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度庐的人物评价王度庐在当时的“武侠五大家”中，“武艺”不如白羽、郑证因，“修行”不如还珠楼主，他对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公认为...
王度庐的人物评价
王度庐在当时的“武侠五大家”中，“武艺”不如白羽、郑证因，“修行”不如还珠楼主，他对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公认为是“悲剧侠情”。王度庐的代表作“鹤一铁”系列，将情放到与侠有关的各种观念的网络中加以“千锤万击”。《鹤惊昆仑》中，江小鹤与阿鸾青梅竹马，却因两家之仇，爱恨交织，终于情不敌仇，阿鸾自刎而死。《宝剑金钗》中，李慕白与俞秀莲两相爱慕，只因秀莲已于幼年订亲，许给孟思昭，加上孟思昭为成全他们二人赴敌身死，李、俞二人遂以“大义”为重，终身以兄妹相称。《卧虎藏龙》中，玉娇龙与罗小虎早年私订终身，只因罗小虎弄不到一官半职。始终是个强盗，玉娇龙便不能以贵小姐之身下嫁。在仇、义、名的面前，情是何等脆弱、何等无力。这里并没有外力阻挠主人公成为眷属，而恰恰在这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人才发现不存在“自由”。论者多以人物受封建观念毒害来解释，著名学者徐斯年、张赣生先生等所论甚详，这诚然是正确的。但仅此还不能说明悲剧的震撼力。可以发现，这些情人们对“情”在心底都怀着深深的恐惧感。他们深情、挚情，可一旦情梦即将实现，他们非死即走，退缩了，拒斥了。他们舍弃现实的所谓“幸福”，保持了生命的孤独状态。而侠的本质精神，正是孤独与牺牲！正仿佛鲁迅笔下的“过客”，拒绝接过小女孩手中的红布，这些侠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他们必须永远选择“苦行”。
台湾学者龚鹏程说：“他们不断在‘求知己’，并将自己交付给知己或求知己的活动”，但是“知己一旦出现，即意味孤独的旅程业已结束，侠客孤独漂泊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论颇具慧眼。阿鸾用小鹤之剑自吻，小鹤九华山归隐，李慕白、俞秀莲终身压抑真情，玉娇龙与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这些尽管有“封建观念”在作祟，但却恰恰成就了人物的“大侠”形象，令人感到同情与向往、感动与惋惜、寂寞与悲凉。一种带有本体询问意义的悲剧被作者笔酣墨饱地展示出来。
有些小资说，北京人不懂爱情。其实，北京文化的主流，或者说受到北京文化较多影响的人，是把爱情放到与“侠义”有关的文化系统中去整体衡量，而不是一张口就死去活来地爱呀爱的。王度庐正是从这个角度，不自觉地透露了一个北京作家的心理奥秘。你看从老舍、萧乾，到王蒙、王朔，哪个北京的大作家是“爱情至上”的？
什么是侠？什么是情？什么是侠情？王度庐将这些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的梁羽生、金庸、古龙，交出了几张优秀的答卷。
如何评价萧逸的武侠小说?
第一个阶段，是60年代，作者30岁以前发表的《铁雁霜翎》、《七禽掌》等11部作品。受30年代武侠小说家“情侠”王度庐影响，风格缠绵、哀婉，能见出王度庐《鹤惊昆仑》、《宝剑金钗》等作品的影子。
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作者40岁以前发表的《昆仑七子》、《塞外伏魔》、《冬眠先生》等作品，试图从历史大背景中展现武侠的天地，探索新的创作方法与道路。但仍无法摆脱二叁十年代作家还珠楼主等人的影响，幻想奇异，大写剑仙御气，一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风貌。
第三个阶段，是70年代后期，他“逐渐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超越“新艺侠情”、“奇幻仙侠”再口头走“超技击侠情派”之路，注重气氛的营造和人性的冲突，在武力方面尤以运用了现代光学等原理的阵法描写形成特色。他不大满意 “新派”的“突破”，是极少数未受古龙影响的作者之一。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甘十九妹》和《马鸣风萧萧》开始，我便有种觉悟，想将写作路线趋向有关人性的描写，阐释人性中种种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赞成时下所说的突破，我觉得人性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只要作者能够观察深刻、阐释精细、照顾到别人切忽略的层面，那你便随时都在突破。”（《侠歌——萧逸先生访问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甘十九妹》附录）。这一点，使他的武侠小说的独具特色之处。萧先生40岁后“逐渐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写出了《甘十九妹》、《无忧公主》、《马鸣风萧萧》、《西风冷画屏》、《饮马流花河》等较为优秀的作品。致使“萧逸”这一名字在大陆、港、台等地具备了一定影响力。
现旅居美国洛杉矶的萧逸，是金庸、梁羽生、古龙之后的具备通俗声望的新派武侠小说作者之一。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与古龙同时起步于1960年左右，但成名较晚，在古龙之后，早年长期靠与古龙合著，为其他名家代笔等手段提高自己的声望。萧逸之成名，与他在港台两大新派武侠小说基地之外的美国独开一局不无关系——在美国，他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武侠小说作者，格外容易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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