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以后博尔赫斯《永生》将会为我留下极深的印象，纵使所罗门说过“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几天前准备写这个小说躺床上消化时，居然睡着了。它相当地耗费脑细胞。这个小说难以理顺，我不仅是指它的意义，更多的是指博的叙述迷宫。《小径分岔的花园》虽是博的名篇，但它的叙述层次和故事框架都不是很复杂；而《永生》的故事结构很是复杂，有前言，接下来的五小节，还有一个后记，好像“我”还在不断变化，即叙述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可作为隐性叙述者的“我”却故意把他们混淆成一个人，比如说古希腊荷马。也就是说，故事里的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与他记述的故事中的“我”即罗马军团之一的执政官马可·弗拉米尼奥·鲁福和阿尔戈，都可以是荷马。如果再扩展的话，你可以是，我可以是，任何人都可以是荷马。“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毫不奇怪，漫长的时间混淆了我一度听到的话和象征那个陪伴了我许多世纪的人的命运的话。我曾是荷马；不久之后，我将像尤利西斯一样，谁也不是；不久之后，我将是众生：因为我将死去。”

《永生》这个小说的叙述层次形象地说就是圈套圈，就像是剥洋葱似的，剥了一层还有一层；这还不够，前四节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故事，到了第五小节还被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故意混淆甚至颠覆；不过，还是不够，作为整个故事的隐性叙述者“我”在后记中又故伎重演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的伎俩，从而使整个小说变得更是如同侦探故事一样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穷尽真相。

博尔赫斯大传读书笔记一

　　这本博尔赫斯传记有三个主题：爱情、政治和文学。在这三个主题上，本书以描述博尔赫斯解决或平衡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对立的过程中探究他的人格、政治立场和文学风格的形成和转变，对他的作品做出新颖的诠释。传记作者埃德温•威廉森为读者描述了一位仿佛相处了很久的老友。尽管他再怎么行事前后矛盾、口是心非，再怎么不可思议不合情理，我们也能从他性格深处找到那根不时崩紧的弦。

　　在最突出的主题“爱情”方面，博尔赫斯的表现比较奇怪。也许是读了太多史诗的原因，总是把感情看得神圣，他总是把女友看作一个可以寄托灵魂的理想人物，就是说他习惯于美化自己的意中人。连传记作者埃德温•威廉森也不仅要怀疑他有没有能力以恰当的态度与她们相处。博尔赫斯喜欢的女性都要比他成熟的多，且使他心生崇拜。但偏偏是又是这类人不喜欢终日埋头书堆的才子，而喜欢那些举止潇洒、热情奔放、热衷社交的嬉皮诗人。

　　博尔赫斯与情敌之间的竞争，可以在他那些描写刀手、恶棍的故事中窥得一斑。这些故事中都有一种女人：行为放荡、举止张狂又铁石心肠的女人。典型的形象就是《玫瑰角的汉子》中那个“卢汉娘们儿”。当有人向她的男友发起挑战的时候，她会帮他掏出刀子交到他手里说：“罗森多，我想你用得上它了。”对博尔赫斯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考验，而且他也一写再写，比如另一篇小说《南方》。

　　虽然这本传记是以博尔赫斯一生所有的意中人为叙述节点——博尔赫斯总是在结束一段感情之后才开启新感情——但他的堂妹诺拉•朗厄却是本书的核心人物。她不是博尔赫斯的初恋，但最接近于博尔赫斯的理想中的伟大女性。博尔赫斯的偶像是但丁，诺拉·朗厄之于博尔赫斯就像弗罗伦萨美女比阿特丽齐之于大诗人但丁。当然朗厄持久地“铁石心肠”带给博尔赫斯的心灵伤害要比比阿特丽齐之死对但丁的伤害的更大。而且她还嫁给了博尔赫斯的文学上的敌人——先锋派诗人吉龙铎。不仅如此，她还在某段时间还与博尔赫斯最憎恨的智利诗人聂鲁达过从甚密，这可能也是博尔赫斯极度厌恶聂鲁达的原因之一。

　　博尔赫斯的文学风格被认为是非常前卫的，但是他曾吸收了大量的古典学识。前卫性在他那里只相当于涂抹于古典思想这块大蛋糕上一层薄薄的黄油。他实际上是一种很典型的“新古典派”，在这方面，他与王尔德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共鸣。他的散文谈论最多的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英国浪漫派，以及各民族史诗。私底下最吸引他的是犹太人的神秘主义和泛神论哲学家的玄学休系，因而他的文学显示出深邃而迷人的智性。

　　很难说塑造博尔赫斯的文学风格的兴趣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得出一种印象，即所有这些风格要素都是与吉龙铎的超现实主义和聂鲁达民族浪漫主义没有重合点。这本传记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就是博尔赫斯与他的情敌几乎处处作对，在文学上与他们终生进行着不屈不挠的竞争，甚至不惜在对手改变立场时自己也随之而变。这种描述出现在他这本传记中只能被看作一种猜想，但这种猜想非常有助于理解博尔赫斯。

　　也许是因为博尔赫斯性格更具被动性，他似乎更擅长对现实做出机敏的反应。作者埃德温•威廉森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写作策略，即以非常大的比重极细致地描述博尔赫斯所交往的人和遭遇的事件以及时代背景(非常敬业)，这样就使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站在博尔赫斯的位置体会他对人和现实的看法。比如这本传记通过详细描写诺拉•朗厄的张狂的举止和平庸的文学作品，让我们充分理解到博尔赫斯对她持有的那份“被玷污”的情感：既崇拜又无奈，并且深深鄙视她所迷恋的人。当然，威廉森这种写法也会有误导读者之嫌。

　　博尔赫斯六十八岁的时候才结婚，新娘是一位寡妇，也是他年青时代的女友艾尔莎•阿斯泰特，但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不长时间。因为他穷尽一生地寻找文学缪斯，他们之间的精神差距变得不可弥补。但也正在此时，命运之神才给他安排一位最恰当的伴侣，即比他小四十多岁的玛丽亚•儿玉。玛丽亚•儿玉从内心里崇拜博尔赫斯，热爱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这里揭示了一种很有启示性的情感解决模式——她的崇拜恰好与博尔赫斯对永恒女性的崇拜对等。

　　文学家传记其实也是文学批评的形式之一，对那些作品有很强自传性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无疑，博尔赫斯在埃德温•威廉森笔下就是一位自传性作家，这个观点是比较新颖的，之前国际上对博尔赫斯的小说的看法，要么是运用奇妙的幻想对古典作品进行再创造，要么是根据一本并不存在的著作编写一个奇妙的故事，总之它们是离自传性最远的一种文学。但是这本传记却要证明博尔赫斯所有的小说都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大部分角色都影射那些给他带来影响的人(最特殊的是两个人是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和博尔赫斯的母亲这两个“独裁者”)，他们或化身为某种神秘而邪恶的组织、或者化身为神秘、无面、疤脸的、隐隐中施加影响的“煞星”。埃德温•威廉森对博尔赫斯的诠释相当详细也相当不凡。

　　博尔赫斯大传读书笔记二

　　在谈论博尔赫斯的时候，我们谈到什么?是“叙事形式的反叛者”还是“保守政治的攻击者”?在20世纪的西班牙语文学里，无人能够与他比肩。除了他以外，大概没有人能够写出迷宫一般复杂又纠结的作品了。我们常常折服于他高妙的文学成就，而又忘了他一生的跌宕起伏。在通常的传记里，博尔赫斯往往被描述为敢于与黑暗现实作战的勇士，这恐怕也是作家希望读者看到的正面形象。英国学者埃德温•威廉森显然不愿拾人牙慧，为博尔赫斯加添上无谓的“神圣”光环。在其著作《博尔赫斯大传》里，威廉森抛弃了通常的溢美之词，以平实的语言、翔实的细节深入博尔赫斯文学背后的真实人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纠结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于家族与个人之间的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曾说“所有的文学归根结底都是自传性的”，哪怕是传统意义上与自传风马牛不相及的侦探小说。威廉森当然深知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联。他知道，写作固然是“自我的完全自白”，却绝非作家“命运的浓缩”;作家的经历固然是其创作的“苗床”，但小说不尽是生活的写真，二者之间难以画上等号。同时，小说也是奇妙的。它的奇妙在于可以化平庸为神奇，也可以将弱者变为强者。作品好比是作家手里可以任意摆弄的镜子，每一次转动就能折射出不同的镜像。与笔下好勇斗狠的“玩刀子的好手”相比，作为语言魔术师的博尔赫斯恰恰相反——他软弱而又顺从，不仅全无强悍之相，反倒颇有些“弱者”之姿。

　　在博尔赫斯看来，伟大的创作家必须与“过去”诀别，以利于新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为了向“传统”开炮，碎其骨、革其命，而是为了告别“过去的阴魂”。但要彻底与“过去”决裂谈何容易：他可以修改早年的作品，却难以抹杀自身的血统。博尔赫斯出生于一个虽不富裕却身世显赫的古老家庭，从小受制于父母。怀揣文学梦的父亲郁郁不得志，希望儿子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拥有贵族血统的母亲则希望他重振家族声威。如此，博尔赫斯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是以“失败者”自居的父亲，另一方是强势的母亲，双方都将自我的意志强加在他身上。多年以后，博尔赫斯回忆起这段往事，总觉得是一种负累。“每一代人都编造出他们自己前辈们的鬼魂，并把一种负罪感传给下一代，限制了年轻一代的自由。”

　　因此，为了摆脱上一代的束缚，博尔赫斯在拿起笔的同时，也拿起了假想的武器。从创作之初起，他就以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为榜样。像堂吉诃德的长矛一样，“刀”当仁不让地成了他笔下再三出现的意象。《南方》里老牧人扔给主人公胡安•达尔曼一把短刀让他还击流氓。与此类似的是，小说《梦虎》记录了博尔赫斯少年时代的一桩轶事。童年时代，正值学龄的他被“拘禁”在家里，以家教代替学校教育。1911年，当他作为超龄儿童出现在小学课堂里的时候，同学的欺负让他不知所措，父亲像老牧人一样给了他一把短刀，并告诉他“让他们知道你是个男人”。

　　想来，“做个男人”的念头此后一定时时缠绕在博尔赫斯心头，但要成为真正的男人又是何等艰难的事。当他在现实里遍寻不到想象中的自由，他只有寄希望于爱情，从情人的絮语中找到一段“颇具诗意的纯美的时光”。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爱情只开花不结果。情人来得快、走得也快，“就像一个热吻一样，还没有滋润对方的唇就立刻感觉不到了”。尽管成年后的博尔赫斯“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自量力的好色之徒”，但在女友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拉着妈妈衣角的孩子”。从创作到私生活，强势而高寿的母亲几乎控制了他大半生，以至于当女友跟他说“拜拜”转身投入别人怀抱时，这位现实里的弱者甚至想以自杀作为了断。

　　虽然威廉森事无巨细地铺排出博尔赫斯数次失败的恋情，但《博尔赫斯大传》毕竟不是“恋爱中的博尔赫斯”。对一个男人来说，屡次失败的情感经历当然不是什么光彩体面的事。但对博尔赫斯来说，失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每一次失败的爱情都为他造就了一个迷宫，每一个离他而去的女友最后都成了他的“新贝阿特丽切”。如果缺少了这种种失败的体验，他文学上的成就势必大打折扣;如若没有几近自杀的绝望，未必会有他笔下那些七拐八弯的小径。

　　在家庭与爱情之外，阿根廷的法西斯独裁同样也让博尔赫斯深感不自由。他早年曾将布宜诺斯艾利斯比作一座包容一切的巴别塔，立志从“一个一元化的现实中创造出一个虚幻的城市和空间”。中年以后，他屡次陷入政治的纠葛，又眼见阿根廷政局的混乱，心里的“巴别塔”其实早已倒塌。尤其是在庇隆政府独裁期间，他更饱受不公正的待遇。出于对被禁锢的痛恨，博尔赫斯又一次拿起想象的武器。如果说，1946年他拒绝担任庇隆政府任命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只是反抗的开端，那么，1950年他写下《书与长城》就可以算是对庇隆政府的正面宣战了。

　　文学总有其生长的土壤，好比激进的年代总是盛产让人热血沸腾的高歌，浮华年代是靡丽文风的温床。离开其产生的环境来单纯谈论文学，大约只能是一种空话。在博尔赫斯漫长的一生中，阿根廷社会始终是“混沌”的、扭曲的，前景的不明朗造就了整体的错位。摆在面前的路很多，但大都像极了分岔又分岔、让人难以抉择的迷宫。不难想象这样的土壤里能生出怎样的花朵，博尔赫斯笔下那些个“中了魔的花园”不正是一面映照阿根廷“扭曲社会的扭曲的镜子”吗?

　　其实，作家内心的纷扰并不亚于外界的混沌。如果说，卡夫卡的城堡只是外在现实的禁锢，那么博尔赫斯则是内忧与外患交织并存。“他把自己的处境和关押在地牢里的一个人相比，虽然知道怎样做能获得自由，但总是不能实现自由。”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博尔赫斯的主人公为何总是受困于迷宫之中，他们和创作者本人一样都得不到精神上的解脱。但无论如何，他不愿也不会承认自己内心的软弱。最终，“弱者”博尔赫斯靠文学意淫了一把强者梦。而现实里，不管他承不承认，“刀”还是从他手中掉了下去。

　　博尔赫斯大传读书笔记三

　　在博迷们的翘首以盼中，上海译文版《博尔赫斯全集》终于于8月横空出世，除了对以前出版的博尔赫斯作品的修订，上海译文版的《博尔赫斯》全集新增的内容还包括博尔赫斯与他人联合创作的幻想小说、侦探小说和文学评论、名作《虚构的动物》等，已经上市的第一辑将共收录了16部作品，可以预计的是新版《博尔赫斯全集》的推出必将掀起新的博尔赫斯阅读狂潮。

　　博尔赫斯取得的文学成就是如此辉煌，以至文学青年们所熟悉的文学大牌几乎都对博尔赫斯赞誉有加，这其中就有卡尔维诺、马尔克斯、萨略、帕斯，埃科、桑塔格等，但鲜有人知道博尔赫斯成名前所经历的灰暗与坎坷，而这也许是解读博尔赫斯作品的一把钥匙，也是解读博尔赫斯成为博尔赫斯的一把钥匙。

　　1899年8月24日博尔赫斯诞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一幢平淡无奇的小平房里，他的父亲是位律师兼心理学教师，精通英语，家中有大量藏书，母亲也博览群书，精通英语。良好的家庭氛围给博尔赫斯的一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多年后博尔赫斯在他的《自传随笔》中写道：“如果说我一生中的主要事件是什么，我觉得要数我父亲的书房了。”

　　博尔赫斯很小便显示出过人的文学天赋，八岁时根据《堂吉诃德》用西班牙文写下了一篇《致命的护眼罩》。九岁时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译成了西班牙文发表于《国家报》，译笔老练，竟被认为出自其父手笔。

　　1914年，博尔赫斯随父母迁居欧洲并定居于日内瓦。在欧洲期，博尔赫斯遍读福楼拜、卡莱尔等欧洲名著，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西班牙逗留期间初次接触极端主义文学流派，并与当地先锋派作家交往，创办文学期刊，发表组诗《红色的旋律》、短篇小说集《赌徒的纸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在博尔赫斯的文学生涯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意识到一名作家必须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一直都坚信革命对于社会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他晚年时又重温了年轻时在日内瓦的革命热情，强烈反对军国主义。

　　在欧洲期间也是博尔赫斯情窦初开之时，他曾在自己的卧室藏过一本《巴尔干地区性爱习俗》，19岁的博尔赫斯被父亲带着在一个妓院里进行“成人仪式”，“初夜”的受挫使他一生对性充满了恐惧，20出头的博尔赫斯与自己的文学伙伴经常在妓院里聚会，“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抚摸着面带笑容、对他们的谈论一无所知的姑娘们的酥胸和大腿”并把他曾经迷恋过的一个妓女比喻为“既像一座教堂，也像一只母狗”。20岁左右的博尔赫斯经历了几次无疾而终的爱情，尝到了爱情最初的苦涩，他不知更大的苦涩还埋伏在他的生命必经之路上。

　　1924年，博尔赫斯随家人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很快有了自己的文学小圈子并组织出版文学杂志《船首》，由此，博尔赫斯也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先锋派核心人物，但博尔赫斯在文学上的初露锋芒比不上他与一个女人的相遇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个女人就是诺拉·朗厄。

　　诺拉·朗厄本是博尔赫斯的高徒并对博尔赫斯爱慕有加，但另外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个男人便是奥利维里奥·吉龙铎，此时的吉龙铎已经是文学界的大人物，与他相比，博尔赫斯只能算是无名小辈，诺拉·朗厄很快被这个男人迷住了：“奥利维里奥充满活力，充满激情，从那天起我就爱了他。”

　　随后几年，虽然博尔赫斯与诺拉·朗厄的关系几经反复，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她。失去诺拉·朗厄的博尔赫斯仿佛失去贝雅特丽切齐的但丁，他必须独自走向救赎之路，在文学的世界里寻找生命的自我圆满。

　　但情场失意的博尔赫斯在文学之路上随后仿佛也跌之了低谷。比如他颇为自得的《永恒史》1936年四月份出版，而到年底时，才卖出了区区30多本，日后给他带来辉煌与荣耀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国家奖的评选中甚至前三名都没有进入，在米高·凯恩图书馆工作区间，上面分发的小礼物让他不时想到自己“卑下凄凉的处境”。大多数人们只看到他的辉煌，其实很少人知道，他的一生大多数时候是以“黑暗、苦涩、失败、无数个无尽又无聊的夜晚还有忽视为伴为生”，正是因此，博尔赫斯才钻进自己的迷宫里久久不肯出来，并创作出了他那迷宫般的作品，就像他经历过的那些女人，他生活中所有经历的黑暗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他的大幸。

　　但一面是痴情、痛不欲生的博尔赫斯，一面却是随意、放荡的博尔赫斯，中年时期的博尔赫斯“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自量力的好色之徒”，比奥伊(《莫雷尔的发明》的作者)的妻子希尔维亚·奥康普更是直言：“博尔赫斯有一颗窒息的心。他喜欢漂亮女人，丑的他更爱，因为这样的话他更能想象她们的脸了。”他一次次把他那些大作《阿莱夫》、《永生》、《武士和女俘》、《神的文字》、《扎伊尔》献给一个又一个漂亮女人，他在美国授课时，希望女生比男生多一些，更是明证。看过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读者大概能理解此时的博尔赫斯。

　　虽然博尔赫斯有着鲜为人知的、丰富的情感经历，但读过博尔赫斯作品的人都会比较奇怪，爱情很少成了他的小说创作的主题，博尔赫斯自己也坦言，爱情是他的诗歌的经常的主题，但在他的小说里，只有《乌尔里卡》与爱情有关，但经过《博尔赫斯大传》作者埃德温·威廉森的对博尔赫斯小说的解读，我们才会知道，即使在博尔赫斯的那些充满玄学思辩的小说里，都隐藏着博尔赫斯一次次的情感挫败的体验。比如，在博迷心中博尔赫斯的经典之作《阿莱夫》、《扎伊尔》、《埃玛·宗兹》都隐藏着博尔赫斯情感受挫而留在他内心深处的阴影。博尔赫斯虽然一次次地塑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和草原上“玩刀子的好手”，但他在情场上显然并不是一个“玩刀子的好手”。

　　多年后，在博尔赫斯的老情敌吉龙铎的葬礼上，博尔赫斯在母亲的携扶下走到吉龙铎的遗体前，在他额头上献上了轻轻一吻，没人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中年时期的博尔赫斯在情场、文学上双双失意，在政治上又极力反对当时的庇隆政府，这使他连收入微薄的图书管理员的饭碗都不保，当局想用一个禽兔管理员的职位羞辱他，他愤然辞职，听从朋友的劝告去各地演讲，却因祸得福，不仅收入比原先高几倍，他的名声也慢慢鹊起。

　　博尔赫斯的好运相对他吃过的苦头，有些来得太迟，1950年他当选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1953年担任国立图书馆馆长，在上任前几天他曾随母亲来到这个他盼望已久的殿堂，幸福之情溢于言表，1961年与贝克特同获“福门托奖”，随后他几乎囊获了除诺贝尔奖之外欧美所有文学大奖，但在他母亲去世后，他却说：“我犯了人生最大的错，我没有使自己幸福。”幸运的是，他这个最大的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让玛丽亚·儿玉抹平了。

　　其实，与其说玛丽亚·儿玉给了他幸福不如说文学给了他安慰，当有记者问他文学意谓着什么时，他说：“幸运与幸福。在我撰写下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而毫无疑问，我的命运是从事文学。”而关于博尔赫斯取得的文学成就，在众多他的同行的赞语中，我觉得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赞语最为准确，虽然我并不同意他对自己的贬低：“留存于博尔赫斯作品里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有能力运用百科全书各式各样的碎片，并重组成理念的美妙音乐……面对博尔赫斯朗朗上口、余音绕梁、堪称典范的旋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吹瓦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