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世间有一部电影是上帝拍给人看的，那么这部电影一定是《入殓师》。导演以非常严谨的态度和观众探讨：人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先让我们了解下电影的故事梗概：

影响人一生的无疑是五样东西——生命、事业、爱情、情亲、友情。

　　健康、知识、金钱、地位等等只不过是为了让这五种关系相处得更融洽罢了。

　　生命处在第一梯队，其他共处于第二或第三梯队。理清了各梯队之间的关系，所有不惑都将迎刃而解。然而生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了解的，即使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活着。

　　当奉献了无数经典喜剧的周星驰最后说出“其实我是一个悲剧演员”的时候，我们或许才明白，悲催的人才知道“喜”是什么，“喜”从何来；穷过才知道财富的重要；经历过黑夜才知道阳光的明媚；失去过才知道拥有的珍贵。

泷田洋二郎

　　以死说生也许就是《入殓师》导演泷田洋二郎高明的地方！然而“死”这个问题，活着的人谈不好，死去的人谈不了。娘腔对这个导演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早年在日本拍了许多色情片，之后改行电影就一直佳片不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只有拍过空洞的电影的导演，才知道如何将电影拍得丰盈呢？

　　显然，梦想成为大提琴家的小林是无法实现他的梦想的。他的财力、技术以及整个社会环境都无法促成他实现梦想。他是选择放弃还是死磕？

　　许多人说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再苦再累也要坚持。这在导演看来或许是一句精神鸦片。这句台词似乎讲出了导演对于人生与梦想的看法。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本片导演的思路如出一撤。一个人自我实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或者说主观与客观的共同成就：

　　主观上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决心、精力等等；

　　客观上体现的是社会大环境、财力、物力等等。

　　不同时势造不同英雄！

　　没有互联网就不存在马云的梦想！！

　　《入殓师》告诉我们要善待生命，但善待生命不等于放弃梦想，也不等于半途而废，更不能成为不努力的借口。所谓梦想，只不过是人类对于生命事业的憧憬与追求，要谨慎选择，理性面对。如果能力无法匹配欲望，人会活得很辛苦。

　　那么，是否任何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或者说到达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顶点？

　　不一定。

　　小林不是从一个流浪汉或者清洁工转变成入殓师的，而是从一个艺术家走投无路选择了入殓师这份工作。两份工作对比强烈，根本无法联系到一起。但是小林最终完成跨界，并且成功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需求）。为什么？因为小林的性格。

　　导演表达了一个不明显却又非常重要的观点：

　　性格决定命运——勇气和毅力可以练就，悟性靠天成。

　　小林大悟人物性格分析：

　　1、从小林坚持弹琴到长大加入乐队来看，小林主观上是一个能坚持不懈的人。（毅力）

　　2、从他瞒着老婆借钱购买大提琴这事上分析，他是一个为了梦想，为了自己心中认为对的事情，敢于冒险，勇于面对的人，在这点上，他几乎可以不顾亲人、朋友的感受，可以先斩后奏甚至不奏。（勇气）

不可否认，小林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钱，过程中遭人鄙视、唾骂，他也曾想过辞职。说明一个问题，没钱的确是万万不能的。但有钱也不是万能的，人各有志，钱绝对不是人的终极目标，把钱定位为终极目标的人是无法走远的。因此，小林走到了最后，走出了境界。

　　当然，小林并不是没有想过辞职。电影有一段请辞的戏，老板跟小林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一意思，或许是导演对于人生最原始态度的阐述，请猛戳视频~

　　活着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好，吃好，睡好，工作得好，自己好了身边的人才能好。

　　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活好了，人和才具备，才能更接近实现更高需求的梦想。

　　活着大家都能明白，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怕死。但活得好许多人似乎做不到。

　　老板的这些话对小林来说醍醐灌顶，小林重新认识了自己与生命、事业、爱情等之间的关系。

　　导演也是有心，从刚开始小林看到鸡肉要吐到后来大口大口吃鸡腿，选的是同一种食物。可见，能否活的开心全看自己的心态。

林算是大彻大悟了。但是，如果老板的这些话不是对小林这样性格的人来说，那简直是对牛弹琴。因此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对的人在一起才有贵人相助，相互滋养，错的人在一起，那叫鸡同鸭讲、彼此折磨。

　　因此，认知自我成为了每一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必修课。尽早认清自我，可以少走弯路，少给自己和别人添麻烦。

　　许多人感叹：人生若能重来……，然而人生没有如果。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一部文学批判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部词话著作。这部著作，和其他的词话相比，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作品思想。

一、建立了全新的文艺理念

王国维提出“境界说”，以境界来评价词的高下优劣。他写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也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理论。王国维认为诗人在写诗时不仅要有主观精神，还要兼顾周围环境，将两者融为一体。相比兴趣说和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文艺理念。

二、创立了全新的艺术标准

王国维认为诗人的人格，是创造境界的首要条件。”有境界则自称高格“，意思就是有境界的词，自然有很高的格调。而且他推崇名句，这与兴趣说是相对立的。因为兴趣说反对名句，突出强调艺术形象的神秘化。王国维认为名句有句外之意，也是诗词境界的一个成分。虽然境界并非王国维首次提出，但他由此创立的全新的艺术标准，价值和地位不容忽视。

三、提出人生三境界

他的人生三境界对当今的我们也颇有启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人间词话》代表的那种传统而优雅的审美情趣能让那些在我们心底沉淀已久的古典情怀能重新泛起的缘故吧。但我觉得还有更多其他的原因。《人间词话》和《人间词》，多多少少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的王国维。

很多人都会把王国维想象成一个迂执、热衷于政治的人，包括最初的我，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出任南书房行走，成为废帝溥仪的先生，或许有他自己本身的意愿，但更多的应该是因为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罗振玉。王国维并不是很热衷于政治，他所看重的，是作为一个君子和传统文人所应有的品格。事实也证明，王国维完全不是搞政治的料。他也希望恢复清廷，但这种希望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和君子对恢复旧时社会伦常的期盼。

君子如玉，坚而无暇。或许，这就是王国维一贯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的评价。但君子生于乱世，却难以独善其身。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晚生五十年，他都不可能再是王国维。历史造就了他，也毁灭了他。毫无疑问，王国维是痛苦的。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理想国被打得粉碎之后，随之而来必然是痛彻心扉的苦楚和无奈，对于性格执拗的老王而言尤其如此。但是王国维是不会屈服的，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性格，也因为他对于君子的理想。《人间词话》中对于“真”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从他对于李煜的推崇可见一斑。书中对周邦彦的艳语甚有看法，却对有民歌之风的牛峤《菩萨蛮》相当欣赏，虽然这首词非常直白甚至于露骨。这是对于情真的褒扬。但这种态度又是矛盾的，不仅体现在他后来的《清真先生遗事》中对周邦彦态度的反复，也体现在他对柳永和李清照的偏见。对于“真”的追求表现了他对君子品行的追求，但王国维显然认为君子是必须立足于传统的伦常大纲之上的。柳永不可谓不真，但却被王国维斥为“屯田轻薄子”，这很能说明问题。这本书中我们所看到的王国维又是相当自矜的。对于自己的才智、学识以及审美趣味，他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在《人间词话》中他对于历代词人的评价都带有相当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虽然都有部分道理，但不一定准确。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7年6月，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该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

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王国维以“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高度评价了李煜的词，说它“神秀”，韦庄的词被称为“骨秀”，温庭筠的词称作“句秀”。

王国维生活在中国黑暗的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社会失控，价值体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王国维来说，“可信”与“不可爱”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信，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不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王国维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人生之问题”，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但事与愿违，倒使王国维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他撰写了《人间词话》。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他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