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曾不无感慨：“一个王朝若不是发生悲剧，若想保有此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间闻所未闻，经所未经的。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义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由此可见，宋之兴衰与众儒臣的命运息息相关，尤需一提的是在那个敢冒生命危险去探险的人，那个与族叔情妇通奸奔出砸伤人的苏东坡故友张惇，当相之后即拿苏东坡开刀，贬谪岭南，途中一贬再贬三贬四贬，第四道被贬令一出，兵队收船，东坡及家人的行李被抛下船来，只能到龙王庙祷告，没想到老天有眼，祷告完毕，强风竟然吹走行船，让其安全抵达南昌！这次经历中之惶恐、之凄苦可见一斑，但各位能想象吗，即便如此，旷达之苏东坡竟然能在《惠州一绝》中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吾辈真的是为之胸襟汗颜。
正如后人评价马克思一样，称他可能有很多敌人，未必有一个私敌。可爱的苏东坡也让人可敬至此，因而虽身处偏远之地，其仍然至真至纯，惠州与朝云的情爱诉说几近宗教的程度，情爱与信仰的合二为一，水乳交融，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求长生、养心性、“安寝无念，神气自复”，何其朴质自然，就连生病，苏东坡也会细心研究，探讨病理。俗话说“十人九痔”，苏东坡的“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之说，便是解决病灶，数月之后痊愈的罕见良方。
不得不承认，被贬海南之时，苏东坡已是步入贫病交加的暮年，“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生活中“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而。惟有一幸，无甚瘴也。”何其乐观，如此多的“无”，只有“一幸”，即让其快乐至极，这就是那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半神半仙半圣的苏东坡。因而，国家组织已烂，国家元气已衰之时，有品有才有德之人必然疏离，苏东坡的海南流放之旅艰难颠沛，偶有短暂的特赦好运，接着的漂泊无定又让其感觉“人生如梦”，挚友吴复古的仙逝对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离开广东，前往金陵，安居仪真，夏天的湿气致使其患上了痢疾，辗转于靖江城，吊望堂妹的坟墓又使他身体更加疲弱，精神更其凄伤，有时竟会侧坐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甚至客人来访都无法起床接待，由此，风烛残年的苏东坡已知难以长久，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无望，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仙逝，享年六十四岁。
一代才子，一代书圣，一代词家，一代画师陨落。
、
仰望千年，东坡我见
——《苏东坡传》读后感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照古时人

望着夜幕中的那轮月，
深邃的黑幕将我引向千年前的那抹身影。
空明的月光如积水满溢
整个庭院，
影影绰绰的是似荇藻般交叉错杂的竹与柏的影。
似乎才情总与美酒为伴，
他在月
下举杯邀饮，衣角被清风带起，空气中久久回响那空灵的诗。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位月下的漫步者，正是苏东坡。

最先知晓苏东坡，是从他的诗、他的词开始的。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
简简单单的几处景物便描绘出一幅江南的早春图
;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洋
溢青春乐观的精神；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人生的哲理。他的诗
词始终大气磅礴，一如他的人。苏轼的一生，交织着才情与坎坷，亦是一首令人回味的诗。
一首带着画，隐着情，有时天真，有时老练的史诗。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的笔下，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为生动的苏东坡。最吸引我的
却是他刚正不阿，一心为民的品性。他在面对邪恶，面对错误，勇于提出，敢于批评。在他
看来，荣华富贵，安宠荣辱不过是一己私欲，过眼云烟。他虽身在官场，心却在田野。他的
双眼，关注的是百姓的愉悦与疾苦；他的目标，定位在百姓民生之上。就如西湖的苏堤，原
来是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
发现西湖中有一种水草，
破坏了湖的水质，
影响了杭州百姓的生
活用水。于是他带领大家清除水草。然而清除的水草无处可放，他便想到了在西湖中建堤。
这样既为这些水草找到合适放置的地方，
同时还可以方便人们在西湖的出行。
真是一举两得
的好举措。

苏东坡也曾说：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
真是好一个“无一个不好人”啊！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也会有他善
良的一面。但放眼现在，谁能说自己相信“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最多也不过是认为天下并
非全都是恶人罢了。
不过这也有无可奈何之处，
现如今，
我们无法辨认他人脸上的表情是出
于真心，亦或是假意。于是，我们不再相信陌生人，乃至于身边的亲近之人。说到底，不是
不想，
而是不敢吧。
因此，
现在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古人是以怎样的心态说出这样的话，那份淳朴、挚诚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为人父母，苏轼却曾为他刚出生的儿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不免让我有些许诧异，没有望子成龙的期盼，没有要其出人头地的要求，却只希望他儿子“愚且鲁”，这是为何？细细一想，却也了然。他是明白的，他知道自己此生的多灾多难，多是由于他的才智。能力越高，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人向来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兼济天下，关护黎民的责任。是了，或许糊涂是福啊。他自然不愿他的孩子如他般艰辛，这也是一个父亲最真切的祝福吧。
他一生都处于政治漩涡之中，却并不精于自谋，应该说他是放任不羁、风光霁月的。“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苏轼的《留侯论》中的话，不也是他自身的写照吗？这样的他，是那般的令人倾倒。

他的人性却更趋温厚，而无尖酸刻薄。我想，我无法走近这位伟人，却也愿在这千年之后探寻他的足迹。 春去秋来，朝午暮夜时，弹指间，流年暗换，物转星移，为之奈何。逝者如斯，惟余沧海桑田中的翩然一角。凝望那千年前的身影，泛舟湖上，谈笑风生间，淡看宦海沉浮。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
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
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
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
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东坡“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苏东坡一生清贫但一世为人坦荡.回看那些群小即使能保自己一世荣华富贵却也不可能有苏东坡半分的安逸.他们的生活充斥着算计与仇恨.其实所谓权力,所谓地位不过过眼烟云,转眼不见,又何必太为权财所困,落得一世骂名.

上次挑灯夜读，还是上大学那会干的事。那时宿舍晚上11点断电，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熄灯后只得跑到楼道借着路灯临阵磨枪，天冷时还得背床厚厚的被子。时过经年，最近竟又为了一本《苏东坡传》心甘情愿地熬到深夜。
　　平素读书机会甚少，更难得一本书读两次，唯独这本《苏东坡传》在几年前读过之后让我念念不忘，特意买来再次拜读。这本书何以如此吸引我？不外乎两个人的原因——主人公苏东坡和作者林语堂。
　　苏东坡之天纵才情已不必多说，书中妙手著文章的例子比比皆是。苏诗不少见，但书中引用的诗文都结合了诗人的生活情景，每一句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下借诗人之口自然吟咏而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来更觉鲜活可感。
　　东坡先生生性豁达，喜好交游，常人也有机会和他举杯共饮，寻幽探胜，当他在月夜孤舟上发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慨叹时，孰能不神往？这是和东坡先生同时代人的幸运，但他们也是不幸的，苏东坡所在的时代正是宋朝由盛转衰的几十年，对黎民百姓来说这就意味着动荡和灾难。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苏东坡个人而言，急剧变革的时代和积极入世的他相互成就，但其坎坷的命运从一开始也就已经注定。数十年宦海浮沉，陷于流俗与通变之争，苏东坡历经颠沛流离，妻离子散，一度穷困到无炊米度日。作为元祐党人的精神领袖，他为民请命，忠言直谏，抗争不息，却未曾有丝毫妥协与退却。
　　自始至终，苏东坡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超凡的智慧在出世与入世的钢丝上行走得游刃有余。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对亲人、爱人、友人的厚重感情浩浩汤汤，充盈在胸，随意喷涌即是锦绣文章，一曲“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成千古绝唱。
　　面对多面的、立体的苏东坡，细数其功无疑是徒劳的，往往挂一而漏万——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天才可以感知却无法琢磨。读苏传，其实是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和心灵的伟人生活，即便诗人已作古，但他留给我们的心灵的喜悦和思想的快乐却如江风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回到题目，不得不提另外一个才子——林语堂。老实说，这本书和现下主流文学风格相去甚远，缺乏足以引爆眼球的元素，但它的吸引力恰恰来自于它的纯粹。诚如作者所言，他写这本书只是“以此为乐“，当然也是源于他对苏东坡的喜爱。
　　在这样一种创作动机下，写出的作品自然格外隽永耐读。作者不是隔岸观火，读者就容易置身其中，着了迷的人好像和这本书订立了某种盟约，只要一翻开书就身不由己地紧随内容的铺陈或喜或悲，及至读到苏东坡去世一节，终于忍不住掩卷长叹。
　　叹息未已，忍不住又翻开继续往下读，再翻页，书行此处戛然而止——读者肯定会嫌不过瘾——书也许可以续写，但人生没有续集，世上断不会再有第二个苏东坡式的人物了。不过，又何必拘泥于此呢？“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人在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留下了答案。
　　昨天一时兴起和友人夜访月湖，兴尽归来已是丑时。随心而至，寄情山水，自谓有东坡遗风而窃喜。及至翌日，信笔而书，千字乃止，是以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