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谚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意思是：追随善如同登峰，很艰难；追随恶如同雪崩，很容易。
　　    善之大端分明，仁义之士出以恻隐之心、慈悲之意、怜悯之情，成人之美，纾人之困，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其所言（包括文章、著作）所行（包括职业行为、专业行为）有利于个人、家庭、群体、社稷苍生、天地万物的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基于这一准则，民胞物与，怜贫惜弱，保护自然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均为善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善念。善念能够推动善举，善举又能够提升善念，二者的良性循环便汇合成人世间生生不息的正能量。
　　    恶之甚者猖獗，盗贼之徒出以鬼蜮之怀、蛇蝎之衷、豺狼之性，迅速站到善的对立面去抢占有利地形，极尽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性之能事，践踏守法者的权益，掠夺勤劳者的财产，危及无辜者的生命，摧毁善良者的家园，他们受到邪念、贪欲、狂想、魔怔的驱动，所言（包括文章、著作）所行（包括职业行为、专业行为）直接危害个人、家庭、群体、社稷苍生、天地万物的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其贻患之烈，流毒之深，就像核污染一样难以降解。
　　    从善难，并非难在存善念，而是难在有善举；并非难在偶尔行善，而是难在持之以恒。行善犹如攀登陡峭如劈、高耸入云的巅峰，若想到顶，你就得具备澎湃不息的心劲，一旦你意兴阑珊，驻足休憩，山下的种种“好处”就会使你举步踌躇。要将行善由偶尔为之变成终身习惯，要将登高由情绪冲动变成目标管理，这绝对不是短时期的修炼工夫可以奏效的。
　　    从恶易，乃是因为世间的奢侈享受花样繁多，常人的意志力普遍薄弱。魔鬼手中从来不缺一试即灵的诱饵：重金、丽色、浮名、实权、华服、靓车、别墅、良园、香水、毒品、翡翠、巨钻、游艇、飞机、古董、珍玩、奇技、淫巧、嫖赌、逍遥、盛宴、醇酿、虚荣、幻觉、迷梦、狂想。如果说从善难如登高，那么从恶则易如蹦极，纵然是万丈深谷，只须闭眼咬牙，斗胆一跃，转瞬数秒即可探身谷底，粉身碎骨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这个答案倒是相当浅显，中智者即能获得满分，然而上智者常常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为何？从恶危如累卵，但它玩的是精神刺激、欲望膨胀和心理侥幸。这就使上智者执迷不悟，甚至着魔不已。
　　    从善如登，理所固然。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礼，却四处碰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厄于陈、蔡之间，绝粮迷路，遭罪难言，还被幸灾乐祸的看客嘲笑为“丧家之狗”。但孔子登上了险峰，一览众山小，这位儒家鼻祖比任何帝王将相的影响都要大，受到的礼赞都要多。孔子的好友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一直在立德的崎岖山道上奋力攀登，他永不自满的反省精神是从善者的至宝。史学家司马迁为了写出一部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良史，后半生隐忍宫刑带来的奇耻大辱，穷且益坚，老而弥笃，终于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先行者孙中山一生饱经磨难，为了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为了保全和传递三民主义的火种，他殚精竭虑，至死方休。乐于从善的小人物更是不在少数，汉代孝女缇萦救父，隋代巧匠李春修桥，清代义丐武训办学，当代英模雷锋助人，都是显例。这说明，从善与地位高低、学识深浅无关，只与人的良知良能有关。
　　    从恶如崩，事有必至。殷纣王、秦二世、隋炀帝这样的君王，个个心无敬畏，淫邪残暴，罪恶累累，他们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扮演的是人间魔王的角色，烹醢贤德，屠戮忠良，残害黎庶，奸淫妇女，只为充分享受权力的宰割、欲望的发泄和邪念的刺激。这些暴君死有余辜，身后被斥骂为独夫民贼，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代贪官落马后，起获的赃款动辄八位数，曝光的房子和情妇动辄两位数，至于他们疯狂腐败所造成的祸害有多深，影响有多坏，则是无法量化的。从恶者的崩溃，不仅是其个体命运的大败亏虚，而且其后遗症和并发症会像地震、海啸、山火一般殃及社会群体，造成大面积的灾情。
　　    三国时期，刘备在病榻前告诫太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善是我们攀登高峰必须倚赖的一级级石阶，小恶则是我们维护长堤必须防范的一个个蚁穴。天长日久，累积小善的人将收获大善果，累积小恶的人将吞食大恶果，很少会有例外。我们审视古代暴君和当代贪官的从恶经历，哪个不是积病成痼疾，积恶为巨憝？
　　    从善者登峰，步履从容，心境平和，虽遇沟坎，无碍前行。从恶者崩盘，则可能瞬间发生，毫无征兆和预警。因为从善者是仰求新生而来，从恶者是俯奔败亡而去，一登一崩，一徐一疾，也就判若云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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