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经济学在“理性”和“自利”假设下发展出了一套处理和分析“选择”问题的方法。正是因为“理性”、“自利”与“选择”无处不在，经济学才能不断攻城略地，形成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在不少其他学科学者的眼中，经济学只要管好与“阿堵物”有关的事情就可以了，在家庭、婚姻、生育、犯罪、宗教乃至过马路等问题上应用所谓的成本收益分析，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不是对整个社会的庸俗化吗？正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如果经济学能解释所有的问题，还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家干什么，经济学不是讲究理性吗？要知道理性是有边界的。
经济学对此的回答是：资源的稀缺性与人欲望的无止境性这对基本冲突无处不在，选择也无处不在。选择也不仅仅和市场行为相联系，非市场行为，如婚姻、家庭、生育、犯罪、宗教竞争乃至学生选课等都与“资源的稀缺”进而“选择”联系在一起，也能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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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理性选择模型为研究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应用统一的分析方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最有前景的基础。
“经济学家向其他领域的扩张使我对社会问题有了更重要的理解，并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意义。
供参考。

经济学帝国主义 赵晓 虽然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大家热衷于讨论的现象，但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由于19世纪以后的时代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时代，最愿意吸收科学成果的经济学者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 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是科学帝国主义，这决定了经济学本身要接受科学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对其进行同化，才能吸收足够的能量，并对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侵略。所以，经济学对“相对落后”的“蛮族”侵略的同时，也是不断遭受“相对先进”的科学侵略的过程。 最典型的侵略经济学的科学是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大概从边际理论开始吧，数学就开始侵入到经济学。其后，整个经济学成长与成熟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数学侵略经济学的历史。例如，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于19世纪中期曾在圣·约翰学院读数学，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他的兴趣曾转向心理学，最终成功地建立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马歇尔一样，凯恩斯也在剑桥读数学，有着极其丰富的数学素养。 至于生物学——在马歇尔那里，曾经有着与物理学同等的借鉴份量，为马歇尔所重视，可惜后来因为难于数理化而置于一边。近些年来，由于新数学方法的发现、经济越来越从生物学中吸取灵感，特别是新崛起的“演化经济学”更是大量地使用了生物学的方法。 实验学和心理学还将经济学带入到惊险的境界。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Daniel Kahneman教授与乔治·梅森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Vernon Smith教授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论被认为对传统经济学家所依据的“人是利益驱动的，且理性地作了决策”这一经济学分析前提提出了挑战，动摇了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可以预料的是，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成功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成功，因此经济学一方面势必还将遭到更“科学”的科学的侵略，另一方面，日益吸收、融合现代科学的经济学，就好像日益装备新式武器的兵团，必然还将继续其帝国主义的侵略历程，对其他“科学”程度相对不足的社会科学穷追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