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古今中外不乏从赋税角度观察思考国运兴衰的观点，但就集中这么多学力，通过联合攻关方式，以几千年中国赋税历史史料为梳理考察对象，探索寻绎中国版“赋税与国运兴衰”的相关性规律，并有如此厚重的成果集结而言，这本书当属开山之作，拓荒之作，其功德值得肯定与期待。
　　从秦至清，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言：“除了中间断断续续几百年分裂时期以外，中国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虽然充满了腥风血雨，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是透过历史变迁朦胧的层层面纱，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某些内在的，以及重复征税出现的带有周期性的客观规律。”而这些规律大致有如下共同的特征：每个朝代的前期，大多会接受前朝的教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赋税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劳役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每到王朝的后期，统治者就会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与民争利，折腾得老百姓背井离乡，陷于水生火热之中，进而天下大乱，民变四起，血流成河，从而结束一个旧的王朝，再同质复制又一个无法摆脱同样命运的新王朝。然而，对老百姓而言，不过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感叹的：不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已！
　　问题是，为何几千年来中国一直跳不出这个“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呢？无疑，本书从赋税轻重的视角，已经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确实，前朝赋税都较轻，晚朝赋税大多都很重。而且，前朝多能体恤民力，修生养息，浪费腐败较少，后朝往往唯利是图，滥用税权，不顾百姓死活。问题是，赋税轻重仅仅是税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健全的税制，还包括其他主要、根本的要素，比如，赋税权力的主导以及监督制衡等问题。简单地说，如果一种税制是经过纳税者同意的，赋税的轻重还是影响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吗？！当然，在政体既定的前提下，赋税轻重与国运的兴衰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赋税越轻，国民的负担越小，越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赋税越重，则国民的负担越大，就会阻滞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但这一结论的逻辑悖论在于，是不是赋税越轻就越好呢？赋税作为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求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在理想条件下，交税多少是与其可能获得的公共产品质量与数量成正比例关系的。即就是说，国民享受较高公共产品（福利），是以付出较多税款为前提的。由此可见，赋税轻重并不是影响国运兴衰的根本要素，只是一个主要因素而已。
　　因此，透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迷雾，治乱循环的更深原因或在于——几千年不变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体。因为在这样国家里，最高赋税权力是被皇帝一个人独掌，而且基本不受外在条件有效约束地独掌。因此，一切以国家名义征收的赋税，体现的都不过是皇帝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一姓，及其少数依附者的赋税意志而已。自然，在这样的专制赋税制度下，老百姓不过是会说话、能赚钱的工具而已。即就是所谓的“民本思想”，也不过是为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江山万年长而已，不过是以民为“资本”而已，和老百姓养鸡养鸭是一个道理。而这一赋税的权谋真谛，朱元璋则是从养蜂人的生活经验受到启发的。他毫不遮掩地说道，牧民、收税和养蜂是一个道理，不能一次将蜂蜜掠夺完，否则，来年就不会继续收获足够的蜂蜜。
　　事实上，根本说来，专制君主治下的治乱循环，周期折腾，不过是其极端不人道、不自由、不公正、不平等、不法治恶政之先天性遗传暗疾的周期性发作而已。或者说，透过赋税轻重的“晴雨表”，我们仅仅只能简单地预知和判断一个国家国运的兴衰。如要确知“治乱周期律”的根本所在，必须借助逻辑的力量，才可能感知抵达历史深处的逻辑湍流：这就是——透过一个税制的优劣，我们可以预知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与位阶。这是决定国运兴衰的根本和关键要素。优良的赋税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一定是由全体或大多数公民掌握的，恶劣的赋税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是由少数公民或一个公民掌握的。而且，这仅是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最高标准。其次，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根本标准则在于——公正平等原则的制度性“嵌入”程度。当然，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终极标准在于——这个税制增减国民福祉总量的大小，人数的多少。
　　坦率地说，在“赋税与国运兴衰”的主旨下，我们还应该探寻不同税种，比如直接税与间接税组合格局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探寻“用税”机制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或许，这是本书在倾力于拓荒之责后留下的一点遗憾。因此，如果要继续深化拓展这一重要课题的话，至少应该关注那些更为重要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些问题才是相对比较关键与核心的，能够决定国运兴衰之根本财税因素。
　　总而言之，不论怎样，《赋税与国运兴衰》一书作为开山之作，其拓荒性已经填补了赋税史论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得享其在学界、出版界应有的殊荣。而其现实的功德，如果假以时日，也值得期待。特别是对一些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赋税历史基本脉络的读者，这本书则是近年来比较难得的参考著作。
　　笔者以为，在赋税历史的深处，一定有着迷人的国运兴衰之逻辑与镜像。如果有缘潜入，定会忘情于其美轮美奂、跌宕起伏的图景。历史自有其自然发展演进的逻辑与规律，而且，正是因为赋税与国运之间的历史性纠结和缠绵，历史才会呈现出另一种迷人的身段与气质。在历史的深处，原来本就存在着永远无法忽视的赋税骨感之美，永恒之美。

国家的兴衰依赖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完成，一个不重视教育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通过振兴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落后状态，二战后的日本就是这样实现经济迅速崛起的。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有了知识，国家才能发展，创造出新的东西，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增强军事实力国防实力，提高国际地位，教育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是立国之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的好坏，关系一个国家的命运，教育落后是经济落后的一种反映，中国要想迅速有效地发展经济，走上富裕的道路，早日实现国人的中国梦，首先必须发展教育。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教育领域所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但同时我国现阶段的教育也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存在不公平、教育制度存在很多缺漏，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的予以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我国现在和将来的发展。

　　据说，孔子和老子这两个中国古代圣人曾在一起交流思想，之后，孔子感慨地说，鱼能悠游于水中，鹰能翱翔于空中，既能潜游于水中，又能腾飞于高空的是龙。我所见到的老子，其学问、胸襟与智慧，犹如上天入地、无所不至、悠游自在的一条龙啊！

　　龙，在当时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在孔子的眼里，老子的人格、思想无疑是无与伦比、至为珍贵的。《道德经》就是体载老子思想的光辉著作。它主要有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安邦治国三个方面的内容。几千年来，它给中华民族的强盛及个人的发展所带来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

　　君王顺着老子安邦治国的思想而行，则天下太平，国运昌隆。中国历史上的汉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就是明证。

　　个人奋斗者依老子安身立命思想而行，则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穷时独善其身，而不失壮志，达进兼济天下，亦不误良机，脚踏实地，由平凡走向伟大，由黑暗走向光明。古往今来，《道德经》令无数人越过困弱的路途，走上成功的大道。

　　修道者顺着老子修身养性思想而行，可以正心、正法、正行，成就正果。《道德经》所载的修道之法，多为老子自身的体验，文字不多，但方法完整，从确立目标，到调心、调气，排除干扰，正确把握各种功境，最后完成与道--绝对真理相合，都无所不及。正因为如此，《道德经》被称为道家第一经，尽管道家思想在几千年来不断丰富与发展，但老子的修身养性学说及其境界一直高山仰止，不可动摇。《道德经》的修身养性内容不仅成为人类修道的最好典范，而且是人类由平庸、卑微走向伟大、神圣的科学方法之一，是智慧之源，是安身立命、立身处世、安邦治国思想的源泉和基础。整理和弘扬它，不仅对修身养性，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科学地审视宇宙、社会历史、自然万物的前提下重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理想，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可是，人们对《道德经》久违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像老子当时所见到的情景：红尘滚滚，危机重重，厄难纷纷，生命欲望的无止境追求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构成尖锐的矛盾，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正在酿成灭顶之灾。世界嘈杂的声音讲述着祸福兴衰的故事，缤纷的色彩变幻着扑朔迷离的画面。成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人生，怎样追求才算合理?怎样的计谋才是完善?怎样的努力才能?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而这一切，从《道德经》里都可以得到启迪，得到答案。

　　《道德经》就是在一背景下走向国际，走进现代社会。

　　《道德经》在当今早已被视为文化瑰宝。日本大型企业运用《道德经》思想来进行管理，美国前总统布什能详知《道德经》里的治国学问，悠然吟诵"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现代历史日益需要《道德经》，人类日益需要《道德经》。今天，张南君把《道德经诗译》献诸于世，应当是一大幸事。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的中国蒙尘久矣。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都曾怀着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以崇高的品格、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身心障碍，终于认识到宇宙万物与人生的生命无能运动、发展规律，找到一条脱离痛苦与黑暗，走向幸福与光明的大道。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不同，两位圣哲在当时与后世的境遇相去甚远。处于重精神文化的古印度，释迦牟尼是高徒十名，罗汉五百，弟子三千，从者如潮，王公礼拜，万众供奉，语必众闻，言必成经。

　　处于官本位文化氛围老子，却门庭冷落，孤身独行，"天下莫我知，莫我行"，尽管他为人们铺设一条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大道，却不被时代所认识、理解、接受，个人的生活成为悲剧，也成为那个历史的悲剧。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令尹请他著《道德经》，庄子、孔子提到过他，韩非子为《道德经》作注，庄子在著作中中崇拜他，孔子的孙子孔思又积极学习他的思想，就再也找不出其他社会影响的痕迹，读后感《一本好书。

　　老子的思想的伟大与正确，使他在以后的时代里，从帝王将相到在野隐士阶层，都得到了理解和认可，被公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上法宝，认真研究和运用。其中，晋朝的王弼对《道德经》版本的完善及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持参与对《道德经》的研究与弘扬，贡献最大，可谓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保存了《道德经》的本初风格。面在此前后其他在野之人所著之注疏，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也有所贡献，他们强调指出老子的思想是修身养性之道，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在朝的治国之道与在野的修道之道的争执。

　　进入现代，由于对历史文化的淡泊面对哲学问题看得太紧，又有学者执著于老子哲学思想之争。这此论大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老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并不重视哲学，只有一定哲学方法隐含其中，哲学不是"先天地生"的学问，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副产物。和老子差不多同时代的释迦牟尼，首先都不是哲学家而是洞悉宇宙万物、认识自然真理的圣贤。如果从哲学角度去解读他们，就本末倒置了。此外，修道是一种身心实践活动，古人既是修道所悟，我们如果不严格按人家的方法按人家的方法去"悟"，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到了当代，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积淀、道学文化的复苏，对《道德经》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哲学问题被淡忘，但朝、野两派的争执越来越大。代表传统在朝思想的，首推陈鼓应和任继愈二公。尤其是陈鼓应先生的关于老子思想的解注与评价方面最为丰富，大体上颇能服人。但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各家都未能对修道内容有完全正确的解释。在野的隐士派虽然对这些内容的解释也颇能服人，但一般都把与修道无关的思想方法论、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内容硬说成是修道内容，让人更觉离谱。

　　从整个历史看，《道德经》是当时的杂记体著作，内部虽有修身养性、辩证法、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等方面的内容，但却是以时间前后顺序记录下来的，没按逻辑关系排布，故在整体上很难予以正确把握，它需要进行逻辑关系整理，各部内容应各归其位。但在整个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没有习惯去这样做。此后《道德经》受到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的推崇，世人即使想得到，也不敢做。错过这些机会以后，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后学，也没法做。

　　正如张南君所看到的一样，由于《道德经》未按逻辑关系排列，所以读起来就像走迷宫似的，整体上难以把握，字句上也就难免歧义丛生。有些重要字词，如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常用其本义，其引申义也人人心领神会的"玄牝"等词，以及不大常用的合用短语"谷神"等等，自古以来就没有一次予以正确的注解，从而给好事之徒谬谈"玄学"有可乘之机。

　　《道德经》又是那个时代的自由诗。从而蕴藉着"文约义丰"的独有文化特色。而在朝派僵硬的注释确实令人感到只做一半的工作，在野派也有尝试用诗来翻译。但那那些七言诗翻译出来更加僵硬，又让人感到还不如散文式的直译好。这样，《道德经》的诗译工作也成了一大历史遗留问题。

　　正是在在在朝派在研究前行无路之际，在野派显得空前活跃，由于根本问题(逻辑关系)未予解决，在野派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正确论据，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重蹈覆辙，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更为可悲的是，有些人还故作惊人之谈，例如把《道德经》全部说成什么"隐语"，于是乎肆无忌惮地胡乱猜测，这样，对《道德经》的乱译、谬谈几乎成时尚，老子思想的传播就面临着一场严重危机。

　　张南君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站了出来。他所著《道德经诗译》，对《道德经》作了逻辑关系排布，以正确无误的直译，真实地传达出老子的思想，以传神达韵的诗译揭示出原作的.深刻含义和感情色彩，使《道德经》不再难懂，不再歧义丛生，不再给人以曲解、穿凿附会的机会。今天，一部闪耀着活生生的老子思想、感情，贯穿着严密逻辑脉胳的《道德经诗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荣幸吗?

　　张南君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站在许多前贤肩上，历史不仅为《道德经诗译》积淀了物质基础，也在新的时空里提供了新的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此外，张南君个人的特殊涵养、智慧、人格，也是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重大因素。

　　在中国学术文化圈子里，张南君是一位曾经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即颇具才气，青年时期迷上了写作学理论，且深得业内权威人士之一、中国青年写作理论家协会主席马正平教授的厚爱。正当他应有所作为之际，却又转向哲学研究，继而又以治学《诗经》、《离骚》、《老子》为务。十余年间竟杳无音讯。当他拿出《道德经诗译》手稿时，实在令人惊喜，惊喜之余，更为其一丝不苟的历史唯物主义及扎实的写作美学、哲学功底而感佩！

　　1983年他开始研究《道德经》。在读了大量前贤的注疏后，他深为不满，继而自觉承担起使《道德经》脉清、义正、传神、达韵的历史重担。这是几千年来许多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何等繁难，可想而知。稍有不妥，不是流于平庸，就是功败垂成。

　　作为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他深知自己应当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完全按老子所说的悟道方式，抛开书本，远离是非，自己以老子的方法，再度体验老子的心态。十多年来，在身心合道的深切体验中，他的头脑一次又一次地闪耀着灵感，以至每一个历史上任何版本未曾解释清楚的字词，真实含义是什么，依据何在等等，都一一详尽。他仍不满足，继而又决定以最好的的诗歌艺术为《道德经》传神达韵。实现这一切，他依然是以空明的灵感在禅定中去完成美妙的建构，终于"面壁十年图破壁"。现在，当人们读到他庄重严谨无可挑剔的导论，读着传神达韵的诗译，有谁能想到这完全出自身心合道的空灵呢?

　　作为一个求真者，他忠实地进入老子情态、心境，而完全无意一展才华。老子五千言文约义丰，感情丰富，历史上各家各派解说出入甚大，但张南君理清了"修道--悟道--弘道"这个前后相续、因果相成的线索。以及"弘道"又分辩证思维、立身处世、安邦治国这几个并列成分后，将每章各归其位，从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是钱穆先生后期的讲演与随笔的合集，顾其书名，其意并非是指用通俗的方法来阐述中国的思想，而是要在通俗的文化里揭示出其中蕴含有极精深的中国思想，语言是思想最直接的表现，所以这里的通俗文化主要是语言文化，此讲话贯通雅俗。
今已阅毕，随阅随思，毕而反思，渐始有三得三见。“三得三见”即是我阅读此书后大致有三点心得，且由此三点心得中又引发了我的三个见解。
先说“三得”：
一、文言与白话不能简单分割；中国的通俗语言中包含了大量来自于文言的词汇，这些最通俗的词汇竟然可以包涵中国全部的思想史。
书中重点讲了普遍见于中国社会所有人群哪怕是不识字的人群口中的四个词汇：“道理”“性命”“德行”“气运”。由“道理”与“德行”二词来阐述中国思想中的人生观；由“性命”与“气运”二词来阐述中国思想中的世界观、宇宙观。而“道理”与“性命”是抽象的阐述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原理； “德行”与“气运”是从现实中讲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具体落实。
二、不能以国运的兴衰来判断文化思想的优劣。国家兴衰如同个人祸福，实属不可避免，国运兴衰与此国的文化思想固然相关，但不能简单的见衰判劣，关键还要看这种文化思想是否有转承衰世的气度与精神。
三、中国思想自成体系，国人应以立身于本国思想的基础上来博采众长。不应以西方思想体系的标准来衡量本国思想。
以上三得是我自身的得，因为此三得固然得之于钱穆先生的著述，需通透其理者自可去读钱穆的原著；而且我的所得也本于自身原有之人生观与世界观。每个人的观念不尽相同，理解也会有偏颇，不同的人看此著作自会有不同于我的所得。
故而且言“三见”，见解或者肤浅，但尽是已见，无伤钱穆誉名。
第一，文言与白话孰艰易？文言的精神是简易而非艰涩。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白话简易而文言艰涩，简单的割裂了文言与白话。
因为文言不属于今天的通行书面言，学得少也就会得少，所谓难者不会，当然文言难于白话。但我认为单就书写上论，文言实有白话所不能替代的方便实惠之长处。
文言与白话，即所谓语言与文字，两者的根本区别，不是难易之别，而是书写与口说的方式区别。白话为日常用语，文言为书写所用，因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所以文言的出现就是为了方便书写。
文言的方便至少可体现于两点：
1、以少胜多，便于书写。字少当然便于书写，这是有目共睹的。
2、精简流畅，概括性强。字虽少，意思却要表达清楚，这才称得上精简，有精简才有流畅。我们日常生活中要说一句话表达一种意思，听的人也许觉得很明白流畅，也很简单，但若要都按原话一字不差的记录下来，写在纸上来读，反而又感觉繁琐累赘，非常便拗了。这正是读与听的区别，所以对于语言的记录至少要减少一些无关紧要的口头语，另外日常对话还会辅以一些动作与表情，这些动作和表情也传达了一些含义，以及语音语调的变化，都是不可忽略又难以记录的，简单的直录，会造成语义的偏差，要避免偏差就要求书面的语言词汇对带有辅助表达的口语情境具有一些普遍的概括性与引申性，文言恰恰就有这种概括含混，包容引申的功能。
就以“文言与白话孰艰易”一句为例，若用白话表达，该如何说呢？是“文言与白话哪一个难哪一个容易”繁琐难听还在其次，关键还在于是否恰当，是写“哪一个”还是“哪一种”，量词不易确定，说“谁”更不妥，在这里“孰”字就有一种可包含各种情境的概括性，或者说“比较白话与文言的难与易”语言是流畅了，但表达的重心还是有差异的。文言与白话在书写上的难易就很明显了。
“文言”的来源就是为了方便记录而起，而不是为了使读者觉得难懂，从字面上看，“文”是书写记录的意思，“言”是指口头语言；“文言”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是把说话用文字写下来的意思，所以从广义上讲，只要是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语言，就是文言；那么“文言”又何来晦涩难懂之处呢？今人不过觉得文言的冷僻字较多，不识字当然不明意，还有古人用字混乱，通假异体频繁，以及所谓的鸿儒的故作卖弄；但须知这些都不是文言的本意实质，你看二千多年前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语句都是文言，但又何其流畅易懂，以致深入人心。
第二，文言的实质是一种统一的精神，是大国的精神
文言来源于白话，慢慢的游离于白话而作为一种书面语言自成为一种学术，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别之处，为其他民族所无。
近代中国国运的衰微引发了开化民众的启蒙精神，提倡白话成为一种运动，有利于扩大思想宣传的范围。但进一步批判文言进而扬弃文言则又属过激。如上所说，文言的本意是书写，而非艰涩，有书写才有文化的传承，之后文言独立于白话的发展久而久之使得文白有所脱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几千年来，中国屡遭变故、几经分裂，异邦的侵略、外族的践踏不堪甚数，但毕竟我中国总能历绝境而重生，依旧还是一个大中国，而不像印度、埃及、阿拉伯诸多古国，名存实亡。国人以此自傲绝不为过，但更应思量何以如此。可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伟大，不但有使本国国民转承于衰世的能力，而且有能化异族文化为己所融通的魄力。其精神实质是“统一”。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的大国来说，文化精神的统一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统一的文化精神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载体。“文言”就是这种伟大文化精神的语言载体。
不但不同民族的语言有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区域的语言也有差异，而各个地区各自不同时期的语言也会有差异。真正的统一并不是抹煞原有的差异，而是创造一种会通的共性。所以文言的实质精神是一种会通共性的统一精神，是大国应有的精神。
文言本来是以一种地方语言作为其核心的，但其要求统一的精神实质又使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会通其他的语言，并创立了新的词汇，但原本作为其核心的地方语言却没有这种发展，所以文言与白话才渐渐的有了差异使其有了各自独立的发展，才使得今天的我们觉得像两种语言。但要明白这种特殊的变化正是因为我国的文言已经由一种单一记录一个民族地区的语言的功能发展为可以融会统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载体。
再来看我们今天提倡的普通话，它开始以北京方言为基准，但就词汇上讲，普通话的词汇是融会南北的，而北京话则没有这种使命，久而久之，两者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今天的普通话是一种新的文言，因为它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口语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的真正实质还是在于统一。
第三，国学与西学之争，钱穆的观点是否可取？
首先说明，这里的“学”指的是一国的文化思想。关于国学与西学的优劣争论是近代学术史的焦点。
从观念上说，面临西学的冲击，前辈洋务派张之洞早已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但张之洞的“中学”固然是指中国学术思想，而他的“西学”之“学”指的是科学，并非西方的学术思想。之后的学者要么是如张之洞仅只利用西方的科学以致用，而在思想上则仍是固守中国思想的守旧派，对中西文化的思想并无学术上的思考；要么就是总是立身于西方思想来决定对中国思想的取舍，这后者又恰恰是中国近代思潮的主流，占绝大多数。即便以思辨著称的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其精神实质仍是害怕错拿了中国思想的糟粕而充满戒惧的。更有甚者如陈序经的主张全盘西化之说，在今天听来固然觉得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却未偿不是一种风气。
钱穆先生所代表的是哪一种观点呢？他是如何样看待我中国究竟该如何样的发展，在文化思想上该如何的取舍；还是只要以马列为依托就可以无所谓取舍。
他认为无论西方思想如何的优秀，最终我们还是要以中国思想为自己立身治国的核心，为什么？正如只有自己的父亲能够给与自己父爱，不但别人的父亲不能替代，即连自己的母亲也同样不能替代，别人的父亲再好也只会对他的孩子好，即使别人的父亲对自己好，那也不是父爱，也还是不能替代自己的父亲，从这个角度上说，自己的父爱，只能从自己的父亲身上获得。为学与为人一样，西学当然有长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中国的思想是最优秀的。这并不妨碍西方人觉得西方的文化是最优秀的。
对于中国，如果没有了国学，也就等于没有了中国，如印度、埃及一般空有地名而无原先的民族了，即使西学救了中国使之蓬勃发展，那蓬勃发展之国也早已不是中华民族之中国了，犹如美籍华侨，身虽华人，质已是美国人了。学术之于中国，惟有国学。
我以为钱穆的观点是很主观的站在了国学最优的立场上的，但是这种主观也有一定的合情合理处。而且在今天国学不振的中国又是很有必要性的。正如要阻止一种极左的风气，单纯的客观也许并不能拨乱反正，非要有一种极右的力量与之抗衡，最终才会有一种中和的大气，而我极钦佩钱穆先生有一种极具意识的抗衡心，而认为他也是发扬中国思想的一种旗帜。信其思想必将历久而弥新。
以上我的“三见”，第一见单就语言文字论，第二见由文字引申为其承载的文化思想，第三见泛言国学。意欲由浅入深，实则愈入深处愈自顾空荡而无所发见，此少学之必然。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翻译过来就是，《司马法》上说：“国家即使再大，爱好战争必然灭亡，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必然危险。”我感觉他说的很好。
兵实不可黩，但亦不可废、不可无备。慎战，决不是不战，更不是忘战。古人一方面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同时又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 。好战必亡，是黩武所致。而止戈忘战，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会因疏于戒备而导致亡国。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和人们一相情愿的善良愿望，会使一些人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放松警惕，认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强调国防、军队建设和备战意识，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止武忘战思想，是相对和平时期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和容易出现的通病，它严重地麻痹着人们的思想、涣散着人们的斗志，直接危害着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生存环境，因而是要不得的。古人曰：“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同上）。当社会矛盾用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时，就需采用变法，这种变法就是战争。当战争迫在眉睫时，任何中间人去劝说、斡旋都是没有作用的，战争的方式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因此，为了维护本国、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战争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战争准备是不可忽视的，止武忘战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