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后感而烦恼吧，下面是我整理的政治学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治学读后感1

本学期突然有冲动想阅读亚氏的《政治学》，本来想作为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即是苦涩地阐述严谨理论又是抽象的逻辑表达美好的制度，但是读着读着觉得蛮有意思，在那么遥远的世纪，在那么古老的年代、在那么物质贫乏的岁月中，人类对于现实的思考和对于未来的期望以及对于知识的渴望是那么的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是通过暴力途径获取的，而是试图在一个民主，公平和平的法治社会中寻求解决之道。历经千年的发展，到近代才将理性以及民主，法治，自由等当才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观念，尽管与现当代的内涵有所不同却在古代希腊人那里在早就不但广为人知，而且在多数城邦里实践过和其公民早就享受它，到此想想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只是物质世界不断更新和历史年轮的自然走过而已，其实人类内心的世界还是和当初的人类差不多。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化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本人在此主要谈谈这个书的内容和自己读完它后的感想，本人浅薄的认为可以把整本书的内容大概分为三个部分来理解，作为一个生活在城邦时代的著名学者，更是作为一个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实际生活和生存的环境的影响，书主要是在一个城邦的范围内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为作者考虑各种问题的基础，还有受其当时的观念的影响所有的问题的讨论都是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讨论，换句话说就是作者的问题处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者第一卷即首先通过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质、城邦目的和形成。亚里士多德的在论证城邦的本质的时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构成因素并在“公民”这个要素上广泛的论述，在公民构成的城邦里，亚是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物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和今天以年龄分界不同，而这部分的人民参加和决定是城邦的最高权利和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人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质就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

作者是在把人类社会要达到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这中间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事本质性的，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与动物的的关键，而这三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能够运筹帷幄的人天生就适于作统治者和主人，那些能够用身体去劳作的人是被统治者，而且是天生的奴隶，所以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

而高级的村落就是由多个家庭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形成的最后，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事物的本性（自然）就是目的“得出了城邦就是一个自然地形成的！还有论述证城邦作为整体必然优先于家庭和个人。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等，还大篇章的讨论“致富术”认为政治家需要熟悉这些知识（如何致富的知识），“因为一个国家常常比家庭更需要金钱，更需要获得金钱的妙方，所以有些政治家致全力于理财。卷三至卷六主要讨论的是各种政体，包括现实的政体和过去未来的政体等，亚氏对政体的定义：“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不同的政体，一种是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地化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划分：一人同志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

尽管亚氏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那个一定就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在都是有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坚持“中庸”的原则选择问题最少最适合你城邦的政体才是最好的！卷二和卷七卷八主要讨论的是理想城邦如何建设。从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仅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如工匠庶民卫士等的世俗幸福。再他到理想城邦的建设离不开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首先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

他主张对儿童的体育训练应该适度，因为过度的训练和不足的训练都会损坏儿童的健康。因此他反对斯巴达式的操练，主张“在体育训练中应把高贵的东西，而不是什么野性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他还认为，为了儿童的健康，不仅要进行体育训练，还要注意适当的饮食。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就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

例如在莽撞与怯懦之间有勇敢，在吝啬与浪费之间有慷慨，在怕羞与无耻之间有谦虚，等等，其中勇敢、慷慨、谦虚就是“中庸之道”，就是美德。他认为，为了培养美德，不仅要认识美德的意义，而且要从小培养良好的习惯，就是说要通过实践来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音乐和绘画在培养美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把美育和德育联系起来了。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文雅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写到这里，任然对他的一些话还是有感想“凡是属于最大多数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关注的事物”这句话怎么写的那么准确而深刻，人类从那时到现在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年轮也深深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了，但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现象在当代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的，人类的一个观念的转变的真实渐进是转变，但一定不是到最后完全的没有以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想象一下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政治学读后感2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应考虑何者是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要素。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到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应该考虑，在某种假设的情况下，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可见，政治学以寻找一种理想的政体为根本要务，而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则在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状态。按萨拜因的说法，“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实征兆。”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存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相对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政治学规范研究正是在对人类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层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评价，给未来政治生活提供导向性知识，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这种反思性活动就会持续下去。所以，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活，面对充满难题的政治现实，规范性理论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社会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规范理论的指引，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乱无序。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

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欲望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再次，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随着政治学的不断向前发展，其具体研究方法也不断发生变革，其基本趋势就是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我们知道，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和归纳来研究现实的政治制度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后来经验分析的先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马基雅维利继承了经验分析的方法，并更加注重对历史材料的研究和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追求科学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出现了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主张，与政治学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密切相关。一方面，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每一次进步或者发展，都带来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新认识和对政治规律的新的把握；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发展到近代，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热情，这种热情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相结合，形成了惟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中国人史纲》读后感
以前，我总是洋洋得意的对人说，如果我家财万贯的话，我一定会报考历史专业的.这样说的原因是一方面表明自己其实是有理想的，另一方面表明自己其实很酷.
历史是酷的，我却是浅薄的.历史并非全是鲜衣怒马繁华似锦，它事实上如此残酷，战争和暴政将它涂抹得血迹斑斑.这斑斑血迹又迷惘了众生的眼睛，在穿越历史重重迷雾之后却对狰狞的暴徒流露出顶礼膜拜的眼神.原来颠倒众生的，并非只有倾国倾城的美女.
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何明孝陵甬道上的牌匾会将朱元璋这个热爱杀人的混蛋描述成恩泽天下的圣主，就像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何人们会赋予项羽这个徒有武力的莽夫以英雄的地位并崇拜了幽幽数千年.项羽一把大火烧掉了咸阳，不但给后世的暴徒们开了一个以焚烧故都来章显自己盖世武功的恶劣先例，而且烧尽了保存在咸阳的记录着春秋战国以来璀璨学术思想的珍贵典籍.而同样是因焚烧罗马城而闻名的尼罗，却遗臭千古.相形之下的差别和痛心，我不知怎样才能言语.
不要说造成黄金时代学术典籍遗失的罪魁应是焚书坑儒的始皇赢政，那本是另一片迷茫的眼神.焚书的原因上儒生建议赢政崇古分封子弟和功臣，这本是儒家阿谀奉承的的手段，但不幸碰上始皇这个一切都向前看的人政治硬汉.法家的李斯作出细致分析之后建议”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为焚书.可见焚书焚的多是民间非科学方面的书籍，而秦朝所设为数众多的博士官，仍然存有大量诸子百家的典籍.事实上，按当时的条件，民间就真的能存有很多的书么?藏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政府行为.
而坑儒的原因则是两个道士为赢政寻仙药不得，怕上面怪罪，便毁谤赢政后逃之夭夭.始皇勃然大怒，坑杀相关四百六十于人.这其中大抵是些方术之士，不过因为赢政也提到了儒生在咸阳言论蛊惑人心，大概也有一些儒家人士混迹于被坑杀之列.
因为这两个原因，儒者们穷尽所有能够想到的恶毒词汇加诸于始皇赢政的身上.古人说三人成虎.儒者们一代接一代孜孜不倦的毁谤始皇，毁了两千年，终是迷惘住了后人的眼睛，把赢政变成集天下恶毒为一身的大妖怪.
暴政是有的，但暴政是每个朝代都有，而赢政所做的开创性的事业却只在于秦朝.不用螯述从小学课本就介绍的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光算赢政所建立的政治体制这一项，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帝王便从未有能超越，统统因袭下来.”始皇帝”这一称谓，真的是名副其实.
我到是觉得，相对于项羽，赢政到是更能担当英雄这一称号，更应该获得国人的尊敬.戏剧中的霸王，演义中的关羽赵云，都只能当作文艺形象来欣赏，万不该将其与历史真实人物混为一谈.只可惜大多数人眼中的世界只是建立在别人的臆想之上.怎能冀望用迷茫的眼睛看见一个真实的世界?
和科学一样，读史让我们接近世界本来的样子.
而我呢，喜欢事物本来的面貌.不论它是好是丑.
因为啊，我总坚信，真正的完美，总是包含了残缺于其中.
ps:<中国人史纲>，柏杨著。书已读完一月有余，感触颇多。一直想写篇书评，然面对浩浩五千年的历史，纵有柏杨先生的妙笔解读，依然惶惶不知从何落笔。没有顾湘的文采，没有了悠闲的时间，万千感慨困于胸腔，着实难受。完不成书评，终是咬咬牙，挤出一篇读后感，算是给自己一个慰藉，给读过此书一个证明。茫然不知所云，贻笑于诸前辈之前了

读后感之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1200字

　　每当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历代政治时，“封建君主专制”总是第一个被引用的词眼。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在近代经历过黑暗的侵略史后，更全盘否定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光辉之处。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作者钱穆向大家说明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也有它争奇斗艳的一面，让我们对古代政治有了另外的感悟。

　　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两条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相错最终是中央战胜地方形成中央集权，皇权打败了相权导致丞相被废除。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冗官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宋代冗兵冗官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代时期也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又往上是省，即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之后还有三个分司。这样纷繁复杂的行政体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对比起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也隐藏同样的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所以中国之将来，是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继续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改善，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勇往直前。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每项制度之变有其可变的限度，在变动中导出它不变的本源。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每当改朝换代之后总会有新的制度来统治新的时代，不断地寻求与本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或肯定。同时我们更明白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只有与时俱进，找到符合实际的才是最好的。

读后感★’<<红楼梦>>的读后感(约5000字)◎2◎
除了袭人以外,另一位影响较大的人物就是王熙凤.在协领宁国府,筹办贾母寿宴以及在贾家破败的时候独立支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一例外地反映出了她卓越的居家理财才能(要是仅仅论此,恐怕只有秦可卿可以和她相提并论).可是,无论再怎样褒扬她的功绩,都无法掩盖她身上劣性的一面:贪财,爱使小伎俩,心眼太重.至于无视国家法度,那是当时再平常不过的事,谁权大谁有法,暂且按下不提.在贾家破败的时候,王熙凤曾经和贾琏商量,"此时再发个二三百万的财才好",可见她之前就在贾府内作过了一笔数目较大的假账,而且自己从中也是获利不少.至于设计把尤二姐活活整死,那更是不在她的话下.谁叫她非得有这样的性格 最终是连气带急,吐血亡故.
说完了主要人物,再来对整部书进行一下感悟.总体来说,这部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的风格,细看起来还是有不小的差异的.曹先生在这部书中所设下的一个个伏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比如,贾政不走行不行 答案是肯定的:不行.从前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贾政本身是一个教子严厉,不容出轨的人.如果贾政不走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大观园内的故事情节就可以不再继续了,我们也大抵不难想象,如果贾政不走,那么故事发展应该是宝玉不爱学习,仗着贾母溺爱不服管教,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闲人"什么的,也是说不定的事.因此,他必须要走,而且走的时间越长越好,这就是为什么当贾政冬季即将归来的时候,曹先生又给他摊派了一个"视察灾情"的任务,生生地又让他在外面足足多呆了近半年的时间.至于修建大观园,若是按照文中所说,这园子足有"三里多长短",再加上文中对各个庭院的描写以及一般富贵人家修建屋舍的大小来看,粗略一算的话,这园子至少也有个两三平方公里大小,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也不会修这么大的园子,否则,就是"违制",可是要杀头的死罪.因此,曹先生特地为此借了一块敲门砖——元妃的回家省亲.有了这样的保障,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违制——这是为贵妃准备的园子,大一点也未尝不可;铺张——这本来就是通病,难道还想让人看到自家丢脸不成 真是绝妙至极!而且,大观园的修建,使得全书的活动核心由荣宁二府转变到了这里,也为文章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背景舞台,彻底解决了文章初期出现的活动空间有限的问题.
我想,所有人应该都对全书中的第九十七和九十八回的"黛死钗嫁"的情节记忆犹新吧 从全书来看,它是第八十回以后的最高潮事件.可以说,从艺术效果上来说,它达到了一个绝妙的境界,应该是高先生对曹先生的反封建意识的最好诠释.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整部书以后的走向,甚至比"失宝玉通灵遇奇祸"一节更为高潮迭起.为此,薛宝钗也成为了世人所唾骂的对象,因为就是她间接地逼死了黛玉.但这对于宝钗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作为一个从小就接受封建礼仪教化的女人来说,她所能做的只有接受父母的安排.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那可能是能减轻宝玉病症的唯一方法,她又怎好驳回已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贾母和王夫人呢 况且这个主义的提出者是王熙凤,并非宝钗自身.在整个事件中,宝钗只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而已.但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注意的是那颗棋子,而非操纵棋子移动的手.
尽管《红楼》一书是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但是我还是要说,它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作为一部反对封建教化的书籍来说,它其中依然掺杂了太多的鬼神因素在里面.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此来责备作者.毕竟,这是在十八世纪,是封建主义依然在中国盛行的时代.但是,这部书依然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犯了中国人民"大团圆"的思想,在文章的末尾有增加了坏人或悔过或被诛,好人则终有好报,还增加了"家道复兴"之类的吉祥如意好话.我想,这应该是已经超出了曹先生所设想的范畴的了.
其实,对于"黛死钗嫁"的情节,我至此都没有说,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另外看法.纵观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凡一个王朝从极盛开始走向衰败,至少都需要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甚至更长.而《红楼梦》的写作背景,刚好是在"康乾盛世"中期之后,清朝开始走向衰退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应该还有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好走(实际好像也差不多).而在此时表现出进步思想的宝玉和黛玉,我们不能否定的是他们新生的思想和为之大胆的行动,但我们仍要看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统治了中国至少两千年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失败成为了一种必然,因为仅仅靠几个人的力量是绝不足以动摇一个还没有出现明显破败的时代的.只有一个时代将灭而另一个时代即将新生时,那些超前的思想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至于之前,运气好的是为他人提供了指路石,其他的,可能甚至是警示.
毕竟,这是一个时代.但旧时代总会过去,就像现在一样.

六国论读后感1

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古时的秦国最早也和其它战国列强一样，都是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的诸侯，只不过当时远不如其它诸侯的封地大，并且又西临戎秋，立国条件非常恶劣，可以说危机感从分封之日起就一直伴随在秦国国君身边，以后秦国西灭戎秋，南并陇蜀，扩充国土，休养生息，变法图强，致使国力大增，秦穆公更是做到了春秋五霸之首，只不过秦穆公其时称霸仅仅是替天行道，代周朝讨伐不义，攘诸侯以安王室，不曾想到要去问一问周朝九鼎有多重。

当时天下大势，周朝已是积贫积弱，诸侯实力却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问鼎中原统一中国之大事任谁也不敢去想更不用说去做了，只是由于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中原诸侯之间或安于现状不思发展，或因蝇头小利兵戈相见，或淫秽奢侈之风盛行，最终导致各国国力渐弱积重难返，而此时天下人心思定，连年征战百姓颠沛流离苦不堪言，都向往着能够远离战争，安居乐业。而此时的秦国却由于百年来的招贤纳士轻徭薄赋，已是内有富足仓廪，外有勇将良相，秦国当时情状：

一是人才济济，百余年间，前有流落楚国云楚被秦人用五张羊皮换回遂得名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后有因《过秦论》一文被秦人追回成为千古第一相的李斯，中有商鞅、张仪等可用之才，这些人都为秦国的强大提供了必需的智力支持。

二是军力强盛，当时的秦国军队被称做虎狼之师实不为过，据秦兵马俑研究来看，秦军排兵布阵进退攻守井然有序，前有能连续射击的三排劲弩手，后有手持两米长枪能杀人于远处的五排步兵，辅以战车冲陷敌阵堪称所向无敌，况且当时秦国的政策得力奖惩严厉，军士杀敌原为奴隶的可以入籍为民，战功卓著的可以迅速升迁并获五金重奖，而临阵动摇擅自退后者不但自己会被处，而且会祸及全家，以此军队对付已识书礼的中原诸强，实在是势如破竹。三是国力大增，由于秦国当时地处西南，蜀中汉中平原因为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的竣工并投入运营，已成为当时的富庶之地，再加上各国强国富民的政策，国力强盛便成为必然。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

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六国论读后感2

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对六国灭亡的历史进行过研讨，难道真的是六国不知抗争，“弊在赂秦”吗？真是不知“厚韩亲魏以摈秦”吗？抑或“此乃天助秦耶？”

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是统一中国的任务为什么偏是让秦国来完成？从《过秦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六国确也结成过“合纵”，但不久即互相攻讦，以至秦不废一卒一矢而天下诸侯已困，何来“厚韩亲魏”呢？到头来面临的是强秦之威，只有出此“赂秦”下策，古人的论述虽给人以启发，但难免舍本逐末。

我认为，六国失败以至亡国的主要原因是不能任用人才以推动社会的变革，他们即没有认识到历史转变时期进行变革的重要性，更没有认识到人才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致使人才大量外流，削弱自己，壮大敌人。

纵观历史，春秋数百年，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秦国国君在天下广招贤士，大力任用人才，由余、蹇叔、公孙支、商鞅、张仪、范睢、李斯，这些贤能之人对秦国的日益强盛起到的作用委实不可估量。假使不用商鞅的变法政策，怎能使秦国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成为七雄中实力最强盛的一个？又假使秦国不用范睢、张仪，怎能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

与此相反，六国对人才却是另有一，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战国七雄中，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是楚国而并非秦国，楚国拥有最辽阔的国土，最强大的实力，最丰富的物产，但却缺少最明智的君主，楚国的大夫屈原力主联齐抗秦，举贤荐能，改革政治，变法图强，但他不仅不被重用，反而一再遭受打击陷害，最后被放逐沅湘间，愤而投江自尽。

赵国也是实力不俗的一个国家，赵国大将军李牧曾多次挫败秦军的进攻，但赵王不明是非，听信谗言，李牧终遭冤杀，正是六国对人才轻则怀疑、流放，重则施刑，杀戮的政策，使自已被迅速削弱，而使秦国迅速强盛。

六国人才济济，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施展才华，只能远走异国他乡，以图一展宏图，这不正是商鞅入秦，范睢离魏的原因吗？这一切，怎能不令天下奇才异士寒心，萌生“怀才不遇”之感？而秦国抓住时机，广招天下奇士，使咸阳人才云集，自然不足为奇了。

故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轻才，轻才以利秦，破灭之道也。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我们重温历史，不过是想从古人的得失中有所收获，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离不开社会发展和重用人才。

六国论读后感3

今读二苏《六国论》颇感新奇，曾不想这旧事之中还有这么多道道。不过，依我之见，二苏文章看似行文舒畅，合情合理，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因素，就不难看出其中包涵了作者的政治思想。这也就影响了作者看待六国破亡事实的眼光，其文恐怕未点到实质。

苏澈的《六国论》认为，六国灭亡在于不能联合魏韩，使力量未被团结。我说非也非也。

在《过秦论》中就有提到六国曾在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的合纵下“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这时的秦国又是怎样的呢？秦国“开关延敌”，这就不得了了。吓得诸侯“逡巡而不敢进”，于是“从散约败”。试想，十万之地，百万之师，这是必争的战斗，可诸侯却不能将“叩关而攻秦”坚持下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诸侯畏秦之势。六国虽然合纵，但各国都有本身利益的考虑，所以就造成了他们徘徊不定，导致对秦之势的惧怕，从而败北。诸侯畏秦之势，在史记中也有记载。说，秦围赵，平原君赴楚魏求援。结果楚王和魏王都有疑虑，不敢出兵。魏国的十万大军其实已压赵境，只秦国一句“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以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使十万大军不敢越赵境一步。幸有信陵君假传魏王军令，毛遂拔剑威胁楚王，才得以救赵。

那么苏洵的六国论又是怎么说的呢？苏洵说“六国破亡，弊在赂秦”。六国的灭亡在于用土地贿赂秦国。他的理由是贿赂秦国不仅使自己失去了强大的依靠，还使“暴秦之欲无厌”，从而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我说非也非也，

这“六国破亡，弊在赂秦”的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我们应该看深一些，问一句“为什么六国要赂秦？”当年秦攻赵，说，信陵君和春申君帅军击退了秦军，但还有后话。后话是赵向秦求和，赵国割地。看，秦军已被击退，困乏不已，按常理来讲赵国即使无力追击秦军，最次也应该是退守城池。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赂秦，但赵国却向秦割地求和。以求一时之安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国之势在当时以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程度。故六国灭亡不在于赂秦，而在于惧怕秦国之势。

秦以其势统一了天下，其实纵观当时之局，可得势者并非只有秦国。在当时可与秦较力者，还有齐、楚二国。此三国实力其实难分伯仲，只是秦国更懂得如何使自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在此，秦国的连横策略，便起到了削弱他国气势的作用。楚王因张仪一句笑言而破除了同齐国的联盟，又经过与秦魏齐之战，使之锐气大减，即而灭亡，起因受苏秦谗言，广树外敌，连年征战，致使其国力削弱，孤立无援，结果导致齐国气势锐减。此后，秦国以其无以可敌之气势占尽天时，地利，从而一统天下。

由此，我们知道其实统一天下，并不一定要有过于强大的军队，有的应该是气势。商汤凭七百里的`地方，统治了天下；周文王以百里之地，号令诸侯。凭的是什么？是气势！秦国有强大的气势，而诸侯畏惧它的气势，这就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原因。

六国论读后感4

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王权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六国论读后感5

每一个领略过《六国论》激荡文采的人，抚卷沉思，暗叹的不仅是秦之跋息，更多的是六国之软弱与怯懦。正像文中所说，秦之强非实之强，多半赖于六国的不思进取与轻言放弃，于是在一番退让与贿赂后，走向了六国灭族，而秦终成正果。

抛开历史规律与客观制约，仅看六国在对秦态度上所表现的软弱、退避与最终“出局”，就足够让我们谨记这样一句话：“怎能轻言放弃！"放弃永远是弱者的选择，而选择放弃，就更加注定了身为弱者的命运。占语有云：“大丈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有具备敢同天斗的勇气与魄力，才能铸造事业的辉煌与成功。纵然前途希望渺茫，纵然途中顽石挡道，坚持下去，傲对险阻，就算尽头仍旧是黑暗，这同样是胜利。而相反呢？知道困难难以克服，知道天堑难变通途，好，认输吧，退却吧，放弃吧，那么这样就将永远丧失生存的角色，背负弱者的名号走向永远的失败。

六国便是如此。秦虽强大，终不过居西北一隅，倘使六国能够藐视秦师，奋发图强，必将有所作为。但它们选择了放弃，也因为这样，强秦更强，一统天下。

以史为鉴我们应当好好思考，自己若想立足于社会，靠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还要有一股永不言败的精神。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笑对坎坷；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守得云开，终见月明。

世事终归变幻莫测，未知的阻碍也必然在前方的途中，我们要做的只是坚持、前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走过之后的我们终将绽放无悔的笑容―我没有轻言放弃！

六国论读后感6

今读二苏《六国论》颇感新奇,曾不想这旧事之中还有这么多道道.不过,依我之见,二苏文章看似行文舒畅,合情合理,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因素,就不难看出其中包涵了作者的政治思想.这也就影响了作者看待六国破亡事实的眼光,其文恐怕未点到实质.

苏澈的《六国论》认为,六国灭亡在于不能联合魏韩,使力量未被团结.我说非也非也。

.在《过秦论》中就有提到六国曾在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的合纵下“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这时的秦国又是怎样的呢?秦国“开关延敌”，这就不得了了.吓得诸侯“逡巡而不敢进”,于是“从散约败”.试想,十万之地,百万之师,这是必争的战斗,可诸侯却不能将“叩关而攻秦”坚持下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诸侯畏秦之势.六国虽然合纵,但各国都有本身利益的考虑,所以就造成了他们徘徊不定，导致对秦之势的惧怕,从而败北.诸侯畏秦之势,在史记中也有记载.说,秦围赵,平原君赴楚魏求援.结果楚王和魏王都有疑虑,不敢出兵.魏国的十万大军其实已压赵境,只秦国一句“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以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使十万大军不敢越赵境一步.幸有信陵君假传魏王军令,毛遂拔剑威胁楚王,才得以救赵.

那么苏洵的六国论又是怎么说的呢?苏洵说“六国破亡,弊在赂秦”。六国的灭亡在于用土地贿赂秦国.他的理由是贿赂秦国不仅使自己失去了强大的依靠,还使“暴秦之欲无厌”，从而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我说非也非也,

这“六国破亡,弊在赂秦”的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我们应该看深一些,问一句“为什么六国要赂秦?”当年秦攻赵,说,信陵君和春申君帅军击退了秦军,但还有后话.后话是赵向秦求和,赵国割地.看,秦军已被击退,困乏不已,按常理来讲赵国即使无力追击秦军,最次也应该是退守城池.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赂秦,但赵国却向秦割地求和.以求一时之安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国之势在当时以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程度.故六国灭亡不在于赂秦,而在于惧怕秦国之势.

秦以其势统一了天下,其实纵观当时之局,可得势者并非只有秦国.在当时可与秦较力者,还有齐、楚二国.此三国实力其实难分伯仲,只是秦国更懂得如何使自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在此,秦国的连横策略,便起到了削弱他国气势的作用.楚王因张仪一句笑言而破除了同齐国的联盟,又经过与秦魏齐之战,使之锐气大减,即而灭亡,起因受苏秦谗言,广树外敌,连年征战,致使其国力削弱,孤立无援,结果导致齐国气势锐减.此后,秦国以其无以可敌之气势占尽天时,地利，从而一统天下.

由此,我们知道其实统一天下,并不一定要有过于强大的军队,有的应该是气势.商汤凭七百里的地方,统治了天下;周文王以百里之地,号令诸侯.凭的是什么?是气势!秦国有强大的气势,而诸侯畏惧它的气势,这就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原因。

六国论读后感7

最近看了许多古代文人的文章，发现：古人好“古”。有许多文人志士喜欢对历史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议论纵横，有理有据，说得头头是道。孔子曰：“吾非圣人，好古，敏儿求之者也。”看来古人对“古”热议有加，但我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认为史论仅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有点纸上谈兵。

以苏辙的《六国论》为证。子由认为，六国之士虑患甚疏，才致以亡国。他指出，六国中韩、魏紧邻秦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志诸侯。”六国当团结一心，援助韩魏，方可挡强秦。但于我个人看，这说法有史论常见的三大矛盾：

一、苏辙是站在后人的角度反观历史，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但是谁知道秦国会统一天下呢？这就像一个人去考语文，等考卷发下来一看，阅读没做好，追悔莫及，然后再说当时我要如何如何理解就好了。事实上，你当时多花时间做阅读，可能后面的作文就写不完了。要是按他说的做，灭了秦国，说不定一统天下的就是楚国了，然后苏辙再写个《新六国论》，讨论秦国和其他五国怎么对付楚国。这就是史论第一大矛盾——时间矛盾。

二、六国有没有过对秦国的联合征讨？有。苏秦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六国合纵，齐力攻秦，迫使秦国弃地入关，据险以守。然而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请注意，六国是六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六个省。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只要自己的利益没了，立马卷铺盖走人。而苏辙想让六国不依不饶地长久抗秦，这就是让历史的潮流，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去发展，太过理想化，所以史论的第二大矛盾就是——理想矛盾。

三、苏辙说:“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意思是让韩、魏抗秦，其余四国在暗中帮助。假如你是韩魏之君，与其牺牲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却让那四国金瓯无缺；自己舍命攻秦，却让那四国安居乐业，还不如直接投奔秦国，坐享秦国的俸禄算了。这就是史论第三大矛盾，让个人和组织干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我称之为动机矛盾。

综上所述，可见所谓“史论”跟历史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甚至根本是矛盾的。还有很多写个人的史论，像《豫让论》，认为豫让在其主智家被灭后附于刺客之流谋刺赵家公不是义举，当在智家因侵吞邻家封地被灭之前以死相谏。还有《蔺相如完璧归赵论》，说蔺相如完璧归赵是运气，还把理还给了秦国……这些史论观点标新立异，也不无道理，但看一个人过于片面，仅从单一的历史事件来研究。太史公司马迁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些文章就不可谓通古今之变了，有失全面。

话虽这样说但史论也有不小的文学价值，倒也无可厚非。但我个人以为，历史的作用不在历史本身，更不是用来标新立异，显示自身观点的厉害。最重要的是，透过历史看到今朝，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只有链接现实的史论，才最有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