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开始实施的全国“五五”普法教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新一轮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在过去20年里，全民普法教育在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正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法治保障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普法教育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盼还有很大差距，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还较明显。如何搞好第五个五年普法教育，我们认为：应当把工作重心放在突破重点、难点和盲点等薄弱环节上，通过攻克薄弱环节来提升“五五”普法教育的质量。

一、薄弱环节制约着普法教育的质量

我国的普法教育通过20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普法教育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全民普法教育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经济转型、企业转制、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人流、物流、信息流成为各种利益调整的主要特征，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开展的普法教育就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形势，因而在实施普法教育中就出现了对一些重点对象抓而不紧、对工作难点缺少办法和对盲点部位教育不到位等薄弱环节。其表现：
一是领导干部学法抓而不紧。领导干部是社会管理的决策者。他们的法律素质和学法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和一个单位的学法热情，关系到所属地区和部门的法治化建设水平。因此，我们在推进“四五”普法中一直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存在着重经济工作轻普法教育、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基层普法轻自身学法的问题。会上要求多，会下落实少，对下要求多，对己要求少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对普法教育认识上的偏差和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一些地区的普法教育发展不平衡。

二是青少年法制教育质量不高。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应该说，在“四五”普法中，各级政府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较为重视，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构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组织网络体系，确保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规范运作。但是在工作运作中还存在着一些诸如法制副校长素质不高，讲课内容缺乏针对性，且讲课形式单一。简单枯燥，导致有的学校法制副校长没有切实发挥好应有的作用。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质量不高，直接影响了一些学校和学生学法的积极性。

三是流动人员法制教育难落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已成为一大趋势。仅×××目前就有外来流动人口1xxxx多，占本地人口六分之一。他们一方面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压力。

四是中小私营企业法制教育存在盲点。由于这部分企业规模较小且分布面广，一些业主本身素质不高和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因而对自身的法律学习和对员工的法制教育难以落实，劳动合同纠纷、劳资纠纷、非法用工等问题时有发生。实行政企分开后，政府又缺乏对中小私营企业有效的教育管理手段，工作难以渗透，以致普法教育在中小私营企业中存在盲点。

五是农村法制教育工作还不到位。多年来，在推进全民普法教育中，各级政府一直将农民的普法作为重点来全力推进。特别是各地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开展“综合示范村”以及“法律明白人”创建活动为契机，使普法教育在农村得到了有效推进。但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发展不平衡，加上普法骨干紧缺和政府投入不够等因素，使普法工作很难落实到位。

六是对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法制教育滞后。在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农村向城市聚集已成为必然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各地都在加大城市化建设力度，村委变社区，农民变市民。但是，城市扩建也对失地农民带来了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作安置和生活保障等问题。而法制宣传教育不能适×××建设快速发展的形势，使城市建设中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生活保障等一度成为热点问题。

二、用法制提升普法教育质量

普法教育质量不高有领导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有相关部门责任不明的问题，也有主管部门工作不到位的问题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缺乏应有的法制保障。因此，在推进“五五”普法中，我们应当下大力气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律保障制度，以提升普法教育质量。在建立法律保障制度中，我们认为，应构建以下四个保障机制：

一要构建普法教育组织保障机制。首先要从法律制度上确立组织保障机制。不仅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普法组织机构，而且还要赋予其相应的职能和权限，不能让普法机构成为摆设。目前，绝大多数单位都有普法的组织机构，但一些单位的普法机构作用不大，工作推进不力，普法教育的质量难
以保证。因此，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来确立普法组织机构的职能和权限，让它们真正在全民普法中发挥服务和保障作用。

二要构建普法教育责任机制。全民普法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要全社会来共同参与。这一方面需要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来明确各自的责任，否则共同责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必须要通过建立法律制度的形式来构建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的责任体系，真正做到“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这样才能做好普法教育工作，普法教育的质量才能提高。

三要构建普法教育资源整合机制。在教育的手段上，普法教育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拥有的资源可以共享。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部门之间不沟通、开展工作单打一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必须树立“大普法”观念，通过建立法律制度的形式来整合资源，这样，普法教育才能与其他教育互为侵透，协调发展，普法教育的质量才能够提高。

四要构建有效的普法教育考评机制。在普法教育的实践中，绝大多数单位都建立了考评机制，但一些单位考评的效果不是很好，影响了普法质量。因此，要从法律制度上对普法教育的考评机制予以确认，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解决部门考核、多头考核和重复考核等问题，把一切考核纳人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考核的轨道上来，增强考核的权威性。这样，才能够保证普法教育与其它工作协调发展，才能促进普法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创新为确保普法教育质量提供动力

“五五”普法既要开拓创新，又要加强基础性工作；既要求发展，又要继承过去的优秀成果及其成功经验。

一要把握“三个理念”，努力实现理论创新。一是要坚持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变革中的和谐社会，是发展中的和谐社会，是维护公平和公正的和谐社会，是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和谐社会，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而这一切都需要努力通过法治的手段去实现。二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人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制定“五五”普法规划时，要把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普法依治理工作的基本目标，加强发展经济、公民权利义务和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专项依法治理，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要坚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理念。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者基本上都是国家各级机关、各部门、各行业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法律素质的高低，能否依法办事和公正执法，直接影响着法律的实施，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也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因此，在制定“五五”普法规时，强调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法律素质，强调提高其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

二要树立创新理念，拓展法制宣传形式。一是在传统形式与现代手段的结合上突出现代手段。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进入了数字和网络时代，影视、网络等传媒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法制宣传教育中越来越突显出其优势和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优势，鼓励、引导、支持有关传媒办好法制栏目(网页)、节目，围绕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以案释法、文艺作品等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宣传法治精神，做到入耳入脑。二是在集中教育和日常宣传的结合上重视日常宣传。诚然，利用各种纪念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易于产生影响，营造氛围。但是，法制宣传教育更需潜移默化和点滴渗透，因而要注重日常宣传教育，使人们在浓厚的法律文化氛围中切身感悟到法律的真谛，进而提高全民法律素质。三是在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的结合上注重法治实践活动。法制宣传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运用法律参与社会实践。所以，要引导和指导公民积极参与立法活动，领悟法律的本意；推进执法、司法公开，把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变为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强化和规范各类法律服务，把维权和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作为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的过程，使法制宣传教育植根于法治实践之中。一次良好的法治实践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其效果远远胜过数次空洞的说教。

三要创新普法教育的用人机制。全民普法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大批人才从事这项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与普法教育的需求差距较大，特别是基层单位的矛盾更为突出，有的单位搞普法教育的专职人员只有一人。因此，在“五五”普法中，要创新普法教育的用人机制，改变人力资源紧缺的状况。要通过法律的途径确定普法机构的人员编制，定人、定岗、定职责，不得擅自挪用。要通过多渠道、多途径创建普法宣传员队伍，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为普法教育服务。如组建普法讲师团队伍、法制新闻队伍、法制文艺队伍和法律志愿者队伍等等。通过创新普法教育的用人机制，让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普法教育的大潮中来，确保全民普法教育这一伟大事业获得如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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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行政法的创制与面临的问题》后有感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一)必须更新观念。依法治国是我国在治国方略上的根本转变，它必然要求我们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加以更新，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30)"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3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以及主要靠政策、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办事的方式，根深蒂固。在观念上，亦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如不加以更新，就很难在言行上自觉投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事业中去。对于需要更新的观念，有些前文已经涉及，如树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就是要改变法律"很不受重视"的观念等。这里，要着重论述如下几点：
第一，要改变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法制有"不少是属于'人治底下的法制'，其所制定与实施的法律与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权力对社会主体的管理、控制。"(3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由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内在要求，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将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原来多年形成的主要以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为转移的人治体制，转变到主要依据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来办事的体制上。治理国家靠什么？邓小平同志认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3)
只有从观念上、体制上和具体的制度程序上完成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才能最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
第二，要改变重义务轻权利的观念。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对推动依法治国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根本上讲，权利是属于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人民的，但在旧社会，人民的权利被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却要承担被强加的无数义务。后来，人民通过革命斗争，夺回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义务轻权利的观念，仍在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在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头脑中作怪，在实践中就表现为漠视以至侵犯人民的权利，而对加重人民的义务、负担，却习以为常。法治国家一个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要求及其价值取向的重心，是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一切非法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都是法治秩序的大敌。因此，必须树立权利观念，享有权利是人民承担义务的前提。当然，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义务。马克思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享受权利就要承担义务，承担义务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权利。
第三，要改变官贵民贱的观念。官与民是自有国家以来的一对矛盾。官与民的矛盾在旧社会常常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历史上"官逼民反"的事件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理论和宪法、法律上，官与民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和惯性的作用，有的干部、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一讲依法治理，就把治理的重点和对象放在老百姓身上，只想让老百姓严格守法，把老百姓管住，而自己则是居高临下的执法者、管理者。这是官贵民贱观念余毒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官"的地位和权力都是人民给的，"官"的衣食和工作、生活条件都是人民纳税、纳粮供给的，民是"官"的衣食父母。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必须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官"要奉公守法，恪守职责，勤政廉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民的拥护和爱戴。
第四，要改变道德与法无关的观念。道德是以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并由人们的内心驱使和舆论压力发生作用的社会行为规范。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共道德和各种职业道德等之分。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的角度说，它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立法时，人们的道德观念、意识形态、法律意识等通过立法者的立法活动渗透并且表现到法律中，影响着法律价值的道德取向，使法律呈现出良、恶状态。良法是实行法治、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执法主体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才能使其执法活动和结果合法、合理；执法客体亦须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才能使其行为不越法定界限一步。
第五，要改变无所作为的观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全体公民、包括全体公职人员，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工作，亦不论是在什么行业、什么岗位上，都要为实现依法治国尽匹夫之责。现在，我们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有中央已经确定的、经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打消无所作为的观念，充满必胜的信心，努力工作，积极参与，争取早日实现人民所期望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宁、人民幸福的法治状态。
简介：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1]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