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晓明）
小说《邱园记事》是沃尔夫变革小说的最初尝试，最初实验，另一部紧随其后、名声更大的实验之作是《墙上的斑点》，它被认为是伍尔夫第一篇纯正的意识流小说。它在风格上与《邱园记事》又有了较大的不同，可以看出，沃尔夫的实验是多样性的，她基本上没有遵循于同一种思路，也没有停留在同一种模式上，她终生都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在变化中发展自己、超越自己，这确实是需要勇气与胆识的，伍尔夫的这种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作家们中是压倒群芳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作家，她的这种发展艺术的自觉意识尤其令人钦佩。
《墙上的斑点》的开头更带有偶然与随意的特征。
“大约是在今年一月中旬，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斑点。”
小说围绕着这个斑点展开，更确切地说，是围绕着作家对这个斑点的思绪展开，因为斑点本身实在没有什么，它只是“一块圆形的小迹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呈暗黑色，在壁炉上方大约六七英寸的地方”。而“我们的思绪是多么容易一哄而上，簇拥着一件新鲜事物，像一群蚂蚁狂热地抬一根稻草一样，抬了一会儿，又把它扔在那里……”
接下来，小说就一段一段地表现作家的思绪是怎样“抬一会儿，又把它扔在那里”的。
首先，如果斑点是钉子留下的痕迹，“我”设想那一定是为了挂一幅小肖像画。并猜想那幅画一定是件赝品，由此从画像判断出这所房子里曾住过的人家的品位，以及艺术品背后所应该包含的思想……“我”的思绪脱离开斑点、房子与人家，自由地飘荡，又想到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和人生的偶然性。
接着，又重新开始设想墙上的斑点，可能它是夏天残留下来的一片玫瑰花瓣造成的。“我”开始了静静的、安稳的、从容不迫的思考，离开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于是想起莎士比亚、查理一世时所种的花、自己的形象、未来的小说家以及希腊人与莎士比亚的概括；从概括又想到了日常的规矩，想什么是真正的标准、最后得出自己的一点结论，“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我”的意识是跳跃性的、急剧更替的，同时又是支离破碎而又混乱无序的。既有细碎的回忆片断，又有各类飘忽的印象，还有自己那零星散落的思考，一个“瞬间”闪到另一个“瞬间”，飞快的速度与变幻的内容，令人目不暇接。读者确实难以跟上叙述者“我”的那份快捷的速度，但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读者能从中体会到叙述者“我”的、从“重要的瞬间”中获得的那种“令人陶醉的、非法的自由感”，与此同时，还能体会到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与自由驰骋的惬意。
叙述者不断地给墙上的斑点赋予新的设想与新的形象。
“在某种光线下面看墙上那个斑点，它竟像是凸出在墙上的。……我觉得如果我用手指顺着墙壁摸过去，在某一点上会摸着一个起伏的小小的古冢……”由此，叙述者“我”又想到自己与多数英国人一样偏爱忧伤，想到草地下埋着白骨，又想到古物收藏家以及与附近牧师的通信，最后想到博物馆里陈设的各类器具。
叙述者接着又回到斑点，设想假如斑点是一枚钉到墙里已有两百年的巨大的旧钉子的钉头，直到现在，由于一代又一代女仆耐心地擦拭，才得以露到油漆外面，这样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是否会得到知识呢？于是叙述者“我”的思绪便被引向了知识的问题。这个世界要是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会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世界──安宁而广阔，在旷野里盛开着鲜红和湛蓝色的花朵──这里是多么宁静啊──假如没有惠特克年鉴──假如没有尊卑序列表!
接下来，叙述者又从自己构想的没有尊卑秩序的乌托邦的大同世界回到现实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谁又能对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妄加非议呢？排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这是惠特克的哲学。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
这是社会律。如果你对此很恼怒，那就接受“大自然”的忠告，去接受自然律的东西，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不妨通过注视墙上的斑点，来打断那些不愉快的思想。
这样，斑点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它不仅只是一个斑点，它代表着一种存在物，“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它能帮助你摆脱思想的痛苦。于是，“现在我越加仔细地看着它，就越发觉得好似在大海中抓住了一块木板”。“这里，是一件具体的东西，是一件真实的东西”。它能把叙述者脑际里的那位大主教和那位大法官统统逐入虚无的幻境。而且，我们人类半夜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也会急忙扭亮电灯，静静地躺一会儿，赞赏着衣柜，赞赏着实在的物体，赞赏着现实，赞赏着身外的世界。可见，斑点作为物件，作为具体的东西，作为身外的世界，它能代表着一种现实感，带给人安慰，平静人的不愉快的思想。接着，叙述者又从赞赏衣柜，联想到木头，并认为“木头是一件值得加以思索的愉快的事物”。叙述者的思绪由木头──树──树木生长的草地、森林、小河边──树下的母牛──被树木点染的小河里逆流而上的鱼群──河床上的水甲虫；“我”还喜欢想像那棵树本身的情景──本质紧密干燥的感觉──受雷雨摧残──树液舒畅下滴；“我”还喜欢去想这棵树冬天夜晚独自屹立旷野──树叶紧紧合拢──六月里鸟儿的鸣啭──树皮折皱上小昆虫的爬行──最后暴风雨袭来，树倒了下去，生命也并未结束──还有其一百万条坚毅的生命分散在世界里──有的在卧室、在船上、在人行道上──或变成房间护壁板，男人和女人们喝过茶后会在这间屋里抽烟。
叙述者说，“这棵树勾起了许许多多平静的、幸福的联想”。然而，这种联想的跳跃之快，如同电影的画面一个又一个快速闪过，以至叙述者本人也难以使之定格、凝定，不能不承认这种跳跃速度太快了，叙述者“我”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处于失控状态，因而产生障碍，使“我”思后而不能想前了。“我想到什么地方啦？是怎么样想到这里的呢？一棵树？一条河？丘陵草原地带？惠特克年鉴？盛开水仙花的原野？我什么也记不起来啦。一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进了大动荡之中。”
正在这个思绪的大混乱之时，有人俯身对叙述者“我”说：
“我要出去买份报纸。”
“是吗？”
“不过买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新闻都没有。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然而不论怎么说，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一只蜗牛趴在墙壁上。”
哦，墙上的斑点!那是一只蜗牛。
喧哗的生活、战争的残酷又使漫游的思绪被拉回到现实社会的日常情景中，种种设想的游戏与不同轨迹漫游的虚境终于被打破了，哦，现实地去看那个真实的斑点，原来是一只蜗牛。
《墙上的斑点》作为一篇纯正的意识流代表作享誉中外文坛。它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随即就以其全新的面貌征服了读者，征服了世界。
正因为它的新颖、它对传统的反动，让批评界面对它哑然失语，找不到评论的语汇与概念。即使在今天，它的那份纷乱与杂糅，飘忽的意识的无定向、无轨迹，仍然使人感到归纳与概括的困难。尤其对情节的梳理与复述，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墙上的斑点》情节梳理的立足点，在于叙述者几次都从思绪漫游的终端又回到斑点，再重新依新的设想出征，这几个往复的轨迹，成了这篇小说所能把握得到的脉络。
然而，叙述者“我”的每一次思绪的漫游则是无轨迹可循的，有时让人感到如同幻觉般天马行空，跳跃式地向前跃进，一件事与一件事之间，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之间，既无必然的联系，也无偶然的关联，甚至也没有提供必要的过渡。可见，它在主观意识方面，比《邱园记事》走得更远。它基本上撇开了现实中客观存在物与外在的东西，除了偶尔回到斑点这一依托物之外，几乎完全任人物的意识自在地、任意地、无需限制也无需依附地作纯精神性的流动。伍尔夫让读者看到，人的主观的意识的宝藏有多么的丰富，将墙上的斑点作一个稍微不同的假设，就会引出无穷多的互不相同的缤纷的思绪，真如伍尔夫所说的千万个印象像原子一样落入心头。矫枉必然过正，女作家对此大概有所领悟，她对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强力推行，对客观外界因素的大刀阔斧的弃绝，使她将人物的意识流的动感与美感表现到了极致，这份真实、这份迷人，不能不令读者折服，不能不让批评家们承认，因此，它才一举奠定了现代小说在英国的地位。英国现代小说能迅速地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基本上没有与传统势力打过多的拉锯仗，与《墙上的斑点》等实验小说的成功的铺垫是不无关系的。几个年轻人能快速而又成功地颠覆自古希腊以来长达两千多年的“模仿说”“镜子说”等正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规矩，应该说，《墙上的斑点》作为英国意识流小说打响的第一炮，是功不可没的。
《墙上的斑点》一举成功是非常不易的，首先难在它的变革性，它是一篇拓荒之作，无规可循，无矩可蹈。与传统小说比起来，它更大的难度还在于其纯精神性。应该说，讲故事或编故事本身并不太难，何况还有多少代前人可以参照与借鉴。描摹现实也相对便于驾驭，因为毕竟有生活做蓝本，毕竟有人物做原型。而纯意识与纯精神的东西，则看不见摸不着，无从效仿，也无所凭附，应该说，现代小说在难度上是要胜于传统小说的，难怪伍尔夫曾表白过自己对祖先在阴凉里拿着书消磨时间的逍遥自在的艳羡。《墙上的斑点》所表现的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杂糅。一般的人或许还能当上传统作家，但很难胜任意识流作家这样类型的作家。因为它的杂糅需要作家有丰富的积累与多方面的才能，而不只是单方面的才能。如叙述才能，也就是讲故事的才能，或结构才能，也就是组织材料的才能，或思想的深刻，或题材的独特，这些单方面的才能，都有可能树立起一个传统作家，然而，这些在现代作家那里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意识流作家不关心叙事，也不关心所谓题材，他只关注人物的精神、人物的意识与人物的心灵印象。而纯精神性世界的建构必须以破碎、杂糅来完成。这种杂糅完全脱离外部事件，因而需要作家的多方面的功力。在《墙上的斑点》中，随着叙事者“我”的意识的流动，既杂糅进了作者的渊博的知识与文化，又杂糅进了作家对世界、对人生的领悟与对社会的认识，如对男权等社会秩序的反感，还杂糅进作者对自然景色，如由一棵树所联想的风景的体验。如果只存留着某一方面，都会导致一种单调，同时它的定向性，自然也会产生一定的逻辑性、理性与清晰性，而不能构成一种真正的无主导性的意识流的风格。伍尔夫对于历史、文化都有很好的修养，就是那“古冢”的想像，英国人偏爱忧伤的说法，都足见作家本人的那份文化底蕴。从星期日午后的散步，星期日的午餐，想到一定的规矩，再想到标准的制定，男人的标准，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足见女作家于细微处见真谛，对社会的本质有着深刻的洞悉。在小说的后边部分，女作家对一棵树以及树的相关景色的那份体验性的、细腻、准确而生动的描绘，满载着作家本人那份愉悦欢快的心情，又是那样富于感染力，让人心醉。如果作家没有这些能力，没有丰富的积累与自己的见识，意识何以流动，又怎能流动！作家的内涵，多方面的能力与修养，才是真正使意识得以流动的河床。因此，我认为，意识流小说远远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技巧，只是一种叙述视角上的花样翻新，它是非常需要超常的各方面的功力的，既需知识文化的，又需思想观念的，还需情感体验的，当然也离不开文学艺术的感悟力与智慧。同样可以说，读意识流小说，读现代小说也是需要读者具备多方面的功力的，否则难以读懂，至少是读不出它的韵味与深意来。
如果说《邱园记事》还具有一些叙事时间方面的因素的话，那么《墙上的斑点》在时间上只剩下一个点，即叙述者“我”坐在火炉前看着墙上的一个小黑斑的瞬间，小说在时间上是促狭的，与传统的叙事小说完全对立，仅在心理空间上延伸与发展。随着叙述者将斑点假设为不同的东西，“我”的思绪的自由发展与想像的共同作用，建构起几个并置的心理空间，它们互不相同又相毗邻，各个空间都有自己的主色彩，同时内部又包含着无数的印象与感觉的细节、思想与感受的碎片。这里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喜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以及符合公认格式的灾难性的结局，叙述者“我”的意识成了小说的绝对中心与绝对权威，什么外在的东西也左右不了它。它任意地倾泻、流动。从细节上看，有的小节似乎并无深刻的含义，从印象上看，有的显得是那样的不经意，然而，所有跳跃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感，则能产生效应，它能牵动读者的思绪，引发读者的情感。思绪飘忽的那份轻灵，似真似幻的那份意境，漫不经心中包含的执著，绵里藏针的那份尖锐，远离世俗的精神世界的那份纯净，都不能不令人惊叹，它具有深深的感染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伍尔夫的宗旨：“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应该说，伍尔夫很有见地地在理论上为小说家提出了这一新的任务，而她自己以《墙上的斑点》成功地实践了她的理论，出色地完成了她所提出的任务。
《墙上的斑点》告诉人们：这就是小说，这就是现代小说。
（摘自《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意识流小说是典型的心理小说，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小说的绝对主体。《墙上的斑点》突破传统小说的套路，没有情节，没有环境，也没有结局，作者只抓住人物瞬间的没有行动的印象感觉和沉思冥想，将我们引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的叙述者面目模糊，从文中内容推测，可能是一位女性，一位妻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看到墙上的斑点以后所引发的内心活动。这内心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们看到在作者的遐想中，既有迅即更迭的生活速写，又有浅尝辄止的历史点击，还有不时生发的迷惘、虚幻的人生感喟，以及或愉快或忧郁的情绪。有人曾经指责伍尔夫的小说过分关注自我和内心，缺乏社会性。其实，当我们读到伍尔夫发出的“该死的战争；让战争见鬼去吧”的心声时，读到她想像出的那个“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也没有“尊卑序列表”的“十分可爱的世界”时，社会的“微尘”已然落到了作者的心灵上，并且激起了回响与反应。这说明，不描写社会生活，并不等于远离社会生活。通过人物的意识来折射现实，同样能表现出社会性。这正如伍尔夫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小说就像一张蜘蛛网。也许只是极其轻微地黏附着，然而它还是四只脚都黏附在生活之上。”因此，从作者无拘无束的意识流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人生的思索，对于现实的不满，以及对于自由、理想的追求。
传统小说中也有心理描写，但那些心理描写都是局部的，是依附于人物、情节或环境并为之服务的。意识流小说则将人物心理的意识流动作为独立的事件，置于作品的主体位置，表现出对传统小说的反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