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散文家赵丽宏近年推出两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引起较大反响。第一部《童年河》仍是作家看家本领，散文形态，诗意氤氲，第二部《渔童》则是小说家当行本色了，讲究故事人物主题开发。

　　书中主角、十二岁的童大路，摔坏了同学韩婷婷家一张大理石桌面。大理石纹理自然成画，大路的平民家庭倾其所有都无法赔偿。韩父韩方渊是留法教授、收藏家，不但不要求赔偿，反而向好学诚实的大路展示了他的收藏，其中有国宝级的德化瓷雕渔童，让大路体会到韩先生的仁厚、中西文明的博大和人类艺术升华人生的魅力。大路也在同学胡生宝及其父亲胡仲年的身上，第一次懂得了人生的复杂。由于韩家的好心，胡家得以栖身于韩家小洋房的附属小棚屋里，但胡仲年对胡家的表面的尊敬里，暗藏着妒忌和恶意。他本来可以帮助大路避免摔碎大理石桌面，他不但不帮，反而事后因童家面临巨额赔偿而幸灾乐祸，到处宣扬。“文革”开始，胡仲年造反，图谋以革命之名窃取韩家收藏，特别是渔童瓷雕。于是大路开始了他拯救渔童瓷雕以及韩先生父女生命的`历险故事。

　　显然，身处那样的时代，大路除了“善”的道德火炬以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蔓延全社会的“恶”。大路不可能拯救世界，但他拯救了一个艺术品和两个生命，凭的是什么？

　　近四十年来，写“文革”中“恶”的故事的作品很多。“恶”是“善”的缺失，结果便是不能捍卫自己的“人”性，其原因基本可概括为三种。第一，为意识形态误导，以“恶”为革命之“善”而勠力行之；第二，汹涌全社会的“恶”触发了人心潜藏的“恶”，“革命”又提供一种道德掩护，于是“恶”的火山喷发，加上“恶”行带来的某种阴暗心理的满足和实际利益，反过来给“恶”火上加油，形成“恶”性循环；第三，文革使“恶”人更容易作“恶”，给普通人提供通过“恶”行谋取私利的机会，使很多本来不一定成为“恶”人的人，成了“恶”人。这第三种写的最少，但纵观所有文明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恶”人“恶”行，是常态，“文革”并非例外。

　　今天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如果上两代不亲口告诉他们，他们是不会相信，自己善良慈爱的父母祖辈，也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作“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当年是听号召而打了老师一个耳光，就不算作“恶”。要知道，没有极为普遍的“人”性失贞，“恶”不可能在全社会掀起狂澜。大路所面对的“大恶”胡仲年，如果没机会作“恶”的话，就会是一个以“普通人”而终老家中的父亲，可能很顾家，很爱儿子。在全民作“恶”的文革时代，要反抗“恶”，捍卫自己的“人”性，非常困难。《渔童》中大路这个孩子，如何做到了这一点？大路行为的第一动力，是仁义：韩先生对他仁，他报之以义。仁义，伦理学上叫作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互惠原则，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胡仲年对他不义，大路以仇人视之。第二动力，是大路通过韩先生所看见的中国和世界文明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人”性第一本能反应，而保护美则是自然冲动；与此相关的是大路的第三动力，即艺术品的魅力：唯有人类，创造艺术品并愿意被它征服，甚至能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大路体现了这一根植于“人”性的基本欲望。

　　大路是个孩子，道德意识上还是“自在之物”，完全是教养所致。这个教养，基于普通中国人的常识，是中国人几千年的道统积累。大路捍卫了这个常识，由于教养的坚实。相比之下，同龄儿童胡仲年的儿子，大路的同学胡生宝，由于父亲的耳濡目染，时时要跌入“恶”的深渊，虽然作者暗示了救赎的可能性。作者仁慈，因为我们都知道，无数儿童少年在那一个时代作了无数的“恶”。成年人道德上是“自为之物”，要做出大路那样的道德选择，要考虑的东西多得多，所以也困难得多。

　　大路拯救了《渔童》，但谁拯救了大路？是人类最“低”的道德常识，也是最“高”的道德律令。

　　要深究为什么一个社会只有很少人在普遍丧失人“性”的时代捍卫了自己的人“性”，需要道德勇气。德国在反省二战战争责任方面做得最好，部分得力于全世界的压力，部分来自于德国文化的自省传统。相比之下，我们的近邻日本还落在很后面。“文革”是中华民族的劫数，但它所制造的灾难，却成了文学的富矿。遗憾的是，这一富矿的开发，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大路那样的道德勇气。

近日，读赵丽宏长篇小说新作《渔童》，颇多感慨，很多往事涌上心头。　　毫无疑问，赵丽宏是我平生所认识的第一位作家。记得，那还是20多年前在医科大学求学期间，我代表学生会邀请丽宏老师来做文学讲座。丽宏的家离 学校不远，深藏于绍兴路一条老式里弄。推开斑驳的后门，顺着陡峭幽暗的楼梯，便来到居于二楼与三楼之间的“四步斋”。虽说作家以“四步”形容书房的逼仄， 但在我看来，这已属文学夸张手法。一间仅七八平米的斗室，四周均为“书墙”，且书一直堆垒到天花板。靠窗有张小书案，与之相对的则是仅能容纳两人的小沙 发。在如此局促的空间，不要说走“四步”，连转身恐怕都有些困难。不过，书房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沈从文、章西厓和周慧珺的书画，更平添几分雅致的气息。 彼时的丽宏早已以诗文闻名遐迩，但面对一个愣头愣脑大学生的冒失请求，毫无架子。他那宽阔的四方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语气温和，态度诚恳，听完我的叙述，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便爽快地答应了。临别时，还赠送两本他的散文集。我和丽宏由此结下文学之缘。因为地理上的便利，闲暇之时，我常常自说自话登临“四步 斋”求教。丽宏也从不以为忤，每回都热情接待，耐心聆听，有时还不厌 其烦地帮我修改课余时间偷偷写下的几篇陋文。如今回想起来，仍觉脸红，不知当年自己的 孟浪，浪费了丽宏多少宝贵的创作时间。　　没过多久，我鬼使神差般地“弃医从文”，成为电视主持人。作为朋友，丽宏更投来兄长般关注的眼神，也时刻提醒我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炫目的灯光 容易让人变得虚幻，从而失去前行的目标。他常告诫我，主持人“肚皮里要有货色”，所谓“货色”，实际上就是指“主持人的精神内涵，即修养，涵养，拥有知识 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好的主持人，应该对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社会风情，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些年，丽宏为我取得的点滴进步而高兴。有时看到报章上我发 表的一些谈艺术的短文，他也及时给予嘉许：“这表现了你的爱好和情趣丰富多样。这样的探索和积累，对你荧屏主持大有益处。你主持的节目一直有一种书卷气， 希望你不要让这种书卷气淡化，浓些无妨。”然而，丽宏并非毫无原则地一味唱“赞歌”，一旦发现问题，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　　这些年，在丽宏的影响之下，我竟迷恋起写作，且一发而难收，接连出版了好几本集子。虽说文字难免稚拙，但丽宏始终对我的“跨界”行为鼓励有加， 他不无风趣地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有什么事情比不断开拓新的境界更可贵呢？”其实，丽宏自己也不断在文学艺术领域开疆拓土，文学之外，绘画、书法均有 涉猎，雅趣盎然。更令人惊叹的是，写了大半辈子诗与散文的他，居然华丽转身，写起了儿童小说。去年出版的《童年河》以诗意的笔调，叙述主人公雪弟与牛嘎 糖、小蜜蜂、唐彩彩等小伙伴所经历的种种看似琐碎，实则难忘的童年趣事，以及雪弟和亲婆浓得化不开的祖孙之情，字里行间弥漫着朴素纯真的意绪，还有一种淡 淡的忧伤，让人感动。最近，他的长篇新作《渔童》又横空出世。如果说《儿童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缓缓流淌的涓涓溪水，《渔童》则像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 汤汤大河。小说以一尊明代德化瓷“渔童”为线索，描写一个男孩与一个教授在危难中结成的生死之交。《渔童》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原本想着临睡前读上几页，不 想，一读竟欲罢不能，睡意全消，跟随主人公上天入地，穿越劫难、恐惧与危险，体味荒唐年代的人情冷暖。主人公童大路被同学韩娉婷家两尊德化瓷器所吸引，特 别是那尊“渔童”更令他魂不守舍。然而，一场浩劫将娉婷之父韩教授毕生收藏无情摧毁，而那尊“渔童”却奇迹般地被童大路藏匿保存下来。韩教授原本已万念俱 灰，试图用死亡对那个人性扭曲的晦暗时代表达抗争，但“渔童”和童大路的友情，却使他重新寻找到生命的光亮。《渔童》让我想起了丽宏的《岛人笔记》，这是 一本反思民族劫难的散文集。对《岛人笔记》题意，丽宏曾这样说：“陆地被洪水包围，便成为岛。倘要自我封闭，岛，是最理想的场地。‘文革’十年，泱泱中国 无异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无数荒唐闹剧，在神圣的气氛中纷纷出笼，导演不以为谬，演员不以为耻，观众不以为怪，终于酿成民族的大灾难。而今回顾，可笑， 可悲，可怕，更可深思。笔者所记，非鸡毛即蒜皮，但愿读者能以小见大，记住这场灾难，反思这场灾难，决不允许我们的国土重新沦为‘孤岛’。”从这个意义上 讲，《渔童》堪称《岛人笔记》升级版。　　丽宏给人的印象通常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其实，在他温和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血性男儿不屈的心脏，搏动着对正义与良善的呼唤，以及对暴力、背 叛的痛恨与不齿。同时，他拒绝遗忘，拒绝用“和稀泥”的方式对待那段人类历史的“黑洞”。他在《遗忘的碎屑》一文中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历史是一面镜 子，也是一笔财富。镜子可以照脸，使你的脸面不致被陈旧的污浊覆盖。财富可以成为走向未来的盘缠。历史的内容中，有光荣的胜利，也有耻

电影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朴实。就故事制作而言这部电影还是比较难得的，而且的确画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清新秀丽。动画片电影可能会有人觉得成年人观看未免低龄了一些，但是它也给了成年人诸多启发，这是让成年人非常受益非浅的，而且整个画面都是简洁有力的让我感受到家乡气息。
剧情来说比较简单毕竟儿童电影要求不能太高，故事中小满江从小在渔村长大，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像爷爷那样优秀的渔民，长长久久的守护小渔村。后来万老板的出现破坏了渔村的和平，他利用巨龟的阴谋将海里的生物一网打尽，江海从此变得沉寂。小满江利用聪明才智跟奸诈的老板斗智斗勇，终于让渔村恢复了以往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