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实：

　　抗日战争时期的饥饿记忆

　　1937年“七七事变”正式拉开了全民族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持续了八年的抗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中国大地上到处生灵涂炭，地处南方的广东东莞也不例外。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们手无寸铁，无法与日军正面交锋。他们只能在日军的飞机来轰炸粤汉铁路干线的时候，在日军扛着机关枪、步枪进村的时候，带上家里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全家老小一起逃难。村民们把家里的家禽都用笼子装起来，米和衣服用布袋装着，堆放到一起，警报声一响，全家人就行动起来，牵牛的去牵牛，扛鸡笼的去扛鸡笼，挑布袋的挑布袋，一起向离铁路线较远的甘蔗地、密林逃难。

　　外祖母告诉我，我的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就曾经过这样一段不停逃逃躲躲的生活。他们藏在甘蔗地或密林里，屏气凝神，左顾右盼，听到一点动静就惶恐不安，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是身旁的家禽却不识时务地欢叫起来，此起彼伏。他们听着家禽的叫声，心一直悬着，担心日军听到了叫声，到这边来捉人，可是又舍不得弃掉它们逃跑，真是左右为难。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村民把家禽集中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派人轮流看守，其他人远远地躲到甘蔗地或密林里。等警报过后，才各自认领回自己的家禽，扛回家去。

　　那时，有两个小偷，也许他们饥饿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竟然趁着人们逃难的时机，冒着生命危险到村民家里偷吃的。他们翻了几户人家，都没有找到吃的，反倒被进村扫荡的日本兵抓住了。残暴的日军给他们灌水，一直灌到肚子胀起来了才停下，然后把他们推倒，让他们平躺在地上，双脚站在他们的肚子上猛踩，踩到他们把灌进去的水全部吐出来后，再继续灌，然后又继续踩，后来还在他们的肚子上跳起来。反反复复灌了几回，踩了好几回，两个小偷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最后，大发慈悲的日军才把他们放走。后来，村民知道这件事，都觉得那两个小偷很可怜。

　　警报过去，村民们各回各家，发现家里能带走的东西都给日本鬼子带走了，带不走的东西几乎都遭到了破坏。家里的水缸、米缸都被日军打破了，锅碗瓢盆也被打碎了。村民们有苦难言，只好无奈地用水泥把水缸、米缸补上。当时每家每户家里都储存了一些稻谷，逃难时不能都带走。日军拿不动那么多稻谷，就在稻谷里撒上沙子，村民们回来之后还要辛辛苦苦地筛捡一番。日军的入侵，使得人们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不能安下心来种田，田里的稻谷只能任其生长，收获不多。这样青黄不接，人们只能过半饥不饱的生活。

　　家田输税尽

　　日寇入侵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但剥削压迫人民的不只是日军，还有本地的地主。地主们仗势欺人，霸占了几乎全村的土地。穷苦的农民们都得向他们租地。租地之前，农民要先跟地主签订契约，到期缴纳稻谷作为租金。但是每年的租谷很重，一亩田要交两到三担稻谷，收获三百斤的稻谷，至少要交两百斤给地主，即使遇到了自然灾害，颗粒无收，也必须照交不误，不得违约。农民每天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干活，从每年的正月十五一直干到冬至，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我的曾外祖父兄弟姐妹多，全家人都靠种田糊口，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父亲到地里干活。即使是每天很卖力地干，也不能填饱每个人的肚子。

　　更令人发指的是，地主还占领了村里的所有山林和小溪。村民到山上砍柴，去溪边捕鱼，都要交税。有些交不起税的村民偷偷去砍柴、捕鱼，一旦被地主抓住了，砍下的柴和捕上来的鱼都要交到地主家去，连人也被关到地主家，要家人拿赎金去赎才能放出来。这让本来就生活穷苦的老百姓雪上加霜。

　　地主有时候也会“发发善心”，借钱或者借粮食给贫苦的农民，其实这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们趁机放高利贷，利息很高，有时甚至超过本钱的两倍。不少农民因为无法按时归还而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地主沉重的剥削压迫使人们苦不堪言，农民每天饿着肚子干活，生活还是非常艰难。

　　吃“大锅饭”去

　　1958年10月，南方的天空湛蓝高远，秋风也抹不掉树上的绿叶，村子里依然绿意盎然。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因为人民公社大食堂成立了。一到吃饭时间，村子里就锣鼓喧天，村里的大喇叭高声叫着：“敞开肚皮吃，保证吃得饱！”

　　“走！我们吃饭去！”曾外祖父大手一挥，一声令下，我的外祖母一家老小共8口人欢天喜地地到村里的大食堂吃“大锅饭”去。我的外祖母生于1947年，那一年她11岁。“我们村的公社大食堂建在祠堂前面不远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不过我们村的公社大食堂不够桌椅，我们自己抬着桌子、椅子去吃饭。”外祖母回忆道。村里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有些简陋，大门上挂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公共食堂”；里面放着方桌、长条椅，一家老小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放几个大砵，里面装着事先分好的菜；一只大铁锅放在食堂的中间，里面装满了热腾腾的白米饭，一群人团团围住大锅，手里举着大碗，看着那一大锅米饭，想吃多少打多少。整个大食堂里热火朝天，每个人都埋头扒饭，大口大口吃菜，一派繁荣富足的景象。那情景在当时看起来真的就像共产主义到来了一样，按需分配，要多少有多少。

　　“其实那时候在大食堂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吃番薯饭、番薯粥、木薯丸子，不过人人都能吃饱。一开始吃的是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不用交钱，一日三餐米饭随意吃。到了后来，村里的米不多了，就家家户户每人拿一个砵，指定每人分一定分量的米，在大食堂里蒸饭吃。”“虽然那时吃得并不好，生活也不富裕，但那生活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天堂。”提到人民公社大食堂，外祖母的眉眼舒展开来，露出了亲切慈祥的笑容。

　　“后来，是1961年的时候，解散了公共食堂，我们村的人民公社大食堂也被拆掉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拾此充饥肠

　　吃“大锅饭”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后，人民公社大食堂没有米开饭了。接踵而至的是一场百年一遇的洪灾，和长达三年之久的饥荒。1959年的5月—7月，广东持续多雨，造成严重的洪灾。村里的农田受淹，经过土塘村的粤汉铁路被冲断了，不少泥砖屋倒塌。到了1961年，天大旱。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人们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吃上饭，每人有2-3两米，后来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只能吃稀饭了。”#p#分页标题#e#

　　那时，外祖母最小的妹妹才八岁，饿得实在没法，外祖母就找来一个装饭菜的保温瓶的瓶盖，用瓶盖蒸饭给她的小妹妹吃。“她总是抱怨我用这么小的容器蒸饭给她吃。可是，她就分得就这么一丁点米，家里的铁锅又都拿去炼钢了，叫我到哪里去找锅蒸饭给她吃呀？！”外祖母说着，用手比划瓶盖的大小，然后又无奈地摊了摊两手，露出为难的神色。

　　“再到了后来，大食堂也没饭吃了，我们就到处找东西吃。凡是勉强能充饥的都吃了。我们上山挖野菜、甜菜，还有莙荙菜。幸运的时候还可以从地里挖出番薯、芋头或者木薯来。有时候，我们还吃芭蕉树、木瓜树。”看到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外祖母继续解释道：“把芭蕉树或者木瓜树砍下来，只取树干，把外层的树皮削了，中间的芯拿去煮。”我好奇地问道：“莙荙菜是什么样子的？”外祖母皱了皱眉，说：“莙荙菜的茎不长，叶子却很大，滑溜溜的。那时饿得慌，我们就把莙荙菜洗净了，放到开水里烫熟了，捞起来，撒几粒盐，伴着吃，或者连盐都没有，就这样吃。那莙荙菜啊，实在难吃极了，有一股很大的青味，那时是没有东西吃才硬着头皮吃下去的。”外祖母说完，皱起眉头，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了口气，说：“我们有句俗话，叫做‘番薯芋仔捱生命’。那时候啊，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我们还吃过通菜根。把地里挖出来的通菜根洗干净，没有盐，没有油，就用清水煮着吃。”外祖母的母亲当时饿极了，一下子吃了很多通菜根。吃完不久，就晕倒在地，口吐白沫。全家人都吓得慌了神，急得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隔壁好心的邻居从地下挖出一个埋了许久的瓦罐，里面藏着一些亲戚从香港带回来的一直舍不得吃的红糖。她打开封得严严实实的盖子，给她灌了几勺，又找来一点花生油灌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外祖母的母亲醒了。一家人喜极而泣，对邻居感激不尽。邻居却不以为然，只是淡淡地说：“人命关天，大家又是邻舍，我岂能见死不救？”

　　“那时我们听说东莞市大朗镇有几块翻过的地，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番薯、芋头没人要，于是就跟同村的几个人一起去捡。”大朗离外祖母生活的村庄有大约9公里的路程，外祖母和她的父亲、母亲早上五点钟起床，天不亮就出发，带一个空空的大麻袋装番薯、芋头，步行一个半小时，到大朗。到了地里却发现那里已经被种上了新的农作物，传说中那些没有人要的番薯、芋头不见踪影。回来的时候被当地的人抓住了，曾外祖父、曾外祖母被扣留在那里，外祖母因为还是小孩，就当场放走了，可是随身携带着的大麻袋被抢走了，只能两手空空，饥肠辘辘地往回走。后来，当地的人审问清楚了，才把曾外祖父、曾外祖母放回来。“那时的人都饿疯了，看到外来的人都以为人家身上藏着好东西，什么都抢。连大麻袋都抢走了。”外祖母愤愤不平地说道。

　　忆起那段艰苦的日子，外祖母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在饥荒中死去的人

　　在长期的饥饿下，许多人患上了营养不良、水肿等疾病，有些人甚至被疾病折磨至死。外祖母的一个远房表妹的父亲就是在饥荒中饿死的。“他食量大，每顿都要吃很多，饥荒的时候总是在1—2两的米里加比平常煮饭多两倍的水，放到锅里蒸。蒸出来的米饭膨胀起来，有满满的一大碗，看起来是吃得挺多的，但因为食物摄入不足，吃多了容易水肿。他是得了水肿病去世的。”

　　在那个年代，因食物中毒死去的人也不占少数。外祖母讲起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村里有两个人一同去犁木薯地，犁完地后发现了几根埋在地下没有被洪水冲走的木薯，两人都如获至宝。他们大概真的太饿了，挖出来的木薯也不用煮，就洗干净了上面的泥巴生吃。木薯生吃脆脆的，带点苦味。其中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吃了一点点，觉得不好吃，扔掉了。另一个高大的人却顾不得那么多，几下把几根木薯啃完了。吃完后，他们坐了一会儿，爬起来想要回家了。没走几步，那个高大的人却感觉头晕眼花，四肢抽搐，他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力气起来。于是他恐惧地喊着：“救我啊！快救我啊！”另外那个矮小的人走在前面，偏偏这人有些耳聋，没有听见喊声。那人就这样喊了几声，转为低低地呻吟：“哎呦，晕啊……晕……”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人的家里人发现他没回来，开始到处寻找他。跑去询问那个同去犁地的矮小的人，那矮小的人早回来了。于是慌忙跑到地里去找，发现那人手脚冰凉，早已经没了气息。旁边站着家里养的那头忠实的老牛。老牛伸出舌头，舔着倒在地上的人冰凉的脸，用悲伤的眼神凝视着它的主人。

　　饥荒引起的集体偷渡

　　外祖母从小在东莞市常平镇的农村长大，那里离香港不远。因此，在那段饥饿的岁月里，许多人耐不住饥饿，偷偷外逃到香港，引发了偷渡外逃热潮。开始是广州等城市人沿着铁路去偷渡，途经粤汉铁路沿线的各镇区，各镇区村民耐不住饿，也跟着去偷渡，于是掀起了一股偷渡热潮。每每讲到这件往事，外祖母兴奋得手舞足蹈：“那场面真是无比壮观！”她歪着头微微沉思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从1957年开始就有零零星星的人去偷渡了，因为那时刚开始实行公社化，人们还吃不饱，所以选择偷渡去香港。到了1961年—1962年，偷渡的人越来越多，每一场集体偷渡都在深夜进行，全村人倾巢出动，万人空巷。不管男女老少都去，现在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都是去偷渡过的。我也是去过的，只不过走到塘厦镇就被赶回来了。每次偷渡的人都成百上千，挎着小包，装上干粮就上路了。他们从村里的四面八方赶来，形成一支队伍，像士兵去打战一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偷渡者的亲人们含泪相送，好像是要永别了一样。那时送走了就很难再回来了。”“那时偷渡去香港有三条路可走。1957年—1958年那段时期，大陆这边管得严，人们通常走水路或陆路。若是走水路，从常平镇出发，经过大窝、黄江、宝山、梅塘，到达深圳的蛇口，从深圳湾游泳过去，游大约5—6个小时就到了。若是走陆路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要经过清溪镇，从梧桐山翻过去。梧桐山山路崎岖，稍不留神踩了空，就会摔下山崖。很多人都因为夜晚偷渡，看不清路，从梧桐山上摔下去死掉了。每天天黑开始走山路，天快要亮时在山里找地方休息，到了晚上又继续赶路。这样从出发开始就一直走山路，连续走6、7个晚上，可以到达香港。到了1962年，大陆饥荒严重，对偷渡也放松了管理，于是大批人选择沿着铁路线走，走到深圳从中英街过去。成功偷渡到香港的人会寄钱、寄食物回来接济大陆这边的亲人。那时候，偷渡是我们村一个公开的秘密，彼此心照不宣。”#p#分页标题#e#

　　“那时也经常有老师去偷渡。哪天上课发现哪位老师没来上班，那么那老师准是偷渡去了。隔几天，有些之前突然失踪的老师又重新出现，那么这老师一定是偷渡未遂，被遣送回来了。”

　　外祖母还告诉我一个故事：刚过了年不久，天气还很冷，村子里有两个很好的同乡一起去偷渡。在深圳湾旁边，他们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裹成一个包袱，顶在头上，泅渡过河。其中一个人的包袱在渡河过程中弄丢了，上岸后没有衣服穿，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另外那个跟他很好的同乡把自己的外衣分给他穿，两人在岸上飞奔，这才让身子热了起来，没有被冻死。弄丢了包袱的人事后非常感谢他的同乡，与他结为生死知交，在村子里传为一段佳话。

　　集体偷渡在1962年达到了高峰期，偷渡的人数剧增。虽然那时村里有一个组织专门巡查，抓偷渡的人，但村民偷渡的热情并没有受多大影响，反而愈演愈烈。有的人为了偷渡，甚至孤注一掷地卖掉村里的房子。住在外祖母附近的一家人，父亲先成功偷渡过去了，母亲也狠心地丢下10岁的儿子去偷渡。她和村里的几个人约好，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出发，身上背一顶竹帽，带一点干粮，沿着铁路走，大约走了11个小时，那天傍晚才到了深圳。然后一行七人马不停蹄地越过小水渠和大片田地，远远地就看到边界的铁丝网。铁丝网已经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被偷渡者剪开的大洞。他们穿过铁丝网，在香港边界的一个小山坡上聚集起来，躲着，一直待到傍晚，才一群人冲锋陷阵似的冲下山。山下有许多香港的警察在来回巡视，不幸的人被抓住就只能被遣送上火车回家。而幸运的人逃过警察的抓捕，冲过山下的那条大马路，偷偷躲在附近的香港民居里，或者躲在粉岭的一些隐蔽的菜园子里，才算是偷渡成功了。他们一面靠好心的香港居民供给饭食，一面和住在香港的亲人取得联系，等到亲人拿钱来赎，被带到九龙去，领了身份证，才能真正算是成了香港人。最后，那位母亲在冲下山时与同村的人冲散了，被警察抓住送回来了，没有偷渡成功。上了回家的火车，她心里还惴惴不安，生怕回到村子里又被抓捕偷渡者的人抓住。于是她下了火车后，不敢直接回家，偷偷摸摸地到另一个村子的妹妹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家。据说，在那次偷渡中还发生了很戏剧性的一件事：去偷渡的7个人当中，有5个年轻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5个年轻人全部被警察抓住送回来了，只有小孩和老人乘着混乱的人群窜进香港，又恰巧撞进了一个香港警察放哨的岗亭，傍晚时所有警察都出去巡逻了，所以他们在那个空岗亭里躲了一会儿，趁没人发现，再悄悄溜到香港居民家里，成功偷渡。那时，凡是有人成功偷渡到了香港，在大陆这边的亲人是要交纳逃港费的，一年24块钱。那位母亲扔下儿子去偷渡时，儿子因为交不起逃港费，公社大食堂不给饭吃，一个人饿得直哭。同年，10岁的儿子也跟着别人去偷渡，走了整整一天到深圳，走得脚都肿了，也没有偷渡成功被遣送回来了。

　　村里也有一些特别热衷于偷渡的村民。他们三番五次去偷渡，都被抓住遣送回来了，但依然“不到黄河心不死”，轻车驾熟地继续领着村里人去偷渡。村里就曾经有人偷渡过上十次，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不仅仅是广东人，就连外省的人也到广东来，从广东偷渡到香港。外祖母曾经在猪圈旁边的稻草堆里发现两个偷渡的外省人。一天清晨六点多的时候，外祖母出去干活，路过猪圈，看到旁边的稻草堆里有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她以为是狗，大着胆子拿棍子去捅，走近才发现是两个人。据那两个人说，他们是从江西省走路来广东省偷渡的，在路上干粮都吃光了，衣服也淋湿了，晚上天冷，所以躲在稻草堆里。他们饿得很，求外祖母给点吃的。外祖母当时很害怕，因为接济偷渡的人是大罪，被发现会被抓起来，遣送到大朗园监狱的。但是善良的外祖母还是冒着危险，回家找了一点米，给他们做了两碗饭，用一个小篮子装着，上面盖一层稻草，拿去给那两个偷渡的人吃。现在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

　　当时偷渡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仅有着过河时被淹死或者走山路时被毒蛇咬死的危险，更可怕的是那时偷渡相当于叛国，在边境被抓到了要被遣送回来，有的人回到村子里，被专门巡查抓捕偷渡者的组织抓住了，会被剃光头，在村里祠堂的小黑屋里关上几天，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如从前的地主或者富农被抓起来，会遭到拳打脚踢。边境上大陆这边有武装民兵持枪把守，香港那边也有人牵着狼狗巡逻。但依然有大批大批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香港去。因为那时实在太饿了，与其饿着肚子等死，不如搏一回，偷渡成功了，造福的是全家人。

　　大队派人来抢鸡

　　公社化初期，为了“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不准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一个家庭养10只以上的鸡、鸭、鹅都要被批评、被制止。大队还规定了每一块田地里种植的农作物，大多数田都必须种上水稻，一些农民想种些马铃薯或者马蹄等农作物补贴家用，把种子撒到地里，刚长出了苗，就被大队派来的人连根拔起，一棵都不剩。“大队派的人来抢鸡，每家每户地搜，搜出来的家禽全部没收了，我也不知道没收后运到哪里去，大概是大队里的干部、大队长自己吃了吧，”外祖母微微蹙眉，随即她又笑了起来，眼睛眯起来，高兴得像一个偷吃糖的孩子，“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赶在大队派人来抢鸡之前，杀了一只鸡煮了吃。那味道可鲜极了！”

　　她一边说，一边微笑着轻轻咂咂嘴，好像又细细品味起来，仿佛那顿鲜美的鸡肉是昨天的午餐。外祖母的目光涣散，深深地沉入了回忆。她神情淡然，脸上带着一种历经了苦难后的宁静和从容。风吹乱了她的银发。

　　历史感悟

　　以史为镜

　　外祖母给我讲述的，是一段我很不熟悉的历史，自己未曾经历过饥荒，未曾体会过有上顿没下顿，靠野菜、木薯、蕉树头充饥的滋味，而且那段饥不择食的日子，那些人吃人、饿死人的惨状在历史书上鲜有提及。外祖母的讲述，使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穷苦老百姓的悲惨生活，感受到了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的惨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真实的历史并不全在历史书上，更在我们的身边。

　　听外祖母讲述她的故事，再完成这样一篇文章，其实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为此多次缠着外祖母，让她把故事讲得细一些，再细一些，因为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见证着历史，我只有忠实地记录下她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算对得起外祖母这段艰难的岁月，对得起这段历史。那毕竟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老人家对于某些事件的记忆有些模糊，我只能揪住事件中的一些线索，反反复复地与外祖母对证，去向经历过这个事件的其他老人求证，或是查阅相关的资料，以确保每一件事件的真实性。#p#分页标题#e#

　　完成这篇文章，我不仅贴近历史，感受在历史发展的大潮流中，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学会了耐心与坚持。记录这样的一段历史并非易事，需要反复求证，需要我耐心地听外祖母讲述，耐心地就故事中的某个细节引导外祖母往深处挖掘，回忆起更多关于这段生活的记忆。把外祖母的故事呈现出来，当然还少不了坚持。偶尔我会想要放弃，然而外祖母的故事吸引着我，我对自己说：“要把外祖母的故事写下来，别辜负了她的一番叙述。”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一点一点把它写出来。有人说过一句我很认同的话：“记忆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更是这个样子。”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共同记忆，这就是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扭曲历史的真实性，就如同我们不能失去记忆，不能修改记忆一样。

　　外祖母的故事讲完后，我开始思索中国人民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一直都是饥饿着，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真正解决温饱问题的原因。首先，显而易见的直接原因是外国的侵略、地主的剥削压迫、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是，再往深处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国家的领导班子的领导能力问题。

　　日本为什么会侵略中国？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实力不强。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要归根于这个国家的领导班子领导能力强弱。如果一位领导体恤人民，事事为老百姓着想，那么这个领导一定会是一位好领导，这个国家一定会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回望过去，哪个繁盛的朝代的君主不是明君，哪个富强的国家的君主不为民着想？

　　彭德怀就是这样一个好领导，他做了“一分试验田”的尝试，通过实践否定了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的可行性。虽然当时他“一亩地才产八九百斤。就算我们下的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顶天了！” 的话令毛泽东反感，但起码他行动了，他用实际行动跟当时的歪风邪气作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相比之下，毛泽东当时就不够冷静，才犯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造成损失严重。

　　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个好领导，他吸取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教训，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同步富裕”，支持“共同富裕”，同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贫困的人富起来。这是一项合理正确的利民政策，其施行的效果是非常明显和乐观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人民利用地理优势，发家致富，再进行西部大开发，带动西部经济发展。

　　中国的几代人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现在国家富起来了，许多穷怕了、饿怕了的土豪或贪污腐败的官员高调消费，造成严重的浪费，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习近平主席上台后，提倡“勤俭节约”，低碳生活，保护环境，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基础。

　　地主的剥削压迫归根结底也是政策的问题。1952年土地改革之前，地主那么猖狂，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农民翻身作主人，避免了地主的剥削压迫。

　　人民公社大食堂虽然给人民带来了福利，但是人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浪费严重。公社化初期提出的社员不准发展家庭副业也给人民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说到底，这是一次错误的尝试，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战三年，幸福万代”等浮夸口号的鼓吹下，人们违背客观现实规律，造成粮食减产。

　　《孟子二章》中写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有一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人民生活富足、幸福，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实力才能提升。纵观泱泱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民心所向从来都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国家领导人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每一项政策都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损害全国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决定或政策肯定会引起人民的反抗，甚至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就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样。一千三百多年前唐太宗就深谙这样的道理：“民如水，君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5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做出了15年内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英超美“的决断，实在是有些鲁莽。一个领导者，必须深入体察民情，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才能做出利民的政策和正确的国家发展方向，才能成为一个人民拥戴的领导。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的作用，就是时刻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决断，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作者：陈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