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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