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家伙活像战场上的美国佬巴顿将军，见谁训谁，没有人敢惹他，因为他是师长。

　　他牛气得不得了，底气何来？听人说，他老爹曾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后来大军区调整，福州军区撤并，老爹退休，定居于北京的军队干休所。官虽然不当了，但儿子还在军队里当官，凭借老子的人脉，把儿子从福州军区调入北京军区。从营长晋升到一师之长，三年一跳，轻松地跳过了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四个职位，只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据传，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攻打洛阳，老爹担任主攻部队中的连队指导员，立下了赫赫战功。老子英雄儿好汉，现在轮到儿子逞英雄的时候了。

　　活脱脱一个典型的官二代、红二代，牛气是与生俱来的。

　　在他担任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期间，我正在师司令部当一名参谋，有幸亲眼目睹了他活灵活现的那股逼人的牛气。在酒、权、钱三个方面，他的牛气有着十足的张扬，尽管已是时隔了八九年的往事，但那印象依旧十分清晰，就连一些细节也记得清清楚楚。

　　某日，武警总部一位副司令来师里检查工作，上午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听汇报，午间在师招待所吃饭。军中无以为乐，惟饮酒作乐。这位副司令也是好热闹的一位人物，在他的热情鼓动下，这顿饭吃得格外热闹，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和麻烦。师领导邀请了驻地武警总队的老总与政委，还有武警医学院的院长和政委，再加上师首长及司政后部门一把手，坐了满满一大桌子。觥筹交错，耳酣面热，开怀畅饮，酒足饭饱。就在大家感觉吃饱喝足的时候，副司令拎起酒瓶子，站起身，亲自给每个人倒酒，倒得五粮液沿着杯沿向外流。首长赏光，等于嘉奖，不管倒了多少酒，岂有不喝他个一饮而尽的道理？一轮喝完了，再来一轮。再看那酒桌上，许多人早已偃旗息鼓，默不作声了。总队的老总与政委趴在了桌边上，不只是醉了，还是睡了。医学院的院长和政委却忽然不见了踪影，再找，原来哥儿俩钻到了酒桌的下面，赶紧让服务员把他俩抬上来。不好，院长脸色蜡黄，吐血了！

　　酒到此为止，赶紧打电话叫来医学院的急救车，把院长和政委拉走，丢盔弃甲，仓皇而逃。

　　师里的领导们也都快招架不住了，纷纷陷于被动应付的地步。狡猾的后勤部长早已伺机悄悄地溜走了，恰好营房科长有急事来找自己的部长，于是被拦下来，摁在椅子上，满饮一盏。此君为直肠癌患者，平日滴酒不沾，这一盏美酒的确够他受的，捂着肚子赶紧跑掉了。

　　郭老赋诗曰，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再看这时的酒场，风卷残云，杯盘狼藉，唯有师长稳坐在酒桌前，神态自若，奉陪到底。歌舞升平的和平岁月，酒场如战场，是真英雄就要越战越勇，勇气冠于诸侯，师长成了酒场上的常胜冠军，得到了副司令的夸奖。

　　在司令部里，我也曾以善饮而出名，上百次出入酒场，陪伴师领导宴请来宾，或是下部队检查工作时接受下级的宴请。跟师长坐在一个酒桌上是常事，所以还是知道他的酒量的。不错，师长的确有酒量，但他绝对不是胡喝，他把酒场当成了战场，讲究战略战术，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才能成为常胜将军。

　　我就知道他长吟不醉的秘诀。司令部的那位管理科长是一个马屁精，每次在师招待所吃饭喝酒，他都会侍立在酒桌不远不近的一个角落，专门安排了一名服务员，只给师长一个人倒酒。酒瓶与正在喝的酒是一样的，只是里面只有少许的白酒，兑上了半瓶矿泉水。奇怪的是，这位无微不至地关怀领导的马屁精并没有得到师长赏识，在我离开军营之前，他早就滚蛋了。

　　酒量不大酒风好。我真佩服师长在酒场上的那种气势，先声夺人，势不可挡。尽管多数场合喝的是马屁精精心准备的饮料，但要真的较真，一气喝它半斤茅台是不在话下的。是的，离开了自己部队的招待所，在外面接受其他部队的宴请，那可是要真喝了。只要师长在场，无论那一个酒场，我们都能打胜仗，保证凯旋而归。

　　国庆大阅兵，在沙河机场阅兵村里，三军阅兵方阵在机场的水泥地上训练。从我们师里挑选了四十名士兵，加入武警方阵，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时值盛夏，我跟随作训科长、副参谋长一同来到了阅兵村，陪同师长看望参训的四十个兵，赠送他们每人一块手表。我们还观看了武警阅兵方阵的队形变换训练，步伐整齐，士气高昂，气势雄壮，蔚为壮观。

　　午饭，负责武警方阵训练的北总一位副总队长宴请，因为下午还有工作，因此只是象征性地喝了几杯酒便草草结束。晚上，师长在小汤山疗养院的一座饭店里回请，美酒佳肴，高朋满座，其乐融融。师长成了酒场上的主宾，频频出击，气势如虹，势不可挡，酣饮如酣战，其他师的两位师长甘拜下风，我们大获全胜。

　　那一晚，喝了多少酒？不知道。

　　那顿饭，花了多少钱？不知道。

　　酒喝到半夜里才收场，我们坐上福特越野车，长驱三百里，连夜返回部队，也记不得几点钟回到家的。我坐上车就睡着了，当作训科长把我叫醒的时候，睁开眼便看到了我们师部的大门。头脑还是晕晕的，酒真是喝高了。

　　师长留在北京过夜，他的妻子在一所军队医院里工作。

　　敢于对抗牛气的师长的人，只有师政委。明里，暗里，哥儿俩争权夺势，斗智斗勇斗气，互不相让，各有得失。

　　有一年的冬天，按照武警总部赋予的训练课题任务，师机关进行“反空袭”网上作战演习。在司令部作战指挥室里，摆放着一个特别大的沙盘，墙上挂着几张作战决心图，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几台电脑，一台投影机，司政后机关人员分布在沙盘周围，便组成了一个网上演习的中军帐。演习由司令部的一位副参谋长担任导演，宣布演习开始，但他宣读作业条件时，无非是按照作训科事先准备的材料照本宣科。演习吗，说白了还不是演戏？红军必胜，蓝军必败，哪儿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不想，那天的演习就遇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副参谋长郑重宣布“反空袭”作战演习开始，政委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敌强我弱，首先要解决“防”的问题，而后才是“反”。师长勃然大怒，厉声反驳政委：“就是‘反’，什么‘防’！”于是，围绕“反”和“防”两个字，哥儿俩争吵不休，偌大的作战室只有他俩的争吵声在屋顶上回荡，其他人皆默不作声，参谋干事助理员们打开电脑玩起了游戏。

　　这下可尴尬了那位副参谋长，左一声“师长”，右一声“政委”，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左右摇摆，一脸苦笑，不知如何是好。这样拖延下去也不好，等于让几十号机关人员看师长政委的热闹。他于是大着胆子清理了清理自己干咳的喉咙，高声宣布：

　　“空袭演习，现在开始！”

　　他既不“反”，也不“防”，模棱两可，含混其词，干脆就说是“空袭”，红军变成了蓝军。

　　此时，一阵激烈的争吵与对抗过后，师长和政委都已无意再相互搭理，也不管是“反”还是“防”，随着总导演一声令下，逐渐进入了自己在演练场上规定扮演的角色。

　　师长心里很清楚，敢跟他叫板的，唯有这位经常斜着眼歪着嘴看人的政委。

　　领导干部最大最实惠的权力，就是干部提拔使用权。通常，在一个部队里，政委负责干部工作，干部的选拔任用一般是由政委说了算，但如果遇上很牛逼的军事干部，俩人就要争权了。干部提拔可是一件大事，只有把干部配好配强了，一个单位的工作才能干好，干部是决定性的前提。对于领导干部来讲，配干部就要提拔使用自己的人，借机培养自己的嫡系，形成势力范围，将来办事就好办了，于公于私都有利。如果手下的干部用着不顺手，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按照不成文的惯例，提拔政工干部和后勤干部一般由政委说了算，提拔军事干部就要让师长拍板而定。军政干部井水不犯河水，心照不宣，各有各的权限。师长可不管这一套，他就是要插上一杠子，在配备政工干部和后勤干部的时候，他从中搅和，总是能够安插上自己的几位亲信。

　　师机关有一个计生办，挂靠在政治部干部科，计生办主任是一个闲差，专管生二胎，想要二胎的，找他办理指标，未经允许生二胎的，严厉查处。无奈许多军官让老婆怀上孕后回到家乡偷偷生下了二胎，抱到部队来，却说是领养亲戚家的孩子，计生办也没有办法查实，只好听之任之。计生办主任，本姓单，机关戏称“单蛋子”，体弱多病，长年累月喝中药。命好，跟师长是同乡，政治部主任也是同乡，时来运转，在师长和主任的串通运作之下，当上了师属第四团的政委。自此，他扔掉了破药罐子，拎起了酒瓶子，天天泡在酒场上，病也没了，精神十足，就像喝了还魂汤一样。单蛋子，怪哉！

　　有权还不行，要想牛气，还得有钱。这年头，谁不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师长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

　　师里有两位副师长，一位专管军事工作，另一位负责后勤，包括营房建设与维修。师长上台伊始，就把营房建设与维修的权限划归自己，等于夺了第二副师长手中的实权。这位副师长是政委同年兵的同乡战友，这无异于是给政委一点儿颜色看看。师长赶走了副师长请来的建筑施工队，不知从哪里又找来了一个施工队，师部大院里开始大兴土木，大拆大建，顿时把一座花园似的安静营房变成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师长跑到武警总部，要来了四百万元专项维修费，装修司政后办公楼，长达半年时间，办公楼里杂乱不堪，机关里的人们可倒霉了。折腾来折腾去，无非就是内墙刷上白浆，外墙贴上瓷砖。不出半年，浆与砖纷纷落，还是装修前的老样子。

　　师长爱打羽毛球，于是在办公楼东侧，拆掉了卫生所的一排平房，建起了一座体育馆，修建了标准的羽毛球场。每天晚上，师长换上运动服，背着沉重的运动器械包，去体育馆打球。营房科长忽然也爱上了羽毛球，于是日日陪伴师长打球，在营建工作中成了师长的得力助手。

　　师长的司机无意中透露了一点风声，说营房科长给师长在一个豪华健身俱乐部里办理了一张贵宾卡，这哥儿俩经常去那里活动，除了打球，还可以在那里游泳、洗浴、喝酒、唱歌、跳舞、搓麻将，玩得很是开心。这一张贵宾卡拉近了师长与营房科长的关系，小小科长便成了师长的心腹之人。

　　师长的爱人在北京工作，所以家就安在了北京。武警总部在万泉河小区建住宅楼，师里出钱，他要了一套。师里也有他的一套师职住宅，算是公寓。俗言狡兔三窟，他只占了两个窝，还算是本分之人。跟那网上曝光的房叔、房姐相比，差远了。

　　世界真大，有时也真小。在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办企业里，有一位工程师，因为获评劳模，我帮助他办理申报审批的手续，因此见到我格外热情。他说认识我们原来的师长，并且谈到了师长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底细，证明他的确认识师长。但他说跟师长是好朋友，我就有些半信半疑了。每次遇到我，他都会说这样两句话：一是说他跟我们师长是好朋友，二是说抽空他约师长一起吃饭。听了几次他说的话，我便疑心这位工程师是不是祥林嫂死后复活，唠叨来唠叨去，简直就是自言自语了。

　　一位师长，一位工程师，他们究竟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呢？这世事，真是太奇妙了。

　　前几日跟一位战友喝酒，他说自己前些时在一家饭店里吃饭，遇到了退休之后的老师长。听师长讲，他现在经常去欧洲，刚刚从巴黎回国，在海外做丝绸贸易，赚了不少钱，生意做大了。这家伙，脱了军装，又加入世界贸易大战了，凭他的牛气，他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