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什么地方，留下来的往往总是上层的历史，而芸芸众生常常是被忽略的，越早就越是如此。在野蛮的年代，从历史记录的角度，不会有人关注普通的生命。甚至直到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假如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书中去重读，就会发现，今天的历史学家依然是热衷于剖析上层的路线斗争，派别的此起彼伏。我们目睹的主要历史场景在书中会大块大块的消失。因为，几乎很少有学者再愿意耗费自己宝贵的学术生命，去关注和记录那些无以计数的，被年尾尘土的最底层的个人生命。 某天在图书馆无意间看到了这本书，对于欧洲历史和文学一片文盲而又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我在作者面前觉得自己知之甚少。怀着虔诚的心情和远行的冲动读完这本书，没有旅游手册的感觉，而是觉得对巴黎三百年前的历史和现存的街道建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比之前更向往巴黎了，更想去触摸那座历史浓厚充满艺术的圣地。也对自己知识的匮乏深感愧疚，都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过啊。 更多的是对作者夫妇的敬仰，对欧洲的历史了解的这么透彻，问及路人的时候当地人也不知道的历史作为旅行的目的，这已经肯称考古一般的精神，似乎这才是你们心中的巴黎，这样才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旅行的意义。 我们看看奥斯曼以外的大巴黎，就明白了。奥斯曼以外，是现代都市的造法。现代人已经失去对建筑精雕细琢的时间和耐心。许多现代建筑师更失去了为维护城市整体面貌而放弃凸显自己个性的历史责任感。所以，奥斯曼之外的现代大巴黎，是巴黎的一个粗糙外壳。它不是在原来巴黎的风格上延伸，而是匆匆在一个艺术精品的外面，套了一个现代箩筐。 现代建筑师是最强调个人风格的，而水平却参差不齐。当这样一个群体一哄而上，效果可想而知。建筑师的个性作为一个职业要素，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定论了。人们已经忘记了，城市作为一个完整作品，最需要的是什么。在完整的奥斯曼的巴黎中心城区，凡是要增加一栋建筑，只要稍微城市一些，你都必须承认，建筑师只能在这个时候放弃自我表现的强烈愿望，而是做一个“织补匠”。使得自己增加的那一部分，天衣无缝地“织补”进这个城市的整体景观。可是，如今，中世纪手艺匠的职业道德和品质观，早已随现代风潮席卷而去。 毫无疑问，在旧制度下，最凄惨，最没有保障的、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底层民众。记得读到过一名学者的文章，描述他所见到的一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底层民众，他们居住的房屋形式，与他参观的几千年前的早期人类住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因此而感叹，从建筑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历史进步都发生在王公贵族的一端。而底层民众在建筑史上，处于零历史的状态，他们是最需要同情的。在同一篇文章里，这位学者也同样提到，底层民众又是最不能够美化的。这使我始终在思索，往往是最应该被同情的底层民众，为什么又是最不应该被美化的？ 历史上，屡屡如此上演，在解放底层民众，将他们被剥夺的权利还到他们手中的同时，社会最容易普遍产生和接受的，就是由同情转为对底层民众的赞美。这样的美化，又通常导致赋予他们多大的权利，其结果，总是发现，不知有什么魔力操纵，原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原本应该是软弱而善良的人们，原本期待为他们自己也为社会造福的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狂暴和肆虐。他们可以如旋风一般扫荡这个社会，不仅吞噬原来的强者，也相互吞噬。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能够导致最迅速和规模最大的破坏。待到幸存者们清醒过来，一切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永远弄不明白，是在什么魔法之下，使得历史一次次重复这样的悲剧。 在读到这位学者“建筑零历史”的说法时，我突然领悟到，底层民众在长期的人类发展史中，他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建筑零历史”这样的悲剧，他们同时经历的，也有在理性思维和精神文明进程中，同样“零历史”或者“短历史”的状态。这是过度美化底层民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的根本原因。当他们长期处于悲惨的生活状态时，他们文明程度的不充分，缺乏理性的一面被压抑和掩盖，没有机会暴露和爆发。可是，假如在过度美化的同时，也将过度的权利交给他们，他们的致命弱点就会在权利的催化下，瞬间爆发，迷醉的，暴力的，甚至极度残忍的。

作者林达就是写过几本“近距离看美国”的神秘的作者林达，也就是写作《在边缘看世界》的那个林达。现在，她带着一本描写“革命”的文学名著(《九三年》)奔赴巴黎。在法兰西的城堡、广场、宫殿、教堂、博物馆，咀嚼着文化的成果，品味着艺术的盛筵，倾听着历史的回声，感悟着前人在血与火中凝成的思想和智慧——作者于浓厚的法国历史文化氛围中，用大量的历史细节和场景，丰富了对艺术、文化，对历史、社会，以及对“革命”的理解。 事实上，这本书也可以起到为旅游者充当指南的作用，比如我们知道了塞纳河上有西岱岛，巴黎城市改造的故事，戴安娜喜欢的“里兹饭店”，那个“像里兹饭店一样大的钻石”的“里兹饭店”只容许住店客人进去，旁的人不能进去逛逛。遗憾的是，从我的阅读体验上来说，作者对历史故事的叙述远不如她讲美国的那两本流畅，并且现实的游历和历史的遐想这两者互相成为叙述的障碍。　　书的“目录”也被一个记录主题、人物、地点和事件的“导引”所代替，作者没讲大铁塔，没讲卢浮宫，他讲的是午夜出版社、新小说家、《新桥恋人》和《我走了》，还讲了巴黎的书店、在法国看电影和一帮在法国的中国艺术家。作者在序言里说――写这本书的人喜欢用“我”，这表明他是相当主观的。一本旅游读物不能这样写，不能用“我”，而应当用“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带出那些人人感兴趣的事情。　　其实作者知道，谁也没把他这书当旅游读物来看，一个艺术家的装腔作势就体现在他在“我”和“我们”的较劲上了。在观看巴黎一广场上的杂耍之后，作者还算诚恳地说:“我码砌字句的方式有点像那个杂耍的家伙，我也没有带给人们真正的东西，而是东敲敲、西打打，似乎为了等待某种感觉的到来故意拖延时间。是什么感觉呢？我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