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阴几天，天晴了走在太阳底下，不小心就看见了走在前面的影子。忽短忽长，走得比我慢，比我胖，比我难看。它让我觉得陌生，觉得自己很陌生。我停下来看着它，想了一会儿，心里说，你已经27了。是啊，我已经27岁了。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常常都是在看自己影子的时候，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年龄的。你突然发现了一个正在改变的自己。然后开始想，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呢，十年，二十年，二十七年。怎么一晃就到了现在。我不是那种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成绩才能活下去的人，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就像不知道是怎样跨进了一个门槛，先抬的是哪只脚，为什么要跨进来，跨进来又是怎么继续往前走，然后又开始跨另一个门槛。一个又一个，都没想明白，就跨了27年。看着影子的时候，我其实是想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跨过来的。
就像写作，我也常常琢磨，我是怎么就写到了27岁。
往回数，让我觉得跟写作有点关系的事，应该是高二时的神经衰弱。那时候心悸，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莫名其妙地恐惧，看到夕阳如履薄冰，神经绷过了头，失去了回复的弹性，就衰弱了。完全陷入了糟糕的精神状态中，没法跟同学合群。那种自绝于人民的孤独和恐惧长久地支配我，睡不着觉，整天胡思乱想，恍恍惚惚的，经常产生幻灭感。写日记成了发泄孤独和恐惧的唯一方式。从高二开始，一直到97年真正开始写小说，我写了厚厚的一摞日记，大概就是在日记里把自己写开了。日记里乱七八糟，什么都记，想说什么说什么，怎么好说怎么说。后来回头看看，很多现在的表达，包括形式，在那些日记里都能找到差不多的原型。然后看小说，开始尝试，就这么顺下来了。高二时写过一个短篇，几千字，模仿的东西，名字也学生腔，都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取那样的题目了。接着高三，压力大，情绪更加低落，看张爱玲、苏童解闷，又开始写。好像写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还给一家杂志寄去一个，当然是石沉大海。眼巴巴地盼了一些天，就老老实实去看书了。
我一直想当个律师，高考的志愿一路都是法律，只在最后的一个栏目里填了“中文”。填得很随意，觉得若是落到了这个地步，学法律大概也没什么意思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这么一个“中文”，还是进来了，所有的“法律”都不要我。进了中文系我颇有点悲壮，整天往图书馆跑，看了一大堆小说，但到底想干什么，心里没数，小说也写，那更多是习惯，觉得应该写点东西而已。
正儿八经开始写小说是在大一的暑假，1997年7月。我一个人待在学校里看书。黄昏时分看完了张炜的《家族》，半个天都是火烧云，我在空旷的宿舍楼门前走来走去，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得告诉他，我要当作家。尽管在此之前，我的小说已经有点样子了，但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什么作家。看完《家族》，一下子体会到了表达的自由与美好，我觉得我经常胡思乱想的东西，很多都被《家族》说出来了。我找到了小说与我之间的关系，那种把人一下子洞穿的感觉，我想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就这样。开始把小说当成事来做，心无旁骛，做得很认真。我可能是那种喜欢一条道走到黑的人。那时候的阅读量现在看来，几乎是可怕。看完了就写，很受马尔克斯影响，大二开始写一个长篇，年少轻狂，打算揭示鸦片战争以来整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并为此激动得常常睡不着觉，半夜想起来一个好细节，没有灯光，就趴在床上摸黑歪歪扭扭地写，第二天誊抄。没写完，只有几万字。现在还保存着，依然喜欢那个题材，以后应该会接着写出来的，因为现在回头看，还觉得还挺有点意思。后来到了南京念大三大四，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了，写了不少，也开始发表小说。慢慢就上路了。
也仅仅是上路。小说是个跟年龄有关的艺术，像略萨说的，没有早熟的小说家。02年我来北大读研，开始“悔少作”，觉得24岁之前写的东西实在不值一提。那些小说还很虚弱，现在重读，总觉得当时没使上劲，也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上劲。完全是稀里糊涂地写，“写”成了最重要的事。写作的速度也比较快，除了发表的，现在手里还堆了二三十万字的旧稿，前些日子我把它们翻出来，有的还有点意思，但是懒得修改。只能废了。
在北大的这三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北大给我的，北大的先生们给我的，我的导师给我的，还有一些作家朋友给我的，不仅对深入理解文学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我的写作慢下来，慢得心里踏实，一步一个脚印，逐渐体会到了创造的乐趣，而不是车间生产的快感。
此外，也解决了一直折磨我的问题，就是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数，刚进北大的那一年，我很为此痛苦。写小说和散文，要感性，要形象和细节，睁开眼你得看到大地上一片鲜活的东西；但是搞理论却不是，你要逻辑，要推理，要论证，那东西本来就不是个好啃的骨头，而且理论更替的速度又比较快，要跟着大师跑，想着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结论捣鼓出来的，再考虑怎么把它化为己有。刚开始我真是不适应，觉得自己的眼光放出去都是直的，干巴巴的，脑子也是，一条直线往前跑，整个人都有点侧身走路的味道，反正从里到外都被抽象过了。大概一年半后情况有了改观，在两种思维和文体之间的转换相对轻松和容易了，想写小说就可以写小说，该写论文就写论文，基本上感觉不到有多大冲突，说到底它们不过是对面对世界和表达自己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基本上解决了两者的对立状态，生活又重新好起来。写一段时间小说，停下来看看理论、做做批评，既是休息和积累，也是补充和提高，接着再写。创作和理论之间有了一个不错的互动，逐渐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从12岁离家到镇上念中学，这些年我几乎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读书，教书，再读书。很多朋友对我的写作有疑问，他们提到了“生活”这个词。好像待在学校里就是进了真空包装袋。这也许不是偏见，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每个人其实都只是一只脚留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另一只在满天下地跑。外面的世界也有脚，它会像个不速之客经常闯进你的房间，其动静之大，容不得你闭上眼睛塞上耳朵。而我以为，恰恰是这样的生活对创作倒可能更有好处，拉开一个有效的审美距离，让它沉淀，供你消化，腾出空间让作家的想像力张开翅膀。正如汪曾祺先生说的，近事模糊远事真。至少在我是如此。我教书的那两年，见识和体验都不能说单薄，应该算是很“生活”了，但三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写出过与这段生活有关的小说，找不到满意的点切入。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着它们主动找上门来，哪一天就像突然发现自己的影子一样，往事随之汹涌而来。所以，作家与生活，也许并不在于你能生活多少“生活”，而在于你有多少同化生活的能力。
越写越不像自传了，倒像是答疑，或者说，我表达了比别人对我的写作的疑问更大的疑问。
在27岁的这一天，我竟然神神道道地说起了与文学有关的事，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我怀疑它的必然性，如同对27岁的影子的怀疑。写这个的中途，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写点东西。母亲就问：又在写稿子？我说是。她总是把我的写作说成写稿子，家里人都如此。他们面对“写小说”或者“写散文”这样的短语一直保持着质朴的羞涩和谨慎，能够变成书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如此重大，以致他们认为我根本就搞不了。我也没想到我会搞这个，会“写稿子”，小时候文学资源窘迫，翻来覆去的启蒙读物除去课本，就是祖父订阅的《半月谈》和《中国老年》，这与文学是多么的不搭界。而在知道世界上有律师这个职业之前，我最雄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军人或者卡车司机。

巴金自传读后感
巴金的童年是比较幸福的，身为富贵人家的少爷，打小就有丫鬟香儿的陪伴，一起拾桑葚，一起拾鸡蛋，还顽皮地给各只鸡取上个性的名字。和大花鸡结下深厚感情，出于孩童的天真不忍心吃鸡肉。 “为什么生来是鸡，就该被人杀死作菜吃？”这个问题让人寒心，也体现出巴金善良的性格。在巴金童年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人便是杨嫂，杨嫂一生爱清洁，死的时候却极度邋遢，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让人感动。命运就是这样，已经被安排好了就难以改变。
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杨嫂的死竟然被当作了好消息。全家人都在等着这个“好消息”，希望一个人死去，而这个人却恰恰是自己最爱的人。对巴金童年生活影响很大的是巴金的父亲和母亲，从回忆中可以看出来，巴金的母亲爱护下人，爱护孩子，是个温柔善良的好母亲。巴金的父亲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刑罚犯人却于心不忍。良好的家教培养了巴金的善良品德，这种品德让他能对祖国对人民产生无限的爱，进而用各种作品来表达这种无限的感情，为国家留下了一笔财富。巴金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字“说真话”，诚然，做人要做好人，说话要讲真话。
巴金童年生活的印象与他其后的生活相比是平和的，没有太多泪水，没有太多愤怒，日子里充满了平静的喜悦。而在文革期间，巴金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有人评价说，巴老是当代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巴老在晚年重病之时仍然笔耕不辍，写下长篇小说长夜。在84年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上，81岁的他无限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拿他自己的话讲：“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新，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这种“我要把火传下去”的欲望支撑着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伟大的作品。
巴老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与伦比的重要精神财富。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而现在，巴老的愿望也算实现了，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每一片都在呼唤。巴老将永远与祖国同行，留在人们温暖的心房里。

沈从文自传里记叙的是他自己是所过的日子，以及生长的地方和家庭。他自己说他所写是他所见的人物，所听过的声音，所嗅过的气味，及真实所受的人教育生，看了他的自传之后发现确实如此。
作者首先提到的是他从哪儿穷乡僻壤地小城--湘西生长的。之后就描写了湘西的历史：从清朝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时期状况。看了那些以后我的感受是：湘西在不断发展变化着，因为我是湘西人。在文中出现的给社稷神唱傀儡戏，旱祈雨，给年老人向外人家捡钱，遗憾的是这些神秘的东西都只是祖辈们说过而不曾见过，湘西的一切事物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有一种东西从没变过，那就是湘西的纯朴和善良。
看过他的自传之后，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童年生活。他小时候就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由此可知湘西人是多么的健康与活力；母亲用糖哄他认字，从此可见湘西人的纯真的亲情。在他的自传里他童年的时候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他把活狗带上柳条，扎成草龙，他上学的时候逃学与老师作对，到野孩子堆里去玩，他对大人们说的话不是全信全听，他从小就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一切。看到这里，我便想到自己的童年，可能因为都是湘西人吧，我的童年和他文中所说的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的自传里关于童年的描写就像一曲熟悉的旋律唤起了我的回忆，想起我自己的童年，既温馨又遗憾，为现在的小孩子感到遗憾。记得我四岁的时候，爷爷从山上砍来竹条把它们修理成小棒，教我数数，教我用小棒摆字，我歪歪斜斜的摆了一个上字，爷爷乐呵呵的把我抱在怀里一边夸我一边喂我糖吃。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去上学，不管严寒酷暑，我们每天都要早早起床，然后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乡里的中心小学上课，就是经常迟到，记得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在我的通知书上是这样写的：李锕清同学聪明可爱，学习认真，就是天天迟到，望今后能改正。直到现在一些老师见我了还在取笑我。那时小伙伴们在平日里总会为了一些小事争吵，如玩具呀，野花呀等等。但每天放学后大家都会等在一起回家，在路上大家一边走一边玩耍。当时电视剧还珠格格风靡一时，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自
编自导模仿电视里的人物，几个小姑娘为争演小燕子猜拳，输的人总是不服气，要重新猜拳.。我们总是只顾着玩，而忘记了天黑，但是大人们却急坏了，便每天拿着火把来接我们。村里的几个男生偶尔逃课被家长罚到山上放牛，山上好多野果子可好吃了，有时周末去山上采金银花和蕨菜，那些东西晒干了可以卖钱，我们在山上跑一天可以挣五.六块钱买一个漂亮的洋娃娃。那时村子里很穷，每天只有五角零用钱，我们每天都要在途中买棉花糖，比现在的可好吃多了。放寒假我们在野外打雪仗，堆雪人，滑雪，衣服湿透了我们竟不知道冷，大人把我们拉到火炉边烤火，衣服全冒着蒸气，任凭家长怎么骂，我们总是笑嘻嘻的把它当作耳边风，衣服还没烤干就又跑出去了。暑假里，我们去河里抓鱼，游泳，去田里捉泥鳅，去小溪里捉螃蟹。也经常做些偷鸡摸狗的事，经过别人的西瓜地里黄瓜地里时总会顺手牵羊，然后跑到小树林里去吃。不过好好想想，和现在的小孩子相比我感觉我们还是幸运的多，因为我们是在自然界里成长的，不受任何东西约束；不像现在的孩子，四岁学二胡，七岁学钢琴，整天被作业缠绕，假期还要被培教训班袭击。不知道它们的内心是怎样的，我们虽然同是湘西人，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所以经历的也不同，也许他们永远都不能像我们那样轻松愉快，成为一个原生态的人。
看了沈从文自传之后我不由的想到了自己欢乐童年，同时也不由得为现在的孩子的童年而感到悲伤，感到叹息。社会在发展在进步，有的变化是美好的，而有些变化是否美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问题。我希望湘西的纯真永远不要变化，永远都像沈从文写的那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