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生”的毛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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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有很多争议。毛泽东同志为此专门到湖南考察了32天，并写了这篇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当时组织起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组织时期，最开始秘密活动，后来就公开活动了；第二个为革命时期，此时农会会员的人数猛增，群众基础扩大。
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立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地主权利一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机关，一切权利归农会。在全国搞的轰轰烈烈的农民与动，却被社会中层以上至国民党右派形容为“糟得很”。但是这是革命，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有人说，农民运动中，农会的权利无上，不允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都扫光了，农民运动过分了。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歼击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同志对湖南几个月的农民运动作了一个总结，共做了14件大事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2.政治上打击地主；3.经济上打击地主；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督团；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8.普及政治宣传；9.农民诸禁；10.清匪；11.废苛捐；12.文化运动；13.合作社运动；14.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纠正了某些人对农民运动错误的看法，还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的很”。
二,探索$发现 发现一篇不错的毛概读后感
分类:读书笔记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澄清人们在文艺观念上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角度，阐述《讲话》作为一个意义蕴含丰富的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科学文艺学体系的确立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话》第一次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说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标志，也是科学文艺学体系的雏形。说它具有体系性，是因为它涉及了文学艺术中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并对其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描述和说明。说它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和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文学以外的其它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文学基本理论方面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以理论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理论家都无法企及的。
首先，《讲话》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了总结和解决。“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在新文学阵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文学中的“人性论”问题、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问题、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机械论和文学教条主义问题，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等，《讲话》对之一一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曾经是启蒙思想家在向封建文学思想展开攻击时祭起的一面有力的旗帜。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4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痹人们思想认识和斗争意志的作用。《讲话》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难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讲话》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指出了抽象“人性论”的实质所在，对于清除文艺家认识上的雾障，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接受论的问题。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2]。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3]。“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最初是由茅盾的一篇文章而起。茅盾在1937年7月《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针对当时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表现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因而造成文学题材单一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作品不能只是歌颂光明，同时也要暴露黑暗，即对那些借抗战之名而行搜刮、鱼肉百姓之实的腐败分子，给予大胆的暴露和讽刺。国统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下半年，并波及到延安解放区。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诸如“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以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样一些糊涂的观念。按理说，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文学命题下文学的特征所在。但是，文学创作的目标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更不是不分对象的乱加暴露一气。《讲话》对此指出，“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对于进步的文学家来说，“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简言之，“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4]。
《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学论断，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发挥。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对当时文学界的影响来看，当以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论断和列宁的有关文学思想为大。在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理解上，《讲话》提出了“典型化”的概念，并把它的精神实质解释为对“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的虚构和想象，“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5]。《讲话》在列宁两种民族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6]《讲话》批评那种在文艺创作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7]。不仅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还要继承外来民族的文学遗产，在此方面，《讲话》体现了一种较为宽广的兼容意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强者特有的自信心态的表现，也显示了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对于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讲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8]。《讲话》还引用列宁在文学的党性原则中所说的党的文学事业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9]。《讲话》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命题[10]。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最容易引起世人误会之处。尤其是“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文学命题，在建国后的文学发展中为少数人所利用，确实给文学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此我们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清理和分析。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在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前提下，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进行的，即“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11]。因此，《讲话》所谓的“文艺服从于政治”，主要是对党内作家提出的要求，并非让所有的作家无条件地把它奉为创作中所必须遵从的金科玉律。对于政治的含义，《讲话》的界定是，“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12]。显然，《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作家和艺术家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服从革命路线、方针总体上和方向上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大势和革命的总体任务加以艺术地描绘，而不是要作家和艺术家服从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政治任务，更非要作家和艺术家听命于某些人的长官意志。此外，《讲话》还从文艺创造的审美特征出发，揭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性，“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3]。这也表明，《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含义，是指文艺要及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向和特点，作家要根据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审美视点和创作目标，而不是要作家做图解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应声虫。
建国后文艺界出现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与当时文艺界给作家规定创作题材乃至强加某些政策观念的极左倾向有关，此种情形无疑是对《讲话》精神的背离。后来出笼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一对创作极其有害的提法，更远远偏离了《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唯心主义观念论在创作领域的极端表现。
《讲话》对最为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也做出了概括。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对文学反映论的特质做出了通俗化的说明。《讲话》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4]。《讲话》还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要求出发，论述了文艺创作的假定性，即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比作为创作的原始材料的现实社会生活更高，更具有理想性的生活。这一规定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文学反映观同机械唯物论的文学反映论区别了开来。《讲话》所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斩断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唯美主义文学观的退路，扫除了唯心主义文学观念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奥吉亚斯牛圈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二、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的文学观，给作家指出了创作的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也给“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找到了理论上的出路。因为，人民大众的
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既然是作家创作原料的产地，那么，作家要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就不能不深入工农兵大众，不能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能不转变自己的世界观和立场，否则就难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做出正确的反映和描绘。三、这一能动的文学反映观揭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和外来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为文学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讲话》指出，过去的文学作品，无论其多么伟大，无论其艺术上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成就，它们都只能是后来文学发展的参照，是文学发展的“流”而“不是源”[15]，因为这些作品本身也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这就向人们表明，无论是对文学动力的寻找还是对文学规律的解释，最终只能以社会生活作为最终的依据，而不能主次颠倒。
二、政治批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讲话》是毛泽东在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和一般文艺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全面的总结，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之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并非共产党人单纯为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做的一种学术探索。实际上，《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革命问题、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使文艺能够更好地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在文艺路线和方针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换言之，它是科学与政治研究对接的产物，它既要尊重和照顾到文艺的审美特征，又要强调政治对文艺的统帅和领导作用。
《讲话》在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召开这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6]。再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7]。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8]，而非专门解决研究文艺自身的内部问题。这就决定了《讲话》在研究的视点和切入问题的途径上是由“外”入“内”，即由文艺以外的因素来对文艺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是由“内”向“外”，即由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出发，以文艺来对文艺以外的事物乃至整个社会做出解释和说明。换言之，《讲话》虽然针对文艺问题而发，但其出发点却是社会本体论而非文艺本体论。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讲话》在总结文学批评工作时，何以提出政治性和艺术性的二重标准，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9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非共产党人不懂艺术，《讲话》对文学艺术基本理论的概括，表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熟稔文艺的规律和特征。而在当时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国统区的执政者国民党和沦陷区的日伪统治者虽然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文艺政策，却没有一方能够像共产党那样，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特征加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和说明。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正是因为共产党看到了文学艺术在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具有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和感召作用，是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所无法代替的。这说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更明白文艺和政治在上层建筑之间各自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从现实的层面看，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发展的领导作用，甚至视文艺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是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生存环境所不得不然。在你死我活的生存关头，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把功利性的目标放在第一位，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发生龃龉之时，自然要求文艺为政治做出牺牲，当时一般文艺家也能理解和赞同这一点。[20]共产党把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并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广义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正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斗争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灵活运用。敢于承认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不回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应当服从政治工作的需要，正是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之处，也是共产党在政治品格上高于其他政治党派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文艺家，在当时也承认政治对于文学所具有的优先地位。欧阳凡海在《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中说，“中国今天的文艺价值主要的不是用文艺本身的尺量去去估量（但我们决不取消这一尺量，只是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是须要‘夹杂’着民族解放的思潮。这种思潮……是中国今天客观的需要和反映”[21]。在沦陷区，唯美主义文艺观也为文艺家们所诟病。以上官筝的笔名闻名于东北沦陷区的文论家张无恙以吴公汗之名，在《新文坛的危机》中批判当时的文坛颓风时说，“逃避现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也可说是新文坛的‘危机’”，作品“一上来就是‘小摆设’，今日谈茶壶，明天说茶碗，这个的味内味，那个的味外味，或忆某人如何喝酒，或忆某人怎样品茶，噜哩噜苏，一味向空虚处落笔，于是‘性灵’也就变成‘空灵’，归为扯淡”[22]。以倡导“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为名、借以鼓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右翼文人陈铨也宣称，“文学和政治常常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单是”“一个文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3]。左、中、右三派文人虽然各自所持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取向大不相同，但在坚持功利主义的政治文学观方面却是如出一辙，可见政治需要成为战争年代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并非共产党一派所重视。
从学理的原因考察，这种情形是以价值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是“儒性表里，道一贯之”[24]的“载道”观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体现，只是文学所载之“道”，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由道德理性置换为政治理性。在此情形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凸显，审美属性降居第二位的因素，正在情理之中；就像朱自清所说的，“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25]。所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是战争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后来者在评价这一观点时，不能苛求前人，以变化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去衡量过去的事实，更不能以此否定“讲话”当年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一切历史的东西，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唯物观的基本要求。
无庸讳言，文学与政治对接的结果，自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局限性。
首先，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毕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可以起到宣传作用，但很少优秀作品能直接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品，否则，文学艺术作品和政治标语口号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恰如鲁迅所言，文艺可以用作宣传，但宣传永远不会是文艺。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第一位”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会夸大政治在文艺中的作用和影响，导致轻视乃至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不良倾向，从而以政治形态的单一性取代审美实践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以价值规范取代审美特性，这必然会造成庸俗社会学的泛滥。这种情形，在40年代后期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26]
其次，过分强调政治的指导作用而忽视文艺的审美特征，会在创作中形成图解政治概念和政策、再等而下之的图解某些领导者意图的公式主义倾向，削弱乃至消解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更难免在特定的时候，为某些钻进革命领导阶层的少数阴谋家所利用，他们会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借口，把文艺作为他们行使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便利工具。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一变而为“文艺为少数政治家服务”或“文艺从属于少数政治家的长官意志”。凡此种种，都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最终导致文艺的蜕化乃至取消文艺自身，“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文艺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惨痛局面，就是对文艺政治化乃至以政治取代文艺所带来的恶果之最好的注脚。在政治统帅和驾驭文艺的情况下，《讲话》所谓“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7]的美好愿望，到头来也只能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中所剩下的很可能只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即使后来所谓的“百花齐放”，结果同样是一句空话。实际出现的倒可能是“一花独放”，即政治这脱缰之马在文艺的园地中纵横驰骋、肆意践踏艺术之花的悖乱局面。
再次，《讲话》是从政策性层面对新文艺发展史和文艺基本规律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家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文艺的具体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讲话》本身也没有回避这一点。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28]的确，《讲话》对文艺基本规律中许多具体的方面的东西，没有给予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它虽然提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其特点是什么，这种反映和其他种类的精神活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讲话》对此没有解释。对于涉及文艺创作重要特征的“形象思维”的规律及特点、各类艺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话》根本就没有提。《讲话》也提到文艺创作需要“典型化”，但典型化的手段是什么，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则又是《讲话》所忽略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越是具体的，越是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诉了人们的。《讲话》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分析，难免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印象，也难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看起来“无所不包”，实际上却“一无所有”。
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创造过程，作家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包含了情感、心理、思想等在内的深邃幽渺的“小宇宙”，因此，对文艺基本问题的探讨就不能忽略作家和艺术家的主体性一极。《讲话》虽然也谈到了主体世界观的改造，注意到了文艺家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只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出发来对文艺家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而没有提及作家创作时的深层心理动机即隐性的无意识力量，更没有予之以相应的分析。不触及文艺家内心的深层因素，仅仅从政治立场和观点来要求文艺家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改造的有限性是可以想见的。在实际情况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作家或艺术家也许会对他本人并不赞同的文艺乃至政治观念表示口头上的赞同，但是心理怎么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建国后实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收到了一些表面上的效果，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即这种改造无法从根本上让知识分子放弃他们在文艺上的观念和信仰，个中原因就在这里。再则，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与创作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政治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也未必能在实践中创造出真正符合工农兵大众审美需求的作品。思想上落后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未必就是“毒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解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三、四十年代，外来文艺思想的传播非常活跃，欧美的一些审美心理学流派，如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文艺界都已广为人知，可《讲话》对这些思想却没有任何反映。《讲话》主要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思想作为自身的思想资源，忽略了欧美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从思想继承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够全面的。从实践的角度讲，《讲话》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提出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百姓生存的最基本需求。
因为民生是百姓生存的最基本需求，民生问题解决不好，社会就不会稳定，老百娃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因此说民生无小事。
国以民为本，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是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也是对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形式与政策论文-民生问题
古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不禁让我想起战国时的一个故事，故事梗概是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赵国赵太后问齐国使者：“贵国人民生活可好？”对曰好，赵太后再问：“贵国今年可是大丰收？”对曰是，赵太后最后才问：“贵国国君可好？”齐国使者对赵太后最后才问本国国君大为不悦，赵太后说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如次问。”齐国使者听后颇是服气。这实际上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原文如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实际上，翻开中国历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尚书•五子之歌》中所说的，它构成了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孟子•梁惠王下》则提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等议论，客观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当然，中国历史诚于鲁迅所说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少受到过真正的重视，反而，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态，官本位的文化更是积淀得深厚，且异常深厚。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民生问题才真正受到关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是毛泽东同志倡导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的，但遗憾的是“文革”等政治动乱和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国家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获得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效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并不很大，所以，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依然是共同贫困的局面。
简单的说民生问题，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
随着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腾飞，那中国的民生现状又如何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其实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将国人共同贫穷的时代变成了历史，大多数城乡居民迈进了小康乃至富裕的生活，如人均GDP从1990年的1634元上升到2003年的9073元，首次超过10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1374元上升到2003年的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02元上升到2622元；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89年的54.8％下降到2003年的45.6％，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54.5％下降到37.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89年的519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03618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从461元增长到8018元。可见，中国民生进行了很大的改善。
然而，经济指标的增长与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民生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因为前一个时期解决的民生问题，主要是初级阶段的初级民生问题，主要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衣食之忧，属物质生活甚至是食物保障方面。而现在民生问题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其内涵也在不断发展。跟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对每一个国民而言，没有教育机会就不可能接受现代文明，也不可能成为高素质甚至合格的劳动者；教育机会、接受教育的程度，正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及生活质量，教育已成为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同时，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就是要让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家庭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而失业、就业不足或就业不充分，既是社会问题，更是家庭与个人的严重问题，失业带来的往往是家庭生活的危机与困境。收入分配决定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渠道与生活来源，除了就业获取收入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还有多种收入渠道，收入分配是针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不仅能够推进效率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公平、进步与和谐。
从教育看，它已经成为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但在现实中，还存在着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够、义务教育的福利性保障不够、受教育的机会尚不公平等问题。
从就业看，现在，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800万人，需要再就业的人员500多万人，而乡村需要转移的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它不是静态的1.5亿，而是动态的、持续的。
从收入分配看，尽管说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收入在上涨，但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这几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社会保障看，像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老年人、残疾人的福利享受，等等很多只是形同虚设。特别这几年闹得比较凶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人均GDP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顺利度过这一临界点，经济社会将会步入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否则，便有可能出现“拉美化”的局面。中国现在也处于这一阶段，处于矛盾多发期，因此改善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重中之重，因此民生问题成为两会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要重点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一、纠正教育不公的几点对策(一)切实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二)坚决限制和缩小教育差距。(三)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 (四)鼓励、支持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五)以就业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六)切实解决屡禁不止的乱收费问题。三、缓解就业矛盾、调控收入差距的几点措施 (一)积极扩大就业，缓解失业状况。 (三)突出智力扶贫，拓宽就业门路。(四)打破垄断，减少行业收入差距。(五)进一步深化劳动分配制度改革。
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尽最大的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越来越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真诚的希望这能付诸实践，我们翘首以待中国越变越好。普遍受惠的时代已经过去，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到来；单纯依靠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共同贫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促使全体国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边走边看的时代已经过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时代已经到来；矫枉过正的时代已经过去，理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被动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过去，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并积极争取在国际上发挥大国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

格式：就是一般的读书笔记，没看到有什么特殊要求的。
字数：看到的有个要求1500字左右的。
内容：看完毛概，结合自己的感受进行书写。
读书笔记怎么写？
读书笔记怎么写呢？写读书笔记通常会是学生最为头疼的作业。下面就说一下写读书笔记的方法：
读书笔记一般分为摘录、提纲、批注、心得几种，格式及写法并不艰深，心得笔记中的读后感有点麻烦，但只要懂得论点、论据和论证这三要素的关系，就会轻松拿下，因为读后感不过就是一种议论文而已。我觉得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你学而不用。很多应用文种只有在将来的工作实践中才能具体应用，而读书笔记属日用文类，应即学即用。
读书笔记，是指人们在阅读书籍或文章时，遇到值得记录的东西和自己的心得、体会，随时随地把它写下来的一种文体。古人有条著名的读书治学经验，叫做读书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这“手到”就是读书笔记。读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后，应根据不同情况，写好读书笔记。常用的形式有：
1、摘要式读书笔记
摘要式读书笔记，是在读书时把与自己学习、工作、研究的问题有关的语句、段落等按原文准确无误地抄录下来。摘录原文后要注明出处，包括题目、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日期，页码等，便于引用和核实。摘录要有选择，以是否有用作为摘录的标准。摘录式笔记可分为：
（1）索引读书笔记
索引读书笔记是只记录文章的题目、出处的笔记。如书刊篇目名、编著者、出版年月日、藏书处。如果是书，要记册、章、节，如果是期刊，要记期号，报纸要记年月日和版面，以备日后查找方便。例如：庄照：《也谈为谁立传》，《光明日报·〈史学〉》
（2）抄录原文读书笔记
抄录原文读书笔记就是照抄书刊文献中与自己学习、研究有关的精彩语句、段落等作为日后应用的原始材料。摘抄原文要写上分类题目，在引文后面注明出处。
2、评注式读书笔记
评注式读书笔记不单是摘录，而且要把自己对读物内容的主要观点、材料的看法写出来，其中自然也包括表达出笔记作者的感情。评注式笔记有时对摘录的要点做概括的说明。评注式笔记有下列几种：
（1）书头批注
书头批注，是一种最简易的读书笔记作法。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把书中重要的地方和自己体会最深的地方，用笔在字句旁边的空白处打上个符号，或者在空白处加批注，或者是折页、夹纸条作记号等等。这种笔记方法不但对书中的内容可以加深理解，也为日后查找提供了方便。
（2）提纲
提纲是用纲要的形式把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论点、论据提纲挚领地叙述出来。提纲可按原文的章节、段落层次，把主要的内容扼要地写出来。提纲读书笔记可以采用原文的语句和自己的语言相结合的方式来写。
（3）提要
提要和提纲不同。提纲是逐段写出来的要点，提要是综合全文写出要点。提要可以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扼要地写出读物的内容。提要除客观叙述读物内容外，带有一些评述的性质。
另一种提要，是对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内容梗概作简要的说明。
（4）评注读书笔记
评注读书笔记，是读完读物后对它的得失加以评论，或对疑难之点加以注释，这样的读书笔记叫作评注笔记。例如鲁迅读《蕙櫋杂志》中的一段：清严无照《蕙櫋杂志》：西湖有严嵩和鄂王《满江红》词石刻，甚宏壮。词即慷慨，书亦瘦劲可观，末题华盖大学士。后人磨去姓名，改题夏言。虽属可笔，然亦足以惩奸矣。
案：严嵩篇和岳飞词，有如是作为，后人留词改名，有如是自欺，严先生以为可笔而又许其惩奸，有如是两可。寥寥六十字，写尽三态。（鲁迅《集外集拾遗·书苑折枝（二）》）
（5）补充原文读书笔记
补充原文的读书笔记，是在读完原书或文章之后，感到有不满足的地方进行补充。需要注意的是补充原文不是随意地加以补充，而是要围绕中心思想加以引申或发挥。
3、心得式读书笔记
心得式读书笔记，是在读书之后写出自己的认识、感想、体会和得到的启发与收获的一种笔记。它有如下几种：
（1）札记
札记也叫札记，是读书时把摘记的要点和心得结合起来写成的。这种札记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可长可短。
（2）心得
心得笔记也叫读后感。读书后把自己的体会、感想、收获写出来。这些读书笔记，可以写读书时的心得体会，也可以写对原文的某些论点的发挥或提出批评、商榷的意见。写这种笔记，一般是以自己的语言为主，也可适当地引用原文。
（3）综合读书笔记
综合读书笔记是读了几本或几篇论述同一问题的书文后，抓住中心评论它们的观点、见解，提出自己看法的笔记。
上述三种类型的读书笔记，不论采用哪一种类型，目是都是为学习、工作、科学研究和写作服务。作笔记时开始可采用摘要式，以后读书多了，有了比较，产生了看法，就可以写译注式，至于心得式是更进一步了，它是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
====归纳小结：
作读书笔记不仅能提高阅读书、文的效率，而且能提高科学研究和写作能力。通过学习和实践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图书馆的作用，不但学到了知识，锻炼了能力，更激发了学生的探索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