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读后感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
《子夜》读后感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注:《我的回顾》,见《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4月初版)。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在写作《子夜》的时候,作家又充分地运用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获得的社会经验。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过去的这段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之后,接着说:“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98页)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矛盾的《子夜》读后感
子夜读后感
茅盾的《子夜》,当初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是有点闲,或者说懒,懒的做别的,就找个大砖头打发时间,没想到自己能看进去。
心想着也就十几页,顶多几十页,就缴枪了,没想到,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看完了。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1930年5月的一个夜晚,上海滩工业大亨吴荪甫和吴二小姐芙芳、姑老爷金融财阀杜竹斋正在戴生昌轮船局迎候从老家双桥镇避乱而来的吴老太爷。靠《太上感应篇》作精神依托、二十五年不曾跨出书斋半步的吴老太爷,实际上已是一具古老的僵尸,一到上海,资本主义都市的气息立刻使他风化了。吴老太爷因刺激过度得了脑溢血,当晚就咽了气。第二天,吴府大办丧事,各种人物云集吴家。主人公吴荪甫因投有巨大资产的家乡双桥镇农民造反,城里的裕华丝厂工人怠工,显得很是忧愁。但当他听到杜竹斋讲到金融买办赵伯韬、尚仲礼要拉他们组织秘密“多头”公司,搞公债投机时,眼里马匕闪出兴奋的光彩,丢下丧事立即找赵伯韬谈判,心里构思着一个大计划:吞下一切中小实业家,成为工业霸主。他和太平洋公司总经理孙吉人、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几番筹划终于成功,组成了实业界财团“益中信托投资公司”。吴荪甫在公债投机中得手,“益中”仅花五六万就吞并了估价30万的八个厂。吴把汇集的全部资产做起公债来,先做“空头”,后改做“多头”。赵伯韬是上海公债市场里的魔王,有美国人撑腰,又和军政界有联络,神通广大。他要搞金融托拉斯来控制工业资本,并扬言要“直逼到吴老三垮台,益中公司倒闭!”吴荪甫既要扩厂搞实业,又要搞公债投机,资金紧缺。杜竹斋又在节骨眼上退出益中。一些储户纷纷要求提前取款。为了与赵伯韬斗到底,吴收买赵的情人刘玉英、经纪人韩孟翔做内线。但是阎军突然全线出动,四天之内要打到济南,公债猛跌,“多头”面临惨败的威胁。为了转嫁危机,吴荪甫下令工人工资按八成扣发,闹事者以武力镇压!工贼屠维岳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工潮掀起,吴荪甫被困在厂内,如惊弓之鸟,狼狈地从后门溜走。为了摆脱烦恼,寻求刺激,吴荪甫一伙带上交际花徐曼丽去江上游乐,由于开足马力,结果撞翻了一条舢板。赵伯韬找上门,扬言要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益中终于败给了西方的“洋行”和东方的“会社”。吴荪甫感到自己要山穷水尽了。但他还是孤注一掷,要和赵伯韬进行最后的较量,甚至把吴府住宅的地皮都押了出来。“多头”与“空头”决战的时刻到了,赵伯韬掌握了吴荪甫一伙的底细。吴最后抛出150万“裁兵”公债,这时如果杜竹斋能加入吴的行列,吴就能取胜,但是杜竹斋趁他们压价时站到了赵伯韬的一边,大量扒进。吴荪甫一败涂地,准备用手枪自杀,但并未开枪。最后吴荪甫与少奶奶在子夜的钟声里出码头避暑去了。
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象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越伯韬是美帝国主义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说,他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从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显示了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空虚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里,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写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而谨严的。全书共十九章,一、二两章交待人物,揭示线索;此后十七章,一环扣紧一环,头绪繁多而又有条不紊,各有描写重点而又共同服从于全书的中心。第四章写双桥镇农民起义,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对全书说来使人略有游离的感觉,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面貌,显示了吴荪甫与农村封建经济的密切关系和他对农民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仍然是全书的一个重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组成部分。贯串全书的主线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与此同时,又或实写,或虚写,处处显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最后结尾处侧面带出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以此来对照吴荪甫失败的命运,指出了中国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同文学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样,茅盾特别注意于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他有广泛的社会经验,又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各种现象,揭示其重大的意义,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子夜》的孕育和产生正是这样的。茅盾对我国古典小说《水浒》和《儒林外史》特别喜子,又曾广泛地阅读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对中外优秀文学遗产,他都能经过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旧艺术品的精髓而创造出新的手法”。这也是《子夜》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描写,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别是描写工人罢工斗争,缺点更为明显。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这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想展示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描写来批判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但是因为正面形象过于单薄无力,不能显示出革命者英勇斗争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创作企图未能圆满地实现。作者后来曾经指出产生这方面缺点的原因:“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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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子夜》,当初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是有点闲,或者说懒,懒的做别的,就找个大砖头打发时间,没想到自己能看进去。
心想着也就十几页,顶多几十页,就缴枪了,没想到,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看完了。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1930年5月的一个夜晚,上海滩工业大亨吴荪甫和吴二小姐芙芳、姑老爷金融财阀杜竹斋正在戴生昌轮船局迎候从老家双桥镇避乱而来的吴老太爷。靠《太上感应篇》作精神依托、二十五年不曾跨出书斋半步的吴老太爷,实际上已是一具古老的僵尸,一到上海,资本主义都市的气息立刻使他风化了。吴老太爷因刺激过度得了脑溢血,当晚就咽了气。第二天,吴府大办丧事,各种人物云集吴家。主人公吴荪甫因投有巨大资产的家乡双桥镇农民造反,城里的裕华丝厂工人怠工,显得很是忧愁。但当他听到杜竹斋讲到金融买办赵伯韬、尚仲礼要拉他们组织秘密“多头”公司,搞公债投机时,眼里马匕闪出兴奋的光彩,丢下丧事立即找赵伯韬谈判,心里构思着一个大计划:吞下一切中小实业家,成为工业霸主。他和太平洋公司总经理孙吉人、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几番筹划终于成功,组成了实业界财团“益中信托投资公司”。吴荪甫在公债投机中得手,“益中”仅花五六万就吞并了估价30万的八个厂。吴把汇集的全部资产做起公债来,先做“空头”,后改做“多头”。赵伯韬是上海公债市场里的魔王,有美国人撑腰,又和军政界有联络,神通广大。他要搞金融托拉斯来控制工业资本,并扬言要“直逼到吴老三垮台,益中公司倒闭!”吴荪甫既要扩厂搞实业,又要搞公债投机,资金紧缺。杜竹斋又在节骨眼上退出益中。一些储户纷纷要求提前取款。为了与赵伯韬斗到底,吴收买赵的情人刘玉英、经纪人韩孟翔做内线。但是阎军突然全线出动,四天之内要打到济南,公债猛跌,“多头”面临惨败的威胁。为了转嫁危机,吴荪甫下令工人工资按八成扣发,闹事者以武力镇压!工贼屠维岳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工潮掀起,吴荪甫被困在厂内,如惊弓之鸟,狼狈地从后门溜走。为了摆脱烦恼,寻求刺激,吴荪甫一伙带上交际花徐曼丽去江上游乐,由于开足马力,结果撞翻了一条舢板。赵伯韬找上门,扬言要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益中终于败给了西方的“洋行”和东方的“会社”。吴荪甫感到自己要山穷水尽了。但他还是孤注一掷,要和赵伯韬进行最后的较量,甚至把吴府住宅的地皮都押了出来。“多头”与“空头”决战的时刻到了,赵伯韬掌握了吴荪甫一伙的底细。吴最后抛出150万“裁兵”公债,这时如果杜竹斋能加入吴的行列,吴就能取胜,但是杜竹斋趁他们压价时站到了赵伯韬的一边,大量扒进。吴荪甫一败涂地,准备用手枪自杀,但并未开枪。最后吴荪甫与少奶奶在子夜的钟声里出码头避暑去了。
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象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越伯韬是美帝国主义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说,他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从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显示了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空虚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里,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写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而谨严的。全书共十九章,一、二两章交待人物,揭示线索;此后十七章,一环扣紧一环,头绪繁多而又有条不紊,各有描写重点而又共同服从于全书的中心。第四章写双桥镇农民起义,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对全书说来使人略有游离的感觉,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面貌,显示了吴荪甫与农村封建经济的密切关系和他对农民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仍然是全书的一个重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组成部分。贯串全书的主线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与此同时,又或实写,或虚写,处处显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最后结尾处侧面带出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以此来对照吴荪甫失败的命运,指出了中国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同文学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样,茅盾特别注意于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他有广泛的社会经验,又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各种现象,揭示其重大的意义,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子夜》的孕育和产生正是这样的。茅盾对我国古典小说《水浒》和《儒林外史》特别喜子,又曾广泛地阅读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对中外优秀文学遗产,他都能经过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旧艺术品的精髓而创造出新的手法”。这也是《子夜》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描写,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别是描写工人罢工斗争,缺点更为明显。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这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想展示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描写来批判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但是因为正面形象过于单薄无力,不能显示出革命者英勇斗争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创作企图未能圆满地实现。作者后来曾经指出产生这方面缺点的原因:“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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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是矛盾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社会分析小说。《子夜》的命名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离黎明就不远了,作者运用象征手法,反映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旧中国社会,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民即将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坚决信心,“子夜”高度概括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
作者深刻揭示了造成吴荪甫悲剧的原因,主要的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失误,而是当时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吴荪甫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某一个资本家的特殊命运,而是他所隶属的阶级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他告诉人们,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已经更深了。
在《子夜》这部书中,许多事态情节平行共识,多线纷呈。交易商公债的起落消长,诗贯通始终的一条主线,还有知识分子和女性群体的线索、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线索。尽管对农运的描绘在全书中有些游离,但是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无意使整体布局张弛有致,错落有序。
“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作者深刻揭示了造成吴荪甫悲剧的原因,主要的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失误,而是当时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吴荪甫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某一个资本家的特殊命运,而是他所隶属的阶级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他告诉人们,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已经更深了。
在《子夜》这部书中,许多事态情节平行共识,多线纷呈。交易商公债的起落消长,诗贯通始终的一条主线,还有知识分子和女性群体的线索、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线索。尽管对农运的描绘在全书中有些游离,但是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无意使整体布局张弛有致,错落有序。
“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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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读后感
茅盾的女性形象从《蚀》三部曲开始, 到《子夜》
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者是以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为
背景, 写几位女性角色的命运浮沉和拼搏奋斗, 她们
是和整个民族、时代联在了一起, 参与完成了男性化
的主流叙事; 后来的《子夜》展现了中国都市的现代
环境中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 并非作家和作品叙述
的重心, 较少地渗透了作家主观因素, 作为国家民族
话语大叙事行程中的陪衬, 她们和现实女性的非主
流、非主体的地位更相适应。《子夜》中众女性所生活
的环境吴公馆, 酷似《红楼梦》里的大观园, 是一
个乱世风云中的人间仙地, 是容纳一群游离于时代
潮流之外的边缘人物的一个乐园。《子夜》里的资产
阶级青年男女都是有着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做前提
的。作者无意中把一些女性们进行了美化, 仿佛北欧
神话中的女神降临到现代的吴公馆。丝厂的女工们
却是在地狱中挣扎的廉价劳力, 丝毫没有女性的温
柔美。这种对照或许可以说明, 林佩瑶姐妹、张素素
等人更凝结了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 更符合
作家心中理想的女性模式。本文试图就这一类女性
形象, 进行一次个人化的重新解读。
一、林佩瑶和她的乌托邦“爱情”
《子夜》里最丰满、最有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是林
佩瑶。这位温文尔雅、风姿绰约的少奶奶身上散着仙
气, 在喧嚣的人群背后, 她却拾起了灵与肉分裂的痛
苦, 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的真味”是那么苦涩, 使她更 怀念自己作为青春少女的那个时代。林佩瑶渴望着
古典的贵族的浪漫, 被动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现代
文明, 骨子里却默默地进行着反抗。她所憧憬的是
“伟大”的爱情, 把心灵寄托在乌托邦的爱情幻想上,
而不关心什么股票、公债、工厂、乡镇企业之类的东
西。身为妻子的林佩瑶似乎命中注定要承受人格的
分裂, 她的诗意的爱情和浪漫的想象都在丈夫和家
庭之外。吴荪甫却对此全然不知, 在他的经验世界
里, 从来不存在类似的意识分裂。对照吴荪甫的汲汲
于功利的资本家的特性, 她的性格似乎更有魅力。美
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 发达资
本主义工业社会给人们创造了高度的物质财富, 也
使非人化生存状态日趋严重, 人被工业生产和消费
控制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于是, 他推崇艺术可以和
日常习惯决裂, 带来新感性, 可以逍遥一个新的生存
维度以抗拒人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为女性的
林佩瑶的精神痛苦不仅体现了男性与女性在爱情婚
姻体验中的巨大差异, 而且具有了一种人性的普遍
性。林少奶奶的悲剧, 似乎是一种不成悲剧的悲剧,
一种优越生活表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
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引用拜伦
的话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 是女人
生命整个的存在。”〔1〕(P431) 爱情, 在林佩瑶那里, 已
经成为生命的全部。她把爱情的贞洁给了情人雷鸣,
把肉体的贞洁给了丈夫吴荪甫, 情爱与性道德都是 她珍视的。可惜, 这些却都不是男性们所珍视的。吴
荪甫把全部心神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没有给妻
子必要的关怀, 寂寞的林佩瑶与初恋的情人雷鸣重
叙旧情, 多年来受压抑的爱又燃起了火花。然而, 爱
情却绝不是雷鸣生命的全部, 这浪漫的精神恋爱在
两个人之间并不对等。他在小说中出场时就和徐曼
丽混在一块, 在对林佩瑶的一番爱情表白后的表现
更令人费解。可怜的林佩瑶和雷鸣那动情的一吻, 使
她背上了对丈夫的负罪感, 而吴荪甫在心境极其恶
劣的时候, 可以在女佣和交际花那里发泄, 他的婚外
性行为被当作了理所当然, 可以不受指责。林佩瑶却
自动自觉地把她对丈夫和家庭疏远看作是背叛, 是
一种不道德。
二、患了精神迫害狂的四小姐蕙芳
《子夜》里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
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是四小姐蕙芳。她激烈的精
神矛盾是封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和开放的现代观念
相对抗的表现。她在父亲主宰一切的家庭里受到严
格的管教,“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男女授受不
亲”等等封建道德阴魂不散, 无形中遥控着四小姐的
思想和行动。她就仿佛是一根草, 被连根拔起, 抛进
了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上海, 旧有的价值观遭到冲
击, 又不能和周围人们一样去挥霍、享乐。吴家四小
姐的显赫地位使她避免了有形的伤害, 可是她和都
市人有着必然的隔阂。两种文明的夹缝中的四小姐
忍耐着悲哀与孤独。
四小姐蕙芳的心灵痛苦打上了精神迫害狂的烙
印。她被父亲吴老太爷关在封建囚室里太久, 都市生
活让她不适应。一方面是看着与自己同龄的林佩珊
小鸟一样在恋爱中逍遥, 少女内心萌发了情爱和性
爱的渴望, 另一方面内心受到多年的禁欲主义习性
的牵制。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 使她没有勇气主动
追求爱情, 便学着已故的老太爷的样子, 捧起了《太
上感应篇》, 烧香念经潜心修行。蕙芳的“不端”是由
于情爱与性爱的渴望触犯了性的禁忌(女性是不应
有情欲和性欲的) , 也是由于触犯了父亲的教义和威
严(“在家从父”历来都是做女儿应遵从的伦理之一,
婚姻由父母主宰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传统)。她的被
迫自杀, 也是一种臆想, 正如《狂人日记》里的疯子,
用疑心的眼光, 去猜想周围的人都曾吃过人, 都算计
着要迫害他。四小姐蕙芳的苦修以失败告终, 作家给
了她一个比较光明的、不算结局的最后结局:“革命
家”张素素率蕙芳逃出趋于堕落而又分崩离析的吴
公馆, 去寻找新的自由。
三、高级妓女与畸形的现代
《子夜》里有三个出卖肉体的青年女性: 交际花
徐曼丽、寡妇刘玉英、少女冯眉卿。她们都在都市的
大泥淖里被淹没了。虽然没有草棚里工人那样的生
存之苦, 却也不代表女性的自由幸福和文明的现代。
徐曼丽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妓女。她靠出卖性服
务给上流社会的男性们带来消遣娱乐, 以此谋求物
质的“快乐幸福”。她周旋于众多男人中间并习以为
常, 其卖笑生活看起来似乎是很逍遥自在的: 吴公馆
的大客厅里她撒娇邀宠, 左右逢源; 弹子房里有她赤
裸裸的“死的跳舞”; 黄埔江上也有她狂乐的身影,
⋯⋯然而在徐曼丽身上, 还有一点典雅浪漫, 在黄埔
江夜游时, 玩到荒唐处, 尚有一番屈辱的滋味在心
头。徐曼丽还有传统名妓的那份气质, 对待爱情与性
还有残存的自尊和自欺欺人的幻想。刘玉英是完全
被资本主义金钱腐化和男性社会所驯服的一个。她
坦然地把情爱和性分离, 用身体做本钱, 巧妙地周旋
在吴与赵两个大亨之间, 谋求一个个发财的玄机。
“她是一个女人, 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 和男子不同;
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 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
这是茅盾对她所作的透彻分析和精确论断。冯眉卿
心甘情愿地做了廉价商品, 无非就是因为她的主顾
是在商界与政界呼风唤雨的赵大款。从两性关系的
角度分析, 刘玉英体现了女性对资本本身的不择手
段的追逐, 冯眉卿体现了女性对男权和金钱势力的
渴望。从钱与权控制女性, 支配女性欲望的本质上
看, 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利益是一致的。
徐曼丽等人的浪漫、解放、现代等特征都是以资
本主义的不完全发展为前提的。30 年代上海的畸形
发达已在社会学界成为定论, 它是个危机四伏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 买办资本主义日益发达, 民族
的现代化、工业化只能是吴荪甫的雄心壮志的梦想。
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和东西搀杂的殖民地文化不能
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 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谋
生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的特殊人物。她们
引领时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确实的经济条件和
文化环境作基础, 和当时畸形的商业一样的浮躁虚
幻。周作人在评价上海时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上海
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 上海只有买办流氓
与妓女的文化, 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 而在“上
海气”的人们看来, 女人是娱乐的器具。〔2〕(P90)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女性虽然摆脱了封
建传统妇德和女性贤淑标准的束缚, 拥有空前的性
解放、性自由, 但是, 她们的“现代”以出卖肉体和灵
魂为代价, 这与女性作为人的自由幸福是背道而驰的。人们在物质与金钱之外, 理应有健康的精神追
求, 在解放人性人欲的同时, 必然应有道德的自律。
当女性具备了经济能力和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不再充
当工具或商品时, 一个社会才有真正的文明。
在吴公馆内外还活跃着的两位青年女性张素素
和林佩珊, 也是柔情款款、流光溢彩的被神化了的形
象。她们悠哉游哉地打发日子, 无忧无虑地东游西
逛,“五四”以来刚刚被肯定的自由爱情也不再神圣
庄严。张素素热情开朗, 颇有个人的思想。那个林佩
珊简直是个一无所知的洋娃娃。这两个女性形象比
较单薄, 就不赘述其详了。
如果我们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评判, 就不得不指
出一个缺憾, 茅盾在他的创作中倾注了过多的理性,
显示了男性写作的宏大叙事的传统及其局限。茅盾
严密的理性构思使得很多形象缺乏人性的丰厚, 其
文学审美价值大打折扣。按照茅盾原来的构
思〔3〕(P481) , 小说中还有舞场中的一位老汉, 寻找被
杀的革命党的女儿, 还有女工朱桂英的恋爱, 赵伯
韬、徐曼丽、吴荪甫之间关系复杂, 张素素也是个大
有文章可作的人物。而在最后的文本中, 张素素的爱
情故事和革命故事呈线性发展, 一个资产阶级小姐
缘何向往革命, 怎样在感性的驱使下追求革命, 其社
会时代背景缺乏必要的交代, 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几乎为零, 女性形象被无意中忽视, 普通人的悲剧被
省略掉, 可以说, 经济斗争以外的日常生活和下层工
人形象是宏大主题中的拙劣的陪衬。
茅盾是带着妇女解放、男女两性平等的先在观
念来理解并塑造城市知识女性或是资产阶级女性形
象的。但是, 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突破男性叙事
的传统, 他不熟悉农村和农村的广大女性, 不了解下
层劳动妇女的生存体验和心理体验, 也没有充分反
思新文化革命以来依然照旧的男权压迫和男权文化
统治的事实。《子夜》明确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它的主
要内容, 资产阶级女性们及其人生与情爱, 比起主角
吴荪甫、赵伯韬及其代表的两种资本的斗争, 并不是
完整的、丰满的。我们看到作家把女性描绘得个个貌
美, 她们似乎是从遥远的天国中走来, 带上了理想的
玫瑰色。这就使得她们虽然有客观的真实性, 也有一
定的虚幻性。刘焕林在《封闭与开放——茅盾小说艺
术论》一书中, 明确地指出茅盾塑造的时代女性们所
体现的北欧神话的影响。茅盾在《子夜》里的这种对
现实的取舍与艺术的变形并非是对女性的物化, 形
象之中寄予了他对自己熟悉的一类女性的欣赏, 或
是对女性美的一种理想。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作家
都能以女性为重心来构建文本写出所有的真实, 重
读《子夜》, 只能是在不歪曲作家和文本真实的前提
下, 作出个人化的再阐释。
读书
灯,灯光依旧亮着,不能熄灭。几只小虫围绕着灯光。对于那些小虫来说,一切发出耀眼光芒的东西都是它们的理想乐园,也是它们的神明。简单的崇拜,以致奋不顾身。如果可以我倒很想做一只小小的飞虫,每个夜间飞向最吸引我的某个光源。在那里玩乐,在哪里祈祷,在那里奔向另一个世界。
从遥远的梦幻回到现实,摆在我面前的还是堆积如山的资料与星罗满布的习题。熬过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在书海里漫游,达到幻灭的程度,才能从书中抽出思绪,让呆滞的大脑休息片刻。
我,我不明白。在现在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只要读好书,就会发财。这种想法让我感觉好呆。难道只要读好了书,就一定能发财吗?那全世界的人都会去读书的,我相信。
爱我的爸爸,疼我的妈妈,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对我好。我说了那么多,你们都明白了吗?我不是要反抗什么,只是要你们看,我不满的地方。别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思想,你们认为的一切都是对的吗?你们所想到的都是最好的吗?别再互相争吵,似乎和文革那会一样,谁没有心机,就会被铲。难道不觉得累吗?我觉得好累、好累…
我读,我会读书,会读好书,但那不是被逼出来的,那样会让我感觉想吐,好想哭。我怕,怕什么,怕老是背书,怕别人说我好白痴。你,你们,只会说“你要第一,没第一也要上班里前十名。制定好计划,编排好剧本,我成为里面的主角儿。我想告诉你,我就快要发羊颠疯。
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读书不厉害也不一定就会输,我并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希望你们能够清楚,我不是你们的玩偶,请别为我编织自己的人生。
《子夜》读后感
茅盾的女性形象从《蚀》三部曲开始, 到《子夜》
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者是以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为
背景, 写几位女性角色的命运浮沉和拼搏奋斗, 她们
是和整个民族、时代联在了一起, 参与完成了男性化
的主流叙事; 后来的《子夜》展现了中国都市的现代
环境中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 并非作家和作品叙述
的重心, 较少地渗透了作家主观因素, 作为国家民族
话语大叙事行程中的陪衬, 她们和现实女性的非主
流、非主体的地位更相适应。《子夜》中众女性所生活
的环境吴公馆, 酷似《红楼梦》里的大观园, 是一
个乱世风云中的人间仙地, 是容纳一群游离于时代
潮流之外的边缘人物的一个乐园。《子夜》里的资产
阶级青年男女都是有着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做前提
的。作者无意中把一些女性们进行了美化, 仿佛北欧
神话中的女神降临到现代的吴公馆。丝厂的女工们
却是在地狱中挣扎的廉价劳力, 丝毫没有女性的温
柔美。这种对照或许可以说明, 林佩瑶姐妹、张素素
等人更凝结了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 更符合
作家心中理想的女性模式。本文试图就这一类女性
形象, 进行一次个人化的重新解读。
一、林佩瑶和她的乌托邦“爱情”
《子夜》里最丰满、最有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是林
佩瑶。这位温文尔雅、风姿绰约的少奶奶身上散着仙
气, 在喧嚣的人群背后, 她却拾起了灵与肉分裂的痛
苦, 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的真味”是那么苦涩, 使她更 怀念自己作为青春少女的那个时代。林佩瑶渴望着
古典的贵族的浪漫, 被动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现代
文明, 骨子里却默默地进行着反抗。她所憧憬的是
“伟大”的爱情, 把心灵寄托在乌托邦的爱情幻想上,
而不关心什么股票、公债、工厂、乡镇企业之类的东
西。身为妻子的林佩瑶似乎命中注定要承受人格的
分裂, 她的诗意的爱情和浪漫的想象都在丈夫和家
庭之外。吴荪甫却对此全然不知, 在他的经验世界
里, 从来不存在类似的意识分裂。对照吴荪甫的汲汲
于功利的资本家的特性, 她的性格似乎更有魅力。美
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 发达资
本主义工业社会给人们创造了高度的物质财富, 也
使非人化生存状态日趋严重, 人被工业生产和消费
控制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于是, 他推崇艺术可以和
日常习惯决裂, 带来新感性, 可以逍遥一个新的生存
维度以抗拒人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为女性的
林佩瑶的精神痛苦不仅体现了男性与女性在爱情婚
姻体验中的巨大差异, 而且具有了一种人性的普遍
性。林少奶奶的悲剧, 似乎是一种不成悲剧的悲剧,
一种优越生活表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
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引用拜伦
的话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 是女人
生命整个的存在。”〔1〕(P431) 爱情, 在林佩瑶那里, 已
经成为生命的全部。她把爱情的贞洁给了情人雷鸣,
把肉体的贞洁给了丈夫吴荪甫, 情爱与性道德都是 她珍视的。可惜, 这些却都不是男性们所珍视的。吴
荪甫把全部心神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没有给妻
子必要的关怀, 寂寞的林佩瑶与初恋的情人雷鸣重
叙旧情, 多年来受压抑的爱又燃起了火花。然而, 爱
情却绝不是雷鸣生命的全部, 这浪漫的精神恋爱在
两个人之间并不对等。他在小说中出场时就和徐曼
丽混在一块, 在对林佩瑶的一番爱情表白后的表现
更令人费解。可怜的林佩瑶和雷鸣那动情的一吻, 使
她背上了对丈夫的负罪感, 而吴荪甫在心境极其恶
劣的时候, 可以在女佣和交际花那里发泄, 他的婚外
性行为被当作了理所当然, 可以不受指责。林佩瑶却
自动自觉地把她对丈夫和家庭疏远看作是背叛, 是
一种不道德。
二、患了精神迫害狂的四小姐蕙芳
《子夜》里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
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是四小姐蕙芳。她激烈的精
神矛盾是封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和开放的现代观念
相对抗的表现。她在父亲主宰一切的家庭里受到严
格的管教,“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男女授受不
亲”等等封建道德阴魂不散, 无形中遥控着四小姐的
思想和行动。她就仿佛是一根草, 被连根拔起, 抛进
了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上海, 旧有的价值观遭到冲
击, 又不能和周围人们一样去挥霍、享乐。吴家四小
姐的显赫地位使她避免了有形的伤害, 可是她和都
市人有着必然的隔阂。两种文明的夹缝中的四小姐
忍耐着悲哀与孤独。
四小姐蕙芳的心灵痛苦打上了精神迫害狂的烙
印。她被父亲吴老太爷关在封建囚室里太久, 都市生
活让她不适应。一方面是看着与自己同龄的林佩珊
小鸟一样在恋爱中逍遥, 少女内心萌发了情爱和性
爱的渴望, 另一方面内心受到多年的禁欲主义习性
的牵制。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 使她没有勇气主动
追求爱情, 便学着已故的老太爷的样子, 捧起了《太
上感应篇》, 烧香念经潜心修行。蕙芳的“不端”是由
于情爱与性爱的渴望触犯了性的禁忌(女性是不应
有情欲和性欲的) , 也是由于触犯了父亲的教义和威
严(“在家从父”历来都是做女儿应遵从的伦理之一,
婚姻由父母主宰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传统)。她的被
迫自杀, 也是一种臆想, 正如《狂人日记》里的疯子,
用疑心的眼光, 去猜想周围的人都曾吃过人, 都算计
着要迫害他。四小姐蕙芳的苦修以失败告终, 作家给
了她一个比较光明的、不算结局的最后结局:“革命
家”张素素率蕙芳逃出趋于堕落而又分崩离析的吴
公馆, 去寻找新的自由。
三、高级妓女与畸形的现代
《子夜》里有三个出卖肉体的青年女性: 交际花
徐曼丽、寡妇刘玉英、少女冯眉卿。她们都在都市的
大泥淖里被淹没了。虽然没有草棚里工人那样的生
存之苦, 却也不代表女性的自由幸福和文明的现代。
徐曼丽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妓女。她靠出卖性服
务给上流社会的男性们带来消遣娱乐, 以此谋求物
质的“快乐幸福”。她周旋于众多男人中间并习以为
常, 其卖笑生活看起来似乎是很逍遥自在的: 吴公馆
的大客厅里她撒娇邀宠, 左右逢源; 弹子房里有她赤
裸裸的“死的跳舞”; 黄埔江上也有她狂乐的身影,
⋯⋯然而在徐曼丽身上, 还有一点典雅浪漫, 在黄埔
江夜游时, 玩到荒唐处, 尚有一番屈辱的滋味在心
头。徐曼丽还有传统名妓的那份气质, 对待爱情与性
还有残存的自尊和自欺欺人的幻想。刘玉英是完全
被资本主义金钱腐化和男性社会所驯服的一个。她
坦然地把情爱和性分离, 用身体做本钱, 巧妙地周旋
在吴与赵两个大亨之间, 谋求一个个发财的玄机。
“她是一个女人, 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 和男子不同;
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 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
这是茅盾对她所作的透彻分析和精确论断。冯眉卿
心甘情愿地做了廉价商品, 无非就是因为她的主顾
是在商界与政界呼风唤雨的赵大款。从两性关系的
角度分析, 刘玉英体现了女性对资本本身的不择手
段的追逐, 冯眉卿体现了女性对男权和金钱势力的
渴望。从钱与权控制女性, 支配女性欲望的本质上
看, 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利益是一致的。
徐曼丽等人的浪漫、解放、现代等特征都是以资
本主义的不完全发展为前提的。30 年代上海的畸形
发达已在社会学界成为定论, 它是个危机四伏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 买办资本主义日益发达, 民族
的现代化、工业化只能是吴荪甫的雄心壮志的梦想。
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和东西搀杂的殖民地文化不能
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 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谋
生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的特殊人物。她们
引领时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确实的经济条件和
文化环境作基础, 和当时畸形的商业一样的浮躁虚
幻。周作人在评价上海时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上海
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 上海只有买办流氓
与妓女的文化, 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 而在“上
海气”的人们看来, 女人是娱乐的器具。〔2〕(P90)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女性虽然摆脱了封
建传统妇德和女性贤淑标准的束缚, 拥有空前的性
解放、性自由, 但是, 她们的“现代”以出卖肉体和灵
魂为代价, 这与女性作为人的自由幸福是背道而驰的。人们在物质与金钱之外, 理应有健康的精神追
求, 在解放人性人欲的同时, 必然应有道德的自律。
当女性具备了经济能力和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不再充
当工具或商品时, 一个社会才有真正的文明。
在吴公馆内外还活跃着的两位青年女性张素素
和林佩珊, 也是柔情款款、流光溢彩的被神化了的形
象。她们悠哉游哉地打发日子, 无忧无虑地东游西
逛,“五四”以来刚刚被肯定的自由爱情也不再神圣
庄严。张素素热情开朗, 颇有个人的思想。那个林佩
珊简直是个一无所知的洋娃娃。这两个女性形象比
较单薄, 就不赘述其详了。
如果我们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评判, 就不得不指
出一个缺憾, 茅盾在他的创作中倾注了过多的理性,
显示了男性写作的宏大叙事的传统及其局限。茅盾
严密的理性构思使得很多形象缺乏人性的丰厚, 其
文学审美价值大打折扣。按照茅盾原来的构
思〔3〕(P481) , 小说中还有舞场中的一位老汉, 寻找被
杀的革命党的女儿, 还有女工朱桂英的恋爱, 赵伯
韬、徐曼丽、吴荪甫之间关系复杂, 张素素也是个大
有文章可作的人物。而在最后的文本中, 张素素的爱
情故事和革命故事呈线性发展, 一个资产阶级小姐
缘何向往革命, 怎样在感性的驱使下追求革命, 其社
会时代背景缺乏必要的交代, 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几乎为零, 女性形象被无意中忽视, 普通人的悲剧被
省略掉, 可以说, 经济斗争以外的日常生活和下层工
人形象是宏大主题中的拙劣的陪衬。
茅盾是带着妇女解放、男女两性平等的先在观
念来理解并塑造城市知识女性或是资产阶级女性形
象的。但是, 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突破男性叙事
的传统, 他不熟悉农村和农村的广大女性, 不了解下
层劳动妇女的生存体验和心理体验, 也没有充分反
思新文化革命以来依然照旧的男权压迫和男权文化
统治的事实。《子夜》明确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它的主
要内容, 资产阶级女性们及其人生与情爱, 比起主角
吴荪甫、赵伯韬及其代表的两种资本的斗争, 并不是
完整的、丰满的。我们看到作家把女性描绘得个个貌
美, 她们似乎是从遥远的天国中走来, 带上了理想的
玫瑰色。这就使得她们虽然有客观的真实性, 也有一
定的虚幻性。刘焕林在《封闭与开放——茅盾小说艺
术论》一书中, 明确地指出茅盾塑造的时代女性们所
体现的北欧神话的影响。茅盾在《子夜》里的这种对
现实的取舍与艺术的变形并非是对女性的物化, 形
象之中寄予了他对自己熟悉的一类女性的欣赏, 或
是对女性美的一种理想。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作家
都能以女性为重心来构建文本写出所有的真实, 重
读《子夜》, 只能是在不歪曲作家和文本真实的前提
下, 作出个人化的再阐释。
读书
灯,灯光依旧亮着,不能熄灭。几只小虫围绕着灯光。对于那些小虫来说,一切发出耀眼光芒的东西都是它们的理想乐园,也是它们的神明。简单的崇拜,以致奋不顾身。如果可以我倒很想做一只小小的飞虫,每个夜间飞向最吸引我的某个光源。在那里玩乐,在哪里祈祷,在那里奔向另一个世界。
从遥远的梦幻回到现实,摆在我面前的还是堆积如山的资料与星罗满布的习题。熬过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在书海里漫游,达到幻灭的程度,才能从书中抽出思绪,让呆滞的大脑休息片刻。
我,我不明白。在现在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只要读好书,就会发财。这种想法让我感觉好呆。难道只要读好了书,就一定能发财吗?那全世界的人都会去读书的,我相信。
爱我的爸爸,疼我的妈妈,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对我好。我说了那么多,你们都明白了吗?我不是要反抗什么,只是要你们看,我不满的地方。别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思想,你们认为的一切都是对的吗?你们所想到的都是最好的吗?别再互相争吵,似乎和文革那会一样,谁没有心机,就会被铲。难道不觉得累吗?我觉得好累、好累…
我读,我会读书,会读好书,但那不是被逼出来的,那样会让我感觉想吐,好想哭。我怕,怕什么,怕老是背书,怕别人说我好白痴。你,你们,只会说“你要第一,没第一也要上班里前十名。制定好计划,编排好剧本,我成为里面的主角儿。我想告诉你,我就快要发羊颠疯。
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读书不厉害也不一定就会输,我并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希望你们能够清楚,我不是你们的玩偶,请别为我编织自己的人生。
http://hi.baidu.com/ysdpy/blog/item/5bf8e11e497e300d304e151a.html到这里读读吧!
本文标题: 求《子夜》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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