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人见智吧，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个，或许有人认为是清流呢。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文学家

意思就是说他的文章写的特别好只不过说的比较夸张

严家炎先生曾把汪曾祺比作最后的京派作家，汪氏自己也是承认的。但当有人把他和周作人类比时，他则有些不满。原因是自己有的东西和苦雨翁并不一样。实则说来，周作人也非一般人所看到的那样不关心时事，其间也有不平和无奈。至于他自己，虽然并不激进，不是事功心强的人，但思想里坚守的东西也是多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审美底色，后来差不多一直在这样的底色里行进的。他到上海后，接触的人也非左翼色彩浓厚的人，在他那里，唯美意识还是多少存在一些的。所以他不可能成为郭沫若那个圈子里的人，也和周扬那个气场里的人距离遥遥。血色的意识好像不太适合他，也许是太惨烈的缘故。左翼的作家往往有殉道感，责任在肩，心是抱着世界的。汪曾祺在道理上懂得这些，可是自己的心还是在不大的园地里。对不能做的事，他是远远地躲着的。你看他后来虽在文化部门工作，可是很少在热闹的地方。除了编剧生涯有不能拒绝的写作外，基本与主流的世界是有距离的。

人偏离流行的文化的时候，假如还有爱心与创作的欲望，就能拓出新的园地来。在品评历史与文化时，也就获得了别样的目光。比如不喜欢宏大的叙事，很符合他的思想。在一篇文章里，汪曾祺表示过对李白的不满，意思是其文有点洒狗血。这只是审美层面的差异，背后还有对世界看法的不同。那观点无非是李白过于入世，又无入世的本领，只能徒作高论了。人应当安于小，不被俗谛所扰，如是才能有所进益。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超俗只是一点幻想，在漫长的人生之路，谁都无法免俗。陶渊明的隐逸也是逼而无奈，苏轼不也在进退间徘徊么？
士大夫要独立，在封建时代颇为艰难。像李贽、傅山那样的人毕竟是少的。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空间。鲁迅那时候慨叹，中国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大家都依附在什么位置上。所以他后来对胡适的参政议政不以为然，大概就是警惕成为官的帮闲与帮忙。这是铮铮铁骨的知识人的理念，后来的读书人不太易坚守于此。像汪曾祺这样的人，和五四那样的知识分子比，有的境界是退化的。
汪曾祺这样的人是找到了逃逸苦楚的方式的，那就是在审美的自慰里，以清纯的谣俗来洗涤泪痕，在人性的美里发掘升华自我的办法。其间宁静的洗染，隔离了俗界的喧闹。不免是逃逸的快慰。但是许多左翼作家却喜欢在剧烈的冲突里拷问我们的思想里的怪影。家、国、天下一直萦绕于此。在家、国、天下的框架下讨论节操问题，易进入同语反复的苦境，思想会在轮回间打转，在那样的语境里，是不会有结论的。汪曾祺看清了类似的难题，所以他绕过了李白的传统，也绕过了茅盾的传统，回到了废名、沈从文那里，以洗练、冲淡之气，自塑己身。
读书人要自立，要有一个自立的空间。可是这样的空间是少的。汪曾祺看到，努力济世的人，后来成为缺少温情与美丽的人，这是可怕的。不仅李白的传统他不喜欢，杜甫的传统与之也非亲近。杜甫那样的悲慨的气质，他一直没有，迂腐的忠诚也是稀少的。当代中国的文人里，喜欢李白与杜甫者多，中间的一条是陶渊明的路。曹聚仁说周作人走的是这样的路。那么我们不妨说沈从文、汪曾祺也有类似的样子吧。现代以来的作家，将李白与杜甫合流的人不少，可是后来把文章弄坏了。在那些人中，口号与忠心成为主宰，唯独没有了自由的飘逸感。刘白羽、杨朔的文字在汪先生看来远离了李白与杜甫，反而把他们的枝节的东西吸收过来，遂造成了一种畸形。所以文章以朴实平静为体，在他看来是最缺失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因素，才有体温感。而我们有体温感的文字，真的太少了。
像茅盾那样的作家，他就亲近不起来。要知道，恰恰是茅盾的审美意识流行了许多年，可谓占重要的位置。茅盾推崇的那些作家，他都有点隔膜，好似与自己没有关系。汪曾祺生活的许多年间，是左翼文化流行的时代，他不太适应这些，可也没有反抗的意愿。水各有道，自得其流，那是没有办法的。社会的大变迁，乃思想与民众之力所致，我们无法抗拒。茅盾那样的作家，是社会潮流的掀动者，直接影响了时代。汪氏自知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可是又不能拒绝它们，只能顺流而下吧。他参加样板戏的写作，不就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但一面也有做戏的痕迹，知道是啖饭之路。在火红的年代里，自我的小情调是要藏起来才对的。
宏大的与细小的，都有清浊的问题。汪曾祺那个传统坚守的往往是纯朴的东西。在他看来，空言无益，把自己办不到的事情用到文章里，就易虚假，最后流于精神的浑浊。而沈从文那样的安于平淡的艺术，倒可以在此显示出清洁的一面。这个问题其实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有宏大的抱负者，也有伟岸的传统的，只是实现它的很少，追逐甚多反而易伪。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气魄与境界而言，乃世间佳品。本来可以控制在一个层面上，可是后来贪大，反而把全书破坏了。刘绍棠写的比孙犁多，却无孙犁的清纯秀雅，后者在节制里呈现的是精神的高大。在宏大的叙事间，杂质过多，人反而复杂化了。茅盾、杨沫都有这样的问题。在气象上，许多作家不及他们，这是公认的。可是大家后来却和这些人亲近不起来，似乎被其文字间的堡垒隔离在另一个天地间，倒让人对那些安于小的人有了种种敬意。废名、沈从文后来被许多读书人所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个红色年代的士大夫。虽然是淡淡的，既没有独特的思想，也没有出奇的审美理念。他只是在荒芜的岁月里恢复了某个文化的传统与趣味。在小说叙述模式上不及茅盾的恢弘，在文字的精约上也弗及废名与张爱玲。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恬静洗练的世界。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于自己的本真，也接近于常人的本真。也缘于此，他那里流动的确是清美的意绪。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的存在了。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汪曾祺汪曾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事》、《受戒》等。
　　中文名： 汪曾祺
　　别名： 中国
　　出生地： 中国江苏高邮
　　出生日期： 1920年
　　逝世日期： 1997年
　　职业： 小说家，散文家
　　毕业院校：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 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品： 《邂逅集》;《羊舍的夜晚》;《骑兵列传》;《受戒》;《大淖记事》

　　目录

　　简介
　　基本资料
　　汪曾祺格言式名诗
　　人物生平
　　人物评价
　　作品一览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相关事件汪曾祺与美食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人物自述
　　《受戒》绝美的比喻
　　迷惑人的高手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曾受业于沈从文
　　随意漫谈
　　价值意义简介
　　基本资料
　　汪曾祺格言式名诗
　　人物生平
　　人物评价
　　作品一览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相关事件 汪曾祺与美食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人物自述
　　《受戒》 绝美的比喻
　　迷惑人的高手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曾受业于沈从文
　　随意漫谈
　　价值意义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汪曾祺(qí)（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编辑本段基本资料
　　姓名：汪曾祺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0—1997 　　籍贯：中国江苏高邮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
　　编辑本段汪曾祺格言式名诗

　　1989年在上海从《新民晚报》上读到汪老的《老夫子自道》非常知趣，特引用如下，供朋友们一读： 我自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钻研文学，读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载。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世无争，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汪曾祺在书房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自由的。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1]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手稿《羊舍一夕》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著作 　　《邂逅集》，1949年4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羊舍的夜晚》，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1982年8月，北京出版社。 　　《晚饭花集》，1985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寂寞和温暖》，1987年9月，台湾新地出版社。 　　《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漓江出版社。 　　《晚翠文谈》，1988年3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茱萸集》，1988年9月，台湾联合出版社。 　　《受戒》（法文版），1989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蒲桥集》，1989年3月，作家出版社。 　　《晚饭后的故事》（英文版），199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旅食集》，1992年4月，广东旅游出版社。 　　《汪曾祺小品》，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199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1993年6月，沈阳出版社。 　　《菰蒲深处》，1993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榆树村杂记》，1993年9月，中国华侨出版社。 　　《草花集》，1993年9月，成都出版社。 　　《汪曾祺文集》（4卷5册），1993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塔上随笔》，1993年11月，群众出版社。 　　《老学闲抄》，1993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 　　《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1994年9月，甘肃文艺出版社。 　　《五味集》，1996年1月，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矮纸集》，1996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 　　《逝水》，1996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选集》，199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独坐小品》，1996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去年属马》，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qí)（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汪曾祺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老的文字打动了许多人，学生时代就受到沈从文、闻一多等人极高的赞誉，但在晚年的时候，却调侃自己“百无一用，乃成作家”。他在69岁的时候写了首小诗，概括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汪曾祺与沈从文，摄于1948年

1920年，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实业世家。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背下《长恨歌》，《西厢记·长亭》这样的诗词。他与文字的不解之缘已经悄然结下。



1939年，他进入学风自由的西南联大开始了他“潇洒”的大学生活。在学校里，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逃课，考试睡过头等等他都做过。



但他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并非尽数“吊儿郎当”。他有他少年心性的傲气，对于感兴趣的科目，不吝惜苦功，可以彻夜读完喜爱的书，他大学期间还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在他的文章得到赏识同时，因为英语不好最终没能拿到毕业证书。





汪曾祺说过：人得有点儿兴趣爱好。他作诗，写字，绘画，唱戏，喂鸟，逗猫，摆弄花草，就像在践行这句话。在一些小事中，渐渐摸清了生活的面目，后来心境也日益豁达开阔，笔下的文字也日渐返璞归真。





汪曾祺当过清苦的老师，做过耿直的杂志编辑，也经历过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对此，他比同时期的许多文人看得通透，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的人生就太过平淡了。



1958年初秋，他只身离开北京。在农村的日子不出意料地清苦劳累，他锄地、抗麻袋、起猪圈、刨冻粪......



▲汪曾祺与施松卿结婚纪念照

但汪曾祺可是个有“趣”的人。他总是能找出点乐子，在工作之余，他演过戏，帮戏剧演员画过脸谱，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并自称“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无二人！”。



▲1948年冬与妻子施松卿

还有就是文字了。在那些日子里，汪曾祺用毛笔写出了小说《羊舍一夕》。据汪曾祺的儿子回忆，当年给汪曾祺寄东西，寄得最多的就是稿纸和毛笔，还“挑剔”地点名要鸡豪毛笔。完全能够想象出还不是“汪老”的汪曾祺那种略带得意，狡黠又顽固的表情。



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文字更加贴近生活，语言近乎直白，却平实得很真诚。

当人们觉得汪老已经淡然一切，文字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信手拈来，1985年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因为汪曾祺的创作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开始盛行，人们开始运用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观点来反映文革时期的一些问题，来实现自己某方面的政治诉求。而汪曾祺恰恰反其道而行，追求一种小农的，桃花源式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纯粹的文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

汪曾祺曾师从沈从文，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注重作品当中的意境美，言有尽而意无穷。而意境美恰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所以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扩展资料：

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小说创作：“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曾祺作品中的人性之美出乎本真而带着淡淡的忧伤，这种恬淡怡然的美深深地俘获了读者的心，呼应了人性本真的善良。

放眼文学界，我们见多了那种暴露隐私、吸引眼球、刺激感官欲望的所谓文学作品。尽管短时间内似乎能够引起一些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是消极的，于文学和社会而言都有着巨大的危害。

而在汪曾祺的作品里，人性不是体现为轰轰烈烈的夸大失真的叙述，不是表现为刀剑相对的血腥；他那些恬淡忧伤的文字，凝结着的恰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人性之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改变甚至被忘却。

然而，这些传统的民俗风情是温馨的、有人情味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追求速度和效率而被改变；相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不断的反思中进行着生存的回望，而文学恰恰在这时候给人们提供心理安慰。

旧的民俗风情似乎没有了实用价值，却不断地被记忆所发掘，用以温暖我们匆忙而麻木的生活，从中我们得以找到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的依据和能量。

汪曾祺的文字就有这样的魔力，他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入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