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A.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迪尔凯姆丰富、精深的社会学思想，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代表了对社会本体的截然不同的假定。唯名论的本质在于否定共性，否定超越于个人之上的一般社会规律。唯名论者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除此没有任何超个人的实体。社会、文化、结构、制度等都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抽象名词，它们必须由个人的动机和行为来说明和解释，不能由自身的整体性质来解释。韦伯、K.R.波普尔等人以及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和交换理论等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坚持社会唯名论的主张。
与此相反，社会唯实论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实在，它存在于个人之中。社会现象只能由抽象的、普遍的本质加以说明而不能归结为个人因素。因为社会中存在着集体意识、集体特征，它们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客观事物。唯实论者重视整体研究，主张摒弃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现象作客观的描述。在他们看来，唯名论由于重视个人而易于陷入主观的和烦琐的细节分析。迪尔凯姆等实证主义者是唯实论的主要代表，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现代结构主义、历史社会学等学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唯实论的倾向。 各理论学派所侧重的分析层次也有所不同。①宏观社会学理论注重研究社会整体与社会结构。例如，孔德、马克思、斯宾塞等人把社会视为一个体系，强调整体分析或功能分析，迪尔凯姆从客观角度对社会分工和自杀等现象进行了实证性研究，马林诺夫斯基、A.R.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提出要以结构功能的观点研究各种文化模式。②微观社会学理论注重在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分析个人行为和倾向。V.帕雷托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来自天生的本能，但人往往用虚假的意识来掩饰真实的行为动机，因此社会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真实动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等学派都主要从事微观研究。③互动理论既不从社会整体和社会结构入手，也不从心理层次入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侧重分析个人之间、个人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交换理论也是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入手，以沟通宏观结构与具体行动者的联系。
研究者在选择研究策略，特别是在选择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方法时，必然要受其理论假设的影响；尽管各种研究方法并不属于各特定的理论学派专用，但不同的理论学派往往有自己较固定的研究模式以及相应的一套具体方法。实证主义学派和宏观社会学研究常常使用较严格的定量方法（如结构式的问卷调查或统计调查），对数据进行较精确、复杂的统计分析，通过严谨的操作化和逻辑推演来验证理论假设。反实证主义学派和微观社会学研究则常常使用定性方法（如参与观察、访问、个案研究）、文献研究，对资料进行归纳、综合并结合主观思辨或阐释得出研究结论，建构理论假说。使用不同研究模式的社会学家在对不同资料的质量及可靠性、不同证据和解释方式的有效性等问题的认识上往往存在着根本分歧。 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这是容易理解的。从历史起源上看，社会学来自思辨与经验这两种传统思想；从目前发展状况上看，社会学包罗了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题与方法。试图建立统一的方法论尚为时过早，况且许多社会学家对是否有这一必要仍持有疑问。
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的新的进展与趋势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逐渐普及，以及多变量统计分析和资料搜集技术的发展，实证研究的方法及其定量化程度日益接近科学化的准则要求。但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却无法消除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分歧与困境。按照科学史学家T.S.库恩的观点，一门学科若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说明这一学科仍处于“前科学”阶段（见社会学范式）。有人据此认为，社会学的派别林立以及方法论的多样性是这门科学尚未成熟的标志。但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尺度去衡量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知识模式，它根据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模式。确实，自社会学产生以来，建立统一方法论的企图无不遭到失败。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中期由兴盛走向衰落之后，社会学理论—方法论曾向不同方向寻求出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语义哲学、认知理论都对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到80年代末为止，在西方社会学中没有哪一个学派能占据统治地位。尽管分歧仍然很大，但通过方法论的争论，特别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使社会学理论—方法论中出现了相互补充的现象，产生了一些新的综合。 60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的T.W.阿多诺和J.哈贝马斯为一方，以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和H.阿尔贝特为另一方，围绕着实证主义问题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展开了一场争论。尽管两派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规范的科学研究程序进行了批判。70～80年代较引人注目的发展有：哈贝马斯在《沟通行动理论》（1970）中对功能主义、互动论和批判理论的历史—进化分析进行了综合；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综合了功能主义、符号互动主义和系统分析；A.吉登斯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和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试图消除社会学中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改变社会学理论的实证倾向；布劳的宏观结构主义则对演绎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了综合，发展了迪尔凯姆所开创的宏观、实证研究。苏联社会学界经过几次方法论的争论，逐步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发展了学科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
社会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是与整个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70年代以来，有关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历史发展必然性、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思想观念都遇到了挑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随机性、偶然性、主体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认识到传统的、“科学的”知识模式需要改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方法论所面临的任务主要是：①对人类和社会的本性的重新认识；②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的重新认识；③结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中所呈现的各种两极对立的因素；④把科学的实证精神与社会批判的人道主义精神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