单中删除，这是肯定的，那么，何不正好问问他呢？“谢老，向您拜年啊！”老中医在电话中先这么向他致以亲切的问候。

　　这使失意中的谢老很感动。“谢谢，谢谢！我也在此向您拜年！”谢老赶紧还礼。下边儿，很想问问他收到请柬没有，但这话又实在说不出口，话到舌尖儿改了样儿，试探地问道，“萧老，今天晚上的宴会，您去吗？”这句话问得妙。完全不提自己的情况，只问对方去不去。如果对方说“去”，自己再说不去的原因。如果对方说“不去”，必是没有收到请柬无疑，那么自己去不去他也就不知道了。

　　“哎呀……”对方先来这么一声“叫板”，可以想象一定在捋着山羊胡子寻思下边儿怎么说呢，“我这两天有点儿感冒，不大舒服，不想去了。您呢？”对方的回答也相当妙，根本不提请柬的事儿，先把自己有病摆在前头，这就把一切全挡过去了。君不见，在国际上千变万化的政治斗争中，这是常见的手法。连一些国家元首的国事活动临时改期，都可以称“病”，或者什么人被迫辞职，也总是说“由于健康原因”。当然，细究起来，萧老的这一招儿也有明显的漏洞：其一，他作为一代名医，一生治愈过无数疑难病症，难道治不了自己的微恙吗？其二，感冒算个什么大病？竞然连“省宴”都不去参加，鬼才相信！由此，谢老已大体推断出，萧老恐怕和他一样，没收到请柬，才自找退路。不然，既然“病”得连“省宴”都不能参加，怎么还有精力打拜年的电话呢？说穿了，其实是想从他这儿探听点儿什么，两人的处境、想法恐怕是一样的。

　　“我……”谢老就势接过对方踢过来的球，答道，“萧老啊，我们做学问的人，都对这种觥筹交错的应酬没有什么兴趣。我以往每次去，也只是为了借此和一些久违的老朋友见见面而已。这次……既然您不去，我也就免了吧！”潇洒得很。

　　那边儿，老中医好似吃了一颗药典上没有的定心丸，颇为感动地说：“那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好像“省宴”少一个人就是对他的一份支持。

　　电话挂上了。谢老的厚嘴唇中龇出了一丝冷笑，那冷笑把萧老戳了个透，却也直刺他自己的后背。

　　沉默有顷，他还是拨通了刚才占线的韩老家的电话。

　　“喔，谢老啊！”是韩老的声音，可见他还没有离家赴宴，“本来想待会儿在宴会上给您拜年，现在就提前拜吧！”谢老听得一愣。那位说得那么肯定，一定是收到请柬了。可惜待会儿见不着了！于是赶忙说，好像突然想到似的：“噢？电话拜年倒是个创造，快节奏、高效率，符合时代潮流嘛，值得提倡！哎，韩老啊，既然拜过年了，待会儿的宴会我就不去了！刚才听萧老说，他也不想去！”现在球又踢给第三个人，看他如何反应。#p#分页标题#e#

　　“噢？”对方先是一惊，随即又是一叹，“唉！其实呢，我早就觉得，这种劳民伤财、费时费力、尽说废话、毫无实效的形式主义宴会没有意思，你们都不去，那我还去干什么？算了算了！”放下了电话，谢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今晚的“省宴”，他至少有两个不去的垫背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取得一致行动！鬼知道那两位收到了请柬没有，说不定是同病相怜！人的心理是需要平衡的，现在，他得到平衡了。要不去大家不去，将来谁也别取笑谁！天已经完全黑定了。夫人走进书房，看见老头子还坐在这里，颇为吃惊：“咦，你怎么还没走？宴会要晚了！”“不去了，不去了！”谢老从安乐椅上挺立起来，颇有些昂扬之态，“那一杯清茶喝个什么劲儿？老子今天不吃‘省宴’吃家宴！”“啊？！”夫人倒感到意外，今天太阳打西边儿出来了呢！在一阵爆竹声中，客厅里的家宴已经摆设停当，谢老夫妇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内孙外孙合家团聚，团团坐定，看着电视，共度除夕。八点整，省电视台将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在此之前，播出本省新闻。

　　谢老极力做出慈祥而亲切的笑容，他要让全家感到，他这个大人物放弃了“省宴”来和家人团聚，是做出很大牺牲的，是充分照顾到老伴和孩子们的感情的，是非常难得的，他们都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时间到了，本省新闻开始了。谢老突然感到不安，他实在不愿意看到那没有他参加的“省宴”，并且担心刚才约好不去的两位一旦其中有诈，反悔了，那该如何是好……一切都出乎他的预料。本省新闻的头条竟然不是除夕“省宴”，而是：为发扬党的廉政爱民、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今年的除夕和春节期间，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将深入基层，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全省人民拜年，不再举行省级宴会……全家人都向谢老转过脸来，那目光是个古怪的问号。谢老傻眼了。他实在懊恼：如果这条新闻早点儿公布，或者他迟一点儿打那两个电话……唉！窗外，迎接羊年的爆竹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

　　辛未之春，撰稿于听雨楼（发表于《十月》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