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巴金《忆鲁迅先生》的研究报告
巴金，和他生平最崇敬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之间，可以说有着一种深远的不解之缘。
1926年8月，巴金第一次到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他在北京患了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住了半个月就走了。在这半个月内，始终陪伴着巴金度过那段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以后的几年里，巴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他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巴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
巴金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感触颇深地说：“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在繁忙的编辑事务中，巴金和他早就心向往之的鲁迅先生有了直接的交往，尽管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相距也并不远，巴金却从未主动拜访过鲁迅先生。这或许是由于不习惯、不善于在先生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或许是怕打扰了先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巴金对鲁迅是怀着敬重和信任的，他也期望自己能让鲁迅了解。
他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和鲁迅先生熟悉的友人黄源、黎烈文，向鲁迅转赠自己的作品，也从他们那里听取鲁迅先生对于编辑工作的意见。对于巴金这位并不参加左联，然而才华出众、在读者中间有广泛影响的青年作家，鲁迅与某些左翼评论家不同的是，他更多地采取了理解和爱护的态度。
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震动全国，也震动了巴金的心。虽然直接的交往有限，巴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感佩与亲近之感是极深的，何况先生给了他的事业以重要的支持，给他的精神以巨大的鼓舞，给了他理解。这些也使他对先生充满了感情。
对先生逝世，巴金不胜悲痛，他赶着为《文季月刊》第6期编一个纪念特辑，他在卷头语《悼鲁迅先生》中说：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虽远僻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很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在几乎所有的巴金所写的追忆鲁迅先生的文字中，他都强调了先生的伟大的人格风范，经常出现如“良心”、“人格”等字眼，我们知道，它们也是理解巴金一生写作品格的关键词。可见，巴金从鲁迅先生那里是自觉汲取了人格力量的。
同是在这一篇文章中，他还说: “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执着思想的火把，领寻着无数的青年向远远的一线光明前进”。而巴金，无疑正是这无数青年中的一位。
22日，为鲁迅先生举行葬礼，巴金亲自参加扶柩，和其他几位青年作家一起，抬着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棺木，亲手把他生平最崇拜的伟大导师的遗体送入墓穴之中。巴金不仅在葬礼上为鲁迅抬棺，更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十数次撰文悼念鲁迅。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是永远的老师”。
13年后，巴金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依然满怀深情地谈起他当时在殡仪馆中为先生守灵的情景――
“我站在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脸，我想着我个人从他那里得过的帮助和鼓励，我想着他那充满困苦和斗争的一生，我想着他对青年的热爱，我想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想着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北、阴云在中国天空扩大的时候离开我们，我不能够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像立誓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
‘你像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像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辜负你。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
巴金曾多次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坦言，自己不配称作鲁迅的朋友或学生，只是一名鲁迅的忠实的读者，是“靠着太阳的恩泽”成长起来的“墙边的一棵小草”。可见鲁迅的思想、人格和著作对青年巴金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鲁迅与巴金，一位是横眉冷对的斗士，一位是在忏悔中挽回生命尊严的勇者。他们性格迥异，命运多舛，都曾作为政治符号被供上神坛，也曾因时代的变迁而饱受非难。
鲁迅与巴金，作为中国近百年文学史中最受人瞩目又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们的生命历程是中国人文化探索的一个缩影。
鲁迅――巴金心中永不殒落的辉煌太阳！

我一直很崇敬鲁迅先生，虽然我对于他的作品知道的不多，但是鲁迅先生给我的感觉，总有那么些许“可敬而不可亲”，虽然老师说他其实并不如外界传言，是座心高倨傲、盛气凌人的“冰山”，可到底不太相信，我在接触先生时，总有种偷瞟他一眼就会被他严厉的目光“杀死”的感觉。
后来有机会读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作者以其独到的女性视角、细腻的笔触，向我展现了不可多得的另一个鲁迅：生活中的鲁迅细致沉稳，就拿嘱咐妻子送学生回家一事来说，足见其无微不至的心思，学生再怎么大，怎么独立，在他眼里，始终是孩子，仍需要呵护关怀。平时，他也不乏风趣幽默：与刚才还见过面的学生开玩笑装糊涂说：“好久不见！”把人家吓了一跳……
读完全书，我总结出：“鲁迅”和“鲁迅的文章”两者截然不同，前者细致周到，善解人意，文底深厚，平易近人；而后者则是爱憎分明、陈词激烈、疾恶如仇、又直又硬的。鲁迅先生的杂文如同一把匕首，直刺敌人心脏，令人感觉这位大师很冰冷，如同杀手一般，威严难犯。我曾看到过一些他的照片，照片中的他也总是神情严肃的。
在鲁迅先生临终前，仍然忘我地工作……他关心青年，从作者的笔触中，我似乎能看到鲁迅先生那瘦削的脸庞，做着手势，背挺得笔直。而当我联想到这位伟人的去世——不禁心情沉重！鲁迅先生当年毅然弃医从文，以笔作武器，抨击黑暗的旧中国，诅咒一切令他看不惯的丑恶事物，然而这位民族的伟人为中国作出的许多贡献不但没有换来政府的支持，反倒让自己在死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郁达夫说得没错：“一个没有伟大的人出现的民族是全世界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而有了伟人，却不懂得爱戴、拥护、崇仰的国家是绝望的奴隶之邦”。
读完《回忆鲁迅先生》，我重新审视了他的“严酷形象”，但心中更多的是对他艰苦一生的认识与叹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先生一生的写照，他似乎总不知疲倦，“别人起来了，他才睡下”……

　　巴金：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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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月24日17:36 人民网
　　从北京图书馆出来，我迎着风走一段路。风卷起尘土打在我的脸上，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站在一棵树下避风。我取下眼镜来，用手绢擦掉镜片上的尘垢。我又戴上眼镜，我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我在这树下站了好一会，听着风声，望着匆忙走过的行人。我的思想却回到了我刚才离开的地方：图书馆里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那地方吸引了我整个的心。我有点奇怪：那个小小的房间怎么能够容纳下一个巨人的多么光辉的一生和多么伟大的心灵?
　　我说的是鲁迅先生，我想的是鲁迅先生。我刚才还看到他的手稿、他的信札和他的遗照。这些对我也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年来我就没有忘记过他。这些年来在我困苦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感到疲乏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我常常记起他那些含着强烈的爱憎的文章，我特别记得：十三年前的两个夜里我在殡仪馆中他灵前的情景。半截玻璃的棺盖没有掩住他那沉睡似的面颜，他四周都是芬芳的鲜花，夜很静，四五个朋友在外面工作，除了轻微的谈话声外，再也听不见什么。我站在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脸，我想着我个人从他那里得过的帮助和鼓励，我想着他那充满困苦和斗争的一生，我想着他对青年的热爱，我想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想着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北、阴云在中国天空扩大的时候离开我们，我不能够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暗暗地说：他睡着了，他会活起来的。我曾经这样地安慰过自己。他要是能够推开棺盖坐起来，那是多么好啊。然而我望着望着，我走开，又走回来，我仍然望着，他始终不曾动过。我知道他不会活起来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象立誓愿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你象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象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辜负你。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的确，这些年来他的慈祥的笑脸，和他在棺盖下沉睡似的面颜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记忆。在困苦中，在绝望中，我每一想到那灵前的情景，我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勇气。对我来说，他的一生便是一个鼓舞的泉源，犹如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一样。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止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一棵大树，就象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年青人挡住了风沙。
　　他，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已经去世十三年了。每个人想起他，都会立刻想到他的道和他的文章。这是他的每个读者、每个研究者永远记住，永远敬爱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宝物。这些用不着我来提说了。今天看完了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的展览会出来，站在树下避风沙的时候，我想起来：
　　这个巨人，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花尽了他的心血。他忘了自己地为着这个前途铺路。他并没有骗我们，今天他所预言的新中国果然实现了。可是在大家、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却不在我们中间露一下笑脸。他一生诅咒中国的暗夜，歌颂中国的光明。而他却偏偏呕尽心血，死在黑暗正浓的时候。今天光的新中国已经到来，他这个最有资格看见它的人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这的确是一件叫人痛心的事。为了这个，我们只有更加感激他。
　　风一直不停，阳光却更灿烂地照在街上，我已经歇了一会儿，我得往前走了。1949年10月11日
　　（选自《1949—1979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后记：《忆鲁迅先生》作者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生，四川成都人。192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憩园》、《寒夜》等中长篇小说，《旅途随笔》、《海行杂记》、《废园外》、《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华沙城的节日》、《倾吐不尽的感情》、《友谊集》、《新声集》、《爝火集》、《随想集》、《随想录》等多种散文集，另有《巴金选集》、《巴金全集》，巴金散文具有其小说创作的一些特点，即叙述平实，语言质朴，却又能表现强烈深切的感情。写于建国后的散文，无论是歌颂志愿军战士，礼赞新中国、新生活，还是记载出国访问见闻和回忆故人，都保持了朴实的叙述风格和真实的情感内容。
　　在《忆鲁迅先生》中，作者回忆了两个情景：一是为鲁迅先生守灵；二是年轻时去北京考大学因病在公寓读《呐喊》。全篇叙述了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及其作品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深情地歌颂了鲁迅一生的奋斗和功绩。
　　这篇散文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是巴金散文的基本表现方式。第一人称便于写人记事，表现真情实感。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怀念从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写起，使作品具有了真实的心理基础和特定的艺术情境。作者只是简略地叙述自己从北京图书馆出来后对鲁迅先生的回忆和怀念，没有刻意组织的结构，没有使用绚丽的语言，但包括散文后半部分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性文字，都蕴含着很深的情感内容。全篇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展示出特定的情境，从而把读者吸引到散文的氛围中去。如作品开头的一段话，为表现怀念鲁迅先生而设定的情境，而作者为鲁迅先生守灵那段叙述，作为出色的情境描写，极具感人的艺术力量。
　　巴金在谈及《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的写作时曾说：“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做文章，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景……只是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地讲会见的事情”，“全篇文章从头到尾，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爝火集·后记》)不是在“做”文章，而是“老老实实”、“朴实无华”地记录生活，表现生活，这确实是巴金散文创作的最鲜明的特色。

　　走了,最后一个抬棺者
　　“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
　　1936年，鲁迅去世。在为他抬棺者中，有当时32岁但已经文名赫赫的巴金。
　　2005年10月17日19点零6分，这位最后一个在世的抬棺者辞别了人世。
　　当晚8点，记者赶到上海华东医学院。很快，上百名记者将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闪光灯闪个不停。一些巴金的读者也自发地出现在医院的门口。
　　“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显赫的死了。”一位在场的出租车司机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教授认为，巴金是一个鲜活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发展的模本和个案，他用“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来描画巴金一生人格发展的轮回。
　　从信仰起步的文学
　　1927 年 1 月 25 日 ， 23 岁的巴金踏上了从上海港口驶往法国马赛的法国邮船，他要到无政府主义的故乡去寻求真理。此前，这个叫李芾甘的青年， 17 岁时读到了《告少年》和《夜未央》这两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品，欣喜地发现，“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怀着这样的信念,1923 年,20岁不到的巴金离开了成都的旧公馆，去上海南洋中学,后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补习,遇到了一大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
　　陈思和教授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
　　邮轮经过30多天的航行，终于到达巴黎。“1927 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 其间，巴金接到大哥的来信,发现他和大哥的感情越来越深,思想却越来越远，这让他十分痛苦,遂产生了以写作小说的形式,让大哥更深地了解他的想法。
　　1928 年 8 月，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完成， 1929 年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刊》上,从 1 月号起连载了4期,并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名字。
　　无政府主义让他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巴金毫不避讳此点。许多研究者认为，巴金的作品都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子。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善良的个人，邪恶的社会”，而这即是巴金作品的主题。
　　对信仰的近乎热恋情人般的执著，终其一生，是巴金精神世界的不变基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陈思和表示。
　　“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树立着五座校友的铜像，依次排开分别是鲁迅、胡风、巴金、严济慈、袁隆平。这里是巴金的母校，1923 年底,19岁的巴金曾在这里学习，当时的校名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特别注意到这些铜像，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分别是 20 世纪中国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象征。巴金铜像前的四个字“掏出心来”是巴金亲手题写的，几个字浓缩了 20 世纪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他作品的全部。”
　　“巴金一生都为之努力，连同他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也是 20 世纪中国乃至现在的奋斗目标。巴金是 20 世纪中国精神的代表，他一生的探索是整个中华民族探索的缩影。”钱理群教授表示。
　　1931 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为年轻的巴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27 岁的他已经是沪上声名斐然的作家。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7 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急剧动荡,巴金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
　　“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
　　“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陈思和用了“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来概括巴金，“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