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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先生认为：“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因此，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彼此特别熟悉。但是，与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相比，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在第二篇“文字下乡”里，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文盲，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她很聪明。没有我的母亲，我的高中文凭的父亲也不可能事业有成的，而且我的母亲在深圳短时间内自学了粤语和普通话，之后还自学认字和写字。
在解释中国的差序格局时，费先生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这个网络里，费先生认为只有“礼”才可以维系每个人的关系，并在文中大量地引用孔子的话语和例子。
费先生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总之，乡土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稳定的差序格局。
在“男女有别”的一篇中，费先生认为：“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上是交错的，因为以生育为功能的家庭总是异性的组合。因之，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了这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和“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深刻地展现了乡土社会的性心理，但是，我认为这在现如今已经改变了许多。只是，男女之间多了些平等，并没有“有别”。
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没有法治的，但是，这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是孔子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就让我明白了，乡土中国的乡土性质其实是受孔家思想影响的，而且影响深刻。
正因为礼治惯了，所以，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乡间看到坏的行为却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所以，费先生倡导：“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讲到“无讼”这一篇的时，我看了之后觉得费先生思想很激进，看待现实中的一些诟病眼光很犀利，大胆地揭露社会上的弊端，让我很敬佩。
“每个要在人生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些众多规律之下，从心所欲而不碰着铁壁。” 这就是教化权利的效应，是乡土社会中长老统治下才有的。另外，“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逃遁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有句谚语说的就是长老统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所以，长老统治对乡土中国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和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关于“血缘和地缘”这一篇中，我学到了：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怎样才能成为村子里的人？”大体上说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最后作者总结：“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最后一篇中说到：“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么你就会会问到欲望是什么？费先生用孔子的一句话解释——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这里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绵续，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会有五味之好。”作者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欲望是合乎人类生存的条件的，认为这是自觉的文化事实，不需要计划，这就有别于现代社会了。
乡土中国的情结是扎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底，是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体验。虽然有人从意识形态方面排斥拒绝这种情结，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情结是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集体意识存在，并不会因为少数人的意识缺失和丢弃从而不复存在，而是将一直通过民族的血脉传承下去。费孝通先生正是看到了或者说是深刻体验到了这种情结的力量，从而在社会学层面试图进行解析。这大概应当是《乡土中国》里个人情感的显露。

刚刚看完被誉为“当代徐霞客”的雷殿生在听道讲坛的演讲。看了两遍。
其中有两句话印象颇深，一句是：“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很难，但是你别它想成难，只要咬牙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都能过来。”最近一直在腾讯微博（@老牛wzn）上“剑指心灵鸡汤，旨在独立思考”，还专门开了#鸡汤牛解#的话题。如果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或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我对它的第一感觉是不会特别好的，是有些反感的。而把这句话放在整个演讲里，其背后的逻辑让这句话有了更大的价值。
“就是为了一个念头、一个信念，就想完成一件事”，“没有读过万卷书，想通过行万里路来丰富我的人生”，等等，这种类似的话一直被行者雷殿生诉说着，嗯，这是他“坚持”的“方向”。他的方向清晰到，他还专门给自己的出发设了三个主题：环保、民俗、探险。我毫不怀疑一定有人看完其演讲，听完其故事之后会感慨：这才是人生啊！似乎，大家都意识到了些什么，也朦胧中有了些“方向”。而行者雷殿生不仅有“方向”，更有“方法”，也就是他口中的各种“准备”，长达十年的准备：资金上的努力，学习武术、气功、散打等，坚持每天5至10公里的中长跑，阅读地理、民俗等各方面的书籍，甚至还切除了阑尾，怕得阑尾炎，等等。这还是个“明白人”，他可谓“一身轻”，无老无妻无儿女，他把房子和积累了的一箱子的邮票全部卖掉了，为了足够的资金。说他是明白人，因为他知道告诉听者——人该有责任意识，他的潇洒是因为他一身轻。在与野兽四十多次的零距离接触中，他是通过放鞭炮、放气雾剂等来自我防卫的，而这，都需要事前的“准备”。如此这般，他才能潇洒地做到连续10年20天走完8万1千公里。其中的逻辑就是，“坚持”需要伴随着“方向”、“方法”等。
还有一句是：“我一直是在路上，我在路上，我能找到感觉，我能找到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这也是他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说“印象颇深”是因为他居然用了“天人合一”这个词，用了“居然”一词是因为我也早早地在用这个词来阐释旅行的意义。不谋而合，甚喜。而我自然也有这种自知之明：话都会说，感悟背后的支撑就差远了。他演讲中的两个引起全场爆笑的小故事也让我对行者雷殿生的演讲水平有着刮目相看。第一个是他被抢劫的经历，两三个年轻人从丛林、桥下蹿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雷殿生头发半米有余，手持锃明瓦亮的长刀，也朝年轻人飞奔而去，大喊：“我终于看到人了！”哈哈哈哈！第二个小故事是说他在罗布泊的一个经历，他被一匹狼跟了94公里，（想想这长度，这力气），后来居然是狼跑了，他总结道：“最后我把狼靠跑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谁吃谁呢！”哈哈哈哈！多么经典的两句话！或许，其他演讲者也可以说出来，而从行者雷殿生口中听到，其感受才会是极其深刻的。这些经历、这些感受是真正支撑着他“天人合一”的感悟的。
不管是看“语录”还是能造“语录”，都是需要在完整的情境中能成立的。就好像，行者雷殿生这段令人惊赞不已的十年旅行的背后，是十年的准备，一样。就好像，雷殿生举起五星红旗以示其深深的爱国情的背后，是他实实在在的理性和行动，一样。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自然人的重要性。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真相没有被认知，已成为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司马谈《论六家要诣》中论及道家治身，主张“神本形具”－－即视精神为生命之本，而形体为生命之具观。但是，神（精神）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即使是生命之本，也并不一定就是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并不是血肉之体，不是组成身体的细胞，也不是存在于身体中的个体思想和意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关于人的本质，我们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大，当然大都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意和立论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说法并没有错。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是指哲学概念上的“人”，广义即指人类，狭义是指人群，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那么一个自然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并没有清晰地问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具体的自然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假设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当把“一切社会关系”当成一个大系统时，一个自然人所承担的社会关系仅仅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元素而已，连子系统都算不上。从整体上看，在人类思想史上，据称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命题：一是“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二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关于第一个命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思想，提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特有的方式，即实践或劳动。实践活动是人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也是产生和决定人的其他所有特性的根据。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生产，和作为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产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凡是识字的人就会看出这其中存在着偷换概念的现象。首先，“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是指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不是指哲学意义上“人”自身的本质，尤其并不是一个自然人的本质。其次，对于“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如上所述，这个“人”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人”，并非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否则结论非常荒谬。其三，“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更为牵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何干？或许说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有一定的关联倒还说得通。之所以说在偷换概念，是马克思的上述描述是将“本质”偷换成“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根本没有指出一个自然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或许并不是马克思的问题，是翻译者故意在混淆是非。而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算起来并不是抽象的或者是宏观的哲学体系问题，顶多是哲学的概念。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如西方哲学家，只是观察问题的起点和角度不同而已。事实上，中国的古代思想自成体系，以西方哲学的标准去硬套，好比是说“黄瓜不如西瓜，土豆不如地瓜”，两者没有可比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是立足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需要出发，大多是从个体的问题出发，继而从个体问题走向大系统甚至是宇宙的思考，也就是从实理、实学、实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照哲学体系的要求来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甚至连哲学家都算不上。因为哲学这一概念在近代才传到中国，而且“哲学”一词最初是一个日语名词。是一个日本人所杜撰和拼凑的名词并通过在日中国留学生传回中国。因此，把“哲学”这个名词当作高大上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冷笑话。以西方哲学体系的要求衡量中国古代思想，它的荒谬在于把中国的古代思想体系，硬塞进这个现代制造的瓶子中，从而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打断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传承。当然“哲学”这个现代瓶子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的清晰和透明，但实质恰恰是“削足适履”。其实“哲学”体系是结合古代和现代的西方思维模式所设计，原本由欧美学习的留学生带回中国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思想武器。但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容，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或者说是不实用的东西。由此也连累了现代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认知和传承。因为，现代中国人是通过“哲学体系”这个瓶子去看待装在这个瓶子中的中国古代思想，也把哲学体系作为观察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工具。因而，我们才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不如西方哲学，这正是我们所有搞哲学研究的大学教授所干的好事。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连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也没有搞清楚，又怎么能够去真正治理好这个社会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看，直接把观察世界的人群分成对立的二类。一类是“唯物论”者，一类是“唯心论”者。说“唯物论”者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而说“唯心论”者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精神或意识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即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但是，搞懂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又有什么用呢？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尝试过把人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甚至把古代的思想家也作了一个系统的划分，历史证明是一个笑话。这种遗毒现在还存在，把一些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硬拉进“唯心主义”的阵营，比如把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定义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真比窦娥还冤。首先，王阳明至死也不知道“唯心主义”为何物，第二王阳明并非符合西方认定的哲学家标准。因为西方认定哲学家有一条基本的条件，即看这个哲学家“有没有自己的哲学范式和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实际上王阳明并没有。王阳明只是心学集大成者，并非是原创者。因此，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或许成立，因为西方有宗教。但在中国不成立，因为中国没有宗教。而且，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不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何物，也从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过对立。中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都在务实地探究着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即认识人和社会的“本来面目”，揭示世界的真相。如果硬要把中国古代思想家分装进“唯物论”和“唯心论”就会出现一个天大的难题，无法把所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分装进这两个瓶中。事实上，就连西方的哲学家也并非一定是分为唯物的或唯心的，并非非白即黑。在现代，西方真正的哲人正在抛弃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反而向中国古代哲学靠拢。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指出，“现代科学的方向接近中国哲学，以及对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教授认为，“我们研究宇宙的起源问题，不能排除中国哲学关于“有生于无的理论”。创建“隐序物理学”的伦敦大学物理教授波姆认为，“事实上隐序和显序的实质不外阴阳两态”。之所以在上述表述中一直强调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因为中国的近现代没有思想家，或者仅仅是西方哲学的学舌者，或者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翻译者和演绎者。最多是到位或不到位之差。回归到对于人的本质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认为，人的本质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呈现为一体二面，用现代词来看，其中的一面是社会属性，另一面是存在属性，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一体均由阴阳两方面所组成的基本思想（阳表示显序，而阴表示隐序）。其社会属性的表述就是“人心”，是相对于由人类形成的社会而言。而存在属性的表述就是“道心”，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固有属性而言。一切社会变迁源于“人心”变异的聚合反应，而一切自然界的变化都源于“道心”变异的聚合反应，均不是某一个自然人可以直接操控的。所以，古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荀子?第十七?天论》）。此外，古代的思想家提出天地人的分工分职的问题。如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第十七?天论》）借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体系（是由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表述无法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是说“道心”是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人心”虽然变化但最终取决于“道心”的规律而趋于均衡状态。“人心”的道德取向依据“道心”而建立。所以，儒家专攻“人心”，它是逻辑是，人心治而人治，人治则世治。对于个体自然人就要求克已复礼，修身成仁。最后演绎成包括“明明德，亲民、止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容的三纲八目体系。因此，明代王阳明先生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王阳明《象山文集序》）对于社会管理，儒家要求建立君贵民贱，尊王攘夷的金字塔型秩序，这是后世的儒家结合了法家的君本位思想所提出的。事实上，孟子本人并不赞同“君贵民贱”的观点。儒家继尔提出三纲五常的社会运行规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以此作为约束社会中个体自然人的行为规范。从此把人的思想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较大进步，与历来的统治者独尊儒术有较大关系。在这个层面上，现代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打倒儒家学说后，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比儒家学说更好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劫难所在。而道家专攻“道心”，认为“道心”才是世界的本源，并以“道、德、仁、义、礼”作为解释和规范社会的结构体系。“道心”明，则道德正，道德正则仁义现，仁义现则行为正，行为正则世治。所以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有所为有所不为。而“道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解释为“事物的本质属性”。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并不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将中国古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是浅薄的行为。所以，毛泽东在当时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无疑是明智之举。其它的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思想体系来解释和阐明人和社会的本质，但百变不离其宗。但是，各家学问，有所长也有所短，需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所以，中国人所提倡的“和”（融合、融通）的思想，是中国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因此，不论古代和现代，“人心”和“道心”都是任何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中国古代思想的“理”、“气”、“心”、“道”等概念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解释西方一切哲学的现象，是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范式。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工商皆本”、“允执厥中”、“以法治国”等观点在当今中国仍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不能迷信西方哲学，犹如不能迷信西医一样。西医可以治病，中医同样也可以治病。不能以科学的名义，排拆其它“非科学”的问题，世界的真相并非简单的非白即黑。西方哲学大行其道，也应当允许给予中国古代思想介入社会管理的空间。至少从目前而论，唯物论或唯心论的分类已经有些落伍。假如要问及现代人人皆知的“信息”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恐怕就难以回答了吧。因为，信息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非物质的。那么，了解了人的本质又有什么用呢？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的困惑，从而产生了种种杂念，造成了生活道路选择上的错误，一生浑浑噩噩，患得患失，直至生活即将结束之时才发觉要是重新活一次该多好。假如，真的能让他重活一次，也不见得会好到那儿去。只有了解了人的本质，以及这个本质中所存在的社会属性与存在属性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才能认识到把一个自然人的本质理解成社会关系总和的荒谬性，才能抛弃对于增益人的本质属性毫无用处的一切牵挂，才能获得自由之身，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其实，这也就是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所在。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理论上人的细胞每6-7年全部更新一次，也就是说经过7年，7年前的细胞全部死亡了。那么，怎么认定7年前的你，一定就是现在的你？那么你在7年前的犯罪为什么法律还要制裁你？也就是说，人的物质属性决定了人每七年要“死”一次，为什么法律会有7年以上的刑罚？。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罪犯被判死刑后，愿意捐出所有的器官。当他的大部分器官移植到其它人身上并存活下来。是否是说这个罪犯并没有被执行死刑？纯从“唯物论”的角度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事实上，要回答第一个问题，要从人的本质说起。人的本质包括人心和道心二个层面。首先，从“人心”而论，一个人无论多大年纪，他的社会关系的属性并没有改变，他本身的记忆以及社会公众对他的认知并没有改变。正因为他的社会属性没有改变，所以治理社会的法律体系就要对他产生作用。而枪决这一简单的行为，就彻底改变了社会对这名罪犯的社会属性的认知。第二个问题可从“道心”论之，一个人无论他多大年纪，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即他的“存在属性”并没有改变。而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的总和按通俗的说法就是“秉性”。也就是人的秉性难改。所以，正因为人的秉性难改才可以按他的罪行判罪。即使他把他的所有器官捐给别人，并在别人身上存活，那么他的肉体器官已与他的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作了分割，罪犯就已经在法律意义上伏法了。或许正是这种思维模式，才有了最初的“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这一创举，作为法律惩罚的补充或替代，目的就是想达到作为物质层面的肉体与作为精神层面的行为方式以及思维范式作一个分割，事实证明这种分割是不彻底的，也是无效的。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足为凭。然而，当今社会精神压力巨大，心理疾病越来越多，尤其抑郁症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名词。如果真正能从人的本质这一点入手，可能会找到相应药方。这或许才是认识人的本质的真正用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