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一句古语：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特别是其中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背后的规律。所有的兴衰起伏，都可以找到历史上类似的典故。

不过惭愧的是，作为一个理科生，做为一个毕业多年的理科生，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知之甚少。当年历史课本上教的，考完试后就忘完了。仅有的历史知识来自于古装电视剧。所以，在我的印象中，近现代以前的中国，无非就是封建帝制、儒家文化、争权夺位、后宫争宠、狄仁杰破案。

所以，当我读了《史记·货殖列传》时才发现，我对中国的古代文化认识的太少太浅。没想到，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居然就对商业有这么深刻的见解。原来当年已经有那么成熟发达的商业体系了。可以说太史公对商业运作的解读和认识，就算放到今天，都很有借鉴价值。

《史记·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传记。“货殖”是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文中所指的货殖，包含农、牧、渔、矿山、冶炼、手工业等各行业的经营。翻译成白话文， 这篇传记写的就是“做生意的故事”。

本文既可以当故事读，又可以当游记读，既可以当史书读，又可以当经商宝典读。在此仅摘录一二，分享交流。
太史公开篇讲到了： 人喜欢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这是一种天性。 他说自舜帝和大禹的夏朝之后，人们就开始喜欢好听的音乐，好看的美色，喜欢品尝美食，在舒服的环境中享乐，喜欢炫耀。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天性，无法改变它。

这一点和儒家中提到的“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截然相反。太史公非常直白的点明：人天然就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这是一种天性。我们完全可以正视它，而非逃避它。

其实直到现在，从小在传统思想教育下的我们，多多少少都受到克己复礼的影响。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懂礼貌，别人给的好吃的不能拿。要学会含蓄，喜欢也不要直接说出来。要努力工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要一心想着赚钱。这种含蓄内敛是好还是不好呢？掩盖住了真实的期待和欲望，看上去似乎更文雅一些。但也多了几分虚假，少了几分真诚。甚至有的人会因为顾及面子，变成一个假清高。
紧接着太史公讲到了：既然人有享受物质和精神的天性，那么应该如何来面对这种天性呢？ 好的统治者就随国民去了，差一点的统治者动之以利引导他们，再差一点的试图教化他们，更差的统治者约束管理他们，最差的要和他们作对。

这段话的原文是：

其实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运用于方方面面，商业管理，教育等均可。以教育举例：

最好的教育就是让受教育者发挥自己的专长和潜力，找到并激发他的兴趣。

差一点的教育就是用利益来鼓励他们 ，比如奖学金，比如某个奖品。

再差一点的就是教诲、教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灌输式教育。

更差的就是提要求、定规则，强行管制孩子。但这种方式管得住人，管不住心。

最差的教育方式就是和孩子对着干，也就是家长常说的孩子太叛逆。当两者成对立面的时候，则很难有好的教育效果。
文中还提到一个颠覆传统的观念：富有是值得骄傲，非常值得尊敬。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钱是肮脏的，爱财是可耻的。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地位的排列顺序是：仕、农、工、商。文化人是受人尊敬羡慕的，而商业人却是被人看不起的。因为在儒家观念中，商人不事生产，仅靠交换他人货物而得利，铜臭味最浓，为人所轻视。

直到现代，大家谈到有钱人的时候，都有一股很大的酸味，既羡慕又看不上。甚至还以标榜自己清高、不爱财为荣。就如同这段时间热议的《钟南山先生挂号费1200元》。大家觉得一个名医就应该贫寒、就应该视金钱如粪土，否则就不符合他清廉名医的形象。这种既渴望得到，又装作不在乎，其实是一种可悲的扭曲。
《货殖列传》中写了很多财富丰厚的人。其中，孔子的弟子子贡，是孔子所有徒弟中最富有的。子贡携带厚礼去访问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财富丰厚，并暗中献给戎王。秦始皇诏令他与封君同列，可同大臣一起进宫朝拜。巴郡的寡妇，名清，她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秦始皇认为他是一个贞妇，以客礼对待她。

这三人均没有官衔，却可以与皇帝分庭抗礼（古时，宾客与客人分别站在庭中的两边，相对行礼。这里的意思指君王对其很尊重）太史公明确指出：他们如此受尊重，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很佩服太史公在2000年前就能够把天性、财富、商业思考的如此透彻。 享受物质和精神，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天性。创造财富、拥有财富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天性。当我们掌握了商业的规律，通过努力获得财富，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情。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2000年前的经商智慧，放在现在，不仅可以学习，更可以对照借鉴。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此时需要认真思考读后感如何写了哦。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通用7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1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言，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居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源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重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凋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入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端，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渴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熟真熟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至重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

　　“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耀至而辐揍，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俗之间敛决而往朝焉。”

　　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旁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强至而辐镂”，结果齐国—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决而往朝焉。”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2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剑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衣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镜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抢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钱，本身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土块当做“钱”来换吃换喝的，那么现在的土块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儿了，当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况且为富不一定就是不讲仁义的人，正所谓国富民强，同样的道理，家富了亲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负。骨气不是穷人的专属名词，富可敌国是一种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吗？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袖清风，只是说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个骂名。在生财之道这个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现在的我们一无所有，靠的是父母盗助，上大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烦恼于明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也钻到钱眼里了，试问，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抱着书本去呼喊越穷越光荣吗？

　　我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只是，我们应该正视金钱这个问题，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回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尽责的基础是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凭什么来让自己的亲人在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无忧无虑？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3

　　读了司马迁《史记》名篇《货殖列传》后，深深佩服于子长先生对于发展经济社会的远见卓识。

　　“货殖”古代指经营商业和工矿业，我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货殖含义更广，包括发展经济各项产业的全部（物质文明），文中发展一二三产事例诸多，兹不赞述。司马迁发展货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这和我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如出一辙，因为没有了物质基础，即便是天花乱坠的思想教育也是空中楼阁。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不富裕，说话办事少人听，少人信，少力度，少人干，甚至没人追寻。对于国家而言，国力不强盛，落后很可能挨打，所以说发展经济在什么时候都是要牢记的。

　　如何发展经济社会，文中首先指出掌权者要管理好国家。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说：（拿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我的理解就是就是顺其自然，按其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的发展要求，按照法制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盘剥和压榨人民。用现在的提法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和以德执政。这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提出来应该是多么多么的超前呀！

　　其次用事理正反两方面深刻证明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经济的问题。用姜太公吕望、管伸的事例说明了发展经济可以富国强民（“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岛卤，人民家，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握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决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柜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意思是说：“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用"《周书》

　　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少。’财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理论论证了不发展经济就会民生凋故、国家衰败。

　　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对于发展经济社会所做的深入思考和有益研究，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和赞叹：他不仅是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很有见底的经济学家。当然，文中提到：“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我不是非常赞同，他和孟子“温饱思淫欲”我也不敢苟同的观点有些冲突。因为物质富有可以促进精神富有，但绝不能代替精神富有。纵观历史上为富不仁的人太多了，富贵慈善家也不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也有不少。所以，我们要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就要像邓小平提出的那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对于国家而言在突出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都要抓好，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才能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对于自身而言就是要干好工作，提高修养，为社会作出贡献，做好表率。

　　以上所言，牵强附会、浅尝摄止之处颇多，请大家海涵。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4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蠢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查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晶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5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治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张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满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荡；满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素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编完编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6

　　昨从小阿姨那拿来了因房屋拆迁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书，发现了其中有一本《史记》。鉴于现今中国有很多专家教授在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欲从中国史学大家司马迁那汲取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经验。于是我也仔细读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说是排在最后（实际位置是倒数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

　　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国家是如何蒸视商品经济的。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仍然发现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业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情形；“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筐小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都适用于现今瞬息变化的市场，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果断追随市场脉搏；“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随感中论及了“富”这一话题，感觉自己多是从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满足感。太史公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论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摸鸣琴，抬长袂，跟利属，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真是一针见血，刺破我辈面皮啊！女的嫁给自己父辈年纪者现如今比比普是，男的则家无余财可偏要买车去装出一副“富贵容”。这一切虽说是病态，到底可能还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贾而足，地执傍食，无饥筐之患，以故普家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准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句话有种《道德经》里“福台祸所伏，祸台福所倚”的意味。一户人家生活条件好了，下一代就会贪图安逸，家境贫寒就会出去间荡、去冒险。再加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们就有可能发植财而变富。历史的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又有山川、长城阻隔外族侵袭，于是乎与外界不通独自过上了自给自足、安详舒适的生活。西欧则地势平坦，屡遭他族迫害，自身经济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现如今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踩随中国的儿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国内有“饥值之患”，急需海外贸易补贴家用，那么说不准就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地球是圆的。如果中国国内人民无法生存，中国人再去移民他乡，那么现在我们出国就像出省一样讲普通话，那该有多好啊！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正随着我写下每一个字时循着天道一往无前，不曾回头。……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7

　　近年来，我一直在宣传一种观点，中国搞市场经济在技术上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有借鉴，但作为制度道路的选择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学西方的，更不能认为是西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从古代传统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古代传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并不首先产生于西方，却是在东方古国一中国。这两天我又一次认真研读《史记·货殖列传》，对上述观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史学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明确批判了“重农耕轻商贾”、“重本抑末”的落后经济思想，主张“农工商虞”并重，提倡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单“货殖”（而不是“物殖”）二字就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他的这个思想。史太公说：我们国家资源雄厚，物产丰盛，这是人们的生活源泉。“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徽期会战？”他说：人们利用市场规律低进高出，以求盈利谋生，各自努力经营本业，发展社会经济。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明为繁荣经济就要鼓励分业经营。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吃的、穿的、用的——老玺注）绝，虞不出则财围少。”他总结介绍了越王勾践用范盛等人的计策，凭借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的经验。史太公还精辟论述了经济与政治、与道德、与民风的关系。说：“仓陈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他还说，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他们营商出于私利，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发展了，这应当看作是贡献。不是常说“发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张政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规章制度使其规范化。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此外，《货殖列传》通过总结经济事业发达地区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业绩与经验，论述了大量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法则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包括诸如开发利用资源，提倡产业分工，以及商品经营、商业营销方式与策略等有极高理论价值的思想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还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经济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还要早一千多年。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市场经济体制获得迅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局限性，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进障碍与困难。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三十多年前起实行改革开放，摒弃了计划经济模式，走上市场经济轨道，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尽管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还不很完善，但已经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现在，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上，都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矛盾和问题，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尤其是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法规和市场运行秩序的建设。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