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你有什么领悟呢？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韩少功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韩少功读后感1

　　他的小说和散文完全不同的风格，他的小说在追溯以前的故事，那些真善美，那些民族的过去，有不幸又有幸。在一篇小说中用平淡的语气忧郁的叙述着那个写歌人。他的歌被剽窃，他本人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再也无力站起来。但是，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在灵与肉的拷问中，我们看到一些悲哀，属于我们民族的。

　　而他的散文却在拷问现实世界。我读他的文章，越来越发现他与我有那么多的相似点。我也是个叛逆的人，他也是。只不过，我叛逆家庭，他叛逆社会。真的我们真是气息相通。也算是找到一名知己。

　　虽然这样讲有些高攀。因为我的水平实在一般。我的世界观仅仅局限在我的地盘上，而他却在为人类着想。他的血是为文学而流。他不稀罕现代主义，不稀罕西方的名词。他认为好的文学是从自己的体内分泌出来的，而不是外加的。他甚至鄙视工业社会下的文学，因为有一群文学博士是这样产生的。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念起，一直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后来，他们从事文学事业。

　　其实我是无地自容。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工厂下生产出的产品，而且不合格。

　　在他侃侃而谈时，我甚至不知好多名字，因为我的功课实在是不扎实。就算被这样圈养了，自己还甚是不争气。

　　面对大师，我很羞愧。在木木然的感觉神经的调配下感触这等丑事。发现不了细微的文学异常，写不出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韩少功读后感2

　　我不是一个会欣赏文学的人，可是韩少功的《我心归去》却使我产生了共鸣。上大学时，离开了我一出生就生活的地方，心里空空的，大学的生活就像在坐牢，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着，却不知道怎样打发闲暇时间。想方设法地找乐子，谈恋爱、旅游等，可是却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大学生活从来没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至今，我仍能感受到大学生活的无聊、郁闷。今天我看到了韩少功的`《我心归去》，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是那么的痛苦。正如他说的，“这个城市不属于你，除了所有的服务都要你付钱外，这里的一切声响都弃你而去，奔赴它们既定的目的，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向哪里，你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电视广播以及行人的谈话全是法语法语法语，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语的监狱无处逃遁。

　　从巴黎带来的华文报纸和英文书看完了，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因为在下一个钟头，下一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到了悬崖的边缘，前面是寂静的深谷，不，连深谷也不是。深谷还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头破血流，使你感触到实在，那不是深谷，那里什么也没有，你跳下去不会有任何声音和光影，只有虚空。”至今，我才明白，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那不是我的故乡。故乡有你的亲人，有你的血、泪和汗水。

　　我的家在乡村，有时也会报怨，它的偏僻、闭塞和愚昧，可是外出了还是想回去。回到家，才觉得心安。正如韩少功说的“我当然知道，我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失失望中饱含着深情。

　　今天我结婚了，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同事，我渐渐地融入了这个城市。这是我的第二故乡，生活在这里心里很踏实。

　　韩少功读后感3

　　第一次知道韩少功这个人，是10年前，我刚看到一些关于国内有人大胆尝试现代主义写作方式的文学评论。知道韩少功写过的那些作品，比如《归去来》、《爸爸爸》等等。但是第一回看到他的作品，还是高中时看了一点我哥买的韩少功的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高中时代，非常敏感多情但知识结构还显得单薄，所以就是没看懂。后来上了大学，心理学、哲学等等自己接触多了，凡事也考虑得多一些，才发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竟然是端详社会如此入木三分的杰作啊，于是开始景仰米兰·昆德拉，而对于翻译者，我也只是朦胧知道这韩少功好象有点不简单。

　　第一次看他自己创作的就是这本《暗示》了。我还是惊讶于那种感觉——他在翻译昆德拉作品中那种少有的、对语言把握精确和简练的工夫。抽象味道的阅读正在他的笔下成为难得的文化大餐。

　　“一位客人来家里聊天。应该说我们谈得很好，所有观点都没有什么分歧，他用例子呼应我的看法，我用阐释扩展他的思路。我们还谈到孩子和足球，谈到天气和最新的流行笑话，保证了交谈的张弛相济和亦庄亦谐。最后他戴上帽子礼貌地告辞，并且没忘记跟女主人和我家的小狗摆摆手。（大家想想看，这样的描述，换成我们自己，应该要用多少笔墨？）

　　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请注意，韩少功对抽象语言运用的游刃有余，功底老到）在悄悄地交流，表情在与表情冲撞，姿势在与姿势对抗，衣装在与衣装争拗，目光在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在与语气停顿嘶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微笑已经微不足道。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发型，就注定了今天的见面将实际上乏味和尴尬。”

　　漂亮的文字行云流水，气势见长，锋利的刀锋在字里行间游动，切割出匀称简洁的意韵。这样的功底，简直比诗歌还诗歌，让我不得不在凌晨1点的现在，打消倦意，开启电脑，把这点感受敲进来。

韩少功先生曾经在一篇《灵魂的声音》的随笔里这样谈到小说：“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韩少功的小说世界由寻根而开始，虚构出一个人性复杂、光怪陆离的文字空间。譬如在他的早期获奖小说《西望茅草地》里，作者就试图写出生活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当韩少功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佳作时，一个成熟的作家站在了读者的面前。《爸爸爸》是叙述一个部落失败历史的寓言，是对失落的父性、阳性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妈妈性”的咒骂，幽默中透露着苍凉。《女女女》则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也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险，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与怪“须”的双面运演。评论家吴亮认为：“韩少功这一时期的小说在当代是独步的，它的价值不用等到将来的追认。在两个世纪行将交替之际，韩少功的小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代的思想困境，它是前后无援的。”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则认为：“我相信，丙崽(《爸爸爸》的主人公)的名声还会愈来愈大。人们将会认识到，韩少功发现了丙崽，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发现。韩少功帮助我们发现了人性，发现了自己。”
　　1985年开始，韩少功重构的小说世界包含两个层次：隐性的和显性的。显性层面奇奇怪怪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索解须深入到隐性的层次。在韩少功的世界里，显性有时表现为对隐性欲望、本能的掩饰，更多的时候则是被压抑的欲望、本能的变态化外显，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韩少功所塑形象为什么多为“畸人”。
　　九十年代，韩少功由湖南来到海南岛，经过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在沉静后又推出了他的“幻想自叙体”小说，如《领袖之死》、《会心一笑》、《北门口预言》、《红苹果例外》、《鞋癖》、《真要出事》等。这些小说大致包含了三种故事：一、自传性的回忆录；二、混乱的城市体验；三、知青岁月的魔幻再现。韩少功在这样的写作中似乎已摆脱了“寻根”时的某种理想，开始以一种世俗化的情感来体验记忆体验生活体验过去，然而在神神鬼鬼的叙述中又始终有一种智者理性的抗争。小说的语言从容自然，还杂夹着一丝的调侃，仿佛有一种看破世情的大彻大悟。而在小说《鼻血》、《余烬》等篇什里，韩少功以幻想重新裁剪了时间与空间，打通各种隔阂，让过去、现在和来世同时发生，让阴面与阳面穿透转换。这种幻想已到了入魔的程度———日常现实真实性沉沦了，迷失了，如庄子之梦蝶。
　　在文学日益成为边缘化的进程中，韩少功在小说创作之外，又发表了大量的思想性随笔，这些思想随笔以其锐气与深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能是随笔更能直观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吧。在这里随笔成为作者手中的武器，对现实进行发言。
　　面对九十年代的文学，你无法不面对《马桥词典》。虽然更多的人的目光是关注作为事件的“马桥风波”。事实上，《马桥词典》是一本充满真正先锋精神和语言魅力的小说。正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马桥词典》以词语单元为基本架构，在它的401个页码中，150个词语，琐琐屑屑的，带着乡村气味，不断地向中心事件集中，向马桥———一座遥远的湖南村寨汇拢。一幅充满人性光辉和思想智慧的历史长卷就呈现在我们面前。《马桥词典》利用一个个词条组织历史，树碑立传，这显然是一个罕见的实验。不难想到，在词典与文学之间抛出一条连结的索道，这需要不拘成规的想像力。可以说《马桥词典》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心，同时也显示了小说的可能性。只可惜由于“马桥之争”，评论家及读者过多关注论争官司的结果，而忽略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与艺术创新。这是传媒时代的特征，文学艺术显得无足轻重。
　　作为一位小说家，智者之思的随笔写作对小说有多大的影响？急于对现实对社会发言，会不会损害小说的艺术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已经隐约地让我们看到文学本体的一次远离，小说还会是纯粹的小说吗？或者说，小说的形式还会像从前那样棱角分明吗？可能没有答案。但每一位小说家都必须面对。又或者如小说家阿城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作品以白痴丙崽为主人公，通过对他的刻画，勾勒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词：“爸爸爸”和“x妈妈”。但这样一个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正显示了村人们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在鸡头寨与鸡尾寨发生争战之后，大多数男人都死了，而丙崽却依然顽固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同时它又暗含着传统文化中那种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亘久难变。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韩少功基本上属于一个写实的作家，但由于他对楚巫文化和《离骚》浪漫传统的推崇，在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使文本涂抹上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与思考。我们说过，“寻根小说”大都采取一种貌似传统写实的叙述方式，《爸爸爸》用的却是类似荒诞的“寓言体”，可能是个例外。
　　一个噩噩的畸形儿，因为生理缺陷，常被人当玩偶般耍弄。当所有的人死的死走了走了，他还奇迹般活着，那就是韩少功笔下的丙崽。韩少功在《爸爸爸》这部中篇小说里所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的一个悲剧。谁也知道，中国式的悲剧，不外是觉得某种崇高和美好、兼有价值的东西突然被毁了，从而教人悲愤。而《爸爸爸》也确实起到了这种教人悲愤的效果。
　　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连串社会改革的演练后，终于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时候社会经济正飞速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都以经济作为考量的同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也大幅度提升了不少，加上资讯的发达，投机者的推波助澜，自此，人们疯狂追求金钱并盲目跟进潮流，直把一个世界绘织成一幅欣欣向荣的乐园了。这一来，道德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标准，现实性代替了理念性，大气候里充斥着一种不确定的理念和虚拟的价值观，人们均被物化了，生命变得毫无意义。韩少功于此看到了日愈复杂的人性问题, 看到了社会商品文化行为给生活带来了矛盾, 他觉得人类似乎又回到了弱肉强食的原始时代，并且，韩少功觉得这种现象乃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所致，他所以执令自己一定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用批判的眼光，以自己那“神秘”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探寻生命的本质。
　　《爸爸爸》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古老的传说, 如绿眼赤身的蜘蛛精, 如粗如水桶、细如竹筷的淫蛇，还有拱手而力、眼睛红艳艳的老鼠。这些莫衷一是的图表无非是作家为了要填补某种思想上的不足所刻意造成的鸡头寨的混乱与疯狂。而这在本质上就存在着荒谬。作家制造了这种荒谬性的图表并试图利用精神上的、文明上的、及道德意识等一箩箩好听的名字来一一把它们装点起来，使它们看来似乎是理性的。
　　事实是, 故事本质上的荒谬与混乱往往很难依靠装点而有效改变，至使《爸爸爸》一著全文由此出现了一局局“井井有条的混乱”，而这也正是作家在利益上所考虑到的重要的一点。
　　韩少功在《爸爸爸》的写作中注入了大量的非情节的议论，小说且还带有抒情性和知性性的意蕴。作家意欲摆脱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以一种形变的趋向着意给读者有充分的再创作的自由，这跟西方当代派文学的创作理念是一样的。为此，我们可从三点上看：
　　一、西方当代派不重视写人物，却很重视叙述人物的观点，及重视角度的取向和技巧的探索。他们写作力求出奇制胜，写起人物来也并不注重人物的真实性，而侧重于个人情感的渲泄与倾吐。
　　二、在《爸爸爸》里，韩少功刻意舍弃传统小说观念中的叙事法则，使其看似散涣，茫无头绪，实际上是内里潜伏着一条无形的线索，随着这条线索作家又刻意把故事情节切割成碎片，再从人物的心里感受出发给予重新整合。作家于此为了表现自己深邃的精神世界，之所以他不完全注重于写人物，他注重的只是人物的某种心理反应或模式的类型，并以此突出其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独特性格的描写。
　　三、《爸爸爸》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小说；传统小说往往要塑造典型人物，而且这种典型人物还必须是高于生活的、或要比生活原貌更为典型。而《爸爸爸》的“非典”则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说艺术构成中心的演变，既是脱离了传统小说以人物为中心的框架，从而扩大审美视野，促使小说已不再拘泥于人物和事件，不再凝滞于生活本身的羁绊，进而更全面地为读者提供一幅存在主义的世界图象。另一方面，小说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刻划人物，但这种生活原形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被识破的，可以被改造的，并不是人物形象以净化、强化、神化或丑化的教化形态出现。而这三点正好符合了西方当代派的创作特点。
　　这就是《爸爸爸》。一部带有着如此肆情哲理的小说。小说无不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弱势群体的一生、一群苟活在据说是湘西山寨上的一个落后村庄里的村民，作家通过他们的愚昧、挣扎、堕落和毁灭，对文明的失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这种控诉，是对中国政教文化专制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拨，也是对世界工商文化、经济和人道精神侵入中国而萌生的一种民族意识的抗衡。毕竟，在韩少功看来；“文化”即是“传统”。而传统的起端必沿着因果的范式所得以进行，之所以《爸爸爸》这部作品可说是从原始的层面上去探讨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的。
　　不可忽略的是, 作家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文学虽然还像以往一样蓬勃发展着，但它的主要功能效用已经大不如前，且分分钟有被边缘化的迹象。以作家而言, 这样的趋势自是一种打击。面对着大众媒介对商品经济的大事渲染，验证到电影几乎成了人类行为的教育中心, 作家对此自是比谁都清楚当代文学界的瓶颈和穷途末路的事实。故此, 一种失落与焦虑的感觉盘据在作家的心中，而这种感觉总是广泛呈现在作家的作品上。面对眼前的困局，作家至此表现出了一种帐然若失的情绪，他由此而摆出一幅毫不妥协的架势，即凡是有人反对的他便同意，比如你说文明好，他就大放撅辞，相反的，他就索性非议得更多。总之，为了引人注目，便无所不用其极了。然而从原则上说，作家做这样的事情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当文学也成了一种商品时，作家用诸如此类的奇形怪状的姿态作为他赖以探测社会的手段，自是可以理解的。从另一方面看，或许也正因为作家的不妥协于现实、且又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规范的倾向，所以他才能把古今和往来的一切联系起来，通过混合吸收这两种文化的经验，才得以深化出现当代文学的色彩。事实上，韩少功并没有放弃他对人文的企望。就《爸爸爸》而言，或有不足之处，却无碍于作家对生活哲理的思索，和他对寻根意识的自我感觉，更无碍于他刻意强化起来的对社会的责任。
　　再说《爸爸爸》，有人说它是一部表现人类命运的某种原始形态的“痞子”文学，有人说它是一种人生的象征，有人说它是表现具有生命力的民俗风情的代表，有人说它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更有人把小说里头的主要人物丙崽比喻为阿Q。如果我们把这所有论述概括起来形成一种整体风貌，即不难窥见其所批判人文的深度与力度。从小说内容看，鸡头寨里所出现的人物无异个个都是一群横蛮、怪僻、既愚蠢又自私的被魔幻了的影子。他们按照自己的癖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在他们眼里，有缺陷的人在生活中是要受到惩罚的，是要受到审判的。比如故事里头的丙崽，他只能说两句话，一是“爸爸爸”，一是“X 妈妈”。作为一个人，丙崽只具备了人的本能意识，这就无异于一名婴儿了。婴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肚子饿了，有人给他吃，他因此觉得好，一高兴就笑。相反的，他觉得不好，一个不高兴，只能通过脸部各种表情来作出反抗，包括了哭闹。而丙崽在高兴时叫你一声“爸爸爸”，不高兴时对你翻个白眼咕噜两声对你直喊一声“X 妈妈”，你可不要不高兴，这是婴儿的语境，这点你不能不懂。不过，丙崽这名“婴儿”还真不怎么讨人喜欢，所以，当他很是纯真地叫人一声“爸爸爸”的时候，总惹来一身祸。作家在小说里特别突出这个主题，无非想提醒世人；人活着，只有天赋于人类的本能是不足够的，然而，人首先得活着，这又不能不得依靠天赋于人类的本能了。而丙崽的痴愚也由此被写得鲜活了起来。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丙崽这个人物。丙崽没有语言，缺乏思想。作家凭主观想象来塑造出这样的一个人物，除了意欲想突出一种人性的美之外，并想以此告诉世人他其实具有别与一般人的清醒意识，且他比谁都更能够了解何谓抽象的哲理思辩，他无疑是一个能用思想去支配别人的人，当然的是，这都是作家本身本来就该具备的条件。此外，作家企图用现实中的材料来虚构社会图象，他按照一般已被模式化了的人物，按照他所要表现的理想，分别赋予人物以某方面的特点，从而再把他们的特点以三倍数夸大到了卡通化的程度，这一来，小说中的人物也就变得奇丑无比，和行为乖戾可笑了。
　　小说中的仁宝，有人说他实际上就是韩少功他自己本身。仁宝的特点代表着自我觉醒，就其观念与发展情节的变化上看，可分三个方面；首先，仁宝意识到在“原始人”的世界里如想要说明一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其次，仁宝感觉后生们的愚昧使他终于了解到所谓“价值”的诱惑性问题。再次，鸡头寨打冤一事又使他意识到在进行自我选择时所考虑到的自己对别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纵观此象，仁宝身上有着明显的作家的影子，这已经无庸我赘述。
　　站在仁宝对立面的人物，论特点当数丙崽他妈。丙崽他妈为人毫无个性，人云亦云，这种人原是为别人而活，为别人而存在的。作家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根本不需要深入挖掘生活，光就站在谁的对立面写得了；作家以此说明这种人的存在于世界上根本就是一种浪费，在这前提下，谁要下重笔来书写她当然也是一种浪费的了，可还正因为她以别人的存在而存在，纵是由不得人可以对她忽视，与其种种，作家运笔的精炼得以展现无遗。
　　在《爸爸爸》一著里面，仲裁缝可说是全著最值得研究的一位中心人物。作家安排这位人物的出现，随即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号；仲裁缝是不是智者？在他身上能否看到明天？打冤惨案使他第一次牵了丙崽的手，你从中领悟到了什么没有？仲裁缝深信以身殉道是遵从古训、即领导山中老人回归“族谱”（自杀）是一种“重生”的哲理，这难道真是个理？自然，当一个人感到人生的充满荒谬和生活无意义时，他完全可以选择到另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极乐”的地方去。问题是，小说中充满了荒谬的哲理，而仲裁缝的思想里头又是满满的消极的人生哲学，比如他感到生活的无意义，他感到个人的力量的式微，他感到前途的黯淡，他觉得人类唯有通过对信仰的选择去开拓生存的价值这才是人生的最终意义等等。当然，作家为仲裁缝打造出这么个特点，其目的莫不在于利用人们的情绪以达至小说的可塑性，必须清楚的是，人性的弱点莫过于当他们对现实充满了恨，而后再把它加深、放大，进而再把它扩大到对人生充满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中。不过，过分宣扬消极与悲观，纵不可取，小说于此最是引人深思。
　　韩少功在《爸爸爸》这部小说里头广泛运用了诸如此类似是而非、或非非则是的叙述技巧，他无不带动了这一个新时期的创作观念的角度更具有了宏观性，就其表现形式的变化而言，要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时代历史的考察，相信没有多少人有理由去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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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词典》读后感
什么是读后感？在我还没有看完《马桥词典》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读后感应该怎么写，在我看完之后，我好像很多话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读后感。看同学写的，都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又流畅又深刻，可是我疑惑了，这是读后感吗？我认为这更像书评。书评才会去讨论书的结构如何，语言如何，作者写作时处于怎么样的思考。可是，我不是书评家，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分析不来《马桥词典》深刻性或者独特性。我只想说的是我在看《马桥词典》时的一些直观感受。
其实《马桥词典》不是一本可以一目十行的书，而我在作业的逼迫下囫囵吞枣般的看完了最后一页。枣子来不及细细咀嚼便滑进了胃里，梗在那里有点消化不良。我有很多不理解。
正是这些精彩故事背后的文化，对于我来说，消化不良。我也是农村的，我身边也有一些类似于马桥人的农村人，但是，我不能够理解马桥人的晕街不能理解仲琪的“同意”，尤其不能理解盐早对于“汉奸”一词的深刻认同。盐早应该是马桥最悲苦的人，只是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似乎从未对自己的命运反抗过，他本来就很少话，到最后干脆成了牛哑哑。所以我无法从他的语言里揣摩他的情感，但是多年后他背着原木追到韩少功，冲着韩发出“呵呵”的声音，像有很多话要说，“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对于盐早情感流露的描写。他总是隐忍的，隐忍的对待老祖母的无理取闹，隐忍的对待弟弟盐午的责备，隐忍的对于知青们的逗闹。他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掩埋自己的情感，习惯了不表达，所以他丧失了语言的能力，丧失了沟通的能力。对于马桥人的误解和知青们的戏弄，什么也不说。对于父亲是汉奸儿子也是汉奸的论断，他接受的莫名其妙，他比任何人都记得清，这种认同是宝气的是神的是狠狠的。正是他的这种毫无反抗的认同导致了他的命运悲剧吧。可是他自己是否察觉呢？最后的这一滴泪，又蕴含了怎样复杂的情感啊！他不说话，是不是其实一切都看在眼里，比谁都觉呢？我不知道。
我亦不知道，韩少功在马桥人的词典里处于什么位置。他也许是故事的一部分，也许只是个旁观者或者说是个好奇好打听的人。他在马桥的六年及后来不在马桥的年份都在见证或参与着马桥人的生活变迁。《马桥词典》总是伴着韩的思考：怀疑、责备、同情、不理解等明显的爱憎。在这种爱憎情怀里，我看到作为非马桥人，作为下放崽的知青们和马桥的格格不入，也看到了作为文化人的韩经常做的文人式的旁观。这种旁观，很多时候，是冷漠的是洁身自好作壁上观的，我甚至不能理解当时的韩，为什么没有更热心，为什么没有更善良一点，为什么对于黄皮的求救无动于衷，为什么对于可怜的盐早要去戏弄，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帮一帮可怜的人们……韩自己也是有愧疚的吧，不然他为什么会对给盐早婆娘的二十块钱解释那么久，为什么对于敷衍客套盐早良心不安，更为什么会用尽方法把盐早的那滴泪珠忘记？他怎么能忘记呢？他不可能忘记。所以他在文人式的旁观背后做着文人式的反省。盐早的故事，其实说到“渠”就已经完了，后来的词条“道学”就是这种反省吧。韩自己也说“比方说刚才的二十块钱，不是出于内心的诚恳，不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只是一种文化训练和文化约束的结果”。“道学”之外，人与人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的同情和亲近吗？马桥人用“道学”一词取代“善良”、“好心肠”等等相近的词语，是不是因为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韩就是那些汗颜者的一个吧。我其实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韩，会觉得做错事，会在事后反省，这样的见证者，让我感觉马桥的一切的都是真的，韩的一切也是真的。
西方人说《马桥词典》是壁画式的，看《马桥词典》就像在画展里看画一样，没有所谓的第一与最后，从哪个角度开始看的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版本都是韩修订过了的，现在的排列顺序大部分是按照故事情节的来排的，说是为了方便读者较为清晰的把握事实脉络，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想说，既然《马桥词典》是壁画式，它的115个词条，既是整体的又都是独立的。我开始看的时候，是随意翻阅的，随手翻到哪就看哪。这样随意的翻阅带来的好处是，我对于词条的记忆更加清晰，也会专注于词条背后的文化内涵。后来，则按照书的编排顺序看的，确实更有连贯性，但是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了词条背后的故事情节，就像看其他情节性的小说一样冲动着要一口气看完。这样便忽略了词条本身的魅力，忽略了词条背后蕴藏的文化，忽略了韩对于这种文化现象进行的哲学性或社会性的思考。而恰恰是这种思考，才是虑清了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后留下来的最本质的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吧……
当然如果你要我跟你讲讲马桥人的故事，我可以跟你扯上一堆，比如九代爷戴世清的传奇乞丐经历，比如马疤子很传奇，天天要打醮，坐蒲团，他的队伍行军打仗从不穿鞋，无论厉石还是铁钉都上不了他们的脚；还比如神仙府的马鸣专吃蚯蚓不吃饭……这些精彩的人精彩的故事，肯定是在每一个读者心中最先想起的。然而这些精彩的故事，不只是精彩。精彩和传奇不是他们的标签。这种精彩，参杂了马桥建国以来的种种变迁，参杂了几代马桥人坎坎坷坷的命运，参杂了马桥甚至中国其他所有乡村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吧。
我很想知道，现在的马桥怎么样了，马桥的人们看到《马桥词典》这本书史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隐居的马桥的人们是怎么看待韩的？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们怎么样了？盐早还活着吗？还是不挑重物就不自在吗？那个马鸣呢还是住在破窑洞里以蚯蚓为生吗…………我想马桥一定变了，现在的马桥也一样和中国其他的农村一样经历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吧。那些独特的马桥语言也许已经在慢慢的被普通话化，那些曾经被熟记的故事已经渐渐的没有人记得的吧。
幸好有《马桥词典》，记录了马桥较为原始的状态。人人都应该有本自己的字典，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或事总是倏忽即逝，多年后，我们也会什么也不记得了吧。但是我想我会记得我在看《马桥词典》时的触动，因为我写下了属于我字典的一部分。
谨以此保持我的喜欢。

　　定义：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兴起背景：
　　寻根文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有其自身的社会背景。
　　1．文化热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想也与其他经验和技术一起进入中国,但是如何应对这些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主要看法：
　　• 一种认为就应该学习模仿
　　连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派也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不考虑现代派艺术在西方正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抗
　　• 还有一种认为“现代化”这个目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化基础也不相同,它所呈现的模式,尤其是文化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应该相同的。
　　• 因此,中国在经济起飞之际应该如何把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接受场,来检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求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在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中逐渐引起了关注,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出多元的考察。这与80年代初的启蒙话语不同,启蒙主义者所强调的反传统和反封建,正好可以被用来批判文革时期泛滥成灾的政治专制主义。但是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研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对现实的改造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 。
　　• 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
　　2．作家
　　• 在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
　　• 当他们走向成熟的时候,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这一代作家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
　　他们利用起自己曾下乡、接近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
　　• 需要说明的是：
　　他们并非是生活在传统民风民俗中的土著,相反,他们大多数是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族,可是当现代主义的方法直接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以后,他们不得不改用民族的包装来含蓄的表达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
　　• 所以,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的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
　　主要思想缘由：
　　• 1．作家们感到了“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制约,并力图把握它。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人”的自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在作品中力图解放“人”的生命与价值,但一些作家却发觉即使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
　　许多作家希望能够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从而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全民动乱乃至中国自盛唐以来国势为何衰落的疑问。
　　• 2．一些作家认为中国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于是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阿城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 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
　　• 3．当时中国文坛受到世界“寻根”潮流的巨大影响：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为代表 ,还有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对异域民风的描写 ,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 。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一文学立论,他们的“寻根”,是为了与世界对话。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
　　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在自己的创作谈《卧虎说》中认为,应该"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在这篇文章中"文化寻根"的动向已初露端倪。
　　另外,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的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有效的鼓励。所以说“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
　　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
　　• 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
　　• 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
　　• 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
　　•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主要事件：
　　•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
　　• 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
　　• 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
　　• 真正大规模打出“文化寻根”大旗的时间,是在1985年。
　　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健康正常地发展。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 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各自的宣言,包括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等。
　　• 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他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 郑义也认为,只有“跨越文化断裂带”,我们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跨越文化断裂带》）
　　• 其他文章还有：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
　　• 在他们的讲述中,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
　　• 这些作家在这样的理论之下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韩少功《文学的“根”》
　　• 从楚文化入手讨论：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
　　•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 一南一北两个例子：
　　广东（以及香港）：对西洋文化的简单复制,只能带来文化的失血症。
　　新疆：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指具有新疆自身特点的文化）的骨血。如果只是从内地文学中“横移”一些主题和手法,很难新的生机和生气。
　　• 对于海外文化引进的莫名“轰动”。
　　• 但已有人在寻根：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苏醒,追求和把握认识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 丹纳《艺术哲学》：人是多层次的——帮助我们领悟所谓的文化的层次。
　　• 作家的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首先注意到乡土。
　　• 乡土深层保存了一些传统文化：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注意。
　　• 这不是闭关自守或反对文化开放,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最终还是落于自己这里。
　　• 外国优秀作家与某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外国现代文化也是有脉可承的。
　　美国幽默传统、牛仔趣味——卓别林、马克•吐温、欧•亨利；
　　拉美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欧洲大陆思辨传统、旧时经院哲学——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
　　佛教禅宗文化、东方士大夫闲适虚静传统——日本川端康成“新感觉派”；
　　希腊神话传说——希腊诗人埃利蒂斯。
　　……
　　《月亮与六便士》：高更的故事。
　　• 西方很多学者都对东方文化抱有其极大的兴趣与希望。
　　• 现实中的中国：改革和建设,“拿来”科学和技术。
　　• 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我们有民族的自我。要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 阿城：“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流派划分：
　　虽然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号，但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些寻根作家们却莫衷一是。大多数作家选取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的基点，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两种表现不同地域的"寻根文学"。
　　（一）城市文化寻根：
　　进行城市文化探索的作家不在少数，如刘心武在《钟鼓楼》中描述了北京当代平凡却多姿多彩的市井民情；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则再现了中国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把玩。在这类作家中邓友梅和陆文夫表现犹为突出，堪称"南北两大家"。
　　邓友梅在1956年以短篇小说《在悬崖上》成名。进入新时期之后，他先是推出几部军事题材作品，以后就把创作目光集中到北京市井生活上，写下了一系列"京味儿"小说，其中的代表作《那五》和《烟壶》分别获得第二、三届中篇小说奖，其余还有《寻访"画儿韩"》、《双猫图》、《"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这些具有浓烈民俗风味的市井小说，多将故事背景放在已逝的旧时代，勾画了上至王孙贵族、八旗子弟，下至社会底层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具有独特的审美韵味。
　　《那五》以三、四十年代旧中国北京的商业化社会为背景，刻划了一个"倒驴不倒架"的前清子弟那五欲求生于社会的尴尬情态。《烟壶》则从另一角度表现八旗子弟的再生，描写了破落贵族乌世保如何学得画鼻烟壶内画的绝技从而走上自食其力道路的过程。邓友梅的作品运用了地道的京白土语，并对各种传统习俗礼仪进行了精心的刻划，即使仅仅从民俗学的角度，他的创作也是不可多得的。
　　陆文夫生于长于江南市井，他的小说多取材于苏州小巷的凡人琐事，如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语言风趣而温和，从整体氛围上反映出历史悠久的吴越文化的底韵。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美食家》塑造了一个耽于美食的房屋资本家朱自治的形象，描写他在解放前后四十余年专心口腹之欲并在文革后以此成为社会知名的美食家的奇特经历。作品中的叙述者高晓庭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他的经历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他的"饭店革命"，反映出左倾年代经济工作的严重失误。但作品最令人青睐的地方显然不在于对上层建筑的点评，而在于其中展现出的那个别具艺术魅力的美食世界及其背后丰厚了江南民俗色彩。
　　在邓友梅和陆文夫的作品中，对地方风俗的描写成为一大特色。如在《那五》中，因那五要学唱戏，引出下面一番叙述：
　　"这票房有穷富之分，票友有高下之别。一等票友，要有闲，有钱，还要有权。有闲才能下功夫，从毯子功练起；有钱才能请先生，拜名师，置行头；有权才能组织人捧场，大报小报上登剧照，写文章。二等的只有钱有闲，也能出名，可以租台子，请场面，唱旦的可以花钱拜名师。然后请姜妙香、言菊明等名角傍着唱。三等的既无钱又无权，也要有条好嗓子，有个刻苦功，练出点真本事，叫内外行都点头，方能混饭吃。"
　　这段对行内规矩的介绍，一般读者当然无从了解，读来便油然生出趣味。再如，《美食家》中写到主人公朱自冶选择茶楼的讲究："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冶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间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
　　区区的饮茶，居然有如许多的讲究，如许多的规则－－当一件事情开始形成某种秩序后，它的秩序本身往往就具有了意义，所谓的"文化"就在此出现了。小说中的"我"所深恶痛绝的朱自冶的这些"穷讲究"，多年后，竟然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并成为代表苏州城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这也许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文化"既已形成，就不容否定，它本身已经成为"审美的对象"，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
　　邓友梅与陆文夫的小说，都善于用经过提炼的口语化语言来表现自己所熟悉的一方风土，正如邓友梅所说，他"向往一种风俗画式的小说，如美术作品中的'清明上河图'那样。有审美作用，认识作用，也为民俗学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虽然未必有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强大作用，但在他们娓娓讲述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却的确展现出了时下已经少为人知的文化传统，在令读者感受到某种审美愉悦的同时，传达出一种醇厚的民俗韵味。
　　（二）乡野文化寻根：
　　与前一类"寻根文学"相比，倾向于表现乡野粗朴甚至鄙陋状态的作品更多，表现的领域也更加广泛。如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的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的生活秘史的讲述，其它如贾平凹表现秦汉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表现吴越文化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表现大兴安岭少数民族生活的"异乡异闻"系列、扎西达娃表现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态小说等等。
　　其中《黑骏马》是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这部中篇小说以深沉优美的语言和浓烈的感情色彩，赞颂了草原女性的博大胸襟和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对"母亲"、"土地"的深深热爱。另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因展现了广阔的城乡地域和社会现实、生动地描绘了青年人顽强的生活历程，而受到广大的读者的欢迎。
　　在众多的作品中，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被很多人视为"寻根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遥远不知所在的山寨"鸡头寨"及其自称刑天后裔的居民们蒙昧而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存状态。小说以一个痴呆儿"丙崽"为中心人物，描述鸡头寨奇异的风俗、来历，鸡头寨百姓与正常世界的隔绝，他们与鸡尾寨的"打冤"及战败后遗弃老人和孩子举族迁徙的经过。
　　作品中，"鸡头寨"有很多怪异的习俗，如他们迷了路要赶紧撒尿、骂娘，以驱赶所谓的"岔路鬼"；他们的居民会患一种名为"挑生虫"的怪病，症状是"吃鱼腹生活鱼，吃鸡腹生活鸡"，其治疗方法居然是喝白牛血后学三声公鸡叫；山上的语言也与别处不同，例如把"说"说成"话"，把"父亲"称为"叔叔"，把"姐姐"称为"哥哥"。然而，无疑，鸡头寨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它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文字历史，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处事规则，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语言模式－－即，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鸡头寨无疑是一个奇异的地方，然而似乎它又真的有可能存在于某个角落。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丙崽身上，也有许多奇异之处。他长大十几岁，却只会说两个词："爸爸"和"×吗吗"。与他同龄的孩子，一个个长成壮年汉子，他却仍然"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母亲总说他只有'十三岁'，说了好几年，但他的相明显地老了，额上隐隐有了皱纹"。他"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是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头顶上的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吗吗'，调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颈脖的充分准备，才能翻上一个白眼。调头也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像个胡椒碾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地旋过去……"传说丙崽的降生是因为他的母亲杀死了一只蜘蛛精。他被鸡头寨的孩子们任意欺侮，似乎毫无做人的乐趣，但小说结束处鸡头寨的老弱病残都服毒自尽了，喝了双倍分量的丙崽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在作品中，后生仁宝身上明显具有"阿Q"的影子，甚至当描写到他的时候作品的语言也开始带有鲁迅式反讽的味道。然而作品中更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却应该是那个痴呆儿丙崽。丙崽只会说两个词语，在他的感觉世界里，外界被概括为简单而抽象的两极："好"与"坏"、"喜"与"憎"。丙崽的存在似乎毫无价值，"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恰恰是他总是活着，永远穿着开裆裤，挂着鼻涕，长着脓疮，垂着硕大无比而又空空如也的脑袋，额上布满皱纹－－一个永远停滞在"十三岁"的小老头。 这个形象象征了人类自身时常会遭逢的一种境遇，一种无力把握世界、无法表述自我、弱小无助浑浑噩噩的存在状态。他的长存不死，则象征了人类自身永恒的虚弱与渺小。
　　在一个封闭状态中产生出自身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最终又阻碍着"文明"的发展。鸡头寨是如此，多少年中"中国"似乎也是如此，而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像《爸爸爸》这样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还有很多，如韩少功的《归去来》、《女女女》，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这些作品描写的地域大多远离现代文明，处于封闭和凝滞的状态，因而较好地保存了原初的文化形态，映照出我们民族乃至人类远古的历史和生活方式，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厚度与文化象征意义。在寻根作家中，青年作家阿城应该说是最具独特个性与高超艺术功力一位。他的代表作"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汉学家们极大的热情关注。他作品中对道家境界和儒家风骨的表现，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争议与探讨。
　　在以上涉及的这些"文化寻根"文学作品中，与前期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在对"人"的表现上。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超越一切之上的神或英雄，甚至也不再是作者努力要表现的作品重心，它只是众多生命形式的具体表现。在他们背后，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无形的手，这只"手"控制操纵着包括典型在内的一切生命。揭示个体，实际上也就是揭示全体，个人的悲喜属于全体。在阿城、韩少功等寻根派代表作家的小说中，生命和文化的相互制约、冲突、适应，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这些生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性体现者，而是刻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反过来说，寻根作家笔下的人物，是附着于文化之上的生命符号。
　　流派影响：
　　“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但"寻根文学"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尤其是一些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近乎偏执,一味迷恋于挖掘那种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而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这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
　　• 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 寻根文学 现代派
　　• 伤痕文学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作品；这个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一般来说,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作家以对现代化国家的热切追求出发,来表达他们的相当一致的思考。在这方面,同时出现的“改革文学”也有这相同的思想基点。前者揭露、思考“文革”对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后者则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
　　1985年
　　• 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
　　•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北京人》,史铁生《命若琴弦》,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王安忆《小鲍庄》,陈村《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爸爸爸》,残雪《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在这一年。
　　这些作品的主要部分,在创作成果上昭示了发生于这一年的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
　　• “寻根文学”
　　• “现代派”文学潮流。
　　• 寻根文学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
　　• 现代派小说有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当时被指认为现代派的小说,有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无主题变奏》,残雪、陈村、韩少功的一些小说。
　　• 根据1985年之界（非时间意义上,而是题材、视角意义上）,《一潭清水》更接近于之前的改革文学乃至反思文学,而《归去来》的寻根意味更重,甚至有了现代派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