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生平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幼时随父到浙江。9岁父死，奉丧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李某学习经书与文章。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令狐楚爱其才，让儿子令狐□和他交游，并亲自指点他写作骈文,因又以擅长骈体章奏闻名当世。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 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在他本人虽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令狐□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极力加以排摈。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争的牺牲品。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不久又因母丧居家。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哭刘□》。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 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令狐□做了宰相，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居东川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在桂州时，除写了一些风神摇曳、气韵浑成的写景抒情诗如《晚晴》、《访秋》、《城上》、《高松》以外，还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写了反映异域民俗风物、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诗,如《桂林》、《即日》"桂林闻旧说"、《异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时，一度情绪较昂扬，唱出高歌慷慨、兴会淋漓的长篇古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丧妻后及任职梓州幕府期间，转而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时仍保持对国事的忧虑，写下象《井络》、《武侯庙古柏》、《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之类吊古伤时、苍凉悲壮的名篇。而到了颓年乡居时写的《幽居冬暮》，则又一变激楚顿宕为深沉凝重，将无穷的悲愤含蓄在凄清衰飒的意境画面之中，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文学创作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他的政治诗反映面广,开掘有一定深度。如《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记述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事变"，对宦官幽禁文宗、屠杀士民的专制暴行痛加抨击,这在当时需要有不寻常的政治胆识。《隋师东》、《寿安公主出降》反对藩镇割据，但不限于斥责军阀的野心，并能够联系朝廷政治的腐败和政策的失误作批判性考察，认识比较深刻。《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对朋党相争及其祸害作了真切揭露,《汉南书事》、《漫成五章》(其五)提出巩固边防、和睦民族关系的主张,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尤其是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眼前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王朝200年来治乱盛衰的历史变化，对唐代政治作了系统的总结回顾，成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后难得的诗史。由于生活在唐王朝衰朽没落的年代，诗人尽管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却找不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圣君贤相身上。诗中较多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抒发士人失意的愤懑，较少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是一个缺陷。 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作品往往选择历史上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作为表现的主题，或嘲讽其求仙,如《汉宫》、《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或揭露其好色，如《北齐二首》；或针砭其逸游亡身，如《隋宫二首》;或批评其宴乐无极,如《陈后宫》、《南朝》，讽喻现实政治的用意十分明显。诗人批判的矛头有时直接对准本朝皇帝，象《过景陵》讥刺唐宪宗求长生而致暴折，《马嵬》、《龙池》、《华清宫》、《骊山有感》谴责唐玄宗贪女色而召祸乱，用笔尖利，略无讳饰，被指责为"乖大体"（《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语）、"伤名教"（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写法上，大多采用律绝近体的形式，截取历史上的特定场景加以铺染。或"有案无断"（《玉□生诗集笺注》引钱良择语），不着议论，如《北齐》之二；或叙议结合，唱叹有情，如《贾生》；或从小物寄慨，关合兴亡大局，如《齐宫词》；或由虚想落笔，引出实在题旨，如《瑶池》，都能深入一点，即小见大，把精警的立意蕴含在历史画面的传神白描中，具有词微而显、意深而永的艺术效果。 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由于它们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穿凿附会更不在少数。今天看来，这些诗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也没有统一的构思贯串起来，而是诗人生活中随时触发的各种感受与兴会的点滴结晶。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这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在较早的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指实。尽管内容各别，大都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难以用题目概括的情况，统名之为"无题"。其中少数写艳情的篇什，口吻轻薄，色调浮靡，在诗人作品中属于下乘；多数篇章则能够跳出以狎玩的眼光摹绘女子娇情媚态的陈腐格局，写出男女真诚相爱、缠绵执著的情思。所谓"意多沉至，词不纤佻"（施补华《岘佣说诗》），是对它们的确切评语。但这些作品的意义不限于表现一往情深的恋爱生活。那些实有寄托的诗篇固然暗含作者身世之感，就是一些托意在有无之间的作品，集中抒写悲剧性爱情相思，那种期待与失望、痛苦与留恋、执著与彷徨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与整个时代心理是息息相通的。这也正是无题诗吸引后来各时代人们去反复诵读和把玩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人还有一部分抒情咏物的名篇。他的抒情诗往往以深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传达出晚唐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受压抑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衰败的面影；而其浓重的感伤气息，则难免给人带来某种不健康的影响。他的咏物诗不仅以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见长，还能够通过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染,表达出事物的内在神韵,借以寄寓作者的情怀。象"客散初晴后，僧来不语时"（《高松》），全靠周围景物组合成恬静清幽的画面，烘托松树高洁不凡的品格；或者像"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写蝉的悲鸣无告，一直写到它幻觉般的心理感受，手法是很新颖的。
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情致深蕴，是其根本特征。无论感时、抒怀、吊古、咏物或言情诸作，莫不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像历来传诵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廖廖14个字,把那种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悦，以及愈受阻隔愈感到默契可贵和愈有默契愈觉得阻隔难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极其深刻动人。再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表面上写绝望的悲哀，骨子里却又透露了绝望掩盖下相思如春花萌发、不可抑止的炽热情怀，显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刘熙载所谓"深情绵邈"（《艺概•诗概》），张采田所谓"哀感沉绵"（《李义山诗辨正》），都是指他诗歌的这个特点。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诗人喜欢把自己的艺术构思锤炼得千回百转，一波三折。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如《日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他善于驱遣想象,将实事实情转化为虚拟的情境画面，如《夜雨寄北》、《嫦娥》。他爱好绣织丽字,镶嵌典故,细针密线，襞□重重，造成光怪陆离而又朦胧隐约的诗歌意象，如《锦瑟》、《碧城三首》。他又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分析是很中肯的。当然,刻意求深求曲,也会带来晦涩费解的弊病。诗人的一部分作品迷离恍惚，旨意难明，有的甚至成为千古揭不破的"诗谜"，导致妄为比附、影射的索隐风气，他是不能辞其咎的。 婉曲见意的表现形式，同"深情绵邈"的内涵相结合，做到"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这就是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处在晚唐采缛藻繁的诗风影响下，李商隐的诗歌也自有富丽精工的一面。但他不局限于华艳，而能够在□丽之中时带沉郁，流美之中不失厚重，是跟他情深词婉的作风分不开的。约略同时而辞采相近的作家中，如果说李贺的特点是瑰奇，杜牧是俊爽，温庭筠是绮密，那么李商隐恰恰就是深婉。北宋西□体作者专取他的典丽，丢弃了他的深情远意，实在是袭貌遗神，得其糟粕。 李商隐诗歌艺术的成就，与他多方面地学习前人密切相关。他的恻怆的情思和"美人香草"的表现形式源于屈原,伤时忧国的怀抱和精严顿挫的律法承自杜甫,转折层深的构思方式由李贺得到启发，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的影响，而清新流丽的语言显然脱胎于六朝民歌和齐梁文人诗。此外，他的某些长篇古风雄直恣放，格局恢张，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则又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的风味。这多方面的传统，诗人都吸收、融铸到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来，在唐代诗坛上独辟蹊径，开拓出寄情深婉的新境界。他的诗歌艺术不仅哺育了从晚唐的唐彦谦、吴融、韩□直至
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黄景仁、龚自珍、李希圣、樊增祥诸诗人，还流衍于后世词坛，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婉约派词家。
诗歌以外，李商隐的骈文在当时相当出名，不仅属对工整，用事精切，且能疏密相间，气韵自然，有别于晚唐一般四六文章之以□□华赡为能事。代表作如《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姐文》以及为辞乐籍而作的《上河东公启》，写得情真意切，委宛动人，在精密的文句组织中参以一定的白描成分，读来几令人不觉得是骈体。不过在他的骈文中，一大部分属于官场应酬文字，内容比较贫乏。 李商隐的散文留存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高度评价元结的文章，用骈散参错的句式和一连串奇特的比喻描述他的文风，形象鲜明,气势跳脱,当得起"为文瑰迈奇古"（《新唐书》本传）的评语。特别是文中为元结"不师孔氏"辩护，放言质问"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与《上崔华州书》中作者自述反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而提倡"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反映了他追求思想解放的倾向。《李贺小传》以同情的笔调记述李贺的生平逸事，《齐鲁二生》给两位才行殊异的文士作传，都写得妙趣横生，有传奇小说风味。《虱赋》和《蝎赋》则是两篇杂文体的短赋，意在讽世，与唐末罗隐、陆龟蒙的小品文异曲而同工。 本集和研究资料 李商隐诗，编成《李义山诗集》，有明汲古阁刻本和《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均为3卷,又有影印明嘉靖间毗陵蒋氏刻6卷本和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7卷，均无注。给他的诗作注的,据记载宋有刘克、张文亮两家,后不传。明末释道源注李诗,书未刊行。清初朱鹤龄吸取其部分成果，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李义山诗注》3卷,附有年谱，是最早的李诗笺本。后来沈厚□将何焯、朱□尊、纪昀三家评语辑入朱注本中，成为通行的《李义山诗集辑评》。清雍正、乾隆年间，为李商隐诗作注解的还有陆昆曾、程梦星、姚培谦、屈□诸家，以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最受人称道。

小李杜
小李杜 “小李杜”指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小李杜”之于晚唐诗坛的作用，我们总是不禁要拿来与大“李杜”在盛唐的作用相类比，如果说李白、杜甫共同创造了盛唐诗歌的一个几乎无可企及的巅峰，那么李商隐和杜牧则在晚唐业已没落的诗风中添上瑰丽的一页。
自从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等这批中唐诗人相继去世以后，元和诗坛上的那种活泼与锐气的诗风也逐渐消失。直到杜牧、李商隐等一批青年诗人的崛起，才使晚唐诗风摆脱一种没落的风气，重新出现生机。下面我试着从两人的出身与经历的背景来说说两人后来形成的不同风格。
杜牧（803-852），字牧之，长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学者，著作甚丰。这种世家的出身一直是小杜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他在诗中言道：
“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这一世家传统无疑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使他常以天下为己任，特别喜欢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经济，用他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就象上梁山的好汉们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口号：“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可惜这一切也不过是他的书生意气，当权者并不采纳他的那些纸上谈兵式的乱谈。所以他的仕途也并不是太顺利，26岁中了进士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大多在幕府中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岁才做了个州官。因而他的心里常常又充斥着一种心灰意懒的情绪，无可奈何之余也只好以一咏一觞，歌儿舞女来打发生活了。他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放浪形骸，与“嗜酒好睡，其癖已痼”的懒散颓唐，和他先前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杜牧。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比杜牧小十岁，怀州河内人。虽然他自称是帝胄之后，但实际上早已 家道败落，只不过和大唐皇帝共姓一个“李”字而已。李商隐幼时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他只能苦苦地奋斗，力争从科举得到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杜牧式的自豪与他是无缘的，倒是时常有一种自卑与自负扭曲而成的心理充斥着他的心灵。因此，他一方面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又感到愤慨与失望，像《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楼》中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叹，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忧郁的来源。作为一个不挣扎就没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样陶醉于自我，故此他的性格就无法像杜牧那样爽朗开阔，反而时时陷入难以排解的忧郁之中。

君 问 归 期 未 有 期 ，
巴 山 夜 雨 涨 秋 池 。
何 当 共 剪 西 窗 烛 ，
却 话 巴 山 夜 雨 时 。
[译 诗] 你 问 我 何 时 回 家 日 期 未 定 ，
巴 山 夜 雨 连 绵 池 水 满 登 登 。
何 时 能 在 西 窗 下 共 剪 烛 花 ，
再 来 忆 说 巴 山 夜 雨 相 思 情 。
[简 析]
这 是 一 首 广 为 流 传 的 抒 情 小 诗 。 开 头 一 句 写 离 情 。
在 一 个 秋 雨 连 绵 的 夜 晚 ， 滞 留 在 巴 蜀 的 诗 人 思 念 着
北 地 的 爱 妻 。 句 中 包 含 着 一 问 一 答 ， 表 现 了 诗 人 的
乡 思 之 情 。 第 二 句 写 处 境 与 感 受 。 夜 雨 池 涨 ， 烘 托
了 秋 思 。 景 中 透 情 ， 委 婉 清 新 。 句 中 以 “ 巴 山 ” 指
明 地 点 ， 以 “ 夜 ” 、 “ 秋 ” 点 明 时 间 ， 以 “ 雨 ” 指
出 环 境 。 池 水 涨 满 ， 当 是 诗 人 在 室 内 的 合 理 想 象 。
三 、 四 句 写 未 来 的 欢 聚 。 这 两 句 紧 扣 “ 夜 雨 ” ， 将
笔 锋 一 宕 ， 另 辟 新 境 ， 由 怀 念 转 而 写 希 望 。 这 又 是
翻 进 一 层 的 写 法 。 描 绘 诗 人 自 己 对 未 来 的 希 望 和 设
想 ， 就 把 眷 念 亲 人 的 内 心 活 动 ， 表 现 得 更 加 深 切 ，
使 全 诗 的 格 调 明 快 爽 朗 ， 具 有 一 定 的 积 极
意 义 。“ 共 剪 烛 ” ， 形 象 地 表 明 夫 妻 二 人
久 别 重 逢 的 欢 快 心 情 。“ 巴 山 夜 雨 ” ， 是
夫 妻 俩 秉 烛 长 谈 的 话 题 ，追 溯 往 事 ， 回 味
无 穷 。全 诗 语 浅 情 深 ， 真 切 动 人 ， 平 易 流
畅 而 又委 曲 深 细

李世民后宫中的这位杨妃，史书中对其的记载只有7个字：“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看似出身高贵，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政绩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在隋宫里没有公主封号、在唐宫里嫔妃品级低到没有记载甚或是不值得史官记载。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恪却在李唐武德二年（619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热孝期间怀的孕，竟然连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都做不到。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了，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乐昌公主被赏给杨素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被没入了隋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和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另有一位生育了十三皇子李福的杨贵妃，贵妃的封号是死后追封，可见其生前也是正一品的妃位，很有可能封号便是淑妃。而燕德妃是由贤妃升为德妃的，原因是阴妃之子李祐谋反被诛，阴妃也由此被降为了嫔。还有一位郑贤妃，是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所以杨妃生前并无妃位，不过是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8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八年之后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宠爱甚至无从列举。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甚至还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赵王。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至杨妃的次子李愔，虽然贞观10年就之藩了，但是直到贞观13年，李愔才得到了亲王应有的800户食邑，比其他一同之藩的皇子整整迟了3年。又因为李愔在封地上屡屡胡作非为，唐太宗曾十分厌恶地说：“就算是禽兽，只要好好驯服还能让其听命于人；就算是铁石，只要好好炼制也能做成可用之物，只有像李愔这样的人，连禽兽和铁石都不如！”当即便削去了李愔一半的封地食邑和蜀王府中的官员，又将他贬为虢州刺史，刚刚上任没几个月的蜀王师盖文达也因此被免官。
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李愔两人是刺史；别的皇子都是实封800户，唯独李恪与李愔一个被削户600一个被削户400。想来杨妃要是得宠的话，如何会在史书上仅留下7个字的记载，而她的两个儿子又如何会在李世民诸子中待遇如此之差？