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是李渊起兵,倒不如说是他的儿子李世民起兵更帖切些。隋末,因隋炀帝无道,以致天下大乱、义兵四起。太原留守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当时只有18岁,但是却胸怀大志,眼见得大厦将倾,李渊却毫无夺取天下的意图,心中怎能不急？但是他年青德薄,只有先通过父亲这一关。于是儿子数次劝说父亲起兵,但是都没有成功。可见李渊的志向并不是很大的。那么李世民又做了什么呢？
这个时候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两个人,是一对朋友,一个叫刘文静,一个叫裴寂。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好友,裴寂是李渊的好友,也是李渊的属下,官封晋阳宫副监,专管隋炀帝的宫人（就是太监和宫女）,李世民听说刘文静认识裴寂,于是打起主意来。《旧唐书——列传第九——裴寂、刘文静》详细记载了如下的事：“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与寂博戏（赌博）,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太宗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于是有一天裴寂请李渊饮酒,李渊被灌得大醉,就睡了过去。裴寂便将一名隋炀帝留在晋阳宫的宫女推到了李渊的床上。李渊醒后大惊,睡了皇帝的女人,还能活吗？这时裴寂便向李渊摊牌：“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若何？”李渊又恼又怕,只得说：“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1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反抗 2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3得民心者得天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魏征死后，唐朝太宗皇帝的感慨之悟，早已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唐皇李世民的镜子理论帮助他辅佐李渊灭隋建唐，继而开创贞观之治的宏图伟业。而当这一切成为历史，李氏父子亦成为照耀后世的一面镜子。不过，对历史这面镜子的观照，并不像端坐在铜镜前整理仪容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的确有可能像一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被人涂抹修饰一番。
读《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我们至少可以别具一眼，得窥李氏父子之一面，特别是与后世所修新、旧《唐书》中不同的一面。
首先，关于起兵反隋。《新唐书·高祖本纪》：
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耶？”
这一条材料，给我们展现了李渊与次子李世民截然不同的形象。李世民深谋远虑，甚至未卜先知，“知隋必亡”，暗地里展开了一系列的造反准备工作，“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为说服父亲又策划断其后路，将之“逼上梁山”。反观李渊，在起兵这件事上，不惟被动，毫无头脑，步步为李世民牵引，自己的心腹（裴寂）与儿子已经暗地准备造反，自己也毫无所知。当阴谋变为阳谋，李世民“入白其事”，他竟愚蠢到要“执世民送官”，难道他认为大隋的法律对他这位唐国公、造反头目的父亲会网开一面么？幸亏史官写这一笔的时候，在“不许”前嵌入一“阳”字，稍稍为我们的高祖皇帝挽回了些许面子。
《资治通鉴》记述李氏父子起兵这件事与两《唐书》大致不差，主谋是李世民，李渊只是在最后时刻感慨一声“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从之耳”。而《起居注》所记起兵一事与两唐书、《资治通鉴》颇有出入。《起居注》卷一：
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后突厥……数侵马邑……（马邑郡守王）仁恭等违帝指踪，遂为突厥所败……隋主……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在《起居注》的记载中，李渊才是起兵事件的主谋和总指挥官，建成和世民只是配角。李渊起兵不惟是时局大势之趋，亦带有时事偶然的性质。倘若没有兵败突厥，隋炀帝没有加罪于李渊与王仁恭，李渊即使早有反意，也可能需要一个更为恰当的时机。因此，从情理上揆度，《起居注》所记起兵事宜更近当然，而后世所修史书皆有拔高美化李世民之嫌疑。
其次，关于李渊的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