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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支蜡烛在静静燃烧，101束烛光在闪闪发亮，在这被烛光照亮的大地上，曾经孕育了一位文学巨匠。从1904年到今天，他洞察了一个世纪的世相人心；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五四”的血在他的身上奔流了80多年……他是中国社会命运的见证人，一个寻梦者、清醒者、反思者、批判者……一位可亲可敬的世纪老人，随着10月17日的到来，似乎一切的褒贬都如风过峡谷，惟留绝世之声。然而我们不会忘记他——巴金老先生，曾几度感动中国，感动全世界！
先生曾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写到：“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他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
就是这样一位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带给了我们每一代人一个有激情有价值的青春；带给了我们每一代人希望，勇气和力量……
初次接触老先生的作品并不是在一个多么成熟的年龄，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他的《随想录》。当然大多是无法读懂的，所以对于仅少明白的几篇，记忆是不敢模糊的。时隔几年，已经读了很多老先生的小说，感动、启发自不必多说，然而令我吃惊的却是当初读《随想录》时的成就感和一点一滴的感悟，还是没有丝毫褪色。
读《谈＜望乡＞》的时候，一连看了好几遍，从最初的懵懂到最终的感叹，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位慈祥的老人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对下一代人的关爱。尽管我不属于看《望乡》的年代，但从兄长那里传递来的震撼依然不减。无论当时社会给八十年代的青年怎样的误解，怎样的不屑，然而令他们庆幸的就是还有这样博爱的老人支撑着他病痛的身体为他们辩解，给他们信心……而令这位老人的期望和关爱承接到了我们九十年代的青年人身上，我们同样不会甘心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我们亦然会如我们的兄长建设祖国，完成使命！
冰心先生称巴金是“一位最可爱最可佩的作家”，而可佩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加婚姻的态度的严肃专一……我想这点在《怀念萧珊》中有最有力的证明。字字动情，句句感人，每位读者都逃脱不了泪流满面的结局……
101支蜡烛的生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停地缩短，它们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尽管一生短暂，却留给了世人温暖与光亮，就像《随想录》带给了我们希望和勇气，就像巴金老先生，斯人已逝，却留有余香！
《家》读后感

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作品。讲述一个出生在旧社会大家庭的青年，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在封建礼教土崩瓦解的时代觉醒了。看到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杀人的礼教。鲜活的，青年的生命，做了毫无价值的牺牲品。而一种麻木、忍耐、怯懦、退让加上封建的卫道，却仍在绞杀更多鲜活的生命。青年终于忍无可忍，愤而出走了，成个这个家庭的叛徒。
距离那个时代远了，不读书，那都是些无法想见的故事。我现在只是隐约记得小时候，时常听到要破除封建迷信的话。至于封建迷信，只以为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大概跟狐仙有关的，至于是否一定要破除，到从来没想过。《红楼梦》有不少人说是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可我怀疑作者是否有这么高的思想素质。他只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把他一生的富贵和辛酸写在纸上。至于抨击封建礼教，反抗封建思想，我想曹雪芹不会的，那些只是后人的评说。即便书中确有这样的影子，那也不是因为这个目的；即便是有这个想法，也不会这么清晰明确和坚决。可《家》却是为了反抗而写的一部书。
巴金本来就生在一个反抗的年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牺牲的何止几代人。历史的车轮碾过，辙子里满是浆血。礼教造成的悲剧又何止几桩，万千的人在其中受苦，却又令人惊异地维护和宣扬着这种礼教。鲁迅是一针见血的，“满纸的仁义道德”只看见“吃人、吃人”，吃人的人也终将被人吃。但我还是惊讶，几千年一直都是这样，谈不上反抗。曹雪芹不是真正的反抗。真正的反抗是在帝国轰然倒塌，思潮开始涌入麻木的中国，从一批不肯简单地上吊作牺牲品的人开始。巴金生在一个反抗的年代，他写的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反抗。
这本书我不敢说他写的很好。但题材是很好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会产生怎样惊人的效果！可想而知，会掀起一个潮流，激励一代青年，点亮一代人的思想，所以说这个作品属于那个时代。现在读起来，是一种遥感了，毕竟在他们的努力下，时代变了。
文坛巨匠巴金这个月17日与我们永别，将在另外一个世界审视生活。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部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大作——《随想录》。而我呢，也再次捧起巴金这部绝笔之作，希望从中再挖掘出老人家的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推荐给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年代的人们。
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随想录》耗费了巴金整整七年的时间，终以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敢于如此剖析自己的灵魂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这种勇气来自于一位见证几十年中国历史巨变的老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巴金创作这部《随想录》是因为他觉得必须深刻反思历史，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怀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巴金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一步步逐渐深入地独立思考。“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在作品中，作者没有醉心于苦难中的甜蜜，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和谴责者，而是把自己连同历史一起押上审判台，他“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他解剖着自己，同时解剖着历史，他要找出并剔除附于文化与心灵上的毒疮与脓血，为一个民族找出通向未来的道路。
读《随想录》，已经没有《家》、《春》、《秋》里充满激情与青春的激越的文字，已不再会为那近乎直露的浩荡的情感所淹没。然而它的平静而沉实的笔调，却正适合了一个历史老人忏悔与批判的深度和智慧。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

　　曾经热烈活着的巴金
　　文 /阿弥
　　今天看啥呢？
　　巴金晚年爱和家里人一起看电视。客厅里的两把长沙发、4把单人沙发统统被占满，有时弟弟李济生与两个保姆，专门请来搀扶巴老行路的家乡人罗小吴也一并来凑趣。向来和颜悦色的巴金在家从来不搞“一言堂”，面对“今天看啥呢？”这么重要的事，他也从来不表态，听大家的民主决定。鲁迅在世时还经常看看《罗宾汉》、《人猿泰山》之类的娱乐大片，巴老倒和他一样兴趣广泛。《鹰冠庄园》最受巴老家欢迎，但巴老女儿李小林嫌《上海滩》胡编乱造得厉害，经常跑到楼上去拒绝收看。而巴老则自岿然不动，依旧和全家人看得津津有味。
　　讨厌《蒙娜丽莎》
　　巴黎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艺术之都，先后留学巴黎的朱光潜、冯至、傅雷都一头扎进这座艺术之城里流连忘返。然而巴金来到巴黎可不是为了这浮华的艺术盛景，他更向往大革命历史中的巴黎。上世纪30年代，他便与朱光潜就《蒙娜丽莎》到底是不是油画争论过。当然，达·芬奇作画的时候，油画颜料还没发明呢！然而收纳《蒙娜丽莎》的卢浮宫也为巴金所贬斥，“我不是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没有一点顾惜。艺术算得什么？”巴金贬斥那些沉溺于线装书、宋元瓷瓶等古趣中的教授，觉得《四库全书》、故宫、佛寺、古迹、旧戏，统统是“统治阶级的宝物，是旧时代的把戏”。
　　然而最终摆脱无政府主义激进思想影响的巴金，渐渐地也开始在满是外文书的书柜里添了明代万历刻的线装本《批点唐诗正声》，闲来无事听听川剧。后来就简化汉字的问题上，他说：“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
　　广玉兰下流产的《群》
　　巴金是新中国唯一不拿薪津的作家，即便是夫人萧珊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工作，也完全是义务劳动。国家考虑到巴金国际国内的影响，总得给他安置一处像样的会客场所，便安排他住进这栋武康路上的小洋房里。现在走过那栋房子，依旧可以到两株参天的广玉兰遮天蔽日。天气好时，巴老曾常常拄着拐杖在树下散步。《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便是在树下构想出来的。他原本打算在新家中安静地写掉《激流》三部曲的续篇，让觉慧离家后投入群众运动中去。然而住进了小洋楼的巴金却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写作这部新长篇的计划一直被搁置，只是可惜了想好的书名———《群》。
　　从那时起，巴金的生活方式与时间便不再属于他个人了，尽管这栋房子高昂的房租在巴金的坚持下，仍旧一直自己支付。
　　脸庞上滚来滚去的黑眼珠
　　《春》在《文季月刊》上连载，巴金每每收到众多“粉丝”的来信，索性有选择性地挑出一部分发表公开回信。其中有位女“粉丝”的来信，彻底走进了巴金的心灵。小巴金13岁的萧珊是爱国女中的活跃分子。见了巴金后，对他顿生情愫，邀请他到学校去演讲。向来不善演讲的巴金居然答应了这个小姑娘的请求，结果一上台，没头没脑地便来了句：“我是四川人。”便窘得不知该讲什么了。他早已被萧珊那“两颗圆圆的漆黑的眼珠顽皮地在清癯的脸庞上滚来滚去……”征服了。
　　怀念从文
　　巴金尚未去法国前，便已读过沈从文的作品，满心欢喜。1932年，巴金与沈从文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巴金和沈从文都不喜欢表现自己，总是默默地帮助对方，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巴金从先生夫人张兆和的电报中得知噩耗，却翻遍所有的报纸仅看到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巴掌大的一篇追悼会消息。“这个人究竟是好是病，是死是活，他不可能像轻烟散去，未必我得到的噩耗是在梦中？！”巴金撰写的《怀念从文》一文刊出后，引发震动。郭玲春来上海看望巴金说：“从文先生逝世，新华社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家人只通知了从文先生的单位，告诉了美国的一位亲友。这位亲友，马上把消息传给了香港某报的一位朋友。这样消息就‘外转内销’了。”穿着病服的巴金说：“郭玲春，难为你了。”
　　《全集》一部，送给你！
　　巴金孙女癶癶5岁就随去美国进修的母亲来到了波士顿。癶癶聪明，1年后就学会了英语，照了个洋娃娃照寄来给爷爷。巴金欢喜这个小孙女，回信说这一年身体不好，哪里也去不了，只好坐在小桌前，不像癶癶可以到处跑。然而巴金面对照片上那个美丽的“西方化”小姑娘，顿觉陌生起来，“我下次同你见面时，希望你不忘记说中国话。老爷爷爱你，我的好癶癶，我相信还可以见到你，我给你留两件礼物：一，来回飞机票一张；二，我的《全集》一部，希望你有机会读它。”
　　巴老小事
　　文 /阿弥
　　《望乡》与“五百型”机器人
　　75岁的巴金和很多人一样观看了日本电影《望乡》，待到电影结束时，他已老泪纵横，“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然而这部以妓女为题材的日本电影，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上映，还是被戴上了顶“黄色电影”的帽子，有人甚至觉得“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在舆论压力下，巴金却毅然站出来说：“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巴金活跃在四马路一带文人区，然而四马路恰恰同时以红灯笼高高悬起的烟花柳巷出名，看着那些出堂差的妓女，巴金坦言：“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巴老甚至很时髦地引用了好莱坞大片《未来世界》，他反对把年轻人摆在温室里，反对把年轻人改造成“‘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
　　9门外语通
　　尽管世人皆知钱钟书、施蛰存都是文学大家中的语言天才，却往往忘记巴金通晓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和世界语。1991年三联书店出版《巴金译文选集》，在序言里巴老说，到1982年为止的60年间，他译出的作品全部加在一起比这个64万多字的两卷本的字数要多出好几倍。尽管巴金出身在一个传统的成都家庭，却因学习英语可进收入颇丰的邮局做事，被祖父送入了成都青年会主办的英语补习学校读书，怎奈才上了一个月便辍学在家养病。祖父又替他找来了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念书的香表哥给他天天开小灶，两人便在一起读了英文版的狄更斯小说《大卫·考贝菲尔》以及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他习惯译一本书参考不同版本，比如《父与子》就用了俄文原版、一种德译本和四种英译本。而从巴黎回国后的巴金加入了世界语学会，他又用世界语翻译了包括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等许多作品。“文革”期间，无书可读的巴金便读英文版和德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甚至在批判会上，巴金就在下面低着头背法文。工宣队听到巴老自言自语地念外文，便要喝止他，抢过巴金的书，一看封面是红色的，便只好不了了之。
　　新中国最早的sohu族？
　　有人说从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巴金是中国最早的sohu族，其实不然，他照样上班，打的却绝对是义务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当时尚在日本的巴金被朋友急召回国，主持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从组稿、编稿、校稿，跑印刷厂看大样，从未拿过一分钱。解放后，即便是国家对巴金这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增发的特殊津贴，他也照样分文不取。每次出国访问所需的服装费，及国内的往返旅费他也向来自掏腰包，从不报销。拿如今的稿费标准来看，巴金当时拿的稿费可算是天价，足以让他衣食无忧。1984年，他到日本参加国际笔会，只是接受了几次记者的采访，便总共拿到了税后80万日元的采访费，足够养活好几个工作人员。一转手，这笔巨款又被送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办公室里。病榻上的巴金依旧不断收到各方送来的稿费，可他往往看也不看一眼，立刻让女儿捐掉，“捐一点钱是应该的。比起国家在我身上花掉的医药费来说，是很少的。”
　　此“巴”非彼“巴”
　　实在是因为巴金早年迷恋无政府主义思想，所以人们一提起“巴金”这个笔名的来历，便不由自主地想起无政府主义的两位大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然而巴金本人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在《谈<灭亡>》一文中解释说，当他在法国时，因为身体原因，来到小城沙多-吉里休养，在当地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其中便有位来自北方的巴姓同学。可惜这位巴同学与巴金相处不到一月，便去巴黎了。第二年，巴金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虽然两人相处只算得上小熟，然而身处异相，对同胞不幸的命运却生发出颇多感慨，于是便拿了“巴”字来用。而正当巴金为笔名找另一个易记的字时，恰好他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同学便开玩笑地点了“金”字。关于巴金笔名的传言，起码有一半是真的。

百岁的巴金已经垂垂老矣，病卧在床，对于今天的世事已经不再能够像以往一样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沧桑巨变已经无法进入老人的视野。虽然老人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使得他的生命的创造得到了完整的展现，但他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已逝的二十世纪对于今天的意义，象征着“五四”和中国现代文学仍然和今天具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他是那个时代仅存的大师，他的存在仍然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个早已成为历史的时代，让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在一个“现代性”的文学的宏大叙事已经被瓦解，现代性的精英文学已经不再居于文化的支配地位的时代，巴金的存在毕竟说明曾经有过的那种被文学感动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巴金乃是中国现代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的两个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阶段是从他开始创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巴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断以他的杰作影响者他的读者。 这个阶段是他的创作最为活跃，对于中国社会不断构成冲击的的时期，也是创造力强大的时期。他在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同时，还编辑刊物主办出版社，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声望的来源主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为人们熟悉，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其中对于传统大家庭的复杂和压抑的深入表现，变成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源头。但其实巴金的许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和《寒夜》都是感动中国的作品。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的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最好的象征。而他对于 “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当时的青年为之震撼。 巴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他主要的代表作是他的五卷《随想录》，这些短章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的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和自由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 第一个阶段，他的作品期望让“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 而第二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 巴金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以率真的、自白式的强烈的风格感动了他的同代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传统的秩序的愤懑和仇恨，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他的成名作《灭亡》现在并不广为人知，却就具有一种不安和愤怒的基调。主人公杜大心的悲愤和痛苦都显示了巴金对于人性探究的深度。这部作品中的杜大心对于“人”的仇恨其实与他对于人类的爱相互交织。杜大心式的绝望是强烈热情和幻象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从《灭亡》开始，巴金就接触了“革命”和年轻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这里的知识分子渴望和底层的人民建立联系，却仍然极度孤独和极度敏感。这一主题在《爱情三部曲》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在这部由《雾》《雨》《电》组成的三部曲是巴金本人最喜欢的作品。这部作品涉及了革命、爱情、暴力等主题，延续了《灭亡》的思考方向，显示了民国时代混乱中国社会对于都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的压迫和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激进思想的强烈的影响。 他的这些作品正好应和了二十世纪前期席卷世界的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的诉求。他在一种高度都市性的氛围中表现了一种激进和浪漫的想象。《灭亡》和《爱情三部曲》都充满了心理的复杂表现，充满了浪漫的激情和强烈的主观性。他通过高度主观的表现体现了一种都市性和青春化的“现代性”。这对于当时的新青年来说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对于他们在价值、行动和感情方面的种种危机和困扰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李健吾曾经指出：“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他们都才从旧家庭的囚笼中打出，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们有憧憬的心，沸腾的血，过剩的力：他们需要工作，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实际是为了自己），是为一个更高尚的理想，一桩不可企及的事业；而酷虐的社会——一个时时刻刻请求苟安的传统的势力－－不容他们有所作为，而社会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恶。这些走投无路，彷徨歧途，春情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励，安慰。……他们急于看见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战斗，同时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见自己挣扎，感到初入世被牺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先生来了，巴金先生和他热情的作品来了。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巴金的作品如此鲜明地表达了五四一代人的全部的热情，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和矛盾。 真正使巴金进入大众和三十年代以来的流行文化的无疑是《家》《春》《秋》。这些作品仍然有强烈的热情，却又有曲折的情节，有类似“情节剧”的催人泪下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巴金真正变成了一个当时高度流行的作家。中国内地城市的压抑，传统大家族的钩心斗角，感伤的情绪和复杂的纠葛，都有某种张恨水式的调子，让当时时代青年之外的主要阅读群体－－市民阶层也迷恋这些作品。我们今天熟悉的觉新的软弱和他与梅的情感、瑞珏的难产等等情节都是我们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熟悉的，是容易得到当时的市民品味认可的一种“现代性”。而巴金同时通过对觉慧的叛逆的表现和许多激情的表述仍然通过保持着他的启蒙的现代性的激情。这两者的结合和对故事和细节的关注都使得这些作品获得了声誉，巴金的写实性开始和他的主观性有了平衡。他的最为接近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小说是四十年代写作的《憩园》和《寒夜》，这些作品含蓄深沉，对于日常生活的微妙性的观察更加深入，他通过这些作品重新探讨在时代的危机中处于困境的中国家庭的状况。这些作品的那种无奈的同情和悲悯的情怀也一直成为感动中国的要素。 巴金的力量在于他终于找到了“新文学”和市民文化的某种交流和沟通的点，从而完成了五四新文学和作为“鸳鸯蝴蝶派”基本受众的市民的联系。巴金的文字的有趣之处正在于的感伤抒情的风格在某一方面正好和经过了解放后的许多波折和试炼，新时期之后的巴金通过《随想录》留下了一个老人对于生命的关切。他的五四情怀仍然是文章的主调，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时刻体现出来。《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其中通过为当时上映引起争议的日本电影《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 《随想录》无论是怀念逝去老友亲人，还是分析八十年代中国的世象人心，或是忏悔自己的人生失误，都贯穿着这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现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了历史，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一个五四长者的作用。其实，《随想录》也是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具体而微的讨论提供给人们一种通俗、明快的价值观念。也是试图培养他的市民读者的文化的敏感性。而当时这种敏感性的缺乏是如此严重。 巴金曾经在二十世纪历史的关键的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可能他的作品的高度的价值已经回归历史，也不断有对于他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质疑，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的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 我想，他的自由精神对于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社会来说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追求和探索为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他的“现代性”的追求固然宏大，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其实也强调世俗日常生活的满足和个体的生命的欣悦的意义。无论是《家》、《寒夜》，还是晚年的《随想录》，巴金都有强烈的“世俗关怀”，都期望人们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采。而这种丰富多采似乎在消费文化中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在这一方面，其实巴金的思考和今天的消费时代的价值有相当的相关性。我不认为，巴金和今天的消费文化就完全格格不入或对立。相反，巴金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人们多元选择的可能。巴金当时追求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多元性的开端。无论如何，今天的消费文化的多样选择的活力还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巴金的理想精神当然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参照和反思。他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对于“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种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的努力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能够让我们反观消费文化的弱点和问题。消费文化具有的仅仅追求市场成功和物质满足的方面当然是巴金所反感的。《随想录》其实也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巴金也给了今天很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