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孝文本纪》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出自《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本篇主要讲述了西汉第五位皇帝汉文帝刘恒一生的文治武功。下面是我为您准备的孝文本纪读后感范文3篇，供您参阅。

　　孝文本纪读后感范文1

　　汉文帝是司马迁眼中儒家仁政的典范。他认为，汉文帝时期是汉朝统治者道德品行达到的最高峰。

　　在汉武帝遗诏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不像秦始皇、埃及法老那样一心只想着自己，死了恨不得日月星辰都带走。甚至还想着劝慰子民，不要过于伤心，不要因为繁复的丧葬礼节而伤了身体，该吃吃、该乐乐，该婚丧嫁娶的该办办。就连山川陵墓，都不要破坏了原来的样子。自己都要死了，想的都是别人，读来让人感动得想流泪。

　　文中几乎没有处罚的记载，对下属多以赏赐为主，帮助文帝登上王位的有功之臣，无论是正确进言的、陪同前往的、夺下吕党兵权的，一一论功行赏。封太子、皇后的时候，恩泽天下，对天下普通百姓都有细心考虑的赏赐。让读者不禁向往生活在汉武帝时的生活。

　　汉武帝动辄诛人九族，大搞巫蛊案。汉文帝反对一人犯法就牵连家人，废除残忍的肉刑，还专门用一段阐述了对巫蛊的态度，说巫蛊只是小民的'愚昧，以后再犯这样罪的，就不要追究了吧。

　　汉文帝的这些做法，即使按照今天的法治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

　　总而言之，汉文帝即是倡行仁政的杰出统治者，也是道德极高的一个人，他谦虚、节俭、先人后己，有大智慧。

　　对下属只有赏赐和爱护，能成为一个杰出的管理者吗？更何况是在勾心斗角的政治领域，汉武帝如此仁德，能威慑住一个国家吗？

　　管理中仁德和威慑的平衡，值得每个管理者思考。

　　孝文本纪读后感范文2

　　看了孝文本纪。感觉孝文帝此人最大的特点是谨慎、宽仁、谦让，接近完美。

　　他经常说的话是：“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虚怀若谷，谦让之至。

　　做的事是：废除连坐法和肉刑、减轻刑罚；提倡农耕，免农田租税；取消修建露台的打算；遣列侯之国；罢卫将军军；遗诏要求简化哀悼礼仪，后宫夫人以下直至少使，全都让他们回娘家；等等，则是体现了文帝对百姓的仁爱、宽厚，以国家、百姓的安宁为重。

　　对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四处立碑，歌功颂德；不惜巨资派人入海求仙、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和骊山陵墓、随意杀戮无辜等等，反差巨大。与秦二世的残暴苛虐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孝文帝当政后行事的谨慎和对百姓的宽仁体谅，估计与他在吕太后执政期间在民间体会到的疾苦有关。可见对真正的人才来说，挫折与磨难真的是人生财富啊。

　　孝文本纪读后感范文3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这是从昨天读的《史记·孝文本纪》中摘录的一段。这段文本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孝文帝想建造一个露台，于是找人来寻价，听说需要百金。他觉得贵于是就不造了。第二件事是他衣著简单，平时就穿绨（tí）做的衣服。并且要求他宠幸的妃子也要衣著朴素，物用从简。第三件事是说他死后安葬在霸陵，墓里面都用瓦器，没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做陪葬品。素闻汉室崇尚敦朴节俭，与民休息，孝文皇帝生死以效，才成就了汉孝武皇帝时的繁荣。

　　这段文字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觉得，做官的、经商的有时闲有还是都看看《史记》，哪怕仅仅借鉴一点点，我们的社会都会更加有效率。这恐怕也就是读历史最现实的意义，司马光用四个字概括了这点，叫“资治通鉴”。

1、秦始皇，《秦始皇本纪》，秦，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
2、项羽，《项羽本纪》，秦，破釜沉舟，楚河汉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
3、汉高祖，《高祖本纪》，秦-西汉，约法三章、楚汉争雄、大风歌；
4、汉文帝，《孝文本纪》，西汉，文景之治；
5、汉武帝，《孝武本纪》，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推恩令、平匈奴；
6、越王勾践，《越王勾践世家》，春秋，卧薪尝胆，西施美人计；
7、孔子，《孔子世家》，春秋，夫子著春秋，游历列国、弟子三千；
8、陈涉，《陈涉世家》，秦，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杆为旗；
9、张良，《留候世家》，西汉，博浪沙刺秦，黄石公兵法；
10、萧何，《萧相国世家》，西汉，月下追韩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规曹随；
11、管仲，《管晏列传》，春秋-齐，齐桓公对管仲知遇之恩，变法强齐，临死论易牙、开方等人；
12、晏婴，《管晏列传》，春秋-齐，二桃杀三士、晏子使楚；
13、孙武，《孙子吴起列传》，春秋-齐/吴，孙子兵法，宫女练兵，阖庐/孙武/伍员伐楚；
14、孙膑，《孙子吴起列传》，战国-齐，田忌赛马，围魏救赵/桂陵之战，孙膑减灶/马陵之战；
15、吴起，《孙子吴起列传》，战国-魏/楚，杀妻求将，吴起吮痈。 赞同0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