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历朝历代，对士大夫最为优渥的，当属赵宋一代。实际上，这也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最为融洽的时候。察有宋一代，其中当以宋仁宗赵祯一朝为最盛。宋朝最重“祖宗之法”，而“专法仁宗”的“仁祖之法”则成为仁宗朝以后士大夫口中的定例。所谓“祖宗之法”，乃是一系列故事、惯例和典故的组成，颇类似今之“普通法”的性质，也即有先例可循。所以，也不难明白为何赵宋（至少是宋真宗以降）的内政外交均趋于保守和内向（当然，保守与内向并不自带贬义）。

宋仁宗赵祯一生几于平淡，可谓“庸常”，虽文治隆盛，而武功则乏善可陈。时宋人评之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宋人私下称呼君主为“官家”）”。作为一代守成之主，下笔为其作传，必不容易写得精彩，而历史学者吴钩所著《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则大可观瞻。此书另择蹊径，以时间为线索，将“君主”作为一种制度，钩沉仁宗一朝史事，讲述了仁宗御宇下的君臣共治，或直接或间接地勾画了宋仁宗作为人君、人子、人夫、人父的一生，以及他的精神和历史世界。不久前曾作一文《唐太宗的鸟与包拯的唾沫》，盛赞了宋仁宗赵祯，不过却有不少史实的讹误，当在后文订正。

宋仁宗，宋真宗赵恒（“黄金屋”和“颜如玉”的诗词典故便出自此君）第六子（电视剧《清平乐》中有称呼其为“六哥”，即来源于此），也是宋真宗独子（前诸子均早夭），初名赵受益。后其受立为皇储，按惯例赐名为赵祯，是为宋朝第四任君主，庙号“仁宗”。元人编撰的《宋史：仁宗本纪》评赞宋仁宗“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这是对帝王的最高礼赞。后代诸朝中，虽偶有庙号“仁宗”的，如清之嘉庆皇帝，但若比之于宋仁宗却也“其实难副”。
在民间演义中，宋仁宗是“狸猫换太子”的当事人（主角乃是包拯），事实当然与此多有出入。宋仁宗生母为章献太后刘娥宫中宫女，李姓，直至去世前的当日才获晋封为宸妃。章献太后归天后，仁宗始得知生母并非刘娥（电视剧《清平乐》中与此有出入，但为剧情和人物刻画需要则情有可原）。刘娥出身寒微，再嫁真宗而为嫔妃继而为中宫皇后，前夫则改姓为刘且与刘娥结为兄妹，成为皇亲显贵。有趣的是，仁宗第二任皇后曹氏也是再嫁之女，其夫李植于大婚当晚“逾垣而走”，竟翻墙跑了。可知宋朝对女子再嫁并不以为耻。虽然仁宗并非刘娥亲生，但她对仁宗却视如己出，教导甚严，仁宗称其为“大娘娘”。仁宗生性仁厚，得知宸妃为生母的实情后自是万分痛苦，他追封宸妃为皇太后，并于章献太后灵前泣告，“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时任翰林学士的晏殊为李宸妃撰写神道碑文，只字未提仁宗生母一事，仁宗意见很大，直接诘问晏殊为何不直言宸妃“诞育圣躬”，晏殊辩解说已隐晦说出只是难以明说。仁宗依旧不悦。

宋真宗晚年常不豫，政事“多决于后”，一些实质性君权其实已经转移到刘皇后手中。真宗龙驭宾天后，留下遗诏“宜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宰相丁谓要将“权”字删除，制诏的参知政事王曾坚决不同意。在宋时，“权”字常加在官职之前，政治意义重大。如权知开封府，意为暂任开封府知府，类似于今日副职主持工作，进退余地很大。刘太后临朝称制多年，有武周之心自是不必怀疑（比如她多次以天子仪制试探大臣，均遭到强烈反对而罢），不敢行而已。尽管如此，司马光依旧评判刘太后“于赵氏有大功”。
仁宗亲政后，先后创庆历、嘉祐之治，为史称赞，亦成首倡之“祖宗之法”。察其缘由，大概如下：
一是权力的多元化分配和相互制衡。这还要从两方面说起。

宋部分承袭唐制，仍旧设立宰相之职。宰相（要有平章事或同平章事的荣衔）乃中书门下长官（分为首相和次相），副职为参知政事，辖管民政。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职为枢密使副，辖管军政。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合称“两府”，班位排序依次为首相、次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副使，是宋朝的宰执团队。宋初时，宋太祖和宋太宗均积极介入日常政治决策（比如每日视朝、收回宰相以“堂帖”号令四方之权），君主从幕后走向前台，“两府”的权力中枢地位低落。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府”依然发挥了对君权的强大制衡作用，比如作为正式政令的诏书非由宰相副署则无效。宋太祖初立赵普为相，然而并无其他宰相副署，敕命亦不能生效。太祖提出自己副署，被赵普以不合宪度为由拒绝（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其后由太祖之弟赵匡义（宋太宗，当时知开封府领同平章事一衔）副署才成之，避免了君权干预太深的先例。

在实际政务中，宰相统揽政治决策，军国大事由“两府”议定后交于皇帝御批，曰“可”即执行。真宗时，有大臣进言，“今请礼乐征伐大事出一人，自余细务委任大臣、百司”，真宗说“此颇识大体”。也就是说，君主不可乾纲独断。当然，君主也常常推恩发出“内降”或“手诏”进行“斜封”，不经过“两府”，这当然是不合宪度，所以也常常被“两府”驳回不予执行，或被台谏官抗议而收回成命。比如，真宗时手诏欲立刘娥为贵妃，宰相当着内侍的面直接烧了诏书。某年，仁宗下诏欲恢复王氏女封号，富弼（晏殊女婿）认为不妥拒绝起草，并将仁宗旨意退回（类似唐时门下省封驳之权）。有一次，仁宗要给苏辙授官，按律需由知制诰起草任命状，当时的知制诰认为苏辙“专攻人主，维护宰相”（宰相韩琦听说后苦笑道“苏辙不是骂‘宰相不足用吗’”），拒绝起草，这名知制诰叫王安石。更有趣的是，宰相杜衍常常将仁宗私自下发的手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搞得仁宗不好意思的同时还得称赞他“助我多矣”。

其次是台谏系统对君主“自由意志”的制约。台谏官纠察政府和百官，人事任免不受宰相控制（台谏官也不可推荐宰执人选），与政府和宰执团队亦是相互独立，有利于充分发挥监察功能。按宋朝“祖宗故事”，“台谏官之进退，宰相不可干预”。亦按制，台谏官也可风闻奏事，可以免予追究责任。但若所请不实，有时受罚也是应当。名臣范仲淹（晏殊推荐入阁）、欧阳修、包拯、韩琦、蔡襄等都曾任台谏之官，均能犯颜直上，秉口直言政事利弊，甚至连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仁宗欲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李迪都赞同，范仲淹等台谏官却极陈不可，仁宗和中书门下均不受理章疏，仁宗还不经程序便直接敕命将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孔道辅贬黜出京，引起台谏官的强烈反弹。庆历年间，仁宗欲立夏竦为枢密使，御史中丞王拱辰奏称夏竦“经略西师，无功称而归”，见仁宗不理会便拉着他的衣服不放，迫使仁宗收回成命。包拯甫任御史中丞便向仁宗请立东宫太子，戳中仁宗痛处，仁宗很不高兴问到“卿欲谁立”。任内包拯将三司使（掌管财政，号称“计相”）张方平弹劾下马，接任的宋祈也遭包拯反对而除官，最后仁宗像是开玩笑一般将包拯从“权御史中丞”的位置上调整到了“权三司使”，却遭到欧阳修猛烈批评（说包拯不知避嫌）。嘉祐年间，宰相文彦博被御史弹劾，尽管经查所奏不实，但文彦博依旧深感不安多次请辞。台谏官在仁宗时，可以令“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充分显示了对君权和相权的制约。这有点类似于今之议会政治，若议会对政府投出不信任票，要么更换政府，要么重选议会。
刘太后临朝称制多年，仁宗亲政后当然不甘心只作“象征性”的君主，从他恢复“每日朝”制度即知一斑。不过，后因身体原因，又改成了“单日朝”。再经过废后和立后的风波，仁宗自然明白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充分实现了。当时有不少大臣（比如崭露头角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就批评仁宗的垂拱无为，劝谏仁宗收权柄，简出睿断。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需经大臣议论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当时，甚至连宫廷内侍都知王守忠也对仁宗说了“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传”的异议。仁宗默然良久答道，“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当然，这不能说宋仁宗乃至宋朝的君主都只是“象征性”的而并无实际权力，只是这权力被“祖宗故事”和宰相台谏等制度约束了而已。当时吕夷简和王曾同在中书为相，但两人却有不少龃龉，屡次请辞相位，甚至有一次在仁宗面前争吵不休失了体面，仁宗生气将二人均罢相出知外地。可见，只要在“宪度”内行事，君主的权柄依旧。
二是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苏轼曾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察仁宗一朝，人才真可谓星河灿烂。唐宋八大家，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相继在仁宗朝登场。书法大家“苏黄米蔡”之蔡襄，执婉约词牛耳之柳永，理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程颐、程颢），名臣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富弼、韩琦、包拯、文彦博、司马光，武将如狄青，亦悉数活跃于仁宗时期。仅以几例作些说明。晏殊，北宋著名词人，为太子舍人，仁宗朝官至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枢密使、次相等职，后因修撰宸妃墓志一事遭弹劾被贬，去世时赠“司空”。晏殊举贤不避亲，且多次阻谏刘太后越位行事。欧阳修，北宋文学家，主持编撰《新唐书》并自编《新五代史》，仁宗时历任知谏院、权知开封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参与了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改革，曾因故被贬安徽滁州，写下不朽名篇《醉翁亭记》。蔡襄，北宋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齐名，仁宗朝先后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等职，他任知制诰时，“每除授非当职，辄封还之。帝遇之甚厚”。也就是他多次“封还词头”，驳回仁宗旨意。“帝王之明在择人，辨邪正，则天下无不治矣。”仁宗一朝人才济济，仁宗本人也从谏如流，比之于唐太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回，仁宗怀揣一份奏疏，梳头太监替仁宗梳头时便好奇问大臣所奏何事。原来是谏官上书请削减内侍宫女，梳头太监发牢骚说要减便第一个减他。后仁宗下诏“自某人以下三十人尽放出宫”，某人即梳头太监。皇后不解为何将其做第一名遣送，仁宗解释说太监竟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这种人不能留在身边。

台谏官犯颜直谏，虽是履行职责，然仁宗偶有震怒也在所难免。细看仁宗，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个长情的人。因对生母愧疚，他便屡次重用舅舅李用和。曹皇后端庄但无趣，仁宗对善解人意的张泌晗（温成）宠爱有加，爱屋及乌便对其叔父张尧佐多有提携。庆历年间，仁宗欲提拔张尧佐为三司使，台谏官极力反对。后改任宣徽南院史、节度使等虚职，台谏官又群起而反对，把温成也牵扯了进来，仁宗盛怒，将御史官唐介外贬出京。没两年，仁宗又将唐介召回，还将其画像挂于宫内作自警。

三是仁宗本人性情的影响。仁宗天性仁孝宽裕，真宗在世时便说“太子纯孝之德，亦由天赋，非常情所及焉”，宰相寇准也称赞“皇太子天赋仁德”。这一天生的性情也影响了仁宗杀伐决断的魄力，何况其人本身也不喜生杀予夺的行事风格。这从多处事例均可看出。有一年，益州（今四川）一个老秀才劝当局割据自立，仁宗听说后却不以为杵，说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令有司给他一个司户参军的小官职。仁宗有次在宫内散步，不知何故曾屡屡回望身后。待回后却急索水喝，妃嫔不解为何不问镣子取水解渴。仁宗说自己屡屡回望却不见镣子注意，怕问了镣子恐要受到责罚，因此忍着。另一方面，在对西夏赵元昊的战争中，因廷议制度和仁宗本人的优柔寡断，导致一再贻误战机。所以说，仁宗性格的影响是多面的。当然，如果真如乾隆所说的一切均需由君主乾纲独断，那么君主专制所造成的危害则将更加严重。

仁宗末期依旧无子，这成为其一生的隐痛，也是朝堂中的敏感话题。经韩琦、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众大臣多年多次劝谏后，仁宗终于再次接宗世子赵宗实入宫，立为皇子，赐名赵曙，是为宋朝第五任君主宋英宗。或许是巧合，赵宗实父亲赵允让在真宗时也曾被接入宫中抱养，后因仁宗的降生才被礼送出宫。仁宗龙驭宾天后，宰辅大臣请赵曙继位，赵曙吓得转身逃跑，还是大臣们将他抓住强行登基。

临到文末，便讲点题外之话。初读《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时，并不知影视剧《清平乐》（“清平乐”本为词牌名，流行于宋）所述为何，特意去看时也是带着一点挑剔之心，专取书中内容自相对比。撇开其它不说，此剧虽与史实有出入（比如仁宗平时并不喜内侍张茂泽），但于历史细节处则照顾还算妥当（比如晏殊因仆从持笏稍迟发怒将仆从牙齿打落、王拱辰穿欧阳修状元袍），大致呈现了仁宗一朝的政治生态与仁宗个人的历史世界。《清平乐》剧本原为小说《孤城闭》，察宋仁宗一生，窃以为原名倒是更为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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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宋仁宗：共治时代》
我见：

001，“世人都道他平庸无为。终生困守京城，爱恨不能自主，战战兢兢。谨守皇帝本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殊不知，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才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002，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群星璀璨。

比如说“唐宋八大家”里边，有六位是宋朝人，就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都是在仁宗时代出现的。在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了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
“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也是仁宗时期的大学者。政治界不但有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还有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这些旧党中人，都是从仁宗时期崭露头角的。在科学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有三项都出自仁宗时代，就是我们说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
003，宋仁宗的大娘娘，垂帘听政至死。皇帝接管，宰相，谏臣三方共同牵制。
004，宋朝在之前叫武力国家，人们都喜欢用打仗的方式来解决外交冲突。但是到了宋朝，它变成了一个财政国家，用钱来解决、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我把钱给了你，我想办法再挣回来，所以反倒让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过上好日子。
005，新政“开天章阁”。

什么叫“开天章阁”呢？就是皇帝专门把天章阁打开，把所有的大臣们叫到天章阁中来，给他们放好纸笔，问治天下。也就是问大家说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希望大家能够给建议。然后，范仲淹和富弼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回答皇帝提的这个问题。他们写了一个万言书，也就是将近一万字的一篇文章，这就是庆历新政最重要的文件。
006，嘉祐年间，就是我们说真正实现了垂拱之治的一个时代。能够实现垂拱之治的重要原因，就是仁宗皇帝让这些大臣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命令常常得不到执行，但也没关系，当他能够把权力和自己的大臣们分享的时候，整个朝廷上的气氛就变得很活跃，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
007，宋仁宗的故事，我觉得今天每一个创业者、每一个企业家，或者每一个领导都应该多了解一下，多听一听。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成为历史的焦点，而让我们手下的人能够做出更多的事业。
我思 ：

作为对历史了解非常少的我，在听完樊登讲解这本书之后，填补了我对这段历史的一些空白。同时也认识到了一位非常有趣的皇帝，和他非常有趣的三权相互制衡的国家治理。
一个人抵不过1万个人等思想，放权下去，百花齐放，让每个人都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宋仁宗在位42年。

欧阳修，苏轼苏辙，狄青。
精 彩 选 段

1.宋王朝实行的是一套非常注重“分权与制衡”，同时又具有明显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体制。台谏与政府相制相维，构成了宋朝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一环。P.316

2.宋仁宗的克制和宽容，既是出于天性，许多时候也是出于对历史评价的敬畏。P.457

3. 宋人以高度赞赏的态度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百事不会”不是无能，而是说，君主应该谦抑，不逞强，不与臣下争胜；“会做官家”是指深谙为政之要，“任宰辅，用台谏，守法度”。P.545

注：上述页码为句子在实体书中所在的页码。

问：吴钩老师，写作这本《宋仁宗：共治时代》的起缘是什么？想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历史回顾和体验？
吴钩：为什么会想到给仁宗皇帝立传呢，有我个人的一点私心，因为我比较赞赏仁宗皇帝，一个在位那么多年，涌现出这么多杰出人物的一个宋朝皇帝，一直默默无闻，我有点想要给他打抱不平。市场上连一本他专门的传记都没有，非常可惜。然后又想到今年的农历四月份，刚好是仁宗皇帝诞生1010周年，那么如果在仁宗皇帝诞生1010周年之际，如果能有一本纪念他的个人传记出来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所以就在去年，也就是2021年，就集中时间精力去写这一本仁宗的传记。为了赶在2021年年底交稿，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完成这一部书稿，我还把工作辞了，所以以前我是有单位的人，现在呢就成了一个失业下岗工人。
总而言之呢，我认为我的这一部仁宗皇帝的传记呢，能够让你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地去了解宋朝的这么一个帝王。我希望我这一本仁宗的传记能够让读者发现跟之前网友对他有成见的一些评论不同的地方，能够发现仁宗皇帝动人的一面。因为我们之前网络上提到仁宗，会认为他很懦弱、很无能，是吧。但是呢我们想一个问题，如果仁宗皇帝他像你们认为的那么懦弱无能的话呢，那为什么他在位的那么多年能够涌现出非常多的牛人呢？

前段时间，因为追星，我看了热播剧《清平乐》。剧中演绎皇后曹丹姝在入宫前，曾有过一段婚史。当时，我以为这是编剧为了增强戏剧性而虚构的情节。
最近，因为要写《宋仁宗：共治时代》的拆书稿，我搜集了不少关于北宋时期的史学资料，才知道，原来曹皇后入宫前真的结过婚。

据宋人笔记《甲申杂记》记载，曹皇后的第一任丈夫叫李植，从小热衷于修道成仙，在与曹皇后成婚的当天，翻墙逃跑了。曹皇后立即与之和离，回了娘家。没过多久，被选入宫，立为宋仁宗的第二任皇后。
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史实。真实历史中的宋朝，尤其是北宋，可以说是古代女子最美好的时期，她们不仅有离婚自由，还有独立的财产权，这可是后面历朝历代的女性都无法匹及的。
离婚自由，很好理解，就是女子可以主动提离婚。比如曹皇后，结婚当日知道夫君沉迷修仙逃跑，立即要求和离，直接穿嫁衣返回娘家。再如才女李清照，二婚嫁张汝舟，不承想却是个骗子、渣男，李清照向官府揭发张汝舟早年科考舞弊之事，顺利离婚。

独立财产权，是指女子对娘家陪送的嫁妆有完全的处置权和分配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已婚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比如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了让宝贝女儿在夫家站直腰、终生不受欺辱，不惜卖掉大量田产，为爱女准备了9400贯（相当于700多万人民币）的嫁妆。

所以，皇后是“二婚女”，能行吗？完全没问题。

更何况，曹皇后出身将门，家世显赫，属于德门贵女。她自小饱受娇宠，在父母家人的宠爱下，成长经历顺风顺水，养成了温良贤淑的品性。

入宫后，曹皇后并不得宋仁宗的宠爱，但她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事儿。她心系大宋百姓，重稼穑，经常在花园中种植稻谷、养蚕桑丝。

宋仁宗逝世后，宋英宗即位，尊曹皇后为皇太后。宋英宗逝世后，宋神宗即位，尊曹皇后为太皇太后。

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曹皇后始终遵从祖制法度，从不越雷池半步，为宋王朝和百姓做了很多贡献。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朝大诗人苏轼也曾因曹皇后而免于牢狱之灾。

元丰二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罢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也爆发了。苏轼因为写反对变革的诗句而被下诏关在御史台的监狱中。

曹皇后听闻此事，对宋神宗说：你爷爷曾经评价苏轼兄弟二人“有宰相的才能”，如今，他却因为作诗被贬入狱，你还是要好好彻查一番才是。

宋神宗在听了奶奶的话后，下令重新清查苏轼一案，苏轼也因此而得以免罪。

同年，曹皇后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岁，被追封为“慈圣光献皇后”。

作为皇后，曹皇后虽然不得宋仁宗的宠爱，却也与对方相敬如宾，即使被宠妾欺侮也毫不在意，一心为了国家百姓，与宋仁宗携手开创了“仁宗盛治”。

作为皇太后、太皇太后，她也曾垂帘听政，但从无僭越之心，兢兢业业扶持宋英宗、宋神宗，为他们维持后宫的稳定安宁。

《邵氏闻见录》曾这样评价曹皇后：慈圣识虑，过人远甚。

今天，在我们看来，曹皇后在婚姻中不得丈夫的宠爱，一生无儿无女，不能算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但她却在家国大业上，治宫有方、辅政有德，称得上一代贤后，令后人赞颂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