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前，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国家的贫穷落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其中农民阶级的太平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新文化运动都为国家出路的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一次反对政府腐朽统治与地主阶级压迫的正义战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颁布了表达建立太平天国理想社会平均分配土地的愿望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意义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提现了农民阶级的进步性。第三，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原有的封建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枷锁。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的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体现出了农民阶级的团结性和爱国性。太平天国作为农民阶级对中国未来的一次有力的尝试，对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推动作业，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洋务派主张引进和学习，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现代企业，兴办洋务。冯桂芬在《校颁庐抗议》一书中所提出的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西用”，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建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实践“自强”“求富”的主张，传统的思想经济观念受到冲击，引进西方的器物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因为洋务派自生的封建性、管理的腐朽性和其对列强的依赖性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为首可见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走出贫弱找到出路。
维新派以康有为、梁启超的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主张君主立宪、变法求强，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对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颁布的政令均体现了维新派的进步性。但是在民族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维新派将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在中央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戊戌事变后宣告破产。维新派不能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带领中国走向光明。
资产阶级革命派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建立了同盟会等一系列革命团体，提出“三民主义”，就民族、民权、民生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通过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述就要不要推翻清王朝 推翻帝制 实行共和 和要进行社会革命等问题的讨论等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中华民族临时约法的颁布，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在进步性背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所以可见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让他不能承担历史的重担。在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无产阶级新中国最后由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时间运用其中国化衍生的毛泽东思想一路披荆斩棘带领人民从抗战走到内战，从封建走向新中国。中国从此在无产阶级的探索下走向了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