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该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是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子呢？陈丹青对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能力，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接受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直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天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
　　

《南渡北归》讲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图书，文物移到西南地区，抗战胜利后再北上的故事，全文写至文革，此时，一个个坚韧璀璨的生命，终究在历史的车轮碾压下，发出沉重的呻吟。金越南先生笔力深厚，能把学者们的一生戏剧性的展现在你面前，你好像陪他们走完了并不漫长却艰辛的一路，这些名字不再是烟云，伸出手，你甚至可以触摸到他们跳动的脉搏。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时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拒绝做亡国奴，为了保存文化的火种，他们不离故国，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与百姓共赴国难，面对疾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坚持教育育人、学术抗战、焚膏继晷、薪传火播，承续中华文化的命脉。印象深刻的有王国维，林徽因，梁思成等人。

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言，自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荀悦死后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陈寿死后七百年，直到11世纪才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12世纪产生了郑樵。郑氏死后六百年，到18世纪才产生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白余年，才有旷世奇才王国维横空出世。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然而，一代大师，旷世奇才，却沉入湖底，令人骇然。我更愿相信他是为文化而死。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迁徙到四川李庄后变得非常窘迫，林徽因得了严重的肺病，此时缺衣少食，梁思成为了给妻子治病，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当时梁家穷的吃不上饭，梁思成把自己心爱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赠送的一支派克笔都卖掉了，他的儿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一双草鞋上学，结果冻出了冻疮，久治不愈。即使生活困顿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梁思成患有严重的颈椎病，经常疼得抬不起头来，他就用一个花瓶放在画板面前，拖住自己的下巴，用单位唯一的一盏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长时间画图，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手绘本。这让我想到了刚刚看过的电影《八佰》在民族危亡时，正是这些国之脊梁前仆后继，传承着永不放弃的国之精神。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但大师的灵魂并不会随着历史的车轮渐行渐远，反而当我们细细品味时遗留下来的文化基因会历久弥新，不断生长。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何谓大师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何谓“大师”
　　
　　文／谢恬[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计划2021”]
　　
　　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张载将“为万世开太平”放在最后，或许是以此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华大地，中国成百上千的学者、学生踏上了南迁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现确实迥然有异。在书里，我们看到有爱慕虚荣的女同学，逃亡途中还不忘装扮一番，我们也看到了像闻一多一样坚决主战，甚至有点儿狂热的“愤青”，更有如陈寅恪、吴宓一般沉着冷静，参看时局之人。但是无一例外，作者所说的大师，都是为国奉献，渴望“万世开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战期间，傅斯年曾一度担任国家要职，在逃亡路上呕心沥血。1939年1月20日，他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日：“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来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一席话读来不免令人唏嘘。傅斯年舍弃个人安危，甚至顾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却不曾放下自己的'责任和事业。董作宾、李济等史语所的专家，为了不让出土的文物损毁，更是想尽办法运输转移。更不用提北归后的闻一多了，用一颗穿过头颅的子弹，咆哮出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这些为万民开太平之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我突然想起在书里读到的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二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恩格斯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了很久，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时代塑造大师，还是大师铸就时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动乱和征战。辛亥革命前后，国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过洋的青年，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自然，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有守旧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复杂，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也无从压制，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中国军队军备落后，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当他们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张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