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城市总是让人找不到时间感。它们的外壳太脏，看不出时新的样子；格调一致，十分丑陋，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涪陵的楼房大多看上去像是十年前扔在那儿似的，而事实上，这个地方的城市已经有三千多年周朝称枳县，汉朝称涪陵，晋朝称枳县，北周称汉平，隋朝称凉州，唐朝称涪州，宋朝称夔州，元、明称重庆，清朝再称涪州，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后，又改称涪陵。

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最大的问题在于去伪存真：让学生知道诸如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该让他们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性恋根本不是个问题(要是他们明白资本主义不会导致同性恋问题，那也不错))。不过，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书本上的东西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有中间地带。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质疑官方出版的教材。

作为外国人来从事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就是要在穿越这片政治土壤的过程中，尽量通过协调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出路。

让她的美貌永存一一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经把这首诗朗读了无数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这些学生面前，聆听着他们思考这十四行诗的奇妙时的静默，才真正地听到了它。

我们的这种交换突然使一切变得新鲜起来；没有了枯燥的诗，没有了被人过度研究的戏剧，没有了被讨论到近乎病态的人物。

不过，我最为烦心的却是文学在西方的政治化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很少有文学批评针对文本本身做出反应，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对评论家供奉的理论做出反应。

我一直认为，就文学而言，确立并尊重一种文化基础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而我在中国却见到了这样的基础被连根拔起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多年来，中国人为了社会价值而恣意摧残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所有戏剧一律禁演，仅有少数政治作品如《红色娘子军》能够幸免。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也早已不复存在。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马克思，但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夫子。我认识到，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普世性：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够读懂《贝奥武甫》，并把它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满教室的中国学生能听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能够发现唐代美人的完美无瑕。不过，跟这种力量相伴而生的则是脆弱，因为它总要试图滥用伟大作家的这种力量。想把莎士比亚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这非常自然――如果不太适合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曲解他的话，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或者，如果完全不听你的摆弄，你还可以把他从篇目中剔除出去。

当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寻找这样的东西――文学仍可欣赏的迹象、人们为愉悦而阅读、除却政治的因素，其本身就至关重要。不过，忘总是很难说清，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出现过。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对于他们读到的东西充满了欣赏之情。我因此明白过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文学。有时候，在他们埋头完成作业、而我眺望乌江的时候，我会微笑着告诉自己：我们都是逃亡者。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逃避了解构主义。外面的两江之间，涪陵城一如既往。

中国的古代戏剧中，动作十分夸张，-十分风格化。不过，这也更有可能是在这个极少外露感情的社会里的一种宣泄而已。

但是，有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噪音和污染都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这两样东西要么很要紧、很烦人，要么就无足轻重。为了保持精神正常，我们像当地人那样选取了第二种态度，很快，就学会了转而谈论其他话题。听着斯努普等歌手粗俗的饶舌乐，我在人群之中左躲右闪，这让我的进城之旅多少显得有些不真实，但却能让人保持清醒。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受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大坝坝址位于一个地震断裂带之上，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长久以来发生过多次大型滑坡事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长江里流动的不止是水，它所挟带的淤泥是浑浊的密西西比河的一千倍。在涪陵和重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几乎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这些垃圾和淤泥极有可能在大坝之前形成堆积。在这条长达四百英里的泥塘里，万吨级的巨轮将会毫无用处。

因为以上以及其他原因，这项工程长期以来引发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灾难性预测。他们预见了水坝断裂、库区淤塞。他们提出预警，原来存在于河岸的有毒物质会随着水位上升而进入江水。我就像在仙境中漫游的爱丽丝，吃着葡萄干蛋糕，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全变了样。我最渴望的，是想找到一样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我对这个城市那些简单的生活流程感到十分着迷，我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密切关注某个棒棒军或者餐馆厨师，只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活计非常在行。我的关注近乎于偷窥，至少我在关注他们干活的时候，带了一种偷窥狂才怀有的无能的嫉妒。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话，那就是喝酒很能说明我们当时要适应涪陵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后来的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郑重其事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项工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诉求，同时满足了实用和浮夸的需要――既可以推动这个贫穷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又可以同时提振起全民族的自豪感，这毕竟是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之后修建的现代基础设施。有些时候，你需要的是定论，而不是争论。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这不算什么得体的回答，但从有些方面来看，它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作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美国人连想都没有想过。

不过，在河南省发生的是历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溃决，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三万。尽管那次灾难的规模非同寻常，但工程质量之低劣却并非异常：自1949年来，中国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坝溃决。就本世纪而言，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年轻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房间狭小、公寓拥挤，黑灯瞎火的公园角落都可以偷偷地享受片刻。他个子矮小，，十分精瘦，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浓密的黑发下面透出冷峻的眼神。船装好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迎着激流出航了。观察水情的时候，他的眼神倏然闪亮了一下。搏击水流时，他的身体紧绷着，脸上充满了专注、熟练和欢乐的神情。山间溪流溅起一串串水花，他嘴里的香烟依然顽强地燃烧着。

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船员，在很久很久之前写过的几句话：“我掌握了这条河的语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样逐渐熟悉了岸边的每一处细节，有了真正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难以挽回。在这条壮丽的大河上，所有的雅致、美丽、诗意全都不复存在!”

毫无疑问，马克·吐温为密西西比河上修建的丁字坝扼腕叹息过，可他要是看见长江被巨大的混凝土水坝缚住的话，会更加悲伤不已。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但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微笑，它仿佛是一个面具，掩藏了更深沉的情感。那些微笑可以掩藏很多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这样微笑时，仿佛有一种情感正在被紧紧地扭曲着、转移着。有时候，只需要瞥一下他们的眼睛、嘴角，甚或是额头上一丝凄惨的皱纹，你就能发现这一点。安妮的颧骨很高，酒窝很深。在那一天，我想我看见了她脸上时隐时现的忧伤。

在现代中国，没有哪一个领导人像邓小平那样。他其貌不扬，身材矮小，年轻时不如周恩来和毛泽东那么英俊潇洒。。他出生在重庆东北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养成了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非常出名，至少在海外如此一一几乎所有国外描述邓小平的文章中都会提到他在出席重要会议时大声吐痰。但是，正如中国人所说，他能“吃苦”，”，而且头脑冷静，极为务实，因此才能够把中国从计划经济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从邓小平身上，能同时看到四川人所具有的许多优点和缺点。

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平衡――友谊要保持但不囿于其中，相互支持但不依赖。

从某些方面看，我们两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可能也有帮助。亚当来自明尼苏达州，，我来自密苏里州，我们都是到美国东海岸上的大学。我们的父母都在大学教书。我们之前都在海外生活过。我们都具有独立性一―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两人都具有分析精神，我们在涪陵就是靠这种精神处理问题。当我们想要琢磨出事情发生的原委时，我们会相互交流。

在涪陵的生活让我认识到，民主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容忍。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涪陵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同时又没有因此感觉渺小。他们选择漠不关心，这跟我在美国的感受相差无几。到头来，涪陵的这种民主方式反而令我惊异―-因为大多数民众可以无声无息地容忍政府。我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倾向于觉得人们的无声顺从也是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不做任何选择。课本站在她那边，语言也站在她那边中国人把朝鲜战争叫做“抗美援朝”，名字都取成这样，已经让美国人没有好看了，要为此争论一番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提及国事的时候，中国人要用到人称代词――――“我们中国”，，“你们美国”。我觉得，这个修饰语虽然不起眼，但分量足，它使我们之间的政治纷争一下子就分野为两极，美国的任何事情一――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都成了我的分内事。

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教他怎么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明白这个道理，无法让一个教师感到鼓舞。我越多想，就越对我的学生们受到的教育充满悲观情绪。在这样的地方从事教学工作，我开始日渐觉得矛盾重重。全班学生个个都把脑袋埋了下去。只要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意识到，我正在教授的不是四十五个具有四十五种想法的个体。我是在教授一个群体，这样的时刻便是他们整个群体想法一致的时刻。这样的群体跟一堆围观的群众没有什么区别，哪怕他们在那里一言不发，被动消极。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我这个外国人常常感到十分孤立。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一段长城。即便这里根本没有来自蒙古人的威胁，光是对这片单调乏味的土地的恐惧感也会让人想到要修建一点什么东西才行。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

不过，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大都是上一代才脱离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

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表现出一定的不信任，可如果你说的是英语，反而会好一些。尽管步子很慢，但他走路的样子明显地透出一种威严。中国的老年人大都有这样的威严，因为他们生活在老年人应该受到绝对尊重的文化氛围里。

像李神甫一样，很多老年人还表现出另一种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不仅跟年龄相关，而且跟他们经历过的艰辛岁月有关。那些艰辛岁月就隐藏在他们倏然一闪的眼神中。

在涪陵这样的小地方，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产生已经拥有整座城市的感觉。我在暑假期间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两面性―一中国人对外国人可能有些过于苛刻，但他们在急于知道你来自何处时表现出来的耐心、豪爽和好奇又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到我把第一年的时间用在了让自己适应他们对外国人的苛刻上，现在则开始享受起其中的种种乐趣

这样的关系令我纠结不已――在笨拙的霍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人，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件事情，并把这一切都记下来，这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又想不出更为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分裂，我同时过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尽管这两者占据着大致相当的领地，却又迥然相异。我的公寓很大，我把两张桌子分别放在了不同的房间。霍伟和彼得·海斯勒从来没有碰过面。那个笔记本是他们唯一共享的东西。

中国人打算自杀的时候，总是惯于从什么东西上往下跳一桥上、楼顶上、悬崖上。在乡下，人们有时也会服食农药在结束自己生命这件事情上，他们比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女人――做得更加彻底。美国人往往大量地吞食药片，然后通过洗胃的方式让别人给救回来。

中国的女人比男人更有自杀倾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女性自杀比例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其自杀的女性多过男性。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过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

这些压力的核心，总是跟钱有关。农妇们看着自己的丈夫外出工作，在经济上获得了安全感，却把自己的配偶们晾在一边，这种孤独感有时候就会把她们彻底地毁掉。女人自己也能够挣钱，这是自立的方式之一-，但有些职业却可能给女人带来性别方面的挫败感，同时还会招致别人的批评指责，说女人不应该如此费心。这事儿同样根源于一种模棱两可而又毫无意义的偏执，但最为悲哀之处也许在于它的极端有效性：我和那一家没有受过教育的面馆人家的关

系竟然比我和师专里说英语的老师们的关系还要密切。然而，有关当局孤立我们的这种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结局，就算他们现在改弦更张，我也不会拿那种生活去换取能说英语的友谊。

人性―一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
因为多种原因，完全没有必要去阅读那些信件，这就好比完全没有必要去对徐先生的生活经历进行一番仔细的挖掘和推敲。单是那一摞信件已经足以令人心酸――这些信件一直被人虔诚而崇敬地好好保留着，我知道，其中那个沉甸甸的故事只能是一地的悲伤。
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有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还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

然而，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我已经无法抵挡我心头的怨恨之情。我可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考虑我一生享有的种种优待。可一到大街上，这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压力注定会改变你，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坚如磐石了。

比如战争、台湾和大陆的分隔、改革开放、大江截流、新城崛起、漂亮的女儿远在厦门用上了手机、学会了驾驶。一个人怎么可能具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从一开始就无依无靠，却一直保持着神志清醒？他们的悲伤显得无言而又刚毅。这样的无助和刚毅糅合成一体，其中的辛酸让我感到十分难过。

我明白，她说得很准确一她算得上是个漂亮女孩，但又没漂亮到跟她其他方面的才能喧宾夺主，或者令其黯然失色。这是我在涪陵经常看到的又一种实用主义，人们对于自身的评价比美国人冷静得多。涪陵人大多十分清楚自己手里拿到的筹码是什么。琳达一直以来厄运连连，但她也有自己的天赋，因此，她一定会尽其所长。

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他都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个党员，同样地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俩仍旧相信，这样的制度终究会好起来，因此需要他们这些人的谅解、耐心和支持。

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一一而且应该――奉献于社会，哪怕它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民主思潮，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想在现行制度某个角落里找到被尘土掩盖的民主精神。如果彻底拒绝加入这样的寻找，他们根本无法忍受。

在莫·钱看来，对政治保持着最基本的参与度，在遇到更大的问题时好歹有助于克服那种渺小和无能为力。根据我以往的旅游经历来看，这是旅行者的典型做派――来到某个偏僻地方之后，你会对其他外来者的出现觉得反感不已。

农民都是这样―一想法悲观，迁怒于天气。在涪陵相对较为富裕的郊区，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我以为类似的抱怨是一种谦虚，谦虚下面隐藏着他们的知足而乐。而这也可能是一种迷信，目的是为了避免满招损。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也许是当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种品质：他们对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感觉真的很好。高明不缺钱，缺的是老婆。如果你想把什么事情都政治化，把每一篇文学作品、每一个历史片段都拿来为自己服务，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结局只能是适得其反。然而，在中国，讽刺和娱乐这两样都是具有风险的东西。

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一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这座城市无法简单定论，我自己的角色同样无法简单定论。

我最喜欢涪陵的原因：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厌倦过这里。

我俩都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在这座城市里，无论我们有时怎样地舒适惬意过，但始终没有走上过正轨，今后也永远不会。

不过，直到最后一节课，她始终非常中国――还是在办公室上课比较合适，于是，我们的课一直在那里上到了最后。这跟楼梯和怀孕无关，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一年前，我会认为她将就此停课，但现在我更了解她了――我们今天的课一定会上完。当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她会有怎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我还知道，我会永远怀念这个女人无言的自尊和执著，一开始有些令人懊恼，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变得让人钦佩，甚至自在。下了车之后，她竭力地想要挤出一丝笑容，也就是中国人那种勇敢的微笑，掩藏了所有的感情，受着压抑，受着控制，被挤进了边沿――也许是嘴角一翘，也或许是眉头一皱。然而，今天的忧伤似乎太多了，她眼睛看着别处，嘴角颤抖着。

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一就连看起来应该开诚布公的教学工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

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对。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

我对于参加“和平队”前往中国服务不曾有过任何理想主义的幻想。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什么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说真留下了什么的话，那么在这两年里，我非常高兴我在涪陵没有建立什么东西，没有组织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我的身份是老师，而我在课余时间里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

在过去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一一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