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之麋
临江有个人，打猎时捉到一只小鹿，把它带回家饲养。刚一进门，一群狗流着口水，翘着尾巴跑拢来，想吃小鹿。那个人非常恼火，喝斥、吓唬那群狗。从那以后，猎人每天都抱着小鹿接近狗，让狗习惯它，不欺侮它，后来又逐渐让狗小鹿在一起玩耍。时间长了，那些狗也都顺从主人的意愿了。小鹿逐渐长大了，忘记了自己是只鹿，认为狗真的是自己的朋友，时常和狗一起顶撞翻滚，越来越亲昵。狗因为害怕主人，只得顺从小鹿，一起玩得很好，但时刻舔它的舌头，想要吃掉小鹿。
几年之后，小鹿走出家门，看见大路上有一群野狗，立刻跑过去想跟它们玩耍。这群野狗见了鹿非常高兴，马上龇牙咧嘴的一起围了上来，把鹿咬死吃掉了，将尸骨乱七八糟的抛在路上。鹿一直到死都没有明白落得这个下场的原因。
形容相那个鹿一样的愚蠢的人，一时的安定就完全忘记了危险。
临江之麇"所讽刺的是"依势以干非其类",就是倚仗他人势力求得与对方要好的那种人

如何写读后感!
写好“读后感”要做到四点：一、读懂原文抓中心：我们在读中可分三步去指导学生理解文章内容,把握文章的思路,只有引导学生通过认真地“读”,才有写“感”的条件.二、选择重点作感点：一本好书和一篇好文章可“感”的点很多,必须指导学生从众多的感点中选择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最善于写的感点,作自己读后感的切入点.三、读感结合有侧重：指导学生处理好写读后感时“读”与“感”的关系,做到二不二要.四、联系实际谈感受：指导学生联系自己或别人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写出真情实感.

柳宗元的《三戒》是其寓言的代表作，题目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寓有警戒之意。戒：既劝戒自己，也劝戒别人；由此，我们应对其寓意予以分析、评价，之后，我们方能听其告诫，以防步人后尘。在《三戒》之中，尤以《黔之驴》广为后世所知，而对其余两篇知之甚少，对《黔之驴》的理解认识也无非就是“黔驴之技”、“黔驴技穷”。其实，作者的真实寓意往往不在其字面，而是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哲理蕴涵其中，正所谓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柳氏寓言之语：“手写本事，神注言外”。结合柳宗元的生平，读其《三戒》，我们便能品味出：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将文章与现实结合起来。他虽“精敏绝伦”（《新唐书》卷一六八）却不为世用，他的抑郁愤懑是非常强烈的。被贬后，他处在罪谤交加之中，无由自解，身处逆境，所以设喻引譬，为文隐晦；而强烈的感情难以自已，所以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他的寓言是对社会人生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刻思考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哲理。
在《三戒》文首有一小序说明作者的写作意图，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常安认为：“麋不知彼，驴不知己，窃时肆暴，斯为鼠辈也”（《古文披金》卷 十四）。
然而，在通读《临江之麋》后，我们很难把麋看成是“干非其类”的动物，而是“以为犬良我友”的天真、幼稚、思想单纯的形象。它幼小之时便被“临江之人”收养，且与家犬为友日久，稍大，“忘己之麋”乃情理之中，未经教化之麋如何知晓敌友？故而是缺少善恶意识、不辩敌友、是非不分的糊涂虫。同时，它是一个十分奴性的形象，唯主人是从。它与犬相处，完全是一种友善的表现，我们看不到它“干”（干,犯也。——《说文》）的行为，而是一个被主人愚弄的化身。我们很难将麋与“依势以干非其类”相联系，如果说其“不知推己之本”是再恰当不过了。“不悟”，可见其主题。也就是说，它的行为是由于主人的袒护造成的，以至于使自己的防患意识淡漠了，不知道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正如林纾所言：“麋之恃宠，稚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总之，麋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无知的白痴，它的死，让我们感到它是可怜的。
在《黔之驴》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头很好的力畜，以为“无可用”搁置在山下，使这头立志于田间耕作的驴有才不能施展，使驴子成为“废物”，真乃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好事者”其用“驴”之道可见一斑。我想，在此，黔驴的悲哀不亚于“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杂说》韩愈）的千里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们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没有人赏识千里马的才能，是别人的无知，“好事者”认为驴子无用是“好事者”的无知。驴子初次见到虎时，想必它也一样不了解对手：它过去的环境或许是一片祥和的田园生活环境，没有争斗和角逐，这个善良的毛驴无从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不事农活的食肉野兽。毛驴一鸣，亦如千里马“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韩愈），或许也像柳宗元一样，因“以生人为己任”，而锐意改革弊政吧？我们知道：毛驴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劳的；其志不是动物之间尔虞我诈的角逐，其志在于田野，在农耕，在运输。如果我们说:“黔驴技穷”，也只不过是黔驴的斗技穷已。而柳宗元笔下的虎多代表君权、宦官势力、黑暗的社会制度等，如《捕蛇者说》。柳宗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情景与黔驴无异。文尾：“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这句话与“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如出一辙。宦官的势力是强大的，出技以怒“宦”使他触罪被贬乃至终身不赦；也许，这恰恰表现了他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沮丧、懊悔、乃至绝望。《愚溪对》有：智者“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这些深曲的反语潜藏着牢骚与讥讽，是对那个是非不分、贤愚颠倒的世道的谴责；谁又能说《黔之驴》没有反意哪？
“悲夫！” 黔驴。它的悲惨是因为它还不曾学会“格斗”，而如果驴子学会格斗就不称其为驴了；黔驴是可悲的，因为它不能归田。如果“好事者”将“驴”归田，那么驴一定是农夫的得力助手；至于可悲，则为“好事者”的无知且无聊。“黔驴”：前有古人——屈原，后有来者——岳飞，他们志在报国，而君主以为“无可用”将他们“置于山下”；屈原尚有《离骚》一鸣；而岳飞不曾“出技”，便以“莫须有”之罪，最终被“虎”所害。其死不悲吗？
可见，驴虎相见，若无“有人力能举之”（《柳子厚墓志铭》）则驴必死无疑。
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林纾认为《黔之驴》：“驴果安其驴，尚无死法。惟其妄怒而蹄之，去死始近……故君子身居乱世，终以不出其技为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在此我不能苟同：“向不出技”，何时出技？难道遇到弱者时再出技吗？面对强大的恶势力，坐以待毙吗？我们应推崇“行天下之大道……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初生牛犊不怕虎”毕竟是一种精神。
《永某氏之鼠》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鼠辈：
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没有哪一个人为“忌日”而豢养老鼠；但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有太多的有权有势的人，出于种种缘故，宠爱、任用一些无能无德的“鼠辈”为官，致使鼠辈的势力越来越大，可谓“小人得志”。宦官专权，是非颠倒，正气不树，正是柳宗元等铲除弊政的目标。
永某氏完全是一个病态人格的形象，“畏日，拘忌异甚”，其错误的世界观，其齐家之道必定也是错误的。一个“禁”字，表现其权甚大；虽然他昏庸无才，但他仍然是一家之“主”，或许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人。在他权力的辖区内，“因爱鼠，不畜猫犬”，他良莠不分，敌友不辩，远君子，亲小人，足见主人的昏庸。所以他的用人之道必定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在永某氏看来，鼠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他为老鼠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于是它们有了地位，有了特权。老鼠得此机缘便肆意暴行，惟利是图，巧取豪夺，恰似一群贪官污吏的行为, 真是祸国殃民。“昼累累与人兼行”，白天他们前呼后拥，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甚至夜间还要“窃啮斗暴”骚扰百姓，而永某氏“不厌” ，故“僮”无权击鼠。现实也是如此，百姓是无权责打贪官的。想来鼠洞内已经积聚了大量的财物，其财物无一不是“民脂民膏”，但由于主人的庇护，他们便“饱食而无祸”，用一丘之貉来形容永某氏及老鼠是比较相宜的。
历史已经过去一千余年了，但现在我们仍可以看见“永某氏之鼠”。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都浓缩在作者的笔端。作者寥寥几笔，便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千古不变的贪官形象，其形可见，其声可闻。
通读全文我们看到，一个迂腐、蛮横、糊涂无知的典型的心理变态人物，由于掌握了一家的权利，便构成了特定的典型环境，人鼠共生，乌烟瘴气。永某氏病态心理是老鼠为患的前提，可以说老鼠的存在有其偶然性，同时也有其必然性。归根结底，是永某氏用人的腐败。令人鼓舞的是明智的“后人来居”假猫，购僮，杀鼠。
在《永某氏之鼠》中，作者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结尾略点一笔，着墨不多，但揭示人生哲理：物极则必反、福祸相依。示意人们不要逞一时之威，窃时以肆暴。总之，《永某氏之鼠》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精警深刻，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也仍然具有讽刺意味。
寓言的精髓是其寓意，而寓意应具有教化意义，读后使人的灵魂受到震慑，如梦方醒，引以为戒，其主旨应是积极向上的。
《黔之驴》虽广为流传，但读后，总会使人产生压抑感，或许是用驴作比喻有些欠佳吧，不知道农夫读罢有何感想？取喻动物应恰如其分，使人读其事即明其理。如将永某氏之“鼠”换成象征和平的鸽子，势必产生歧义，可见设喻的重要性。而作者对于“鼠”的形容，形神兼备的形象，恰如其分，让人不由得产生憎恶之情。麋、驴都是一些与人为善的动物，很难让人产生恶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完全领会其真正寓意的障碍。而鼠让人一见便嗤之以鼻，令人厌恶，同时“鼠辈”本身的就有不光彩的寓意；这里，我们不禁想起《硕鼠》，“硕鼠”已成为贪官代号。所以永某氏的“鼠”设喻可谓贴切。总之，读完三则寓言，我们看到：麋是可怜的，驴是可悲的，而鼠是可恶的。
三则故事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生动刻画了六种动物各具特异的形态，仿佛使人身临其境。
文章通过夸张的运用，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人格化的描写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完全是人格化的心理活动；又如：“虎因喜，计之曰：‘计止此耳’”，仿佛老虎在那里自言自语一般；“由是鼠相告（永某氏勿击鼠）”，好象老鼠明白了人类的语言。
总之，柳宗元的这三则寓言，以叙述故事为主，在结尾出有一句议论，以发挥其寓意，如《临江之麋》的“麋至死不悟”，领悟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引出其寓意：“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语言简洁犀利，“然时啖其舌”，一个“啖”字把犬的形象写活，既表现出犬的贪婪，又表现出犬的无奈。“蔽林间窥之”的“窥”便表现出虎的怯弱，同时也表现出虎的谨慎。“禁僮勿击鼠”一个“禁”字表现出主人的权力。“昼累累与人兼行”，短短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鼠头鼠脑、上窜下跳的过街老鼠们在人群中游哉乐哉。贪官们若读到此处，想必该是自惭形秽的吧？
无疑，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内容和形式，而内容在二者之中占有主要地位，对作为中心思想的内容的评价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黔之驴》警戒我们不要“出技以怒强”，以免招祸。事实上出技不出技，都可能是一样的结果，而关键是应有一种精神，不能恃强凌弱。屈原和岳飞不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吗？《黔之驴》因其取喻动物不甚贴切，其主旨稍逊一筹。所以，就其思想内容和警世明理而言，我比较尊崇《永某氏之鼠》这篇文章的警戒，它寓意深刻，具有针砭时弊的尖锐性，揭示福祸相依，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警戒世人不要肆机恣意干坏事，以免招致灾祸；《永某氏之鼠》不失为我们修身崇德之警钟。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对其寓言作品《三戒》予以分析评价：麋的行为不曾“干非其类”，它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白痴；驴乃是志在田野的力畜，俨然就是柳宗元的化身，“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黔驴之悲不亚于千里马；“鼠”乃怙恶不悛的贪官污吏的形象。总之，麋之可怜，驴之可悲，鼠之可憎！就其思想内容、警世明理而言《永某氏之鼠》位居三则寓言之首，而《黔之驴》、《临江之麋》因设喻不妥，稍逊一筹。
关键词 柳宗元 《三戒》 寓意
柳宗元的《三戒》是其寓言的代表作，题目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寓有警戒之意。戒：既劝戒自己，也劝戒别人；由此，我们应对其寓意予以分析、评价，之后，我们方能听其告诫，以防步人后尘。在《三戒》之中，尤以《黔之驴》广为后世所知，而对其余两篇知之甚少，对《黔之驴》的理解认识也无非就是“黔驴之技”、“黔驴技穷”。其实，作者的真实寓意往往不在其字面，而是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哲理蕴涵其中，正所谓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柳氏寓言之语：“手写本事，神注言外”。结合柳宗元的生平，读其《三戒》，我们便能品味出：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将文章与现实结合起来。他虽“精敏绝伦”（《新唐书》卷一六八）却不为世用，他的抑郁愤懑是非常强烈的。被贬后，他处在罪谤交加之中，无由自解，身处逆境，所以设喻引譬，为文隐晦；而强烈的感情难以自已，所以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他的寓言是对社会人生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刻思考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哲理。
在《三戒》文首有一小序说明作者的写作意图，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常安认为：“麋不知彼，驴不知己，窃时肆暴，斯为鼠辈也”（《古文披金》卷 十四）。
然而，在通读《临江之麋》后，我们很难把麋看成是“干非其类”的动物，而是“以为犬良我友”的天真、幼稚、思想单纯的形象。它幼小之时便被“临江之人”收养，且与家犬为友日久，稍大，“忘己之麋”乃情理之中，未经教化之麋如何知晓敌友？故而是缺少善恶意识、不辩敌友、是非不分的糊涂虫。同时，它是一个十分奴性的形象，唯主人是从。它与犬相处，完全是一种友善的表现，我们看不到它“干”（干,犯也。——《说文》）的行为，而是一个被主人愚弄的化身。我们很难将麋与“依势以干非其类”相联系，如果说其“不知推己之本”是再恰当不过了。“不悟”，可见其主题。也就是说，它的行为是由于主人的袒护造成的，以至于使自己的防患意识淡漠了，不知道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正如林纾所言：“麋之恃宠，稚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总之，麋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无知的白痴，它的死，让我们感到它是可怜的。
在《黔之驴》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头很好的力畜，以为“无可用”搁置在山下，使这头立志于田间耕作的驴有才不能施展，使驴子成为“废物”，真乃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好事者”其用“驴”之道可见一斑。我想，在此，黔驴的悲哀不亚于“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杂说》韩愈）的千里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们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没有人赏识千里马的才能，是别人的无知，“好事者”认为驴子无用是“好事者”的无知。驴子初次见到虎时，想必它也一样不了解对手：它过去的环境或许是一片祥和的田园生活环境，没有争斗和角逐，这个善良的毛驴无从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不事农活的食肉野兽。毛驴一鸣，亦如千里马“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韩愈），或许也像柳宗元一样，因“以生人为己任”，而锐意改革弊政吧？我们知道：毛驴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劳的；其志不是动物之间尔虞我诈的角逐，其志在于田野，在农耕，在运输。如果我们说:“黔驴技穷”，也只不过是黔驴的斗技穷已。而柳宗元笔下的虎多代表君权、宦官势力、黑暗的社会制度等，如《捕蛇者说》。柳宗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情景与黔驴无异。文尾：“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这句话与“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如出一辙。宦官的势力是强大的，出技以怒“宦”使他触罪被贬乃至终身不赦；也许，这恰恰表现了他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沮丧、懊悔、乃至绝望。《愚溪对》有：智者“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这些深曲的反语潜藏着牢骚与讥讽，是对那个是非不分、贤愚颠倒的世道的谴责；谁又能说《黔之驴》没有反意哪？
“悲夫！” 黔驴。它的悲惨是因为它还不曾学会“格斗”，而如果驴子学会格斗就不称其为驴了；黔驴是可悲的，因为它不能归田。如果“好事者”将“驴”归田，那么驴一定是农夫的得力助手；至于可悲，则为“好事者”的无知且无聊。“黔驴”：前有古人——屈原，后有来者——岳飞，他们志在报国，而君主以为“无可用”将他们“置于山下”；屈原尚有《离骚》一鸣；而岳飞不曾“出技”，便以“莫须有”之罪，最终被“虎”所害。其死不悲吗？
可见，驴虎相见，若无“有人力能举之”（《柳子厚墓志铭》）则驴必死无疑。
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林纾认为《黔之驴》：“驴果安其驴，尚无死法。惟其妄怒而蹄之，去死始近……故君子身居乱世，终以不出其技为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在此我不能苟同：“向不出技”，何时出技？难道遇到弱者时再出技吗？面对强大的恶势力，坐以待毙吗？我们应推崇“行天下之大道……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初生牛犊不怕虎”毕竟是一种精神。
《永某氏之鼠》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鼠辈：
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没有哪一个人为“忌日”而豢养老鼠；但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有太多的有权有势的人，出于种种缘故，宠爱、任用一些无能无德的“鼠辈”为官，致使鼠辈的势力越来越大，可谓“小人得志”。宦官专权，是非颠倒，正气不树，正是柳宗元等铲除弊政的目标。
永某氏完全是一个病态人格的形象，“畏日，拘忌异甚”，其错误的世界观，其齐家之道必定也是错误的。一个“禁”字，表现其权甚大；虽然他昏庸无才，但他仍然是一家之“主”，或许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人。在他权力的辖区内，“因爱鼠，不畜猫犬”，他良莠不分，敌友不辩，远君子，亲小人，足见主人的昏庸。所以他的用人之道必定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在永某氏看来，鼠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他为老鼠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于是它们有了地位，有了特权。老鼠得此机缘便肆意暴行，惟利是图，巧取豪夺，恰似一群贪官污吏的行为, 真是祸国殃民。“昼累累与人兼行”，白天他们前呼后拥，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甚至夜间还要“窃啮斗暴”骚扰百姓，而永某氏“不厌” ，故“僮”无权击鼠。现实也是如此，百姓是无权责打贪官的。想来鼠洞内已经积聚了大量的财物，其财物无一不是“民脂民膏”，但由于主人的庇护，他们便“饱食而无祸”，用一丘之貉来形容永某氏及老鼠是比较相宜的。
历史已经过去一千余年了，但现在我们仍可以看见“永某氏之鼠”。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都浓缩在作者的笔端。作者寥寥几笔，便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千古不变的贪官形象，其形可见，其声可闻。
通读全文我们看到，一个迂腐、蛮横、糊涂无知的典型的心理变态人物，由于掌握了一家的权利，便构成了特定的典型环境，人鼠共生，乌烟瘴气。永某氏病态心理是老鼠为患的前提，可以说老鼠的存在有其偶然性，同时也有其必然性。归根结底，是永某氏用人的腐败。令人鼓舞的是明智的“后人来居”假猫，购僮，杀鼠。
在《永某氏之鼠》中，作者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结尾略点一笔，着墨不多，但揭示人生哲理：物极则必反、福祸相依。示意人们不要逞一时之威，窃时以肆暴。总之，《永某氏之鼠》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精警深刻，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也仍然具有讽刺意味。
寓言的精髓是其寓意，而寓意应具有教化意义，读后使人的灵魂受到震慑，如梦方醒，引以为戒，其主旨应是积极向上的。
《黔之驴》虽广为流传，但读后，总会使人产生压抑感，或许是用驴作比喻有些欠佳吧，不知道农夫读罢有何感想？取喻动物应恰如其分，使人读其事即明其理。如将永某氏之“鼠”换成象征和平的鸽子，势必产生歧义，可见设喻的重要性。而作者对于“鼠”的形容，形神兼备的形象，恰如其分，让人不由得产生憎恶之情。麋、驴都是一些与人为善的动物，很难让人产生恶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完全领会其真正寓意的障碍。而鼠让人一见便嗤之以鼻，令人厌恶，同时“鼠辈”本身的就有不光彩的寓意；这里，我们不禁想起《硕鼠》，“硕鼠”已成为贪官代号。所以永某氏的“鼠”设喻可谓贴切。总之，读完三则寓言，我们看到：麋是可怜的，驴是可悲的，而鼠是可恶的。
三则故事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生动刻画了六种动物各具特异的形态，仿佛使人身临其境。
文章通过夸张的运用，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人格化的描写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完全是人格化的心理活动；又如：“虎因喜，计之曰：‘计止此耳’”，仿佛老虎在那里自言自语一般；“由是鼠相告（永某氏勿击鼠）”，好象老鼠明白了人类的语言。
总之，柳宗元的这三则寓言，以叙述故事为主，在结尾出有一句议论，以发挥其寓意，如《临江之麋》的“麋至死不悟”，领悟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引出其寓意：“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语言简洁犀利，“然时啖其舌”，一个“啖”字把犬的形象写活，既表现出犬的贪婪，又表现出犬的无奈。“蔽林间窥之”的“窥”便表现出虎的怯弱，同时也表现出虎的谨慎。“禁僮勿击鼠”一个“禁”字表现出主人的权力。“昼累累与人兼行”，短短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鼠头鼠脑、上窜下跳的过街老鼠们在人群中游哉乐哉。贪官们若读到此处，想必该是自惭形秽的吧？
无疑，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内容和形式，而内容在二者之中占有主要地位，对作为中心思想的内容的评价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黔之驴》警戒我们不要“出技以怒强”，以免招祸。事实上出技不出技，都可能是一样的结果，而关键是应有一种精神，不能恃强凌弱。屈原和岳飞不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吗？《黔之驴》因其取喻动物不甚贴切，其主旨稍逊一筹。所以，就其思想内容和警世明理而言，我比较尊崇《永某氏之鼠》这篇文章的警戒，它寓意深刻，具有针砭时弊的尖锐性，揭示福祸相依，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警戒世人不要肆机恣意干坏事，以免招致灾祸；《永某氏之鼠》不失为我们修身崇德之警钟。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对其寓言作品《三戒》予以分析评价：麋的行为不曾“干非其类”，它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白痴；驴乃是志在田野的力畜，俨然就是柳宗元的化身，“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黔驴之悲不亚于千里马；“鼠”乃怙恶不悛的贪官污吏的形象。总之，麋之可怜，驴之可悲，鼠之可憎！就其思想内容、警世明理而言《永某氏之鼠》位居三则寓言之首，而《黔之驴》、《临江之麋》因设喻不妥，稍逊一筹。
关键词 柳宗元 《三戒》 寓意
柳宗元的《三戒》是其寓言的代表作，题目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寓有警戒之意。戒：既劝戒自己，也劝戒别人；由此，我们应对其寓意予以分析、评价，之后，我们方能听其告诫，以防步人后尘。在《三戒》之中，尤以《黔之驴》广为后世所知，而对其余两篇知之甚少，对《黔之驴》的理解认识也无非就是“黔驴之技”、“黔驴技穷”。其实，作者的真实寓意往往不在其字面，而是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哲理蕴涵其中，正所谓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柳氏寓言之语：“手写本事，神注言外”。结合柳宗元的生平，读其《三戒》，我们便能品味出：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将文章与现实结合起来。他虽“精敏绝伦”（《新唐书》卷一六八）却不为世用，他的抑郁愤懑是非常强烈的。被贬后，他处在罪谤交加之中，无由自解，身处逆境，所以设喻引譬，为文隐晦；而强烈的感情难以自已，所以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他的寓言是对社会人生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刻思考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哲理。
在《三戒》文首有一小序说明作者的写作意图，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常安认为：“麋不知彼，驴不知己，窃时肆暴，斯为鼠辈也”（《古文披金》卷 十四）。
然而，在通读《临江之麋》后，我们很难把麋看成是“干非其类”的动物，而是“以为犬良我友”的天真、幼稚、思想单纯的形象。它幼小之时便被“临江之人”收养，且与家犬为友日久，稍大，“忘己之麋”乃情理之中，未经教化之麋如何知晓敌友？故而是缺少善恶意识、不辩敌友、是非不分的糊涂虫。同时，它是一个十分奴性的形象，唯主人是从。它与犬相处，完全是一种友善的表现，我们看不到它“干”（干,犯也。——《说文》）的行为，而是一个被主人愚弄的化身。我们很难将麋与“依势以干非其类”相联系，如果说其“不知推己之本”是再恰当不过了。“不悟”，可见其主题。也就是说，它的行为是由于主人的袒护造成的，以至于使自己的防患意识淡漠了，不知道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正如林纾所言：“麋之恃宠，稚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总之，麋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无知的白痴，它的死，让我们感到它是可怜的。
在《黔之驴》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头很好的力畜，以为“无可用”搁置在山下，使这头立志于田间耕作的驴有才不能施展，使驴子成为“废物”，真乃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好事者”其用“驴”之道可见一斑。我想，在此，黔驴的悲哀不亚于“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杂说》韩愈）的千里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们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没有人赏识千里马的才能，是别人的无知，“好事者”认为驴子无用是“好事者”的无知。驴子初次见到虎时，想必它也一样不了解对手：它过去的环境或许是一片祥和的田园生活环境，没有争斗和角逐，这个善良的毛驴无从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不事农活的食肉野兽。毛驴一鸣，亦如千里马“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韩愈），或许也像柳宗元一样，因“以生人为己任”，而锐意改革弊政吧？我们知道：毛驴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劳的；其志不是动物之间尔虞我诈的角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