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叙事转向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小说的叙事转向,代表了我国当代小说乡土叙事的审美流变。下面试以他的小说为例，分析知识分子对当下乡村和中华文化价值选择的思维轨迹。

1、乡村社会的文化寻根

贾平凹对商州世界的文化寻根,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是文学本土化的追求的结果。从个人体验来看,贾平凹对商州世界的文化寻根,也是他人生经历的一种自然发展。他在反思自己的心性时说道:“人越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地泛起。”
[4]贾平凹又多次以作家的身份往返商州故地,他的乡村经历必然会触发他对童年的种种回忆。

贾平凹对商州文化的历史寻根,正是建立在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基础上的。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如《远山野情》、《天狗》、《晚雨》、《黑氏》等,塑造了三大、天狗、天鉴、黑氏等在乡村古朴文化氛围中,具有美好道德品质的人物,都意在抵抗城市文明的进程中,人的道德伦理的恶性蜕变。显示了贾平凹试图把传统文化的良性价值观念移植到城市文明建设中的一种努力，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也就成为了他下一步乡土叙事的中心。
2、现代文明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乡土小说贯穿的主题则始终都是城乡文明的冲突,以及在这一冲突中人的生存状态。贾平凹写下了《太白山记》、《烟》等侧重于对人物神秘事象探索的中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废都》与《白夜》则以对都市人生存状态的意象建构,揭示了世纪末的某种时代氛围。《废都》表现了转型社会中传统的文化人精神无寄的迷茫。自《废都》以后,贾平凹树起了对都市文明批判的大旗。长篇小说《白夜》展示了都市浮泛生活对人的心理产生的深刻质变。贾平凹揭示了都市文明中人性的悖谬,表现了作者对物欲横流,人的精神迷失的城市浮泛生活的厌恶和诅咒。他说道:“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5]

在《土门》中,他开始了其文化家园的精神寻觅。《土门》写的是西京城郊一个叫“仁厚村”的地方,在城市化运动中被城市逐渐吞并的过程。贾平凹是站在乡村文明的文化价值立场上对城市文明的弊端予以否定的。然而,他也意识到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本质上看，反思现代文明还是他的乡土怀旧情感的流露。

3、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和困惑

从《高老庄》开始,贾平凹自觉地建立了民族寓言的文本形式,并以此开创了对中国文化再生之路的探索。《高老庄》是一部文化乡土小说，以小村庄寓意大民族、大社会的寓言形式,演绎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贾平凹20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寓言小说是《怀念狼》，贾平凹自言:“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6]
也就是说,作者不过是以“狼”为契机,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物化时代,人们心灵中精神分裂的情绪。即一方面在理智上肯定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改造和扬弃;另一方面,又在心智上对传统乡村文明产生依依眷念的情愫。《怀念狼》通过寓言化的手法,表达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心理内伤和精神诉求的。从小说的人物关系上看,贾平凹通过傅山和烂头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类比对照,展示的是人的神性(理性)的崇高和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困顿,以及人的情欲的失控与泛滥。高子明的形象则具有整合的作用,从而构筑了小说人物形象三位一体的对世纪末复杂时代情绪的类的整体勾勒,映射出转型社会人类理性与情感的严重失衡和分裂。
新世纪以来，贾平凹最具影响的力作是长篇小说《秦腔》，他在《秦腔》中写道:“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7]
因此，《秦腔》被有些人称为“乡土叙事的终结”。贾平凹运用了“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写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8]从而从深层次中呈现出传统乡村生活终结处的景象。传统文化在城市文明扩张中的衰退表现有三：一是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败退。淳厚质朴的民风,尊老敬贤的风气消失,而道德堕落重利忘义等恶俗的盛行。二是传统权利组织解体。三是传统文化的衰败。秦腔是秦人文化的灵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秦腔却逐渐衰落,最后只能沦落为奔丧之乐。面对终极处的破败景象,贾平凹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必然，但是是否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投身于另一种文明呢?他的乡土情结是坚决的，所以他迷惘、徘徊，作品中的双重叙事视角正是这种矛盾性的集中体现。贾平凹坦率承认:“夏风由乡村入城市的经历与我有相似之处,而引生的个性与审美追求则与我十分相似。”
[9]

贾平凹的乡土小说,透露了时代的怀旧情结。贾平凹农民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总是善于把乡村的凋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联系起来，他的乡土小说具有浓郁的怀乡情绪与对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的双重特点。

秦腔，废都不知道你说的哪个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发生、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20世纪的政治革命高潮迭起，冲击着现代中国的乡土；“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成功及其不断巩固、扩大，使一个世纪的乡土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和多产的新气象；作家心中农业文明的长期积淀和农民审美期待二者互为因果，也促进了乡土小说的产生。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成为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祖师。鲁迅把这时期的乡土小说，看作是自己推行“改造国民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揭露了“封建主义余孽”的罪恶，反映了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迫下，农民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面貌。20年代中后期，一批青年才俊如鲁彦、许杰、王任叔、彭家煌及台静农、冯文炳等其他作家，也竞相发表了一批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形成了风行一时的“乡土文学”热潮。
3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作家之众，作品之多，可谓盛况空前。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如叶圣陶反映丰收成灾农村悲剧的《多收了三五斗》，以一种朴实、冷峻、自然的风格，致力于描摹、再现生活本身的探索。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与叶圣陶遥相呼应。再如萧军、萧红等一改乡土小说深沉哀婉的格调。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鲜明揭示了“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时代新主题。萧红《生死场》也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而艾芜、沈从文则精心涂抹西南边境、边城的野性风土和人情。艾芜的名篇《山峡中》，流浪汉和盗马贼在丑陋的行为中又不乏美的闪光，在看似变态的情欲中又不无纯真、善良的人性。人们从中领略的不仅是边陲风光的鲜美。人们的审美视野，相应得到了扩大和延展。沈从文在僻远边城的自然景致中，勾勒出二十世纪上半叶湘西地区独异的民情风俗，人物纯朴原始的天性和充满灵气的壮阔山水田园相得益彰，把他的一幅幅乡土风情画装点得尤其气韵生动，活脱撩人，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旅店》、《夜》、《还乡》、《边城》、《丈夫》，一连串有美感、有诱惑力的名篇佳作，成为了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乡土小说巨匠。后一阶段，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最早塑造了一个农民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师陀的《寒食节》、《无望村的馆主》等，则意在暴露河南故乡“绅士和老爷”的专横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苦难。沙汀的《淘金记》，以四川农村的土豪劣绅为主要描写对象，传神勾画了性格各异的地主阶级的百丑图。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辟了解放区乡土小说的新天地。赵树理的崛起，及随后丁玲、周立波、孙犁的出现，实现了对鲁迅乡土小说的历史性的突破，出现了新的气象、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和新的格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孙犁《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嫂都从不同侧面表现出新一代革命农民的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乡土小说，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作品的题材内容看，这30年的乡土小说明显分为两个流向，尽管这个两个流向都不无遗憾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一个流向是反映日益深入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巨变。一种是赵树理和周立波再现的农民的复杂思想斗争和内在精神痛苦。赵树理《三里湾》中范登高、“糊涂涂”、“能不够”，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陈先晋、亭面糊，这些跟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农村基层干部，处于落后与中间状态的农民形象，更为真实、生动和感人。第二种是柳青和浩然。都属于50年代中后期新起的乡土小说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第一部)、《金光大道》，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场革命的积极拥护和热烈赞美之中。
第二个流向是缅怀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题材的乡土小说。梁斌的《红旗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冯德英的《苦菜花》，王愿坚的《党费》等。作为一种创作现象，这类作家，在革命的人生道路上，都有着一段难以忘却的生活经历。总体上选材精到，但是缺乏人文精神深层的开掘。
1978年后，乡土小说跨入新时期。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在两个层面上齐头并进。一个层面是以审视、批判的目光向后看的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周克芹，因处女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脱颖而出，伤痕小说彻底扫除了“瞒和骗”的阴疆，廓清了现实主义小说健康的发展道路。另一个着眼于正在进行中的农村经济改革，及在这改革中农民生活、思想和精神面貌变化的所谓变革小说。诸如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系列小说，经过这阵乡土小说排浪的冲击，原有的陈腐观念、清规戒律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种种堤防，都已不复存在了。中国20世纪末叶的乡土小说，呈现出全方位弃旧图新，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发展势头

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篷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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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作品中分析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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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作品中分析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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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文学

2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鲁迅的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作家们在探求人生真谛，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关注受压迫最深重的农民问题。对农民的破产，农村妇女悲惨的命运，封建农村的陋习和农民思想的麻木，以及中小地主和小有产者的败落都有深入的表现。代表作家作品有：王任叔的《疲惫者》。许钦文的《疯妇》、《鼻涕阿二》、台静农的《天二哥》等。

乡土文学的意义，200字
最佳答案
乡土文学，《诗经》中有大量描写乡村、底层的诗歌，可称为最早的乡土文学。
可以称为最早的乡土文学。古代有陶渊明等一系列诗人，塑造了田园诗派，是乡土文学。
近代有山药蛋派，是乡土文学。
同时跳出农村包围圈在都市描写乡村的也不乏其人。比如萧红。
乡土文学，土生土长的文学，以其通俗易懂，低调、深沉、厚重、沉积为主要表征，来自于民间，又去向民间，通常是民间深厚文化积淀的爆发，深刻体现了底层劳苦大众的呐喊和挣扎，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精神的迷茫、堕落、肆意的夸张变形、扭曲、狂躁，对基本生存的永恒追求。同时还夹杂着大量赤裸裸的色情、暴力、低俗描写，将美好的东西肆意粉碎展示在读者面前，描写小区域内的斗争和强权，宗族血脉的压榨，将人性置于祭台之上，或者践踏于脚下，乡土文学的场景总是避免不了血淋淋的争斗、愚昧无知式的朦胧精神描写和生存的压迫，

鲁迅的小说中的农村、农民，是比较客观的，同时，比较注重刻画人性中的冷漠、隔膜；沈从文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出生于官宦宽裕之家，少年无忧无虑的求学，然后出门当兵，进京写小说、做学问，对农村、农民，沈从文更多的是旁观，文章中多是自己主观地对农民、农村的解读、想象。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是从“人”和“乡村”的角度作文，几乎没有农民、农村的概念，相对来说，鲁迅农村题材要突出一些。再说“农民、农村”，也只是解放后，实行二元户籍制度后，加强的概念。解放前，习惯称乡村、乡土，乡村文学、乡土文学。

1、鲁迅：鲁迅看到中国农民多少年来的悲剧命运，给予深切的理解和深厚的同情，但他的描写是沉重的，以唤起人们对中国农民现实要有清醒的认识，特别集中写出农民身上体现的麻木、愚昧、落后的思想性格，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这种性格，如《药》、《祝福》；
3、赵树理：作家对农民的描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自鲁迅以来对农民描写的根本变化。赵树理与鲁迅都抓住了各自时代的本质特征，他们都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但赵树理给予农民的则更多提同情、期待和赞美，风格质朴、淳厚、诙谐、细密。
http://develop001.bokele.com/?CH=7490&ViewID=23723
沈从文小说及其创作最突出的成就是他那用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怀、清丽流畅的文字，精心描绘出来的千里沅水及各支流两岸灵秀的风光和湘西人民独特世态人情的画轴。其间倾注了作家的整个身心，它不仅为“乡土文学”添加了风采，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宝库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http://column.bokee.com/14467.html

只能说一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个相当羡慕农村的山清水秀，质朴的情调。可以说是一个场景的不同折射。鲁迅的《社戏》不是小说。所以这里面流露的怀念的对象不是他笔下的小说中的形象。

一个现实主义 一个浪漫主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