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天下黄花》从一个普通村民的视角，审视马村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民国初年，为了村长一职，李家雇杀手杀死了现任村长孙殿元，由此引发了孙李两家的世代仇杀。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来了，为了争夺马村的支配权，八路、汉奸、中央军、土匪几路人马相互咬斗，村民惨遭荼毒，饱受蹂躏。1949年翻身闹土改，地主李家和孙家被斗倒，贫农赵刺猬、癞和尚、李葫芦诸人为了争夺村子的控制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野蛮争斗，马村再度陷入混乱。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已成为村支书和大队长的赵刺猬和癞和尚，以及后发展起来的李葫芦分别带领不同派别，以“文革”的名义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

近百年的时间变迁，“马村”人为代表权力的“村长“之位前赴后继地进行种种争斗，这就是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里》构架的寓言景观，同时也是历史的真相。而此时此处的真相，无关宏大叙事。《故乡天下黄花》的寓言式写作，让对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之下的民间历史的真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它的意义还在于，事实上无论是李家还是孙家或是后来的卫东卫彪赖和尚等，谁坐上了村长的位置，苦难都不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故乡天下黄花》中的冷漠与阴暗来自于作者对人性毫不留情的刻画与描绘。作品中马村村民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权力争夺展现出的“奴性”“冷漠”、“麻木”、“糜烂”、“愚昧”等种种劣性引人发笑，笑过之后又感可气可恨。同时作品冷漠与阴暗的风格特点更来自于作者对人性的绝望，作品虽然只讲述马村半个多世纪的人事变迁，但重复的故事情节使读者感到千百年如一日，人性如此，凝滞不变。 作者有意识地模糊、混淆甚至颠倒正、反两派人物间的阵线与界限，摈弃了二元对立划分，描绘了多元的人物关系。比如还原了原本在乡村占主导地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家族意识，像李家与孙家的数代恩仇、权力斗争；再现村民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历史恩怨，以及互相渗透的阶级关系等，这些关系，并不像简单的阶级关系那样只能推导出压迫反抗这样简单而明晰的因果关系，因而与“必然性”和决定论思想拉开了距离，这使得所谓正义和非正义、进步和非进步的分野在无形中消弭。
没有了叙事者的直接介入，在作品中，叙事人对各个人物的命运都保持一定距离。传统小说对人物惯有的善恶褒贬被一种冷漠、平静的叙述方式所代替。叙事者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隐身幕后。其对人物、事件的评判，间接通过结构、人物的设置、情节的发展以及旁观者的眼光表现出来，给人以客观真实的感觉，籍此来消解、否定意识形态对文学叙事的干预与侵犯。
在作品中，叙述人对各个人物的命运都保持一定距离。传统小说对人物惯有的善恶褒贬被一种冷漠、平静的叙述方式所代替。这种冷漠与平静的方式不仅表现在故事即使讲到人物命运的极其悲惨处，也仍然不作融汇着叙述人情感色彩的抒情描写，而且表现在叙述人带着一种参透人的本性之后，对人生表现出的讥讽与调侃的态度。每个人物都在自作聪明地表现自己，像戏剧舞台上的角色与玩偶，被无形的命运之神操纵着，浑浑噩噩置身其中，却意识不到他们需要摆脱那可悲的境地；甚至还可以说，他们即使意识到这种人生的无望，也必须在这无望的背景上尽职尽责地扮演命运赋予他们的角色。这是个人无法超越历史、超越自身的可悲之处。因此，在那些人物当中，争权夺势的最终失去了权力，杀人的最终被别人所杀。如果说，作品在冷静的叙述下面还潜藏着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么，每个人物命运自身的悲剧性所引起的读者对人性的思索，则属于作者对人性看法的内心独白。这一点作为他主观情感极为隐蔽的流露。
当官、掌权，实实在在地成为作品中诸多人物梦寐以求的生活目标和人生追求。《故乡天下黄花》的总体意蕴正是在这里得到聚焦，富于生活实感的社会场景和纷纭杂沓的矛盾纠葛正是从这里凝定为一个巨大的意象。借助这个意象，作品充分提供了历史反思和文化品味的契机。
《故乡天下黄花》的叙述是冷峻而客观的，在冷峻客观的叙述中又显然包涵着热切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由于贯注在坚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而磨砺出相当尖利的锋芒。这种批判锋芒固然足以穿透和剖析民族性格的某些负面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某些沉积，对于正在走向民族振兴的现实来说，它也不失深刻的警示意昧。
整个作品犹如高贵、华丽的名牌酒瓶装入了农家糙米酒，不合适宜却又满满当当。从如名牌酒瓶的题目看，读者会觉得又是一部以一个人或家族故事来演绎历史变迁的作品，但看了具体故事内容却发现历史变迁只是陪衬，作者只给讲述不变的、庸常的人性故事，原来他给大家耍了个花招。但是不论作者如何“花样百出”，都是他的叙事策略，通过这个策略他向读者传达他自己的创作理念。同时“变”与“不变”的情节安排所产生的张力效果更富有创造力也更有助于主题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